秉燭夜訪毛澤東

毛對斯諾說：「當我回到長沙的時候，我比之前更直接參加了政治工作。五四運動以後，我把大部分時間，專用在學生政治活動上。我是《湘江評論》的主筆。這是湖南學生辦的報紙，對於華南學生運動有很大的影響。我在長沙幫助創辦了文化書社（一種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趨勢的團體）。

這個書社，而且特別是新民學會，猛烈地反對那時候的湖南督軍張敬堯。」「新民學會領導了一個學生總罷課，反對張敬堯，要求革去他的職，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鼓動反對他。因為那時候孫中山在西南已經開始活動了。於是張敬堯用查禁《湘江評論》來報復學生的反對。」

《湘江評論》是知識文化刊物，「新民學會」是社會文化團體，毛澤東在前述知識刊物與文化團體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可以看出青年毛澤東的知識與社會活動能力。

1919年秋天青年毛澤東離開長沙第二次前往北京，代表「新民學會」在北京把反張敬堯的鬥爭擴大為普遍的反軍閥運動，很快地由北京第二次南下上海。

在上海，毛又見到了陳獨秀，也遇見了胡適。「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我們組織『湖南改造聯盟』的計劃。」隨後毛又折返湖南長沙開始組織這個聯盟，同時在長沙修業小學謀得一個歷史教員職位，並繼續展開「新民學會」組織活動。此時該學會的政綱是爭取湖南「獨立」（政治自主），毛說這時候他是「一個堅強的美國門羅主義和門戶開放主義的擁護者」。

1920年毛在長沙藉「新民學會」組織過一次示威，以慶祝蘇聯「十月革命」三週年紀念，這是毛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組織起來，他說是「被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史的影響所引導」，原因是毛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時，在李大釗影響下開始走向馬克思主義，第二次去北京期間又讀了許多關於俄國的書和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共產主義宣言》、考茨基《階級鬥爭》、柯卡普（T. Kirkup）《社會主義史》。

毛特別對斯諾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某種程度也在行動上我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從這以後，我也自認為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1920年夏季毛澤東已經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在政治社會行動上還不是「共產黨人」，因為這個時候在中國還沒有正式出現「共產黨」這種政黨組織，連毛本人都告訴斯諾，1920年代這個時期的中國大革命是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革命」（泛指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討伐袁世凱稱帝的護國戰爭、打倒北洋政府和各地軍閥的北伐戰爭）。

因此1920年代中國革命的主流是國民革命，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以及中共在中國的創生都受國民革命這個主流影響而出現，這個時期的毛澤東既是國民革命的參與者，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者，從中國近代政治發展史上看，「毛澤東」這三個字開始具有真正的並顯示出越來越重要的政治與歷史意義也從這個時期算起。

毛告訴斯諾，1921年5月，他第二次到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時，在滬上曾和陳獨秀見面並討論他所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他說，「在我的生活中，這一個轉變的時期，可以說陳獨秀給我的印象是極其深刻的」。（毛澤東在北大時便認識李大釗與陳獨秀，李當時是北大教授兼圖書館長，陳是北大文學院長，毛承認他的馬克思主義之路前導者有李、陳，毛才會告訴斯諾他參加中共「一大」時這個黨的主要政治勢力是陳、李兩人－－筆者按）。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召開，標誌「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毛回憶說，「在上海這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會議中，除了我一個湖南人外，參加會議的其他人是：張國燾、包惠僧和周佛海。我們總共是十二個。」（應為13人，代表海內外57個黨員與會；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時，代表是12人，全國黨員195人－－筆者按）。

接著毛對斯諾說，「那一年的10月，共產黨第一省委在湖南組織起來了。我是委員之一。接著在別的省分和城市裡組織也建立起來了。在上海的黨中央委員會有陳獨秀、張國燾（現為紅四方面軍）、陳公博（現任國民黨官吏）、施存統（現為南京官員）、沈玄廬、李漢俊（1927年在武漢被槍決）、李達等。在湖北的有項英、惲代英、董必武（現任保安黨校主席）、許白昊、施洋。在陝西的有高崇裕和一些有名的學生領袖。在北京是李大釗（1927年與其他19位北京黨組織成員一起遇難）、鄧中夏（1933年被蔣介石殺害）、羅章龍、劉仁靜（現為托洛斯基派）。在廣州是林柏渠（現任蘇維埃政府財政委員）、彭湃（1927年被槍殺）。

王盡美和鄧恩銘是山東省委的發起人。」「同時在法國，許多勤工儉學的學生們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和在中國國內的組織同時開始的。那裡的黨的發起人之中有周恩來、李立三和向警予（發起人中唯一中國女子）。

羅邁與蔡和森也是法國支部發起人。過了一些時候，在德國也組織了中國共產黨支部。黨員有高語罕、朱德（現任紅軍總司令）和張申府（現任清華大學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發起人有瞿秋白和一些別的人。而在日本是周佛海。」

看看毛澤東對斯諾的回憶敘述，1921這一年中共黨組織已經在海內外幾乎同時建立起來，目的無他，中國知識分子組織起共產主義政黨，為重新解放中國進入革命實踐。

毛繼續告訴斯諾，1922年冬天在上海舉行中共「二大」，毛澤東因找不到開會地點而錯過與會，於是索性折回湖南推動工人運動，並於次年春末夏初「五一」勞動節發動一次總罷工。

1923年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通過「國共合作」決議案，建立反抗北洋軍閥「統一戰線」，此時毛在上海中共黨中央工作，直到次年離開上海前往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聯俄容共」後的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後毛回上海一面在中共中央工作，一面擔任國民黨上海黨部執行委員，另外兩個執行委員是汪精衛與胡漢民，共同合作調查國共兩黨互動問題。

國共聯盟共同領導遍及全中國的革命運動，從反帝反殖反軍閥上看，對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發展都具重要政治意義，對毛澤東個人來說，讓他體驗出國共合作的重要並積累出「統一戰線」的經驗。「統一戰線」是中共實踐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三大法寶」之一（另兩個是「黨的建設」與「武裝鬥爭」－－筆者按），毛對此有豐富經驗並作出重大貢獻。

毛告訴斯諾，因為國共合作期間兩黨之間的政治工作繁重，疲憊有恙，於是毛1924年冬天回到湖南老家休養。毛不是閒得住的人，在「休養」中他在湖南各地組織了20個以上「農民協會」，從實際中毛真正瞭解到「農民問題」在中國社會階級矛盾中的重要性。

可以這麼說，中共高層最瞭解「農民問題」的人物是毛澤東，也因為中國是以農立國的國家，中國革命的群眾基礎不應是馬克思眼裡的西歐工業勞動無產階級，而應是農村貧苦的勞動無產階級，以後毛澤東改變中共革命戰略，以「鄉村包圍城市」取得中國革命最後勝利，此與毛澤東在湖南組織「農民協會」，吸取農民與地主之間「階級鬥爭」政治經驗關係絕對密切。

毛澤東告訴斯諾他在湖南從事的農民運動曾遭當地軍閥趙恆惕當局打壓，毛為躲避逮捕乘隙南逃廣州。「我在廣州擔任《政治週報》編輯，這是國民黨政治部的機關刊物。它後來在攻擊和批評戴季陶所領導的國民黨右派，起了積極作用。我也負責訓練農民運動的組織者，並且為這種目的設立了一個班，由21個不同省分的代表來聽講。」同時，「我還擔任國民黨宣傳部長和中央候補委員。林伯渠這時是國民黨農民部長，另一共產黨員譚平山是工人部長」。這裡可以看出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所展現的是政治民主下的國共合作，只要是為民主共和，中國政治菁英，不分黨派，唯才適位，共同合作。

接著毛對斯諾回憶說：「那時我寫的文章很多。在中國共產黨內，我負擔了農民工作的特別任務。根據我的研究和我組織湖南農民的經驗，我寫了兩個小冊。一個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個叫《趙恆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

陳獨秀反對第一本書裡所發表的意見。那本書主張在土地革命和在共產黨內加緊農民組織。」可見中共初期的革命路線是共產國際所指示的「城市無產階級工人運動」，而非毛澤東用經驗總結出來的「農村土地革命」，因此毛才對斯諾說，「大約這個時候，我開始不同意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

毛還告訴斯諾，1926年3月他繼續在廣州國民黨內工作，同時在上海指導著中共中央農民部。5月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代會，7月在國共統一戰線下誓師北伐，但因陳獨秀是中共中央，毛對陳的政治路線「不同意」的結果是被迫離開上海。毛「從這裡又被送到湖南，作為農民運動視察員」。

毛在湖南視察了五個縣（長沙、醴陵、湘潭、衡山、湘鄉），然後向黨中央做「報告」，催促在農民運動裡採取新路線，接著毛到武漢參加各省農民聯席會議，在會上提出建議，主張「普遍地重新分配土地」。會議上彭湃、方志敏、約克（York）、沃倫（Volen）（俄共代表－－筆者按）都贊成毛的建議，並決定提交中共「五全」大會討論

毛說，1927年春天，湖北、江西、福建，特別是湖南的農民運動已經發展出一種驚人威力，但陳獨秀的黨中央對此態度冷漠，國民黨因驚慌而開始把「農民協會」視為「流氓協會」武力鎮壓。

對於中共五全大會，毛對斯諾說，「我對於那時候黨的政策，特別是關於農民運動的政策，非常不滿意。我今日想起來，如果那時農民運動，更徹底地組織起來，把農民武裝起來對地主從事階級鬥爭，那麼蘇維埃或許會有一種較早的、更有力的全國普遍的發展。」

今日看來，毛澤東對「農民運動」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確有先見之明，也難怪毛對斯諾強調：「但是陳獨秀強烈地反對著。他不明白農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十分低估農民革命在這時候的可能性。結果，在大革命危機的前夜舉行的黨第五次大會，沒有能通過一種恰當的土地政綱。我的加速深入農民鬥爭的意見，甚至沒有被提出討論。因為陳獨秀所操縱的中央委員會，拒絕考慮我的意見。」

可以看出直至中共「五大」，中共的大家長是陳獨秀，他在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忽視中國歷史傳統中的「農民革命」與「土地問題」，也因為如此，陳獨秀所領導的中共初期「無產階級革命」脫離了「中國實際」而遭致失敗。

如此看來，國民革命時期與中共初期的毛澤東對「中國革命之實際」在認識上要比陳獨秀們和中共黨內國際派對「中國問題」之革命解決要洞燭機先。

1927年4月國民黨「右派」實行「清黨」，毛對斯諾說，「在蔣介石領導之下的對有組織的工人們的大屠殺已經舉行了」（指「4‧12事件」－－筆者按），接著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也宣布取消它與共產黨的合作，說明孫中山先生逝世剛滿兩年，國民黨的「聯俄容共」政策因共產黨從國民黨中被「驅逐」出去告終，毛澤東告訴斯諾，中共開始進入新的發展期，那就是「蘇維埃運動」。

毛對斯諾說到這裡暫時告一段落，讓筆者認識到斯諾書名《紅星照耀中國》中的這顆「紅星」是在1921年騰空出世，並開始照耀中國，但它是伴隨著當時一顆更大的「藍星」（國民黨）高懸在中國的大地之上的。未料國民黨右派「清黨」，左派「反共」，強將孫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加以去勢，致讓中國近代歷史走向與方位因此而轉向並改變。

「中共」這顆紅星脫離了國民黨以「國民革命」為無上命令的藍星軌道後，正式邁入「共產革命」新軌道，這是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所說的歷史理性下的辯證律動，也是這位大哲一再強調的「歷史的狡獪」。【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