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團結美國人的基石

八年當中有兩人赫赫有名，一是馬歇爾（John Marshall），1801年為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總統任命為首席大法官，他出任斯職達35年，他清楚指出州法令在司法體系中之位階，推崇聯邦政府之地位，人們因此樂於重視三權分立之結構，而漸有提倡「民族主義」之必要。

此時之政府領導者對開闢新路頗有成績，各屯墾區之間往來日形增多，政府與歐洲各國也有互動關係，美英之間也開始了密切商業往來。英國先一步開始了工業革命，美國因之也就提供了工業原料。美國與西班牙也有密切商務來往，就在這一段時間（1815-1823），美國之外交活動有了結果，美國與歐洲國家之商業交流使雙邊關係有著更為緊密之互動，這對於日後公佈「門羅主義」有密切之影響。

英美儘管有密切之商業連結，然而彼此歧見仍在，直至1815年仍未能清楚地列出加拿大與美國之界線。雙方均同意和平解決邊界問題，因此在1815-1825年間互相克制，力求以和平方式解決邊界紛爭。

此時之國務卿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約翰‧亞當斯之子）懷有多年與法國打交道之經驗。他不但在法國工作多年，更精通法語，是一位胸有才華之外交使者。他眼見美國身為最年幼之獨立國家，英、法、西等國環繞，不得不思考以國際條約尋求保障。

昆西‧亞當斯自1817年即從事與英國論交談判，他成功地說服英國將雙方之海防艦隻彙集五大湖（美加共有）。雙方軍船僅抓走私者，不作任何軍事行動，及後雙方雖除去陸地軍事設施，在3,000英里之國界線上未有任何軍事性之碰撞，殊屬難能可貴。

1818年「會議」達成條約包括制定雙方邊界，但這一條約並未解除所有歧見，然而仍有助維持雙方和諧之宗旨。就在這一重要時刻，昆西‧亞當斯被任命為駐英大使（1815-1817）。然後在1817年昆西‧亞當斯被門羅總統任命為國務卿（1817-1825）。昆西‧亞當斯在此之前已被任命駐歐重要使節，事實是昆西‧亞當斯一共在歐服務長達18年，可謂歐洲通。

昆西‧亞當斯13歲時即赴荷蘭海頓大學攻讀，他由是也學會五種外文，他並以愛國外交家形象馳名全歐，樹立了與各國政府友善交誼之基礎，這對其日後處理外交大有助益。

美國與西班牙也是爭議頻傳，深怕西班牙與英國在殖民主義掃蕩下，對北美作再進行殖民擴張。1823年俄羅斯也與美國有爭議，不過未影響兩國關係。美國最注目的是英國與西班牙，此時面對如此複雜的外交困境，自當謹慎將事，以免受到歐洲殖民主義之染指。

昆西‧亞當斯可謂「門羅主義」之塑建者，父親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是第二任總統（1796-1801），他是第六任（1825-1828）。約翰‧昆西‧亞當斯出任國務卿後，成為一位聲譽崇隆之外交專才。他成功地與英國簽訂《1818協約》，又與西班牙簽訂亞當斯－奧尼斯條約（1819），這兩項條約賦與美國廣闊之土地，美國大為獲利。人們尊敬昆西‧亞當斯是「史上為美國爭取到最多利益之偉大外交官」，認為他「以一人之力贏得最大之外交收穫」。

事實是昆西‧亞當斯利用其多年在歐洲親身觀察時事，通曉如何因應歐洲列強，憑其傑出外交手腕，成功地與英、西等殖民主義國家相處，舖下一條通往成功外交之大道的「門羅主義」。昆西‧亞當斯僅為一任總統，然而在其從政期間專注人權，在那個時代，這是少見之例，可謂時代之先驅者。

注重實務的門羅總統人緣特佳，與人民共生息。他在第一任大選時得選舉人票183張，對手僅有34張，他在第二任大選時的對手僅得到1%選票，是為美國總統選舉史上一大紀錄。

門羅總統的好人望也成為日後成功推出「門羅主義」的主要資源。他在任內興建起自東岸至中西部之「國道網」，又興建鐵路，鼓勵水上交通，人們因交通改善，有利經貿，生活得到改善，也更有自信。這無限度之自豪當然也鼓舞了人們的愛國主義。同時也有了發展各類工業的經濟基礎，與歐洲各強國共享工業革命帶來之豐厚利益。

門羅主張與英聯合以防止其他殖民國家覬覦美國，然而亞當斯認為美國應獨當一面，告知歐洲各殖民國家，美國已經獨立，將執行獨立外交政策。最終門羅放棄己見，接受了亞當斯之主張，美政府乃於1823年12月2日正式宣佈「門羅主義」。

這一宣示就是要昭告世人，美國不會觸及世事，將遠離歐洲「殖民主義」盛行之世局為重點。其二則在宣示美國將以自身力量維護其在新世界之地位。亞當斯等美國領導班子急於以此國際宣言顯示維護其在紛亂國際社會中受到與國之尊重，也就是說「門羅主義」宣示之最大意義就是穩固「國安」。這一構思也真的帶給美國一個全新的國際形象。

「門羅主義」共有四大宣示，其一、美國將不再參與歐洲政事，其二、美國不再過問已在美洲存在之殖民實施現況，其三、宣示禁絕任何歐洲殖民在美洲之行為，其四、強調美國將視任何來自歐洲殖民實施為敵意行為。

此四大宣示清楚地公告世人，美國對外關係之原則。重要的是，美國昭告將進入「外交孤立」時代，與歐洲國際現勢保持距離。也就是說歐洲之殖民國家對美國不要有任何不友善行為，這一孤立政策在一次大戰後即有展現，其結果是美國是一戰戰勝國之一，卻未能參與「國聯」。

簡單來說，「門羅主義」不僅是一個時代之外交重點，卻對美國外交政策有著長期實際影響，既或白宮或國務院不再依賴此政策，卻仍然可以看到「門羅主義」在美國外交政策宣示時，多少均帶有此一政策之基礎影響力。

最顯著的例子是美國在二戰初期採行之「租借法案」實施法，此約即在發揮「門羅主義」之精神。按照此法案，在美國總統尚未正式宣示參戰前的1940年，美國即被正式稱為「民主火藥庫」。意即美國當時工業甚是發達，已成各國之火器來源國，於是美國即為工業武器製造國。因此，小羅斯福對此有一順口溜，是為「家有救火水帶，就應借予需要者」。

「門羅主義」只不過是一張有四個重點之對外關係說明，這一本意再簡單不過之對外文件，卻成為美國建國後最具影響力之外交文獻。在1823年公佈此一重要文件前，美國在國家建設有著驚人之發展。一般來說，一個新興國家要想在國際社會中站穩腳步向前行，必須具備三要件，即人口、國土及經濟。

這三個要項如用另外一個解釋，就是國土、勞工及資金。美國在這一時期日趨穩定，由於1815年以後，美國人口日漸增加，國土面積也有擴展，亦成功地參與工業革命，帶動了一片榮景。這一經濟環境著實給予美國達到外交獨立之境地。

這就是當時美國立志推展「門羅主義」之背景描述。換句話說，此一時期最適合美國挺身倡言「美式外交」，以得到與國之尊重，從而謀得獨立外交之地位，這就是「門羅主義」問世之背景。語意強硬之「門羅主義」於1823年12月2日公佈後，受到歐洲殖民國家之尊重，也等於是對此一新政策予以正面肯定。這一反應證明殖民國家尊重美之孤立主義及「無涉主張」。1796年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總統之就職宣誓文件中，也曾提到此一主義的精神。

事實是，這一有關外交之宣言將美國國際地位定於強國之林。或許美國在18世紀之時仍不具備強國之必要條件，然而此時之美國，在人口不斷增加，土地日漸擴大，工商制度漸漸有序，已然是一個進退自如之國家，也顯示了其國力正逐步增強。

「門羅主義」在當時是一劑力量十足的定國神針，政府得到選民之支持，人們對國家有信心，輿論以「民族主義大盛」來形容大眾對家國之信心與支持。民族主義帶動了人們之「精神與自豪」，這一陣愛國熱潮使得美國由此時開始逐漸走上強國之道。

基本上，「門羅主義」是一個充滿動力的外交文獻，其貢獻就無形而言，是一張白紙黑字的文件，不折不扣地列出各國必須遵從之要點。就無價而言，「門羅主義」不僅是外交文件，也是一種理念，不會隨時間而變，一直到今天，美國仍認為他們才是南美洲的老大哥。

然而當時的國際環境對美國是不利的，因為西班牙等國仍在等待時機再一次到南美來殖民。亞當斯也觀察出拿破崙失敗後，歐洲大咖們對美國並不友善，尤其他們所組成的「神聖同盟」是一個具有侵略性的組織。事實上除了西班牙外，俄羅斯也想來美洲搞殖民事務，並宣佈將併吞太平洋沿岸，從阿拉斯加到奧拉岡州。在此一緊張時期，亞當斯認為宣佈「門羅主義」時候已經到了。

美國在1823年12月2日宣佈實施「門羅主義」，全文共有兩點警示，兩項保證，第一點警示是針對任何企圖染指南美洲國家的國家，要求他們對南美「放手」，如若不然，則視同「美國之安危」，第二點警示明指歐洲國家不應在南美再繼續有任何殖民企圖及動作。

第一項保證，歐洲各國可以保有其在他地之殖民勢力，美國不會干涉，第二項保證是不參與歐洲事項。

這些警示及保證就顯示美國是美洲之大哥大。一方面代表美國是不惹事的，一方面又顯示美國只顧自己及自己之勢力範圍。同時也採行了「只掃門前雪」，也就是孤立與不結盟。 歷史學家曼德（Michael Mandelbaum）於其新作《四個美國外交強國之時代》認為，門羅總統當政時期，美國尚未達到強國之實力。在較早出版之美國歷史經典專書例如學者唐納德‧里奇（Donald Ritchie）在其鉅作《自由之傳承：美國史》，作者認為美國經此時期之整軍經武，對日後美國發展有直接引道之貢獻。這一切都是因為「門羅主義」喚起民眾愛鄉愛國之故。

1823年，「門羅主義」塑建者亞當斯深信美國在建國之初，敵人環伺之時，只有莊敬自強，才可自保。他的此一「持家之道」帶著美國走向一條康莊大道，然而對南美的鄰居而言，這一宣言是不必要的，他們不相信美國真的是在幫忙，而只是造勢。就事後諸葛亮而言，這種想法是正確的，因為傷害侵犯南美「後院」鄰居的不是歐洲強權，而是美國，如進攻巴拿馬、格瑞那達等國的就是美國。

「門羅主義」主張之「不結盟」理念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就變了，美國與英國並肩作戰，這就是結盟，雖然一戰後美國再度採行孤立主義，然而到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再度結盟他國，度過了二戰及冷戰，今天更是到處結盟，力求孤立中國。美國終於搶進國際盟主之寶座，這一坐上去，也就不會想到要下來。

查勒尼認為，在川普第二任期的領導下，「門羅主義」的理念正被重新詮釋、擴大並積極執行，其範圍不僅限於美洲，更擴展至更廣泛的西方世界。川普早在其第一任期的2018年即在聯合國演講中提及「門羅主義」，稱其為「美國的正式政策」。如今，在他的第二任期內，他已從口頭表述轉向實際行動。新政府不僅重申美國在拉丁美洲的主導地位，更以一種暗示美國首要地位的新方式，重塑與歐洲、非洲、亞洲、澳洲、加拿大和北極地區的關係。

川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尤其明顯地展現了這種轉變。他將關稅「武器化」，不僅僅將其視為談判工具，更視為經濟民族主義的具體手段。川普認為保護主義並非權宜之計，而是「讓美國再度偉大」的結構性支柱。在此框架下，關稅既是財政收入的來源，也是地緣政治的槓桿，甚至可用於對付盟友。

不僅限於貿易，川普的野心更擴及領土擴張。他重新上台後即公開表達對收購格陵蘭，接管巴拿馬運河，甚至稱美加邊境為「人為的分界線」的興趣。他還曾提出將加沙地帶約兩百萬人口永久遷移至鄰近的穆斯林國家，以便美國接管該地區，將其發展為「中東的里維埃拉」。這些提議呼應了19世紀的「天賦使命」思想，一種認為美國有上帝賦予的權利擴張其在陸地和海洋上的控制和影響力的信念。這些現象也被學界和媒體輿論視為「門羅主義」的再生，甚至稱為「川羅主義」2.0。未來川普將如何賦予「門羅主義」新生命，值得國際社會密切觀察之。【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