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剿」vs.「反圍剿」

1930年8月毛澤東出任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後，中共紅軍的武力已讓南京國民黨政府警覺到不容小覷，尤其是「中央蘇區」與「中央紅軍」出現後，蔣介石更下定決心積極部署，要以軍事武力消滅中共紅軍有生力量。

國共內戰史上有名的連續五次「圍剿」與「反圍剿」，便是蔣介石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與閻錫山、馮玉祥的中原大戰結束後，所出現的國共雙方直接的生死對決；也是中共所說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主要表現形式。這一軍事武力的較量，決定了南京國民黨政府政治權力是否從此安枕無憂，也同時決定了中共能否繼續發展與未來的命運。

本文專談斯諾的秉燭夜訪中，毛澤東對國共前後五次「圍剿」與「反圍剿」之生死鬥爭中的親身體驗與具體認識。

關於江西蘇維埃的建立，毛澤東告訴斯諾：「這時南京方面已徹底明瞭了江西蘇維埃的潛藏的革命勢力，在1930年的末尾（按：第一次圍剿反圍剿戰爭發生於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間），他們開始了對紅軍的第一次『圍剿』。敵人的軍隊總數超過十萬，開始包圍紅色區域。在魯滌平（按：國民黨高級將領，曾擁護孫中山討袁護法，1923年即任討袁湘軍軍長，南京政府為「圍剿」中共中央蘇區，蔣介石特任魯為湘贛兩省剿共總司令，張輝瓚為前敵總指揮）總指揮之下，五路進攻，紅軍那時能動員的軍隊，總數約四萬人。它巧妙地運用運動戰略，迎擊並克服了這第一次的『圍剿』，得到了很大的勝利。它沿用迅速集中，迅速分散的戰略，以主要軍力，分別攻擊每一個單位。它讓敵人（國民黨）的軍隊深入蘇區，然後突然對這些孤立了的國民黨軍隊，用超越的數目，集中兵力攻擊，我們形成了游擊便利的地位，突然包圍他們，把在數目上遠超過我們的敵人所享受的軍事優勢，逆轉過來。」

此處毛澤東所說的國共雙方相互對峙的兵力，筆者查對早年在薈蘆資料室、辭修石叟室閱讀資料時所記筆記有關國共雙方「圍剿」、「反圍剿」史料，毛的說法是正確的。此處要略加補充的是第一次「圍剿」，國民黨軍隊從吉安、建寧一線由北向南移動，目標直指中共中央蘇區。雙方的形勢：國軍分八個縱隊由江西吉安、富田、東固和福建建寧一帶向南齊頭推進，計畫奪取龍岡、廣昌後，將中共中央蘇區切斷為二，然後分區掃蕩，因此國軍的戰略是「分進合擊」與「急進追擊」。

當時紅軍兵力不及國軍一半，如果分頭迎擊，必然顧此失彼，因此如毛所說，紅軍把蘇區外圍的兵力內撤，選擇有利地形，伺機主動出擊，「誘敵深入」和「各個擊破」，進行「游擊運動戰」。軍力部署上，主力是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政委毛澤東，下轄兩軍團：第一軍團兼總指揮朱德，兼政委毛澤東，轄三個軍（黃公略第三軍、林彪第四軍、羅炳輝第十二軍）。第三軍團總指揮彭德懷，政委滕代遠，轄三個軍（彭德懷兼軍長第五軍、李燦之第八軍、孔荷寵第十六軍）。據當時中央蘇區紅一方面軍電台黨支書記曹丹輝記述，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時，「紅三軍打正面（按：誘敵），紅四軍打右翼，第三軍團打左翼，紅十二軍包抄敵人（按：出擊國民黨軍）。上述的紅軍主力此時正隱藏在寧都黃坡、小布地區，誠如參加第一次「反圍剿」的著名紅軍將領劉亞樓在《偉大的第一步》一文中記述：「這時我軍在源頭正南之黃坡、小布一代集結完畢。當敵人經過長途跋涉，一再撲空，銳氣大減的時候，我們早已經過幾天的休整，以逸待勞，準備給敵人以毀滅性的打擊。」當時深入中央蘇區的國軍共有兩個主力師，一是張輝瓚第十八師，進駐龍岡，另一是譚道源的第五十師，進駐源頭。筆者查閱《蔣總統密錄》，也發現蔣介石如此記述：「1930年12月29日，第一次剿共戰爭開始，第九路軍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所屬先頭部隊由贛南東固向龍岡攻擊前進。」「龍岡為四面環山的凹地，地形不利於攻擊作戰；而且季節剛過冬至，夜幕低垂，附近發現不到一個人影，蓋居民都已被匪軍（按：指紅軍）趕往山中。」「憑藉地利地匪軍，已經遠遠地將討伐軍（按：指國民黨軍）包圍起來」，次日「凌晨五時，張部先頭部隊在龍岡東南方與匪軍開始接觸，起初認為匪軍人數似乎不多；可是轉眼之間，便有大量援軍自東、溪、北三面襲擊過來。討伐軍左右兩翼陣線迅被突破，陷入匪軍的切斷包圍之下」；「在匪軍波狀衝擊之下，討伐軍的副旅長、團長等指揮官相繼犧牲。入夜之後，師部陣地復被突破，討伐軍終於在重重圍困之下覆沒。張輝瓚為匪軍所俘。」至於第二主力師的情況也不妙。蔣介石記述：「前往增援的第九路軍第五十師（師長譚道源），得到『第十八師被殲』的報告，乃避免深入，但還是在東韶南方的山中受到由龍岡調來的彭德懷、林彪等匪軍突襲，譚道源勉強突圍而出，官兵犧牲甚大。」可見前述戰役中，紅軍在第一次「反圍剿」中吃掉國民黨藍軍一個半師：「一個師」即張輝瓚部，「半個師」指譚道源部。張師與譚師都是國軍第一次「圍剿」的主力部隊，張輝瓚更是前敵總指揮，兩個主力師都被蔣介石部署在「圍剿」中共中央蘇區全域的中路，「中路」既被紅軍擊破，全線動搖，戰敗而潰，是戰略失誤與戰術失衡所致。

國共第一次「圍剿」vs.「反圍剿」由1930年12月27日起到1931年1月1日止，前後共五天。這個在龍岡與源頭進行的決戰，在中央蘇區的一次「反圍剿」戰爭中影響重大，戰況甚為激烈，國共雙方犧牲都大，據當時一個參戰的紅軍戰士李天銀記述：「戰鬥殘酷極了，小山頂上地皮都翻過來了，沒有一根草，一棵樹，全成了一片黃土。敵人傷亡很多，山坡下到處是敵人的屍體，可是我們也犧牲了一些同志」；他甚至說，「在他的這一排中，活著的只剩他一個人」。

毛澤東告訴斯諾：「1931年1月，第一次『圍剿』完全被擊敗了。我相信紅軍如果不在『圍剿』開始時，成就了三個條件，這勝利是不可能的。1.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在集中的指揮之下，結合起來；2.李立三路線的清算；3.黨對AB團（反布爾雪維克集團）及別的在紅軍中和蘇區裡的積極的反革命分子的勝利。」這是毛澤東對第一次「反圍剿」取得勝利的戰略、戰術與政略的反思性總結。

1931年1月1日紅軍第一次「反圍剿」的勝利讓國民黨政府不甘於失敗，決定對中共中央蘇區展開第二次「圍剿」。當然，中共也進行了生死決定性的第二次「反圍剿」。

毛澤東對斯諾說：「僅僅休息了四個月以後，南京又在何應欽的最高指揮之下（按：何當時為南京政府軍政部長兼江西南昌行營主任，此時蔣又任命他為第二次剿共總司令），開始了第二次『圍剿』。他的兵力超過了二十萬，經由七路向蘇區推進。那時一般認為紅軍的情形是很危險的。蘇維埃政權管轄地區是很狹窄的，財產是很有限的，設備是很缺乏的，而敵人的物資力量，任何方面都大大地超過了紅軍。可是，迎接這次的進攻，紅軍仍舊採用以前它所以取得勝利的戰略。它放敵人的軍隊深入蘇區，又突然地集中主要力量，攻擊敵人的第二路，由此擊敗了好幾旅人，消滅了他們進攻的能力。他們用很快的進軍，攻擊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依次擊退了他們。第四路沒有作戰就撤退了，而第五路的一部分則完全被消滅。在十四天中，紅軍作戰了六次，進軍了八天，結果得到決定性的勝利。別的六路被擊潰和撤退以後，那由蔣光鼐、蔡廷鍇所指揮的第一路軍，也沒有經過甚麼重大戰爭就撤退了。」

毛澤東的敘述是史實，此處再補充些資料佐證：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中明白指出：「1931年2月，蔣介石又派兵二十萬由何應欽為總司令向中共紅軍舉行第二次圍剿」。《紅旗飄飄》第三集有曹丹輝寫的《在一九三一年間》也說中共第二次「反圍剿」時紅軍兵力約三萬人，國民黨軍二十萬為紅軍的七倍，雙方力量懸殊。

前哨戰在1931年4月開始，何應欽鑑於第一次圍剿「急進急追」策略的失敗，這次改用「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戰線從江西吉安拉長到福建建寧，長達八百里。蔣介石說得更清楚：「第二次進剿，於4月1日開始。討伐軍（按：指國軍）大致分兵七路，在富田、水南、藤田等地一面戰鬥，一面向匪軍根據地徐徐挺進。」

劉亞樓也記述：「經過了第一次『圍剿』的失敗，敵人也長了一點見識，不敢長驅直入了。他們採取了『步步為營，穩紮穩打』地辦法。推進到富田、東韶、廣昌一線之後，便築起堅固工事。」「想引誘紅軍脫離根據地，前去攻堅。」

還要補充的是：當國軍發現紅軍主力在寧都、永豐、興國三縣交界處時，「圍剿」的全部兵力都集中在方圓十五里的地區內把紅軍團團圍住。在此危機時刻，對第二次「反圍剿」，中共內部有不同策略交鋒，徐松林在《回憶紅軍時代的毛主席和朱德總司令》說：此時「他（毛澤東）叫葉劍英參謀長寫命令把彭德懷、林彪和黃公略等同志請來，在大山裡一個小河溝旁邊開會」，提出了「由西向東掃蕩，求得各個擊破」作戰方針，將主力秘密集中於東固鎮之東，以及朱德說的「我們決定使用第一次戰役的戰術，把敵人從工事裡吸引出來，然後兩翼包抄，攻擊敵後，解決他們」。朱、毛是主流意見，影響成敗至鉅。

據何幹之的《中國現代革命史》：1931年5月16日大規模戰役爆發，國軍廿八師公秉藩部從富田向東固的紅軍進攻，毛澤東與朱德把紅軍部署成一個鐵口袋：東固嶺正面成「空城」無主力狀態，紅一軍團側擊國軍左右翼，紅三軍團迂迴至國軍背後，紅十二軍則牽制國民黨蔡廷鍇十九路軍。紅軍於5月19日攻白沙，5月22攻中村，5月27日攻廣昌，5月29日「一直打到福建邊境的建寧、泰寧地區」。從5月16日至30日，紅軍由西而東一路戰鬥，行軍七百里，半個月內打了五次仗（毛對斯諾說六次），中共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勝利結束。

對中共而言，第二次「反圍剿」是無可選擇的冒險一戰，在戰術上對國軍各個擊破，是成功的突圍戰，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談到第二次「反圍剿」時說：「當打王金鈺時，處於蔡廷鍇、郭華宗兩敵之間，有人謂我們『鑽牛角』，但終究鑽過了。」

對南京政府而言這又是一次大失敗，蔣介石後來如此記述：「討伐軍的兵力，超過匪軍一倍；火力也佔有絕對優勢。如果在正常情況之下作戰，當然有擊破敵人主力的戰鬥條件；可是，由於匪軍善於利用山岳地區地形，能夠從包圍網中鑽隙出沒，而採取了將討伐軍切斷圍困的反擊戰術。是故，第五路軍第四十三師及第廿六路、第六路軍所屬各師，也都又重陷第廿八師的前轍，被各個擊破。」這是國民政府第二次「圍剿」的滑鐵盧，也是蔣介石在對付中共朱、毛紅軍「反圍剿」上戰略與戰術的失敗。但是，軍人出身的蔣介石認為中共第二次「反圍剿」在於戰術上的得逞，絕非他主持對中共進行「圍剿」戰略上的失敗，因為他認為以國軍的兵力的強大與武器的精良沒有失敗的道理，於是接下來蔣要做的是即刻發動第三次對中共中央蘇區軍事上的「圍剿」行動。

毛澤東對斯諾說：「一（個）月以後蔣介石自己指揮著三十萬軍隊，來『最後肅清「赤匪」』。他有他的最有能力的指揮官幫助他，像陳銘樞、何應欽、朱紹良等，每人都負責一路大軍。蔣介石希望用急速的『掃蕩』來佔領蘇區。他開始在一天之中，把軍隊推進八十里，深入到蘇區的中心。這很完美地符合了紅軍的作戰條件，這又證明蔣介石戰略的嚴重錯誤。我們的軍隊只有三萬人的主力，我們用一連幾次的精明的游擊，在五天之中攻擊了五路。在第一次戰爭中，紅軍俘虜了許多敵軍，繳獲大批的彈藥、機關槍和其他軍器。到9月間，蔣介石的第三次『圍剿』宣告失敗了，他在10月就撤退了他的軍隊。」這說明第三次「圍剿」vs.「反圍剿」發生在1931年7月至1931年10月之間。

俗語說「事不過三」，第三次「圍剿」vs.「反圍剿」對國共雙方都具有決定性意義。對毛澤東的前述談話有必要略加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