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當認識中國共產黨

一、前 言

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崛起和民族復興一直是中國人的夢。習近平2012年就任總書記後說，經過「鴉片戰爭以來170多年的持續奮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光明的前景。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本文從近代史三個可以類此的事實解釋習的說法。

第一是20世紀中國政府兩派官員組團出訪，但出訪的結果完全不同；第二是中國國民黨經營台灣與中國共產黨經營大陸，都曾努力學習西方，但結果不同；第三是蘇聯的覆滅與中國崛起，都是信奉馬列主義，一黨執政的國家，結果完全相反。

何以如此，回答上述問題有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的發展。

二、同一世紀兩次出訪

（一）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清王朝經過甲午戰敗、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華……，已內外交困，搖搖欲墜。1901年1月，慈禧太后被迫宣佈要「取外國之長」以「補中國之短」，實行變法新政。如何變？當時的共識就是學習西方列強，如何學？學什麼？於是在朝野菁英呼籲下，1905年（光緒卅一年）7月16日，清廷啟動自身的革新，派出皇親權貴「五大臣出國考察」，時上諭「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並要求在國外「隨事諏詢，悉心體察，用備甄采，毋負委任」。

出洋考察憲政團兵分兩路。一路載澤等人考察歐洲，計在海外共145天。一路端方、戴鴻慈等，計178天。途中隨行人員各施所長，觀察他國各個方面，期用最短時間取得最大功效。自這次出國考察，憲政為首要目標，每到一國，必參觀議院，考察議會制度，由是形成慣例，引發許多思考。在實行憲政的國家中，執政黨和在野黨為了國家利益做出溝通，以及君主和議會的關係，讓他們耳目一新。

他們分別參觀了一些外國的社會部門和機構。大致說來，既有像郵局、鑄幣局這樣的服務部門，又有像監獄、瘋人院管制社會另類人群的機構；既有像基督教青年會、商會這樣的團體，又有像美術院、博物館、學校等文化機構，可說是比較廣泛地近距離觀察、瞭解了日本和歐美社會的不同側面，並且與中國的社會進行不同程度的比較。

五大臣也提出靠譜的改革方案，特別是載澤的《奏請宣立立憲密折》，端方的《請定國事以安大計折》，有詳細的君主立憲步驟，其水準公認極高，20世紀亞洲各國的政治改革，都拿來做參考。另外考察團還留下《歐美政治要義》和《列國政要》兩大資料，內容豐富，影響深遠，不但民國諸多學者大讚，韓國、泰國等國的政治家，都視為寶貝，認真學習。

領導人雖有改革的決心，奈何朝中保守勢力極其強大，預備立憲方案一經公佈，權貴們反對之聲四起，最終無法貫徹憲政改革，成了徒具形式的騙局。從現存史料看，慈禧太后對當時朝廷的危亡可能有所認識，但對中國面對的危機顯然不真正感悟，所以決心不堅，以至清王朝七年後走入歷史。

（二）1978年谷牧代表團出國考察

相對地，197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結束，中國睜眼看西方世界，高層領導人，包括華國鋒、鄧小平、王震等密集出訪，其中影響最大，最具有歷史意義的出訪，是1978年5-6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的25人考察團，當年中國的GDP1,494億（均為美元），而美國為2.35萬億，日本1.01萬億，1,332.6萬人口的荷蘭都有1,558億，當年中國人口8.72億。以人均論，中國1978年為156美元，不到全球最貧窮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水準（490美元）的三分之一。

改革迫在眉睫，如何改？改什麼？中共也是出國考察，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鄧小平在1977年關於科技和教育有段精彩講話：「現在看來，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科學技術和教育整整落後了20年。科研人員美國有120萬，蘇聯90萬，我們只有20多萬，還包括老弱病殘，真正頂用的不很多。」「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僵化也不是社會主義」。他的講話引發當時的中國人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了更多更深入的思考。

因此有了次年谷牧為首的代表團出國考察，開啓中共中央高層深度認識西方之行，考察團中除谷牧外有六位部長或副部長級幹部。臨行前，鄧小平專門在北京飯店聽取彙報。指示要「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些問題」。成功的要看，失敗的也看，看現在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世界。從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行程涉及五個國家25個城市，他們考察了工廠、礦山、港口、農場、大學、研究院所等80多個單位，主要考察工業、農業、交通、電力、科技、教育等方面。之後，中共又派出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等分管經濟工作的領導，以及從事專業工作的代表團出國考察。

1978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谷牧《關於訪問歐洲五國的情況報告》。會議從下午3時30分一直到晚上11時15分。中央領導同志被外面的世界吸引了，在谷牧彙報時不斷提問和插話。谷牧彙報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中國落後西方國家20年；第二、在引進技術裝備的同時，也應當利用外資，迅速發展自己；第三、要改革僵化的經濟體制，特別是外貿體制。

谷牧彙報的《報告》成為1978年下半年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議、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重要參考材料。特別是7月上旬，國務院召開加速現代化建設務虛會，這個會開到9月9日，會上認真總結了新中國近30年的經驗教訓，研究國外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並最終促成了中央推行對外開放的決心。

綜觀中共40餘年「改革開放」的成就，完成了中國從農業化向工業化的過渡，建設成當今全球第二的強國。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同樣是面對重大的變局，採取了向西方國家取經，學習他們的先進經驗，引進他們的先進技術，結果卻截然相反，滿清統治步入歷史。反之，中共的改革開放，完成從農業國向工業國，再向信息化國家過渡，引導中國崛起，帶領民族復興。深就其原因，必須有若干本論著，然而最核心的原因只有一個：主事者不同。

（三）領導人對改革的重大作用

一個國家面對變局時，領導者對變局、對自身的瞭解是應變的基礎，有了對策後，執行的決心和能力就是關鍵。相對於滿清，中共對如何現代化的努力有以下的碾壓性優勢：

第一利益一致性：對滿清而言，由於是少數民族統治，因此朝廷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不完全契合，「寧予外邦，不予家奴」，這樣的改革措施，必然引起不同的猜測，從而影響執行的力度和效果。中共以黨建國，黨在國中，國之不存，黨將何附。所以改革開放政策勢在必行，「既為存黨，更為國興」。

第二變局覺悟性：理性分析時代的本質是國家領導者因應變局的第一步，領導者若不能對「變」有真正深入的把握，就永遠在應變，跟著變局走，作為中國這樣的大國就會只大不強。滿清對外界的資訊所知有限，對變化只能因應，沒有系統性思維，失敗是可預期的。中共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做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主旋律的基本判斷，如何應變？中共官方媒體解釋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題。新時期中國最鮮明的特徵就是工作重心轉移，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

有了這樣的判斷和對策，才能上下齊心，全國一盤棋，心無旁騖地埋頭苦幹。結果才能為21世紀的中國崛起奠定實力，中國從上世紀的應變者蛻變為新世紀主變者之一。

第三貫徹組織性：孫中山曾感慨「認為中國雖四萬萬之眾，實等於一盤散沙」，而同一時代的中國菁英如梁啟超、胡適和傅斯年也都有相似論點，這鬆散的民族，如果不能有效地「組織起來」，冀望國家發展就完全不可能。

慈禧、光緒均無力號召全體國民，齊心應變；其傳統官僚組織和官員素質完全無法組織民眾共赴國難，其最終覆滅也就不可避免。

中共成立就高度重視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前者使之入黨者均屬各行業，各階級菁英，後者使黨必須不斷接觸群眾，提出適當的宣傳文案，號召、動員群眾。中共「組織力」的強項在執政後進一步發揮，具體表現為「集中力量辦大事」。「集中力量辦大事」意味著在實現國家發展目標或處理特定問題時，領導者有能力集中政府和社會的資源，動員整體力量，從而快速高效地完成任務。

三、台灣的成就與大陸的成功

（一）台灣的發展成就

1949年蔣介石率領中國國民黨退守台灣，在台深刻自省潰敗原因。1950年他在日記中寫道：「過去一年間，黨務、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教育，已徹底失敗而絕望矣。」同年韓戰暴發，台灣重新回到美蘇冷戰地緣政治對抗的前沿，蔣介石政權因而獲得美帝的「保護」，開始勵精圖治，一直持續到1975年蔣介石逝世。這段時期，台灣經歷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巨大變革，特別是在他逝世後，蔣經國主政到1988年，在蔣氏父子統治的近40年間，台灣的發展從農業社會蛻變為依附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社會。 政治上，實施戒嚴統治，採取中央集權。直到蔣經國執政末期才逐步推動民主改革。

經濟方面，先在台灣實施土地改革，將土地所有權從地主轉給農民，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穩定了台灣。1950年代末開始積極推動輕工業發展，在美援的15年間，除挹注民生物資，更在基礎建設、產業發展紮下根基，從進口替代滿足內需，到出口導向，尤其是紡織、石化等工業加工出口區的成功，提升國際競爭力，讓紡織、塑膠、電器等等輕工業蓬勃發展。即使美援在1965年宣布收手，台灣仍然有辦法自食其力。並在1970年代全球能源危機下推進「十大建設」，徹底改變了台灣的社會面貌。在國際大變局下，台灣終於渡過考驗。以至1980年代迎來經濟的高速增長，創造舉世聞名的「台灣經濟奇蹟」。

在文化、教育方面，國民政府大力推廣中華文化，增強台灣人的中華民族認同感。普及並延長國民義務教育，大幅提高台灣民眾知識水準，為經濟發展儲備必要而充足的人才。 到1980年代末，台灣的現代化發展應該說是頗有成就，但不能算「成功」，而且今日看來，過往的「成就」也逐漸被台獨政客一一敗盡。何以至此？

（二）台灣的現代化發展之評議

第一、中國國民黨從一開始就是親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從孫中山、蔣介石到蔣經國都是基督徒，所以在中國的現代化認知上，對他們而言，只有「彷泰西，學英美」。以他們的時代，此種認知並沒有錯，因為他們在世之時，全球各地的現代化路徑只有一條。

第二、台灣現代化所有的設計者、推動者與執行者都是留美的海歸派，這也使得台灣的現代化在各個層面，永遠只能是追隨者、跟跑者，其現代化在於早一步跟上西方資本帝國的發展，成為其商品的加工區，從而學習到若干科技與現代化的管理。

第三、蔣經國在台灣現代化的貢獻，一般都強調十大建設和民主化，但個人以為他任內還有戰略性的利台大事，對台灣現代化的「成功」而言，最為關鍵，可惜最終因接班人選錯而功虧一簣。

一是1974年「十大建設」剛起步時，爆發石油危機，石油價格飆漲，時任行政院長的蔣經國認為高油價是未來長期趨勢，他推動「十大建設」中的三項重化工業不是長久之計。於是他對行政院秘書長費驊述表明未來工業發展必需做重大突破。之後經孫運璿、李國鼎等找到張忠謀，1987年在成立「台積電半導體公司」，開啓「科技利台」的戰略。當年的有識菁英並不滿足於眼下的成就，佈局科技終為日後台灣在地緣政治的價值衰減情勢下，增生了台灣的「地緣科技價值」。

二是蔣經國晚年開放兩岸探親政策，跟隨他的張祖貽回憶稱，1984年3月中旬，「他叮囑我回去好好研究，儘快實施正式開放大陸探親的辦法」，又說「這是一件大事，我樂觀其成！」開放後，蔣經國補充道：「當然，訪親的個人，因此能夠親自體驗海峽兩岸同胞生活的懸殊，也可以比較兩種不同制度的孰優孰劣，從而判斷中國的未來，究應採何種制度方能符合國家利益與人民福祉。」張祖貽把這幾句補述之語，認為在「戰術上言，是對中共統戰的反統戰。」在戰略上言，更是貫徹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攻勢。張祖貽的結論：「開放大陸探親，基本上雖然是人道考量，但也不能説沒有其他思維。」

然而，誰都沒想到開放兩岸探親後，由於台灣和大陸的特殊關係，在大陸現代化的神速發展下，台灣益增其新的地緣經濟和政治籌碼，成為外商進軍大陸的絕佳前進基地；如果台灣能與大陸不斷增進政治信任，則在全球的變局中台灣一定可以有自己的角色，這應該是蔣經國留給台灣珍貴的戰略遺產。

可惜其後的台灣政客目光如豆，自私短視，瘋狂抗中反中，甘為美奴，自失地緣政治的新籌碼；跪送台積電赴美，如今籌碼盡失，淪為一枚棋子。

（三）中國現代化速度令人驚艷

當今有一種發展速度被稱為「中國速度」，而這裡所說的「速度」不僅僅是中國「變化」速度的飛快，達到「現代化」的時間短，還包括中國「變化」的體量驚人，包括14億中國人的現代化，「變化」的效益極高，「變化」的影響明顯。

中國用了70餘年將中國從前工業時代的農業國，蛻變為全方位的工業國，這樣的變化，西方發達國家用了150-250年。

從含蓋的對象看，中國現代化是改變960萬平方公里的山河，保衛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14億人民的生活，在無資金、無技術的情況下，其任務之艱鉅難以想像。

從發展的結果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從1952年新中國成立後最早有官方GDP資料，到2018年GDP按美元計價暴增452.6倍。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影響力也明顯提升，14億人民的生活顯著改善。2018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7.5%，比1978年高出24.4%。特別是在中共成立100週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宣告：「在中華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