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寒冷的冬天

「北京之春」時代的重要青年理論家魏京生，去年底再度被中共公安當局逮捕，在隨後的公開審判之後，被處以十四年徒刑的重刑。此事當然是魏京生個人的不幸，然而另一方面，美國國會若干議員，美國、西歐與香港的一些社會團體，也都立即的針對中共作出抗議與呼籲，因此，中國大陸的「人權問題」便又被炒成全球許多媒體上的要聞。

以下，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討論這一問題：

其一，魏京生本人應該是一位好學深思、熱忱直言的愛國青年，在十年浩劫的「文革」之後，特別是中國當代歷史走到撥亂反正的改革開放前夕之際，他坦然的提出關於中國政治民主化前途的論點，也純真的對所謂「新的獨裁」發出了一個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的憂慮和警告。但是，在78、79年時期的中國，鄧小平先生的聲望，其實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內心中，是如日中天的。不少人頗為擔心坊間的某些「雜音」可能妨礙鄧小平主導的從「文革」到改革開放的順利轉折。於今看來，這很可能是出於一種對「前紅衛兵」們不放心的「自衛機制」，以及對「文革派」的高度警惕，此或有其在一定期間裡的必要性，但公平言之，「北京之春」的青年們，絕對是國家人民的可貴財產，任何政府均應該設法爭取他們的認同與合作，即使辦不到，也應該以「諍友」視之，或以「學術研討論辯」方式，將這些涉及政策的歧見予以包容或保護起來，不宜打擊壓制。

其二，改革開放以來，確實提供了對中國懷抱野心與罪惡企圖的外國與其代理勢力不少機會，相較之下，這一代的中國青年便格外天真幼稚。如果大量的青年人一方面由於理想主義而不滿現狀，另方面又受限於個人的片面、狹隘的認識與經驗，竟誤認依靠外力可以改變現狀，這就是一個悲劇，或至少是一種潛伏性的悲劇。這當然不是改革開放的錯，但同樣的應給予正視與正確處理。簡單的打擊與壓制，不是最好方法。

魏京生「私通外國、陰謀叛國」罪名的具體內容，我們並不清楚，自無法為他辯解，但我們認為：一、沒有必要以魏京生為對抗西方假借「人權問題」對中國搞和平演變的棋子，因為魏京生仍是中國人，他有權被人道對待。不能因為西方刻意在中國製造「烈士」，就送他們一位「烈士」；二、即使魏京生確有「私通外國、陰謀叛國」行為，但在實際上並未得逞，且一早就「罪行敗露」，徒然凸顯企圖利用或欺騙魏京生的外國（勢力）的罪惡動機與實際行動，這才是更應明確指出與嚴正批判的，若只由魏京生一人擔罪，或許稍嫌過苛。

此外，台北有人因此組織「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與「魏京生後援會」，並簽署為魏京生爭取諾貝爾和平獎，若純為同情魏京生個人，應無可厚非，但也應該瞭解何以在這一時刻，中共當局要做這件事。如審判魏京生主要是中共為了跟西方進行還要進行無數次的政治鬥爭的一個回合，則此地的「提名」魏京生爭取諾貝爾和平獎一事，便剛好說明了這個動作不過是西方部署的反中國活動的一個部份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