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統獨之爭的考察

老來必也「很靈敏」的李登輝

去年11月底，在台灣「觀戰」期間，到新黨的總部去參觀訪問，一出電梯，便見到門口擺了不少「文宣」資料；引人注目的卻是一本影印的小冊子，叫做《李語錄》。

迫不及待，打開一看，原來是李登輝《經營大台灣》內的一篇附錄文章；就是那震動中外的，接受司馬遼太郎訪問的對談錄，《場所的悲哀；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現在看來，同司馬談話的時候，是李登輝最為意氣風發的時候；用香港人的詞彙，便是「信心爆棚（爆炸）」。最具體地表現在，在他的眼中，中國─中國人─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北京政府……都是腐朽的，反動的，為害世界的禍患。

當他同統治過台灣，又對寶島「念念不忘」的日本人說，「主權」這兩個字用在海峽兩岸的關係上是莫名其妙時，反映出，他是絲毫也沒有「中國意識」的……

「中國的掌權者似乎未曾從根源上，世界史上思考過『何謂台灣』。」

「中國西藏、內蒙古收為國土，從居民角度來看實在是奇怪。毛澤東初期的少數民族理念本來是不錯的，但實際上內蒙古與西藏的居民好像非常痛苦。如果相同的事情也在台灣重演的話，必會造成世界史與人類歷史上的慘禍……。」

看來，在李登輝的思想感情中，台灣和西藏及內蒙古一樣，本來就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漢民族對外擴張的結果，也是亞洲前途大勢不妙的一個禍根吧？……

「現在大陸高唱民族主義，稱為五族，新疆、西藏和蒙古都入中華民族，我想：如果北京企圖建立大中華民族或大中華帝國，則亞洲就糟了。」

由此可見，對於北京來說，把李登輝同司馬遼太郎的談話，做為它對李登輝政策的一個分水嶺──即，從期望到失望以至於絕望（？）──是有一定的理論根據的。

如果用學理分析的角度來看兩岸之間關於「何謂台灣」與「何謂中國」的紛爭，未嘗不可以對它的錯綜複雜之處加以清理一下的。

比如說，當人們接受這麼一個看法──即，近百年來，台灣的歷史與社會以至於文化的發展，同大陸、香港、澳門是有其不同之處；因此，在前途問題的處理上，亦有其特殊性時；那麼，對於李登輝的政治領導，便發現，有兩種可能的大取向：

──把這個「特殊性」往「非中國化─脫中國化」方向推到極端，使台灣同中國─中國大陸成為完全不相干的兩個「實體」，便可以有「『中國』這個名詞也是含糊不明」之論。從這裡，再向前走一步，就是所謂「告別中國─告別漢族」了；或者說……

──認識到台灣和大陸的差異性，延續下去，會導致兩岸關係不順暢，並引發嚴重抗爭，因此，需要採取積極的政策和措施來促進互相接近─互相交流─；即，「回歸中國─靠近中國」，以至於在三幾十年後的統一整合；共建一個「新的中國」。

顯然地，李登輝及其支持者是在這兩個大取向中，選擇了前者，所以才有「台灣人的悲哀」，「台灣島是無主之國」之論。他們更認為，全體台灣人也有同樣的「悲情」；而所謂「人民的聲音」，就是要帶他們「出埃及」。即，根本地脫離中國─脫離漢族─脫離中華民族─脫離中華文化。這大概就是「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核心吧!?

在談到蔣經國時，李登輝洋洋得意地告訴司馬遼太郎，他是採取了香港人所謂的「扮豬吃老虎」的策略；即，一副曖昧不明，溫良恭順儉的樣子，以取得對方的容忍；「假如蔣經國先生稍稍露出一點聲色的話，說不定我早就被摧毀了……」

當司馬遼太郎盛讚他會耍手段，騙取小蔣的信任；是個懂得「政治秘訣的政治家」，表現在善用「粘糊糊的政治謀略」時，李登輝更高興了；如此回答：

「因為我從小就很靈敏，我總是在思考該如何內斂，對了！日本不是有一句話說：『食客添第三碗飯時是悄悄地要人盛飯』嗎？」

在兩岸關係，經過1995年下半年的劇變，北京對台「文攻武衛」政策不斷加碼的大形勢下；人們對那充滿「悲情」的李登輝，在1996年3月後的動向，表示關註：

──在「台灣結」和「中國結」上，他如何聆聽「人民的聲音」而有一個新的突破？

──他如何對北京也來一手「粘糊糊的政治謀略」，使到後者居然也信以為真；接受所謂「中國」和「主權」都是逾時的，模糊不明的，威脅亞洲安全的「詞彙」呢？

建立「台灣國」的「行動綱領」

1996年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台灣海峽兩岸關係以及於亞太關係的發展中，存在著一個變幻不定的因素，可以說，是台灣繼1995年12月初立法院選舉後，1996年3月底總統選舉中，民主進步黨的得票和得席，以及所謂「獨台─台獨」交流協作的演變情況。

換句話說，民進黨和類似民進黨的「一個中國」、「一中一台」、「兩個對等政治實體」，或「對華政策」……的推動，對於今後台海兩岸關係的發展，是有著相當直接和有力的衝擊作用；而這樣的作用，其漣漪效應，是會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中美關係、中日關係，以至於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的。

去年11月底，「港澳大學院校社會科學學者訪問團」在台灣觀察立法院選舉活動的一個重要節目，是對民進黨總部的訪問；並同它的領導成員進行座談。

在主人家贈送的一大袋文宣資料中，有一本編印得十分精美的《民主進步黨1995-1996年競選綱領：給台灣一個機會》；我迫不及待地把它從頭到尾翻閱了一遍。當然，比較引人注意，還是有關台海兩岸關係的部分。

如果說，李登輝去年6月中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是「台灣對等政治實體」的「獨立宣言」；那麼，這本《給台灣一個機會》，便可以說是民進黨假借民意，「告別中國─走出中國」的，「出埃及」的「檄文」……

「誰能給台灣一個機會？很清楚，就是台灣人民自己。呼籲『給台灣一個機會』，絕非向敵人搖尾乞憐，苦苦哀求。大聲喊出『給台灣一個機會』，是出自一種謙卑、自信與堅毅不拔的心情，深信台灣人民能夠反省，發揮大智慧，自己給自己機會，進出屬於自己的生存發展的道路。只有當台灣兩千一百萬人願意給自己一個機會的時候，國際社會才可能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做台灣的後援。也唯有如此，才可能使敵人不敢輕舉妄動，即使敵人一意孤行，發動侵略戰爭，也不能得逞。」（頁16）。

說民進黨搞台獨，不是北京當局或第三者對它的抹黑；而在三大黨，它是唯一以「中國」來稱呼中國大陸北京政府的。它先把台灣假設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所謂「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頁40）。而由於後者不肯承認這麼一個「事實」，因此，便成為確立這麼一個「新國家」的兇惡敵人；對它要以牙還牙的……

「無論你站在台灣政治的那一邊，你都必須面對日益升高的中國軍事威脅。半個世紀以來，台灣從遍地烽火中成長，從殘破黑暗中起飛，從世界地圖的角落，變成亞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然而緊隨著世紀末的來臨，中國自1992年逐漸在西太平洋擴充其軍事部署。自從美軍撤出菲律賓蘇比克和克拉克基地以後，中國迅速填補其撤軍後的真空地帶，北從上海市，南到麻六甲海峽，以南中國海為中心，台灣一方面和南海並列為亞洲地區最重要的潛伏性衝突點；另一方面，台灣也是除日本和印度之外，唯一可以在軍事力量上和中國抗衡的國家……」（頁20）

在民進黨人的世界觀和歷史觀中，確是沒有絲毫中國人─中華民族的意識的。

不過，令他們感到尷尬的，大概是這個「台灣獨立國」的歷史問題。從這本《競選綱領》的「議題六」來看，在「確定國家領土」時，就說不清台灣和大陸的關係；無法處理金門、馬祖以至於東沙島及南沙群島……之類的問題（頁34-36）。因此，所謂國防建設和軍事戰略的開張，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是很難成事的。因為，如果，台灣做為一個民進黨所構想的「主權國家」，而又無可避免地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第一敵國」，攻防線十分長（從台灣海峽到南中國海）；那麼，它就必須具有比日本還要強大而相當於美軍在太平洋的實力的「海空攻防力量」。亦即是說，除了擁有一個強大堅固、不受中國封鎖的經濟體制之外，還得建立由最新的戰鬥飛機和作戰艦艇及攻防飛彈所組成的強大軍事系統，只有如此，它才可以把戰線推到「島外一定距離的海洋上，才不致直接損害本島……」（頁23）。

對民進黨的統治精英來說，從反共反華冷戰政策那裡演變出來的「中國威脅論」，或許可以是它的救命草；即，把台海兩岸的關係，北京對台灣的政策，中國的「文攻武衛」行動……說成是「中華帝國主義」所引發的「亞洲安全問題」。因此，在「建國策略」上，它一方面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頁44-45），另一方面就得千方百計把美、日及東盟國家拖下水，使中國內爭─內戰變成區域化─國際化的衝突。

這場「聖戰」的如意算盤是否打得響，取決於三個重要條件：

──台灣的兩千一百萬人民會讓少數狂人把他們帶上自殺性的末路上去嗎？

──中國的反應，是否會按照這些極端主義分子的願望與部署來制訂呢？

──美、日和其他亞太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是否願意對民進黨及其同路人這種恰好是引發戰爭的自私計畫，「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呢？看來，這些戰略性的條件，都是台獨─獨台精英所不可能掌握的。

統一是千家萬戶的大業

去年11月10日晚上，由《海峽評論》雜誌社王曉波兄安排，同該社同仁及中國統一大聯盟的活動家進行了一次座談。在場的，有四、五十人：「遠方來的和尚會唸經」，大家有議有論；對我來說，是上了一堂很有益的台灣政治與兩岸關係的課。

《海峽評論》以「繼承台灣同胞愛國主義傳統，發展中華民族和平統一理論」為其宗旨；這些年來，是我必讀的一本月刊。它是一本「同仁雜誌」，慘澹經營；因此，當它在1996年1月迎來創刊五週年，雖說成就不小；也只是萬里長征途走完的第一個站。

其實，在「統盟」會員間，有不少人也以「勞動黨」或其他身份參加立法院選舉；他們的綱領清楚地主張中國統一，而且還有人主張要在台灣施行社會主義呢。

他們之間原來有不少人是對新黨充滿希望的；可是，終於發現在「一個中國」和兩岸關係及統一問題上，它跟國民黨和民進黨其實是同一「政治光譜」。這就導致對它的失望，甚至有可能陷入另一種「悲情」之中的──一個特出的例子是，著名作家陳映真兄在香港《明報月刊》發表的《盲人瞎馬的鬧劇與悲劇；從歷史事實看台灣「主權獨立國家」的理論荒謬性》（1995年12月號）；文中有一段話，對於台灣某些統治精英「告別中國──告別漢族」動向的深層結構，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民族分離主義在台灣的坐大，自然不能只歸於外因──帝國主義和國家冷戰形勢，外因總是透過內因起作用。

1949年到1953年的反共肅清毀了台灣自日據以來艱苦發展的反帝愛國主義勢力，與一般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樣，台灣的民族、民主運動由左翼領導，台灣左翼政治哲學、社會科學與文化藝術運動在韓戰後的台灣冷戰、內戰結構形成過程中遭遇殘酷摧殘。

相應於這個變化，台灣在日本統治期間的反共親日派不但沒有受到歷史的清算，反而在冷戰、內戰結構中與國府野合而壯大，至今榮華富貴──忠奸是非完全顛倒……」

在11月10日晚的聚會裡，我很快就發現，在場的人，大半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比如說，王曉波兄便是看著他母親被殺害，而自己也坐過幾年牢的人。（編按：王曉波教授的母親是50年代「白色恐怖」的罹難者，王教授及長自己又成為「台大哲學系事件」受害人，被警總約談，並未「看著」，也未「坐過幾年牢」。）而陳映真在監獄裡也度過了八個年頭；我的同事陳玉璽（香港浸會大學新聞學系主任）也在綠島上待了好多年……看到他們白髮斑斑，我可以理解他們的悲情。

可見，在一個意義上，被李登輝瓦解了的中國國民黨，是台灣政治和社會轉型大進程中不能不擺上祭台的一個祭品；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它積下的怨恨太多了；新的東西很難在它的基礎之上大展鴻圖。而新黨和台灣國民黨雖然是「推陳出新」之物；還是不可能為走向21世紀的台灣提供一個「耳目一新，脫胎換骨」的媒介。它們還得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變下去，同那個「舊黨」的距離拉得更開。

在同這些民主的、民族的、統一的鬥士座談時，我說，他們的熱情與鬥志及堅強是值得讚賞的；不過，時光不可能倒流，使台灣再出現一個左翼領導的反帝─反殖─反封建的社會運動了！實際上，在「後冷戰─後中國國民黨─後美式和平時代」，也沒有需要以這麼一個形式來推動台灣社會發展及兩岸關係。

現在，對於「統派」來說，不可能因為遭受舊政權的殘酷迫害便來要求取得尊重與讚賞及支持；就像香港的「老左派」（特別是所謂「體制外的老左派」）在「九七」大變局中，不可能要求北京當局一定要賞給他們一個什麼「委員」一樣。現在他們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向台灣的兩千多萬人民指出：重新認識中國，和大陸─香港─澳門互相靠近以至於加強交流協作的進程，是他們進入21世紀的日常生活及大展鴻圖中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當然，他們還得有能力來參與引進這麼一個現實。

其實，對於北京政府及中共中央來說，也得向全體中國人（特別台灣地區的人民）證明，統一是關乎他們個人、家庭、團體、整體在新千年發展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光是強調愛國主義和「大一統」，是不足以為統一找到足夠的動力的。

根據同一的邏輯，台獨─獨台分子所要做的一件大事便是向台灣人民證明：統一，同千家萬戶的生存發展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過去一百年如此，20世紀90年代如此，進入21世紀，也將是如此；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跟著他們「走出中國」。

可見，統一是否成為千家萬戶的大業，是台海兩岸關係走向的要害所在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