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員集結﹑文章基調﹑結盟網絡

南方朔的分析，隔開了《大學》雜誌裡的三個系統﹕「洋」系的官方思考、「土」系的選舉奪權思考，最後則為反資本主義與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社會實踐」系統，這系統正是以陳鼓應與王曉波為主。

當1971年至1973年《大學雜誌》進行著知識份子的聯合與分裂的同時，由於陳鼓應與王曉波言論上的基進，對台大學生群有較大的吸引力，包括聯合《大學》雜誌裡的五位台大學生運動領袖，企圖進行著非選舉式的社會奪權方式﹔南方朔與王復甦所提的社會調查，「社會服務團」便植基於向社會、向台灣社會進行現實性解剖的方向努力。「社會服務團」刻意去選取社會最底層的群眾的生活作調查，社會服務團擬定的調查項目有勞工、農村、貧民、選舉、警民等五項，標示著最初步的社會實踐步驟，展開對社會最底層的關懷。

緊接在「社會服務團」的社會調查後，被挑起的民族情感與實踐慾望的騷動，進一步轉化到「以喚醒青年知識份子走出象牙塔，投向十字路口、鄉村、工廠、礦區、為廣大社會基層服務」為主旨的「百萬小時奉獻運動」〔註11〕，1973年暑假「百萬小時奉獻運動」，正式成軍，民粹社會主義式的知青下鄉、社會實踐，在民族主義的口號保護及包裝下，引領著大批的知識份子，重新體認台灣社會現實，並且挑起回歸鄉土的情懷。蘇慶黎的「我們這一幫」的知識份子，可以稱之為民族主義社會實踐路線，對於重新認識社會主義與關懷社會的民族主義兩者間的交織，讓「我們這一幫」的知識份子產生對理論知識不足及鄉土現實真相瞭解不夠的急迫感，加上威權體制下的白色恐怖統治，意識底層孕育著更大的反叛體制的實踐慾望。

這種民粹式的知青下鄉社會實踐的積極表現，本身就蘊藏在具有素樸社會意識的知青的思想底層，王拓回憶當時的氣氛，企圖從一個苦悶的局勢掙脫一點空間：「因為當時仍殘留著白色恐怖的時代，很多政治禁忌不敢去碰﹐就轉變成一種比較隱藏式的關心社會﹐那關心社會關心什麼呢？自然又會去關心工農階層的人﹐因為這群人從50﹑60年代中﹐台灣的工商業經濟起飛時候，被犧牲最大的一群人，這一群人生活的苦楚，因為很多知識份子都是從這個階段來的，像我這樣，很自然就會注意這個角落，那就展開了上山下海的運動，整個保釣運動慢慢發展成有一點點社會主義的味道，上山下海的運動對我的影響很大，我過去對自己成長環境只是熟識而已，沒有想到我可以做什麼替他們改變，即使我在文學上對他們有一些表達，也僅限於我個人感情上的感動而已，在文學上感動，自然就寫出來。」（《訪問錄》，頁60）因此可以在王拓身上看到對社會實踐具有狂熱的青年，是如何轉於對文學﹑文化拓展的工作方向，「但是保釣運動﹑這些上山下海的運動，可能在思想上給我一些衝擊跟啟發，開始我就自覺地應該為他們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寫了很多報導。報導農村﹑漁村﹑礦工這些人現實的生活，跟他們的願望，那麼這些東西我們看起來都是所謂左翼的東西，很具體地﹑清楚地歸納成左翼的，這些思想不是來自書本的﹑來自馬克思的，也不是來自中國左翼政府思想教材，那些我都沒有看過，完完全全是台灣在50年代到60年代整個社會發展過程裡面，土生土長的左翼思想，也沒有很理論，那後來會去整理一些理論，是因為寫了一些文學評論或社會評論，我原來只是寫報導﹑小說，創作性文學或報導文學這類的，後來在文學評論當中，會不知不覺的將我的土生土長的左派思想作為評論的理論基礎，那麼在這裡我就可能展現些過去我在創作或報導裡沒有表達的東西。所以我整個的理論來自生活，並且將以結構化而已，...」（《訪問錄》，頁60），在政治上沒有出路，往社會的﹑生活的底層挖掘本土的寫作資料，卻使這群知青重新審視腳底下的土地的現實面，對本土社會﹑生活環境的感動，常反饋成思想實踐的動力中，即使來自生活的感知經驗，亦會尋求理論化及結構化的過程，王拓的例子正說明尋求過程的飢渴性，自然會趨向一個集結的共識團體。

「民族主義座談會」後的兩個月，1972年2月台大哲學系副教授陳鼓應與講師王曉波，以及學生錢永祥﹑盧正邦被警備總部拘留查問有關組讀書會閱讀「毛共」書籍，預備羅織入獄，但最後查無實據被釋回。此事件顯示閱讀社會主義書籍的小集團活動已在暗地展開，但也預示著國民黨準備收編這場學運的成果。民族主義社會實踐派準備進行更大的社會實踐運動時，同時國民黨也嗅到了社會實踐路線對其政權的威脅性，「社會服務團」為台大學生自發而進行的，然而到了「百萬小時奉獻」，明顯就由國民黨黨政系統的介入干涉〔註12〕，並將整個知青社會奉獻的意涵，由救國團主導成日後以娛樂為主的服務隊，失去原有的認識社會﹑自我反省的實踐意義了。1974年6月爆發「台大哲學系事件」，陳鼓應﹑王曉波﹑趙天儀等14位哲學系教師遭解聘〔註13〕，陳鼓應被安排到政大國關所研究員位置，只領薪資，不准發言的狀況下，民族主義社會實踐派失去了運動據點後，暫時的沈寂。

另一方面，以文藝創作為主的文學家，開始了對現代詩﹑現代主義的批判，1966年創刊的，《文學季刊》編者尉天驄比較起1959年的《筆匯》月刊，就已經感受到「回歸現實」的潮流在逐漸的衝擊著。「《筆匯》是一份比較是學院式的刊物，比較從學院的角度來寫一些文學的東西，到了《文學季刊》就比較是接近「現實的」東西，那個時期，整個社會氣氛開始動起來，《文學季刊》裡面表達的就是較接近台灣現實的文學產品。」（《訪問錄》尉天驄，頁32），從《筆匯》時期開始陳映真已有多篇小說，由於編者與作者的關係，尉天驄與陳映真的關係相當密切。到了辦《文學季刊》時期，尉天驄找了陳映真﹑七等生﹑劉大任﹑施叔青﹑黃春明，及後來加入的王禎和參加編輯工作〔註14〕。鄉土作家與《文學季刊》的結合，呈現在1960年代的末期，然而此時，陳映真的思想已經轉向，「1967年，他陸續讀到了關於在66年展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日本左翼的評論和報導。……他感到大陸是一個知識和理論的國家，對於把那麼深刻的理論問題，認真地訴諸於國民的公聽的中國共產黨，他產生了由衷的佩服〔註15〕」，左傾的陳映真展開了對社會主義理論的渴求，1968年組了讀書會，卻被讀書會裡的某成員出賣，造成轟動一時的民主台灣聯盟事件，陳映真﹑吳耀忠﹑邱延亮﹑林華洲﹑李作成等人被捕，陳映真系獄七年。

即使陳映真入獄﹑劉大任留學美國，然而尉天驄邁向現實主義文學的路程並沒有停止，《文學季刊》在1971年2月復刊，成為《文學》雙月刊，編輯者加入了何欣，開始以批判的角度面對現代主義文學，例如對唐書璇的小說《董夫人》做全面性的討論以及反省。但《文學》發行一直並不理想，時常脫期﹑延誤。此時期正好碰到保釣所掀起的民族主義浪潮，於是文學的「民族性」﹑「民族風格」﹑「文學的社會關懷」等問題被提出來討論。1972年《中國時報》上兩篇關杰明的文章〔註16〕，引發了對現代詩批判與擁護的論戰，緊接著強化批判現代詩火力的是《文季》。《文季》網羅了年輕的鄉土作家，與火力旺盛的海外學人，包括前一時期的黃春明﹑王禎和，以及王拓﹑李南衡，主要的戰將型人物則為唐文標。《文季》緊緊發行三期，然而三期裡鎖定現代主義無根﹑自我﹑晦澀﹑陰霾的風格為批判對象，一系列的「當代中國作家考察」專題，分別考察了歐陽子﹑張愛玲的作品。《文季》裡面，也開始了對日據時代文學的整理，包括對鍾理和小說的考察，重刊楊逵的《模範村》，以及林載爵的《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回顧》，網羅收集日據時期台灣文學資料的李南衡，顯示《文季》的作家群以文學作為對台灣現實面的探索工具，一方面對台灣文學史的整理，一方面批判並企圖擺脫60年代現代主義的潮流，以建立起「鄉土回歸」的現實主義社會性文學。同時唐文標加入《文季》的編輯群中，說明了《文季》批判轉向的因素，自覺的走向了現實及普羅意識的尉天驄，與歷經保釣運動鬥爭洗禮的唐文標，兩者在文學思考上的激湯，說明了具左翼味道的現實主義文學批判，越趨濃厚。

對此現代主義派主將余光中有很深刻的反諷﹕「它《文季》和大陸30年代的文學一樣，是一個既幼稚又武斷的左傾文學觀」〔註17〕，余光中的反諷批評恰恰指出《文季》的風格與開創的方向，尉天驄也指出了「《文季》的確是比較左傾，批判性就變得比較強了，像我們批判余光中的現代主義的作品，其實並不是批判哪一個「個人」的東西，而是批判60年代以來的現代主義，那種虛無的﹑頹廢的思想，所以，文季》雖然只有三期，然而他所造成的震撼是相當的大，裡面的文章都相當的犀利。……《文季》其實有30年代的左翼文學的味道。」「那時因為台灣陷入低潮期，而反對美國﹑日本等的帝國主義情結是很自然的，也就在自然的情況下，要反對帝國資本主義，以社會主義的想法來批判是一種很自然的情況。當時的左傾是一種自發的狀態。」（《訪問錄》，頁36），尉天驄其自覺而明顯傾向社會主義的批判意識，帶有對傳統文學知識理論的反省，以及直接的文學生活體驗，同樣具有著時代性的本土條件及因素。

學術界裡的民族主義實踐派，與文學界裡的現實主義文學，在1974年因著政治空間的緊縮與客觀環境的打壓，同時的沈默禁聲，然而屬於非官方系統的知識分子，仍在不斷地重新組合﹑彙集當中。南方朔在《中國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大學雜誌階段的量底分析》一文，對於《大學》雜誌時期的分裂後的知識份子去向，做了一初步的分類譜系﹕

陳鼓應則對《大學》雜誌的組成份子及其後序發展，做了更精確的分類與點名〔註18〕：

一、新保守主義派﹕關中﹑魏鏞﹑丘宏達﹑李鍾桂等，有的被當局吸收，有的則納入黨政上層機構。

二、學院式的自由派﹕楊國樞﹑金神保﹑王文興﹑張潤書等，參與聯合報主辦的《中國論壇》等刊物，其言論表現了學院式的自由主義思想的基本面貌。

三、地方政治派﹕張俊宏﹑許信良，與地方政治人物黃信介﹑康寧祥結合，創辦《台灣政論》，僅五期被停刊，後再由張俊宏接辦《這一代》，但雜誌經常脫期，影響力遠不如同時期的《夏潮》。

四.社會民主派﹕王拓﹑王曉波﹑陳鼓應﹑王杏慶﹑高准，參與後來蘇慶黎辦的《夏潮》雜誌，和另一些作者陳映真﹑王津平，具有共同的社會改革思想傾向。

從1974年《大學雜誌》分裂後，屬於陳鼓應分類的第三﹑四派知識份子，立即創刊了《台灣政論》，來集結保釣後走出學院體制藩籬的知識份子。《台灣政論》由張俊宏以及政治人物立法委員康寧祥﹑黃信介所辦，並網羅了郭雨新﹑黃順興等政治人物，以及姚嘉文﹑黃華﹑孟絕子等知識份子，張俊宏由於《大學雜誌》的關係，也拉進了立場有異的陳玉璽﹑陳鼓應﹑王拓﹑蘇慶黎﹑王杏慶等人參與撰稿〔註19〕，《台灣政論》等於是反國民黨的在野人士，第一次的大集結。然而在蔣介石剛過世，蔣經國剛渡過權力接班的情形下，《台灣政論》在當局眼裡仍然是反叛的激進份子，《台灣政論》僅五期就被停刊。《中國論壇》在1975年10月10日創刊，屬於《聯合報》系下的刊物，接續著《大學》雜誌以來的學術體制內知識份子向社會發言的空間，由於《中國論壇》向學院打開了一扇門，也由於其標榜的自由開放，於是學院裡的尉天驄﹑剛回國教書的林俊義及後來從法國回來的蔣勳也進入《中國論壇》了。

每一次運動的集結，就是運動分裂的開始。《台灣政論》的停刊，將黨外陣營裡的異質傾向，分裂開來。屬於民族主義社會實踐路線的王曉波﹑陳鼓應﹑王杏慶﹑蘇慶黎﹑王拓，已經藉著政大國際關係研究所裡的叢書，以及海外的保釣資訊，開始討論起關於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文章，反省美﹑蘇冷戰結構體系下的台灣，其思想上的左傾，結合了保釣以來以「帝國主義」指控美﹑日，以經濟支援控制台灣政治社會的資本主義國家，因此「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民族主義情感」成為其共同的理念，相對於張俊宏﹑許信良的西方自由主義式的選舉運動，民族主義社會實踐路線走向了不願介入資產階級政治選舉鬥爭的基本意識型態。

然而在高壓的戒嚴體制下，「反國民黨」仍然是在野知識份子的聯合陣線，但又不願加入黨外陣營的情況下，就必須自舉大旗以鮮明的立場，平衡整個「反國民黨」陣營的文字論述，用新接觸到的左翼思考模式，重新挖掘以及認識台灣的整體面貌。《夏潮》在這樣的條件下破殼而出。

最早以理論來理解社會主義的陳映真在1975年出獄歸來，陳映真的系獄，讓許多喜讀文學﹑小說的進步知識份子感到莫名的白色恐懼，但也對他小說內容表現出來的社會焦慮更具好奇心，陳映真的出獄，民族主義社會實踐派的眼光立即注視到他身上。《夏潮》雜誌原本由鄭泰安主辦，但是辦了兩期後便後繼無力，於是找了其前任妻子，曾辦過《台大青年》的蘇慶黎幫忙編輯第三期的工作〔註20〕，素樸的社會主義者蘇慶黎在1976年4月接辦了《夏潮》後，前期讀者文摘式性格的《夏潮》，並不是她理念圖像的雜誌，但由於《台灣政論》的停刊經驗，又必須要有一份區別於政治性強烈的雜誌，以免遭受立即鎮壓的危害，蘇慶黎立即找了思想左傾的小說家陳映真，暗地商量「我們來辦一本社會主義的雜誌」，將《夏潮》改造成一份社會主義刊物的可行性。「我第一個去找的是陳映真，我說﹕『我們來辦一本社會主義的雜誌』，我們也不敢在那種冰果室，以前也沒有這種咖啡店，我們就在那種大街小巷，走在馬路上，看後面有沒有跟蹤，我就跟他講，「我們辦一個社會主義的雜誌」他就問我﹕「你神經有沒有問題﹗」因為他剛坐牢出來不久。而且我差一點被他們那個案子牽進去。」（《訪問錄》，頁89）蘇慶黎透過張俊宏的介紹，認識了50年代因白色恐怖鎮壓下坐牢的台灣老左派陳明忠，在陳明忠大力的支持，並答應幫忙籌款的允諾下（《訪問錄》，頁90-91），《夏潮》在1976年7月改版。陳鼓應所謂的社會民主派，經過蘇慶黎不斷的以私下個人單線式的聯絡網絡，迅速加入《夏潮》的寫作與編務工作。另一方面，由於陳映真與尉天驄的熟識，也拉入了以《文季》集結下的現實主義鄉土作家群，蘇慶黎還透過正在收集日據時期文學的李南衡，拉近了開始研究台灣史的年輕學者，林載爵﹑林瑞明﹑梁景峰等。

另外在海外的部份雖然曾受到陳映真影響留學海外的蔣勳﹑王津平，其所遭受到文革及歐美各國社會主義狂飆運動的衝擊，更為直接，他們可以直接接觸到《人民日報》，開讀書會閱讀馬﹑列著作，參與反戰﹑反體制遊行，反省著自己所握有的西方知識專業，紛紛從自己專業的領域，研究從社會主義理論領域裡發展不同論述及適用台灣社會的可能性，林俊義﹑王津平﹑蔣勳的知識歷程就說明，任何想要改革台灣政治社會的知識份子，根本無法逃避左翼的知識誘惑，更加說明了左翼思想哲學在台灣知識份子身上的重新根植。

在三類人馬的集結下，民族主義社會實踐派，現實主義文學的作家，以及海外受文革﹑保釣衝擊留學歸國的人，在蘇慶黎一個個單線式〔註21〕的拉人編輯﹑邀稿情況下，在各個不同的時間底下，逐漸集結成《夏潮》的作者集團，有﹕陳映真﹑王拓﹑李慶榮﹑尉天驄﹑唐文標﹑齊益壽﹑楊青矗﹑王曉波﹑陳鼓應﹑高准﹑南方朔﹑蔣勳﹑詹澈﹑林瑞明﹑陳國祥〔註22〕﹑林載爵﹑徐代德﹑潘榮禮﹑楊青矗﹑林俊義﹑胡晴羽﹑李雙澤﹑李元貞〔註23〕等，社長為鄭泰安醫師，以及日據時代即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楊逵﹑黃師樵，後來更因為鄉土文學論戰議題上的結盟，加入了台籍立法委員黃順興，以及國民黨裡的左派胡秋原﹑嚴靈峰﹑侯立朝等人。1976年《夏潮》雜誌邁開了它的左翼步伐。

〔註11〕謝復生﹑吳永干﹑盧文雄﹑彭懷恩﹑林國卿等著《建設偉大的社會－－百萬小時的奉獻》，《台大代聯會訊》，1973，6，9。收於丘為君等編著《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頁887。
〔註12〕「百萬小時奉獻運動」乃由台大代聯會主辦，輔助單位為國民黨的黨政系統，包括救國團﹑農復會﹑鄉公所﹑民眾服務社等。參見《百萬小時奉獻草案》。
〔註13〕參考趙天儀編著《台大哲學系事件真相——從陳鼓應與『職業學生』事件談起》。
〔註14〕丘為君﹑陳連順編《中國現代文學的回顧》，頁163。
〔註15〕許南村《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中國時報》人間文學，第39版，1993，12，19。
〔註16〕關杰明《中國現代詩人的困境》於1972，2，28發表，《中國現代詩的幻境》1972，9，10，均刊載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註17〕余光中《詩人何罪？》，引自若林正丈《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一文，收於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著，廖兆陽譯《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政治》，台北，故鄉出版社，1988，頁150。
〔註18〕陳鼓應《70年代以來，台灣新生一代的改革運動》香港《中報月刊》，1982，5，28，頁32。
〔註19〕同上註，頁33。 從1974年《大學》雜誌分裂後，屬於陳鼓應分類的第三﹑四派知識份子。
〔註20〕訪蘇慶黎，1994，12，27，台中東海別墅，收於《訪問錄》，頁89。
〔註21〕訪蘇慶黎《訪問錄》，頁88。另參見蔡建仁訪問稿，對當時「單線式」聯絡有較深入解釋，「那時，每一個人的關係是單線聯絡的，A跟B熟識，A與C瞭解，但是A不敢將B介紹給C，嚴密的時代，連讀書會都可能被抓……，相當的風聲鶴立，所以每一個人之間的認識是單線的，關係是很單純，卻很隱密的在進行，彼此之間是沒有聯繫的，蘇慶黎至少是個檯面的人，所以線性的進行關係，會往她的身上集中，蘇慶黎一上檯面後，自然就有一些人靠攏進來。」收於《訪問錄》，頁31。
〔註22〕同〔註18〕，頁25。
〔註23〕其後所列八位作家群為曾參與《夏潮》編輯﹑並常在《夏潮》上寫稿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