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攜手，建構世世代代和平

本文原交由《中國時報》發表，已於元月3日刊出，唯內容慘遭刪改。所以林郝競選總部文宣部副部長陳毓鈞教授特將全文交由本刊發表，為歷史存證。在文中，林洋港再三強調中國大陸的經濟將起飛，亞洲崛起在望，兩岸必須結束內戰，並肩攜手建立世代和平，共同復興中華。阿港伯的期望，不僅是近代中國民族的悲願，更是台灣愛國主義的傳承，本文願留作歷史見證，未來的歷史也將證明一切。──編者

1972年2月，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他宣佈他的中國之行是為謀求全人類的和平而來。周恩來在機場迎接尼克森時向他表示：「總統先生，您的手伸過了世界最遼闊的海洋來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尼克森後來描述說：「當我們雙手相握時，一個時代結束了，另一個時代開始了。」「中」美兩國曾在朝鮮半島兵戎相見，美國圍堵並孤立中國大陸幾近23年，中共也將美國視為頭號敵人而拒絕交往。但是，誠如尼克森所言：「如果我們兩個民族是敵人的話，那麼我們共同居住的這個世界的前途確實是黑暗了。不過，如果我們能夠找到進行合作的共同點，那麼爭取世界和平的機會就會無限地增加。」

「戰爭與和平」是人類社會的老課題。多少世紀以來，許許多多的政治家都在尋求永恆和平的答案，雖然戰爭的悲劇和殘酷一直不斷地在重演，因為戰爭本身雖有其合法性，但那是勝利而不是和平。寫《戰爭與和平》的大文豪托爾斯泰曾告誡後代：世事之中沒有永恆的勝利，唯一的利益只有和平。被激進份子刺殺殞命的以色列前總理拉賓，曾是1973年以埃戰爭的英雄，然在其晚年卻致力於和平大業，因為他明白戰爭的成功只是勝利，而和平的成功才是安定。當然，和平成功的關鍵必賴雙方的合作。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共同分享諾貝爾和平獎是有道理的，主要在於他們兩人共同合作以擊敗任何含有復仇觀念的對抗政策，為下一代子孫打造和平的基石。拉賓遇刺身亡，證明和平的道路是漫長而且艱辛的，但和平的建構卻不能放棄，所以他的勇氣和精神必將永為後人所敬仰。

台海兩岸自1950年開始全面對峙，軍事衝突不斷，還爆發兩次大規模的外島戰爭。這種內戰的延續，在相當大的程度內和冷戰時代兩極對抗的國際格局有關。然而，隨著兩極對抗結構的轉變與鬆弛。自1960年開始，兩岸之間也不再有戰火炮聲，而維持著一個相對和平形勢。中華民國政府藉著這個和平環境，戮力於全面的內政建設，而有世人所注目的台灣經濟奇跡。坦白說，果若沒有35年的大致和平環境，我們是否能夠達到目前這種繁榮富裕的境界，那是很令人懷疑的。沒有戰火，實是台灣同胞之福，因為戰爭本來就是具有懲罰的意念，而和平才是以建設為任務。

台灣在致力於建設之際，大陸卻陷於文革十年災難，喪失了安定環境的大陸同胞自然嘗到了落後的苦果。受盡痛苦教訓的中國共產黨，當也有覺醒的一刻。自1979年始，在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政策之下，對內強調穩定建設重於一切，對外主張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對台政策亦從「武力解放」轉為「和平統一」。16年來，中國大陸的改革成果，舉世重視。鄧小平兩度被《時代》雜誌選為年度風雲人物，稱讚他改變了中國大陸的面貌。另外，全世界的經濟學者皆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念已在中國大陸死亡，中國大陸已不是共產主義的社會，而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度。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持續改革對於兩岸的和平與安定，具有相當大的助益。經國先生晚年開放大陸探親，解除戒嚴，莫不都在嘗試建構兩岸的和平。顯然的，沒有鄧小平所進行的改革開放，就不會有今日兩岸頻繁的探親，旅遊和民間交流，也不會有二萬五千家台商赴大陸投資，台灣方面每年對大陸享有大量貿易順差，今年估計可達150億美元。可是，經過35年的和平局面之後（尤其是近15年來），在進入以和解與合作為重心的後冷戰時代之際，台澎金馬地區同胞自今年7月開始卻突然面臨了必須去認真思考戰爭的可能性問題。

目前兩岸的緊張形勢，說是第三次台海危機並不為過。美國國防部官員最近表示，北京當局正在籌劃自50年代以來未考慮過的武力犯台計畫，令華府極感憂心。熟悉兩岸事務的新加坡資政李光耀也說今夏以來台海兩岸局勢相當嚴重，雖不至於會發生戰爭，但可能會不時地出現衝突。上述的判斷，使得人心惶惶不安。不過，有些政治人物卻告訴我們不用怕，說中共沒有實力打贏我們。當然，面臨中共的侵犯，我們全體國民都會奮起保土衛國。然而，戰爭一旦發生，恐怕我們40年的心血成果都會毀之一夕。我認為實力應是用來換取和平而非準備戰爭。易言之，與其高喊打贏戰爭，不如努力去消除引發戰爭的因素。國家領導人的最高責任在於設法避免戰爭，而讓其人民永享和平與安定。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常說，政府最高層的個人行為足以決定一個國家的存亡。這個觀點十分正確。顯然，兩岸關係從緩和趨於緊張，和我國最高當局的言行息息相關。自去年開始，李登輝先生不斷將其對中國大陸的敵視形諸於公開言論，挑起兩岸之間的對立。另外，在關於國家認同和統獨立場上的主張，亦是搖擺不定以及曖昧不清，不僅引起國人的質疑，也使北京當局疑慮不安，終於導致兩岸關係逆轉，戰爭陰影籠罩著台灣海峽。

兩岸關係的穩定一向和美國的亞太政策密切關聯。今年夏天的台海危機被美國國務院認為是：台北當局試圖改變60年代以來三方面所共守的「一個中國，各自陳述」之默契而引起。華府對於我國最高當局這種意圖感到疑惑不解，北京則將之視為是台北走向台獨的強烈企圖。事實上，台灣海峽能夠維持35年的安定，就在於兩岸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美國自1972年《上海公報》發表以來，歷屆政府皆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但如何解決中國未來問題，必須是採行和平的方式。易言之，從現實看來，一個中國就是在中國的領土上存在兩個政策實體，美國外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實承認中華民國，從而維持一個均衡的三角關係來確保台海的安定以維護亞太地區的和平。

美國是我國最為重要的友邦。因此，在處理兩岸關係時，我們應充份尊重美國政府的立場和處境，不該強人所難。以李總統六月的訪美為例，既然問題如此敏感，李總統若能婉謝邀請而改派副總統或行政院長前往，恐怕就不會導致中共和美國的關係陷於嚴重倒退，華府花費甚多精力才逐漸恢復雙方關係。另外，中共藉機對我採取強硬手段，台海緊張不但影響我股市、匯市、外匯儲存外，還使海基海協兩會溝通停擺，亞太營運中心計畫擱淺，台港未來關係不明……。因此，美國國務院官員及美國學者皆建議我們以後應該避免採行這種「損人不利己」的政策。這一點，就是我向來主張採取實用路線的和睦外交之道理，即政策的後果應該使各方都不受傷害。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在其大作《文明的衝突》一文中指陳，冷戰時代基本上是19世紀以來西方民族國家及其意識形態鬥爭的延續，他稱之為「西方的內戰」。沒有例外的，中華民族也被捲入了這場內戰，而且犧牲慘重，代價空前。就中國大陸而言，打韓戰和越戰，以及大量支援第三世界搞革命之外，馬列主義思想指導下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連中共自己都承認那是浩劫的年代，至今創痛猶未完全恢復。就台澎金馬而言，冷戰時代強權對抗，獲得了好處，但也付出代價，例如財政支出大量耗費於軍事戰備，拖延了不少重要的公共建設。現在，冷戰體系已解體，西方世界意識形態之爭已經淡化，而東方儒家文明、回教文明、印度文明、拉美文明等都在尋求其自主性地位之際，屬於同文同種並且具有共同歷史和地緣的兩岸中國人實應擺脫冷戰時代的思考模式，以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政經格局為主要考量，用新思維來促進兩岸人民共享的利益才是。然而，冷戰雖結束，但兩岸卻一向美國一向俄羅斯競相採購武器，其理由不外是作為自衛或是成為談判的籌碼。不過，歷史告訴我們，軍備競賽不但會拖垮經濟，也常會走向戰爭。

兩岸隔絕40年不相往來，現在才剛起步不久，還有漫長道路要走。但是，這種分歧不應妨礙距離如此之近的兩岸人民尋求平等友好的相處途徑。坦白說，我們無法期望中共會很快成為我們的朋友，然而我們可以努力嘗試使中共不致變成我們的敵人。如此，我們這一代人以及下一代人，就不需要在戰爭與和平之間作選擇了。對政治家而言，談判為和平的要素，因為和平象徵著要求衝突的調整。基於此，我向來主張兩岸需要以和解精神替代對抗心態，兩岸在面對21世紀的即將來臨，凡是有助於雙方關係的合作、安定、繁榮之辦法，都應加以嘗試，用耐心、耐力、耐煩來追求兩岸的永久和平。

眼前，兩岸最大的癥結在於對一個中國內涵認知上的不同，以致產生諸多矛盾與誤解。一個中國問題的產生是近代中國歷史和二次大戰後國際政治格局所造成的。所以解決這個爭議不僅不能偏廢歷史因素，而且也不應忽視既存的事實。我認為，台海兩岸的人民都是中華民族的炎黃子孫，同時為了確保目前台海的和平，以及追求未來兩岸同胞的福祉，我們一定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從政治上來說，今天的現實是一個中國之中有兩個政治實體，是一種「分立分治」的狀態。易言之，台澎金馬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它是由中華民國在治理。這種既承認雙方治理中國的事實，並且擱置主權爭議也不涉及領土分裂的一個中國共識，應是突破兩岸僵局的可行方向。故雙方應就此一問題盡快進行協商以取得互信。

對於我國參與聯合國問題，我不贊成用外交的零和鬥爭方式來推行，而是可以透過兩岸直接談判的方式，以取得雙方皆可接受的方案。譬如說：觀察員地位模式、前蘇聯模式、聯合國周邊組織模式，或者其他可行模式，都可以進行溝通、協商，以避免浪費大量的精力與寶貴的資源。談判不是一蹴可幾，它可能會曠日廢時，歷時良久。旦不談又怎能知道對方的真正意圖？不談又怎能增加瞭解與促進互信？談判至少是和解的一種象徵，可以緩和緊張，避免衝突。談判本身亦是一種機會，端賴雙方如何掌握。假如某一方堅持其自己的原則必須遵守，而對他方的一切原則都加以否定，那就不會有和平的可能。

亞洲正在崛起，這是世所公認的事實，因為在邁向21世紀之際，世界經濟發展的重心在亞太地區，而亞太地區又以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為中心。目前，中國大陸已是世界第三大規模的經濟體，估計2020年將會趕上美國，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趨勢。此刻全世界都將眼光集中在中國大陸時，而屬於同文同種又佔有地利之便的台灣人民，自更不應自絕於大陸廣大的人力、資源和市場。後冷戰時代的國際格局，是以科技交流與經貿合作的全球化為主軸，正當中國大陸的市場逐步與國際市場接軌之際，對外貿依存度甚高的台灣，勢必要去認真思考如何和大陸合作來共享成長的途徑。這也就是我向來主張必須積極推動直接通商、通航、通郵的主要理由。

中國大陸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先例的超級社會，擁有12億人口，它的發展自必有其特殊的現實考量，不可能完全依照別國的經驗。我認為，兩岸需要相互尊重各自擁有的制度，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應強加自己的價值和體制於對方。兩岸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完善各自的發展，加強各方面的交流，建立合作的模式，增進互信的基礎，將兩岸關係導向統合的方向，至於如何完成中國的大一統，應該讓後代的子孫去決定。因而，我主張將「國家統一委員會」改為「兩岸關係委員會」，如此才能名副其實地推進兩岸合作的工作，雙方以平等的地位，透過務實談判來逐一解決各項具體的爭議，明確建立規範兩岸關係的法律制度，以體現「我不吃你，你不吃我」的原則。

尼克森曾言：「孤立中國將會是歷史的大悲劇。」季辛吉也說：「在邁向21世紀之際，想要圍堵中國是大做白日夢。」美國總統克林頓亦宣佈他的對華政策原則是全面接觸而非圍堵孤立。世界上的政治家，從歐洲的戈巴契夫、柴契爾、季斯卡到亞洲的李光耀、馬哈第等人，都是持共同的看法，那就是中國大陸無可避免地將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和軍事強權。另外，經濟自由化的改革必將帶來政治自由化，所以一個穩定、開放、繁榮的中國將有助於國際新秩序的建立，以及世界和平的維護。眾所同意，兩岸關係的穩定與和平不僅聯繫亞太地區和平，同時是世界和平的重要組成部份。台海兩岸都是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自然對世界和平的維持都負有不可逃避的責任。據此，我認為在台灣內部形成相當共識之後，我願意同北京當局進行政治談判，以締結在於確保台海安定和諧的協定，共同牽手來創造和平。

新的國際秩序之架構是試圖消除冷戰時期的特徵，例如：意識形態的對抗、武器軍備的競賽、軍事聯盟的建立、代理人的戰爭、經貿交流的限制、人員互訪的禁止、國際活動的相互排斥等等。新秩序所著重的是和平競爭原則、經濟合作發展、商務貿易交流、資源生態保護、科技合作共享、人類全球共識等等。易言之，這個世界已變得更加互相依賴，任何國家皆無法靠其自身力量來解決國際社會所面臨的問題，諸如：國際恐怖主義、生態破壞、毒品氾濫、愛滋病、核武擴散、貿易保護、智慧財產權的保護、預算赤字、貨幣流通等問題。現在，台北和北京在國際社會中所展現的經濟實力和活力，讓海峽兩岸擔負著對國際社會盡更大的回饋責任。也就是說，讓兩岸能夠對國際社會做更多的協助和貢獻，而不要相互抵銷力量。

和平需要信心，因為必須建立信任；和平需要夥伴關係，如此才能合作；和平需要實力，因為不能只有依靠善意；和平需要寬宏大量，如此才能化解敵意；和平需要實際作為，因為不能光靠美麗的言詞和空洞的口號。更重要的是，和平需要政治家的勇氣、智慧、仁慈與遠見。我們衷心期盼曾遭受外國侵略與內戰悲劇的兩岸人民，終能手牽手，以異中求同、同中存異的精神，開始踏上世世代代的永久和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