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中國一個機會

去年11月28日下午同台灣民主進步黨的座談會中，就它的「給台灣一個機會」的競選綱領，香港的學者和主人家進行了一場熱烈，就事論事而又有建設性的討論。

顯然地，「給台灣一個機會」，可以有兩個不同層面的涵義和意義；特別是對台灣走向21世紀發展大計上的「大陸因素」，其「正向處理」，是給予「認識中國─接近中國」的大取向「一個機會」；其「逆向處理」，是一開始便以中共─中國為假想敵，推動其「告別中國─走出中國」的極端主義政策。

如果以它的那本《給台灣一個機會》政綱為依據，人們是不能不達到這麼一個結論：民進黨是採取了這裡所說的「逆向處理」；即，不給統一「一個機會」。

因此，團員王家英（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人員）從另一個角度指出：民進黨也要「給中國一個機會」。

後來，我們有許多機會就此概念進行討論，產生了許多相關的想法：

──除了民進黨以外，在台灣，其他的政黨和各界人士也要「給統一一個機會」、「給中國一個機會」；甚至是……

──在大陸的統治精英，也有類似的怎樣「給中國一個機會」的問題。

這麼一來，可以說，「給中國一個機會」是台海兩岸人士面臨的共同問題；也可以說，是大家共同的歷史任務。

其所以如此，在於中國人地區（大陸、台灣、香港、澳門）各自內部，兩岸四地之間以及國際形勢（特別是亞太形勢）這些年來發生的重大變化；舉其大者有：

其一，由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原因，兩岸的分裂狀態，導致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異，比如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發展為一個世界性的強國，可是，由於中國國民黨長時期的反共宣傳和冷戰系統的反共反華影響，亦由於中共在某些政策上錯失所引起的反應……台灣人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陌生情況─疏離─抗拒程度，無可否認地，是相當嚴重；成為「一個中國」問題的淵源。

其二，由於蔣家統治體系的突然崩潰，兼之對中國國民黨的型態轉變過程也處理得不好，在一個意義上，1949年以來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矛盾所巧妙地維繫著的那個傳統的「中國體系」，突然失落；在「一個中國」的大義上，便出現了「模糊情境」的狀態，按照台北方面的邏輯，「一個中國」根本是不存在了，現在只有兩個「對等政治實體」；因此，在內外政策上雙方都享有「各自為政」的自由。

其三，關於「一國兩制」下的「中國」(A) ，中共─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B) ，以及(A) 與(B) 的關係等層面交叉後的組合體系(C) ，北京方面有一個向台、港、澳人士重新推介的問題；而台北方面，亦有一個「重新認識中國─重新接受中國」的問題，這個「雙程交通」所需要的時間，不是十年八載便可以完成的。

用墨子的話來說，在中國─一個中國─中國發展─中國前途……等問題上，海峽兩岸有一個「一人一義，十人十義」以至於「百人百義」的「各說各話，莫衷一是」；即，所謂「尚同一義」的問題。

對於國際人士，它引起的困惑與混亂及緊張，可能更是不小。

這一、兩年來，北京在它的對外活動中，清楚地提出「一個中國」的問題；它必須反覆地指出：「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形式受到破壞，可以是國際關係（特別是區域政治）不穩定的根源；而一個統一的中國，不會是一個威脅西方國家和東方國家的新中國；因此，它完全有權利要求有關國家不要干預中國統一的進程。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一個合乎邏輯的發展，可能是把台灣地區的防衛，視之為中國國防區域─國防體系的一個完整的組成部份。今後，如果還有什麼飛彈之類的演習，沒有必要被理解為是針對台灣和其他國家；而只是此國防系統確立的一種運作─操作；至於台灣的軍隊，在一段時間後，將是「大網絡」中的一個「小網絡」。

當美國可以把它的海空力量佈置在國土幾千里以外的地方而不認為有什麼不妥之處時，為什麼中國人不可以在自己的領海內確立其防衛性的海空力量呢？

在「一個中國」的開發上，相對於台、港、澳，大陸當然是居於領袖群倫的地位。

在掌握國防─外交─文化優勢而其內部經濟實力和規模又能不斷地擴大的情況上，北京方面應該更有信心地「寬廣變通，求同存異」；它還可以不要求台北方面馬上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A) 為「一個中國」(B) 的唯一的內涵（即，A=B ）；並且，可以引進那麼一個形式，主動地讓台灣在國際舞台上有更大的「活動空間」的。

但是，台北方面始終要面對的一個現實是：在落實─開發「一個中國」形式與本體的進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必然是起著主導性作用的──除非有突破性的創造，台北方面最後要接受的「一個中國」，既然不可能再是「中華民國」（A）（或「中華民國在台灣」（A1）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A2）……）；那麼，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B）（或是「在台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B1），「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B2）……嗎？

經過一個時期的努力，在「一個中國」上，可能演變出一個完全新的形式和實體（C ）──即，「一個中國」，做為一個本體─主體，其表現形式，其實也是一種歷史現象；因此，既可以是以（A ）和（B ），為什麼不可以出之以（C ）、（D ）、（E ）……呢？

無論如何，雙方的政治接觸以至於政治談判，是必須及早開始的；但，在形式與層次上，在初期階段，不宜執著。至於和平統一進程的綜合處理，做為巨系統的工程，肯定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但是，北京、台北以及港澳的人士應該可以理解到──或者說，北京應該向其他三個地方的同胞指出──下面一些重要的事實的：

──「一個中國」的成事，對於各自的和相互的經濟發展是最有利的框架；不如此，中國人地區的經濟體繫在21世紀裡是無從立足於世界經濟之林的；

──「一個中國」對於個別的和整體中國在政治、教育、社會、文化、傳媒……等方面的發展，也可以提供最有利的促進性的條件；而對於一個……

──走向21世紀的中華文化的建設，這更是最有意思，最有活力的組合；一個對人類文明可以做出較大貢獻的東方文明；

──當然，對於中國整體的國防、安全，以及於外事─外交等活動之開張，在「一個中國」體系下，可以達到最高的效益；而這麼一個統一的中國，應該也可以是對國際社會做出較大貢獻的中國。

總而言之，「一個中國」新形式的完成，是兩岸四地所有中國人都要有一席之位，群策群力的事業；因此，要把它辦成千家萬戶的大業。

當年，就香港和台灣及世界一些老大難問題的解決，鄧小平在不同的場合，做過不少發人深省的談話：

──要從尊重現實出發，找條新的路子來解決……有好多問題不能用老辦法去解決，能否找個新辦法？新問題就得用新辦法去解決……要把世界局勢穩定下來，腦子總要想些主意……（1984年2月22日，會見美國喬治城大學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代表團時的談話）；

──世界上有許多歷史留下來的問題，有很多疙瘩，很難解開；所以，就是要找出一個能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問題得到解決；以免引起武力衝突……（1984年7月31日，對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特的談話）；

──瞭解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要做出新的努力，以便做合情合理的處理……（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的談話）……

在「一個中國」的大取向來處理大陸、台灣、香港、澳門之間走向21世紀的發展大計及其關係型態，肯定是一項要大動腦筋，多出主意，多找新辦法來完成的歷史重任。

民進黨「對華政策」理論──實踐上的「死胡同」

說到民進黨的1995-96年競選綱領《給台灣一個機會》，最引人注意的，不外是它的大陸政策─兩岸關係的概念─理念─政策。

根據它的「加強國防力量」論（頁20-29），它從誕生那一剎那開始，便注定了要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永恆的敵人」；它可能是「自告奮勇」，把自己釘上十字架──即，去做英國人─日本人─蘇聯人─美國人這一、兩個世紀來所做過的，現在不一定就不再做，而將來還可能隨時要做的「神聖任務」：同一個統一的、強大的中國開展全面的、慘烈的軍事較量的「歷史使命」……

「50年來台灣一直在中國武力威脅陰影下生存發展，最近兩次的飛彈試射，使台海軍事緊張提早升到一個新的高峰。面對這種常存的武力威脅，民主進步黨主張『加強國防』，確保國家領土與人民的安全與福祉。『加強國防』經緯萬端，大致可歸納成五個重要面向：強化海空攻防力量，國防安全國際化，國防軍事透明化，軍隊組織國家化，國防工業民營化」（頁1-22）。

記得，去年11月28日下午，在接受了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葉金鳳副主委和鄭安國主任的午餐招待之後，「港澳大學院校社會科學學者訪問團」的成員便到民進黨總部去參觀訪問：在秘書長邱義仁和他的兩位女同事（一位主管「國防事務」，一位主管「中國事務」）等人的主持之下，賓主之間還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座談。

經過三思及謹慎處理，我舉手發言，先提幾個問題：

──對於民進黨內三、四十歲的活動家那種反對中國國民黨的思想感情，做為第三者，是可以理解的；而其反對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姿態，也不一定就是「大逆不道」。因為，自甲午戰爭以來，台灣同大陸實際上是分離了一百年；而過去50年，在中國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下，中共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象被極度醜化是一個現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民進黨人和李登輝這樣的人，對1949年以來的新中國心存恐懼以至於抗拒，其實是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可是……

──民進黨的統治精英，做為台灣土地上產生的第一代政治活動家，為什麼頭腦不複雜一點；注意到，國民黨以美國人和西方世界的反共反華政策，即使言之成理，可又「干卿底事」；為什麼一定要「照單全收」呢？

──他們同中共─大陸根本沒有直接接觸過，既未得到什麼好處，也不見得吃過什麼虧；即，民進黨與中共的關係，可能還是一張白紙，什麼東西都可以畫一下，為什麼一開始便要把對方畫成惡魔？為什麼一定要畫一張「世紀之戰」的景象呢？

看到對方用心地聆聽，並且沒有什麼抗拒的現象；膽壯了，便接二連三地問：

──你們的競選綱領說：「給台灣一個機會」；這很好！那麼，為什麼不給自己「一個機會」：對中共─大陸─兩岸關係─中國發展─中國統一……這些同民進黨發展關係重大的問題加以心平氣靜？就事論事地「重新認識」的「一個機會」？與此同時……

──為什麼不給台灣人民「認識中國─接近中國」的「一個機會」？更有甚者……

──為什麼不給中共和民進黨「互相接近─互相認識」的「一個機會」？

──所謂「政治」，如果把它理解為「對人民的生命、財產、自由、發展一種至高無上的操縱利用的權力」，那麼，民主政治也不外是為選民的生存發展求取最好的條件，如果，民進黨只知以中共─中國為敵，那麼，台灣人民為什麼一定要選舉一個不為自己的「生路」多創造「機會」的政黨？而後者又憑什麼要求各方人士給它一個把台灣帶上毀滅之路的「機會」呢？

一口氣提了不少問題；說完了，等著台上的怒吼；可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從邱秘書長到他的幾位同仁，顯得十分驚奇、冷靜和沉著；這同我第二天在新黨的招待會上，談及它的內外政綱同其他兩黨有趨同化的現象，話不到三句，便給台上的主持人喝止，完全是兩個不同的情境；也給團員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

結果，在「訪問團」同三大政黨的交流中，團員一致認為，同民進黨會見的經驗是最正面、深刻，也可以說是很有意思的；因為，主客雙方都對一些最尖銳的問題交換了意見；而大家都是心平氣靜地各說各話，並開始讚賞對方的話。

一些團員的意見是，「給台灣一個『認識中國─接近中國』的機會」這樣的評論，對民進黨人士來說，可能是一個意料之外的新角度；而從反應來看，這樣的觀點，不見得是什麼「當頭棒喝」，但可能是給主人帶來一定的衝擊。

因此，大家的結論是：在對待中共─中國─兩岸關係─中國前途等系列問題上，民進黨的統治精英「不是鐵板一塊」；還有「機會」改弦易轍的。

十2月的立法院選舉之後台灣政治的某些發展，有其耐人尋味之處：一是民進黨和新黨的互相接觸，搞起「大和解」來了；二是民進黨內部，在大陸政策上的分歧有進一步擴大的動向；三是不排除三大黨會圍繞著「一個中國」問題，進行某種形式和程度的大分化、大改組。

其實，當林洋港、郝柏村、陳履安在「總統競選」活動中，都以「認識中國─接近中國」為其綱領，而李登輝─連戰更可能在大陸政策上後來居上，「怪招百出」時，只有民進黨「孤家寡人」，擺開了反共反華的高姿態；實在「大勢不妙」！

「實事求是」是搞政治的第一要訣，民進黨的領袖需要「好自為之」了；而它能及早地從自己「畫地為牢」的「死胡同」中抽身而出，是走向21世紀的民進黨本身，台灣政治、兩岸關係、中國總體發展、美日的亞太政策以及亞太區域新秩序……可以「大展鴻圖」的一個重要的、有利的條件！

「一個中國」是台灣海峽兩岸問題的焦點

當我們說，「給中國一個機會」，準確的說法，可以是，「給『一個中國』一個機會」的；因為，1995年下半年以來，台灣海峽兩岸政治和軍事關係的緊張狀態，可以說是由於「一個中國」的理念與實踐及架構出了問題。

1995年1月30日江澤民的《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講話（即「江八條」），有一條主軸線，即是「一個中國」在理論上與實踐上的大展鴻圖。

如果拿它來同葉劍英1981年9月30日向新華社記者發表的談話，《進一步闡明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即「葉九條」），做一個比較，立即可以發現：「江八條」是更加突出了「一個中國」的理論與實踐及框架問題──其所以如此，是由於台灣內部的政治生態，大陸各個方面，國際因素以及兩岸關係……等等層面自8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重大變化。

比如說，在「江八條」的第一、二、三、四等條裡，都有「一個中國」的字眼；僅是第三條，還連續出現三次，而在「葉九條」裡，中國的主權與領土完整的意思雖然也是貫徹全文，但是並沒有明顯地加以表達──其實，做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致中國國民黨領導人的一個文件，是沒有必要這麼做；因為，以蔣經國為首的在台北的統治精英，在「一個中國」的理論與實踐上，同北京的，可以說是沒有分歧的。

即是說，截至蔣經國時代，台北方面始終堅持，同大陸、香港、澳門一樣，台灣是「一個中國」的完整組成部分；兩岸四方的人民，都是「中國人」。

也就是說，在「後蔣經國時代」，在台灣，才有「一個中國」的問題。

對於現在仍然統治台灣的國民黨──「台灣國民黨」乎？「中國國民黨」乎？──的「主流派」來說，「一個中國」的框架，在他們那裡已經奇跡式地消失了──對於彭明敏這樣的少數人來說，「一個中國」大概從來就不存在，以後也不會出現的。

如果，人們對台北的《國家統一綱領》加以分析，可以發現這樣的陳述：

「在兩岸交流過程中，中共應祛除對中華民國政府追求國家統一目標與決心的懷疑，如何在分裂分治的現實基礎上，積極營造統一的有利條件，使兩個不同『政治實體』逐漸融合為『一個中國』，應當是中共當局急需思考的方向……」（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編印，《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1994年7月），頁7）。

至於李登輝1995年4月8日對「江八條」所做的反應，〈建立兩岸正常關係，塑造統一有利形勢〉（即，「李六點」），可以說，就是「政治實體」論的進一步發揮……

「民國三十八年（1949）以來，台灣與大陸分別由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治理，形成了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也才有國家統一的問題，因此，要解決統一問題，就不能不實事求是，尊重歷史，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探尋國家統一的可行的方式。只有客觀對待這個事實，兩岸才能對於『一個中國』的意涵，盡快獲得較多共識……」

這裡的「實事求是，尊重歷史」論，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對北京的統治精英來說，在「一個中國」的理論與實踐及框架上，做出了一個嚴厲的挑戰。

如果，人們再拿李鵬1996年1月30日在「江八條」發表一週年所做《完成統一祖國大業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來分析，「一個中國」也是它的主軸線；再看這一、兩個星期來大陸上的有關紀念活動及其言論，亦是「萬變不離其宗」呢。

近日來，由於台灣「三．二三總統選舉」在即，從台北和美國方面不斷地傳出，中國大陸將對台灣採取一系列「文攻武嚇」的「飛彈攻勢」；那麼，聯繫到「選舉」之後台海兩岸關係的可能發展，人們或許可以做出這樣的分析議論：

──由於李鵬「1．30講話〉有「中國一個地區領導人」可圈可點之論，反映出，北京方面在「政治實體」論上，有更進一步的「實事求是，尊重歷史」的態度；那麼，對於「中國一個地區人民」（即台灣地區人民）所選出的「中國一個地區領導人」（即「台灣地區的總統」），「中國主要地區」（即大陸地區）的領導人（包括中共中央）便必須對他們加以接受與尊重的。

如果這樣做，北京對台北的《國統綱領》及「李六點」，可以說，是發生了某種微妙的「靠攏現象」；不過……

──包括李登輝集團在內的國民黨主流派和民進黨及新黨……等台灣的統治精英，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是否注意到，他們也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即，往（A）「政治實體─兩個對等政治實體」論（即「告別中國─走出中國」方向）滑下去，或者說，（B）做出種種必要的努力，朝「積極營造統一的有利條件」的方向發展（即，「面向中國─接近中國」論）……這對於跨世紀的兩岸關係，都會發生結構性的變化的。

顯然地，台海形勢和兩岸關係以及中美─中日關係……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台灣統治精英對（A）或（B）的選擇問題；而對於兩岸四地的中國人來說，關鍵在於，如何做出共同努力，使台北的統治精英在最近的將來，清清楚楚地表示並且是言行一致：他們是捨（A）取（B）的。

具體地說，北京和台北方面如何在「求同存異，寬廣變通；共同發展，前途無量」的大原則─大取向下，引發某種「江八條」和「李六點」互相靠攏的現象，並在它們之間，找到了一個「對接點」，以便馬上開展某種形式的政治對話──這就是兩岸統治精英「給『一個中國』一個機會」所面臨的共同挑戰與歷史任務吧？

「中國一個地區領導人」論很有意思

1995年1月30日，農曆甲戌年除夕和乙亥年元旦前夕，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了題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重要講話；當時，我應香港《文匯報》朋友關民強兄邀請，年夜飯都顧不及吃，開機寫了一篇反應的文章，題為「統一還未實現，同胞亟需努力！」結尾的一句話是：

「也許，人們可以有一定的樂觀主義，期望這個既是未來又是歷史的事件，在乙亥年除夕（1996年2月18日）和丙子年春節（1996年2月19日）到來之前，便有重大的、可喜的發展！」（全文發表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主編並出版之《台灣研究》季刊，1995年第1期，頁10-12）

現在，距除夕和春節交叉的日子只有兩個星期，環顧北京當局的對台政策，台北當局的大陸政策，海峽兩岸的關係，以及中美─中日的關係……各個層面的變化，那「一定的樂觀主義」還不是已經不再存在？中國統一（或者說，中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重大的、可喜的發展」前景也一樣地不再存在了？

這一陣，令人們關注的當然是，在「江八條」發表一週年，離台灣的「三．二三總統選舉」不到兩個月的關頭，北京方面會不會採取單方面的行動，提出統一的時間表；並且發動新一輪的「飛彈攻勢」，因而導致海峽兩岸關係的進一步惡化？

當然，更為基本的問題是：在去年六月李登輝訪美引發的兩岸關係全面倒退的情況下，「江八條」到底還存不存在？中共是不是在統一問題上已經「另有一套」？

李鵬1月30日北京座談會上題為《完成統一祖國大業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願望》的講話，可以說是對「江八條」的一個重要發展；在一個意義上，今後，當人們議論北京的對台政策時，兩者可能要相提並論的。

「講話」引人注意的第一點，在於對「江八條」所做的概括……

「……（它）著眼於雙方應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為兩岸關係的發展創造良好的安全環境；著眼於解決台灣同胞切身利益的問題；也著眼於實現和平統一需要一個過程，應該作出統籌規劃逐步加以實施……」

對於「江八條」發表一週年時，各方一度傳說紛紛的，北京將單方面提出「統一時間表」之論，這個「統籌規劃，逐步實施」論，可能是一個相應之論吧?!

其實，李鵬「講話」最有新意的地方可能是：

「一段時間以來，台灣領導人產生方式變更問題引起了海內外中國人的廣泛注意，我願在此重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論台灣領導人產生方式如何改變，都改變不了台灣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事實，改變不了台灣領導人只是中國一個地區領導人的事實，國家的主權屬於該國全體人民，包括台、澎、金、馬地區在內的全中國的主權，屬於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12億多中國人民，而絕不屬於台灣某一部分人，也絕不允許由台灣某一部分人來改變……」

根據這一段話，可以做出這麼幾點分析：

其一，北京方面是注意到了，在「一個不分割的中國」裡，「中國一個地區領導人」是存在的；即，中國是有幾個「地區政府」及「地區領導人」，在這個意義上，它同台灣的「政治實體」論，是可以找到某些微妙的「對接─銜接」之處，其差異之處，可能在於台北方面的過分強調「分裂分治」和「對等政治實體」論；

其二，大陸上的由中共領導的政府，應該是中國「另一個地區的領導人」；當然，它也可以說是「中國主要地區的領導人」，甚至說，就是「中國的主要領導人」；

其三，中國不同地區的「政治實體」，可以各有一套特殊的「領導人產生方式」；其實，「97」和「99」之後，港澳亦將有自己的「方式」；而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或者說，主要地區的領導人）可以樂觀其成，其實，只要是在「一個中國」大框架下來進行，區域性的政治文化在中國的不同地區存在，並沒有什麼不妥之處的。

其四，對於台灣的民主政治─民主化進程─民主選舉，北京是不必去表示反對；當然，也沒有必要去替天行道，助長其事──將來，對港澳的民主化，亦然。

對李鵬的「1．30講話」加以分析研究後，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江八條」仍然是北京處理台灣問題的行動綱領；在一般情況下，「和平統一」亦繼續是和平統一大業完成的主要方式；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對於台灣的各個層面的人物（包括李登輝），北京方面仍然會極盡可能，採取那麼一種「寬廣變通，求同存異；共同發展，前途無量」的寬鬆政策，來尋求交流協作之道（我的朋友施子清兄稱之為「求大同、存大異」）。其實，走向21世紀的中國極需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區域環境；這有賴於兩岸關係上「良好的安全環境」。而一個改革開放─經濟發展─綜合國力在持續上升的中國，對於中國統一（特別是「和平統一」）大業的完成，其「操之在我，以我為主」的優勢條件，既是在不斷地增強之中，戰爭手段的使用，便可以相對地跌落的。

可以說，經過了1995年下半年的風風雨雨之後，這個〈完成統一祖國大業是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還能夠以相對平靜和說理以及寬鬆的方式來檢討過去，正視現在，策劃未來；反映出，在處理中國統一大業的問題上，隨著其優勢的擴大，北京當局的信心是在與日俱增之中──對於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對於亞太地區的人士（特別是東南亞的華裔人士），對於中美─中日和中國─東南亞的國家關係……來說，這應該是一個可喜的大動向！

「和平統一」是中國人的一場大考試

關於台灣海峽兩岸和戰及其新型態關係──即「一個中國」的重新開發──的前景問題，在「江八條」和「李六點」中，都強調中華文化對於中國和平統一進程及統一大業的完成，有著重大的推動作用；也許這就是樂觀主義得以建立的一個重要依據。

「江八條」的第六條這麼說：中華民族兒女共同創造的五千年燦爛文化，始終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也是實現和平統一的一個重要基礎，兩岸同胞要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

「李六點」也報之以第二點，曰：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驕傲和精神支柱，我們歷來以維護及發揚固有文化為職志，也主張以文化作為兩岸交流的基礎，提升共存共榮的民族情感，培養相互珍惜的兄弟情懷，在浩瀚的文化領域裡，兩岸應加強各項交流的廣度與深度，並進一步推動資訊、學術、科技、體育等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

李鵬「1．30講話」雖然沒有特別提及中華文化在「完成統一祖國大業」中的戰略性作用，而代之以「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論；但，也可以看到，民族文化─民族傳統是一個基礎，一種推動力──其實，它的世界觀和歷史觀，可以說，就是中華文化─中華傳統的一個具體表現。

其實，對於海峽兩岸的中國人來說，在處理中國統一問題上，確是面臨著一個「跨越世紀、跨越文化」的巨大挑戰；因為，本世紀的一位傑出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對中國歷史和中華傳統「和氣致祥」的功夫，做出很崇高的評論。

首先，他指出，中華民族的功績是，做為一個民族，能夠在過去的21世紀裡，一直保持下來；發展出人道主義和合理主義，並且還能致力於追求同「自然保持協調而生存的信念」（見：《展望21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荀春生、陳國梁、朱繼征等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11月出版），頁286-287。

下面的一段議論是很有意思的：

「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並且正因為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的徵兆，所以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才有令人驚歎的威望，中國的統一政府在以前的兩千二百年間，除了極短的空白時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幾億民眾統一為一個整體的，而且統一的中國，在政治上的宗主權被保護國家所承認，文化的影響甚至滲透到遙遠的地區，真是所謂『中華王國』，實際上，中國從紀元前二百二十一年以來，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成為影響半個世界的中心。最近五百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個領域，都按西方的意圖統一起來了，恐怕可以說正是中國肩負不止給半個世界而且給整個世界帶來政治統一與和平的命運……」（頁289）

做為日本人的政治活動家和宗教理論家的池田大作，在盼望一個「日式和平時代」的到來，當然不會讚賞英國歷史學家這種把「世界主義」和「中華主義」相提並論，以及於「中國有資格成為實現統一世界的新主軸」論的大取向；他指出，從秦始皇開始，中國歷史上不乏用強大武力來建立並維持其大一統的例子；而且，「中國也許會統治全世界而使其殖民地化」的危險，云云（頁289-296）。

顯然地，台海兩岸（特別是在北京）的中國人及其統治精英面臨的歷史考驗是如何把中國歷史上所出現的這個持續了一百零一年的與母體分離狀態結束，開發出另一個「大一統」的新局面？

當然，這個「一個中國」理論與實踐的開發，不會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為：

第一，這個過程的完成，「武力使用」乎？「和平統一」乎？是一個十分錯綜複雜、變幻莫測的問題；特別是，這一次，橫亙在其中的，還有「史無前例」的外國勢力及其頑強的強權主義；不過更基本的是……

第二、它涉及「江八條」和「李六點」是否可以互相靠攏的問題。癥結在於，雙方在「一個中國」的概念─理論─模式─實踐上，是否可以有重大的突破？特別是，在取得強勢─優勢地位的情況下，北京對台灣的實際與願望，能否「另闢蹊徑」，進行「石破天驚」的「寬鬆處理」？

第三、異乎尋常的大舉措，是否能從中華傳統中找到線索？或者說，中華文化的優點，使這一代的中國人，可以從西方文化和其他文化裡吸取營養，讓他們取得充分的智慧、勇氣、決心，使台海問題居然也可以「有驚無險，和平解決」？

可以說，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熱鬧，等著看中國人在「和平統一大業完成」這場歷史性的考試上，是「不及格」，還是「及格」──甚至是「成績優等」呢？

「一個中國」開發是當今天下的頭等大事

看來，台灣海峽兩岸新關係型態的建立及中國的統一問題，在今後三幾年裡，不但是兩岸四地中國人的一件大事；對於亞太地區和世界各地的人士來說，可能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歷史事件─現實事件─未來事件呢！

英國的大歷史學家湯因比和日本的池田大作兩人在議論「中國有資格成為實現統一世界的新主軸」時，顯然地，並沒有注意到台灣問題。

人們感到興趣的是，如果，湯因比對於台灣問題有所研究，認識到它的複雜性時，他是不是還會做下面這麼一段充滿樂觀主義的議論：

「由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組成的東亞，擁有眾多的人口，這些民族的活力、勤奮、勇氣、聰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無遜色，無論從地理上看，從具有中國文化和佛教這一共同遺產來看，或者從對外來近代西歐文明不得不妥協這一共同課題來看，他們都是聯結在一條紐帶上的，並且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認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其理由就在這裡……」（見《展望21世紀》，頁294）。

湯因比的論點是，中國人利用其包括佛教文明在內的中華傳統，在處理一個人口龐大、民族眾多、地域遼闊的國家體制及其情境結構時，有一定的魄力、能力、經驗，用相對和平與合理的方式來達致之，並維持之；這是從猶太一神教那裡發展出來的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近代西方文明那種絕對主義體系所缺少的：

「將來統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國這位第二個取得更大成功的統一者（按：指劉邦），要具有世界主義思想，同時也要有達到最終目的所需的幹練才能。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不是在半個舊大陸，而是在人們能夠居住或交往的整個地球，必定要實現統一的未來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漢朝的劉邦……」（頁295）。

不過，對於中國人和非中國人來說，談到台灣海峽兩岸日益緊張的關係及其前景，再聯繫湯因比上述的議論，馬上可以看到一些尖銳的問題：

──兩岸的中國人，怎麼去對待島上一小撮「告別中國─走出中國」的死硬份子；而對他們的有效處理，殺雞用上牛刀，是不是低能到要大打出手？或者說，即使武力是終於不可避免的，還可以把它減少到最低的限度？或者說……

──一旦被境內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在外力支持下挑起「民族內部的集體自殺」時，其局面可以立即受到控制；使到亞太區域不受（或少受）波及，不至於成為軍火庫，發生某些西方人士夢寐以求的「亞洲人集體自殺」的慘劇？

當然，這樣的思路，如果一不小心，往前推論，便可能產生「中國中心論」，或「中國決定論」──不過，在這裡，人們所當注意到的事實是：做為亞太地區的一個大國，兼之其統一問題的複雜性，中國及其統一問題，是注定了要同亞太地區的發展發生千絲萬縷的關係的。特別是，在這個地區，還有所謂「美國因素」和「西方國家因素」；而其「日本因素」，亦可能爆發出來，發生難以預測的作用。

在這個意義上，「江八條」和李鵬「1一．30講話」強調不放棄使用武力，是有針對性的政策──可以預測，如果，台灣海峽發生戰爭，大抵是由於外力的介入。

看來，在這個「後冷戰─後美式和平─後西方主義時代」，由於東方與西方─中國與西方─中國與美國……等層面的新型態關係，都還未建立起來；在統一問題上，維謢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固是當務之急；但是，在許多內部事務的處理──包括台灣問題─統一問題的處理上，都需要引進許多嶄新的理論─模式，即，在區域─國際這樣的層面上，來尋求突破性的處理。

在統一問題上，中國人是要找尋一切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做法……

第一，在「一個中國」的大原則─大取向下，中國人之間必須先能不糾纏老大難的問題，在「江八條」和「李六點」這樣的綱領中，去找對接點，而一個包括台灣地區在內的「中國國防區域」的建立，是中國統一最大／最終的保證；

第二，在這樣的「保證」下，可以把「一個中國」的開發，當著一件區域性─國際性的交流協作項目；即，任何言行一致地支持「一個中國」的國家，可以在中國人（主要是由北京）掌握的情況下，發揮其配合性作用──比如說，許多東南亞國家及其華裔人士便可以對中國的和平統一進程做出重大的貢獻；而北京方面亦完全可以考慮在新加坡這樣的地方，舉行「中國不同地區領導人」的政治對話活動的。

這裡的中心思想是：利用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及綜合國力發展的勢頭，為「一個中國」的開發，製造有利的外因。

在防止「台灣問題國際化」的前提下，中國統一大業完成，是必須正視美日因素以及東南亞因素的，如何找到一個靈活的框架，讓它們在其中有一席之位，發生光明正大的作用；而使其陰暗消極，干擾破壞的作用，減到最低限度？……其實，如果不能開個什麼大門把它們納進來，又如何用門把它們關出去呢？

無可否認，統一進程中，在海峽兩岸可以出現許多重要的、大型的政治、經濟、文教……交流協作項目；除了中國人之外，支持「一個中國」的任何國家都可以讓它有利可圖；從而對中國人的統一大業直接間接地做出貢獻。

所以說，統一大業必須和大陸地區的改革開放、產業建設大業結合起來，做平行處理；使它成為某種意義上的「跨越世紀─跨越產業─跨越文化」的交流協作活動。

作者附函：

多謝《海峽評論》第62期刊出拙作。但，最後一段《喬石對台言論的「潛台辭」》並非我的作品，張冠李戴，有摘桃子之嫌，務必於下期做出更正。黃枝連啟
編者按：《喬石對台言論的「潛台辭」》一文作者系陳子帛先生，誤植之失，敬請黃、陳二位見諒，並特此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