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鄉情更怯

1965年我離開台灣留學美國。1995年第一次有好的機會回台做幾個月的居留。前後30年，台灣的確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960年代，台灣的經濟才開始轉型，農業社會仍是主要的面貌。政治則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下。當時要出國留學，一塊美元換四十台幣。又因為結匯受限制，往往需要以更高的匯率到黑市換美金。一個留學生出國，常是全家族的大事，由親朋拼湊起來去支持的。

1990年代的今天，初回台灣的人常發現自己需要別人帶路。台北、台中、高雄都有新開發的社區和摩天高樓，街道市容都是全新的。即使回到縣市地方的家鄉，也會發現建築物的改觀，致使無法找到記憶裡的故鄉。

這次回來，適逢「第三屆立委」的選舉，以及為即將來臨的「總統大選」的暖身運動。看到許多候選人的活潑和助選人的投入；輿論媒體的公開，各黨派文宣代表人物在電視上辯論，還有「叩應」回答觀眾選民的質詢等等。這些都不是60年代，總統只有「蔣總統」，黨國只有「國民黨」和「中華民國」的時代所能想像的。

的確30年來，台灣人民的努力在經濟上有了傲人的建樹，對於自由民主的政治追求也得到不少的突破，這是不用贅言的。可是，有了這些成就做基礎，使台灣社會從發展中轉型到已開發的社會有一定的資本，我們要再接再厲，或是在過去堂皇各面向的進步之下有所疏忽的，是些什麼呢？這些問題是我在下面要集中討論的。就像回鄉探親一樣，我有這幾個月的機會回台探望，雖無意做系統的調查分析，也聊做一探望後各種印象與反應的整理。

台灣拾穗──

下面一些見聞的描述是我印象較深的，也是在台灣生活的人司空見慣的現象。但表現在這些不同生活層面的現象，不無共同的隱藏的問題，容本文後節再討論之。

滿街的機車

我帶學生在嘉義縣民雄地區做了一個實習性的社會調查。主題是青少年的風險行為。其中包括15至18歲青少年是否有騎機車的經驗和乘駛機車有否戴安全帽的問題。我們得到的結果是，80%的未有駕駛機車執照18歲以下的青少年都有駕駛機車的經驗。其中90%在15歲或更早就有駕機車的第一次經驗；並且，這些有經驗的青少年當中，90%乘駛機車時，是不戴安全帽的。然而，被問及他們是否認為不戴安全帽的風險很高呢？絕大部分的人都答曰風險是很高的。

這個結果告訴我們騎機車在台灣是一普遍的行為，但它不僅沒有執法單位去落實法律規章，也沒有具體的社會規範存在。即使此一行為涉及某種程度的風險，風險也是由各人去承擔。

錄影帶、電子花車

有一次因為要找一個電影放給我教大學部「家庭」課的學生看，一位中正大學的同學帶我到嘉義市的一家出租錄影帶的店裡，我們順著滿櫥滿櫃的錄影帶看去，找不出任何系統來分門別類。請教店裡的老闆問他按什麼方法擺置他們的帶子，回答說：「黑白放！」（隨便放置）談不上什麼系統，後來發現他唯一的記錄方法是，隨著錄影帶到貨先後，編個號碼。出租時就記錄那個代號，也不知道片子名字是什麼，更談不上片子的內容。

又一位中正大學的同事，曾對台灣鄉間流行的電子花車做了一番調查研究。從他的研究報告裡，我得知了一般人對於電子花車的「精采表演」不無有「性道德的矛盾」。可是，各層受訪者都有他們的「合理化策略」。一般觀眾對於電子花車的演出，演出者不是本裡的成員，可以分出「我們」與「他們」的界線。又是出資雇來的電子花車演出，是別人花錢謝神，對自己沒有什麼道德責任。對於廟公呢？只要「精采演出」的電子花車不正對著廟門，「沖」到神明，而能達到傳統的「集體消費」，讓廟門熱鬧，維繫人氣，也就不發表意見了。至於地方治安單位，只要沒有人埋怨受到噪音的騷擾，也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建築物和廣告招牌

在台灣，一離開大都會國際標準規劃的新開發區，人們看到的地上建築物，可以說盡了各自為政的能事。也許看慣了，覺得台灣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稍為留意一下，尤其是住宅的社區，各幢建築各憑地主的口味，蓋出極其不相稱而相挨著的一個個的建築。尤其是有了錢，大家更講究外觀的設計和顏色的選擇，更使不調和的對照凸顯出來。

與此相關連的是各地方街道上的廣告招牌，各顯神通，一個比一個突出。一到夜間，各色霓虹燈亮起，讓人眼花撩亂，找不到紅綠交通燈是在那裡。甚至可以發現有些類似路牌的廣告，指示你的不是那條街道，而是去那個公司行號。私人利益與公共秩序的衝突競爭，竟到如此地步。

國中教育

前面說過我們對地方上的青少年做了一個調查，因此我們有機會到一個國民中學去參觀訪問。我們瞭解到國中分班的非正式的制度。從國中一年級就按考試成績分成A到D四級。A班是準備升學普通高中，B班以升高職為目標，C班希望能透過輔導升進B班的程度，D班則是「放牛班」。我們因為從各級班都取樣本，所以有機會到每一級班做第一手的觀摩。

A班學生做回答問卷時，規規矩矩地填答表格，許多做完後，還再審慎地檢查一遍，就像做一個考試一樣。D班的行為則是另一個極端。上課鈴響後十分鐘仍在打打鬧鬧靜不下來。導師站在一旁做無奈狀。我們原指定兩位女研究生到這一班協作調查工作，臨時又找一位男研究生來幫忙維持秩序。等到可以開始了，這個學生說沒帶筆，那個說看不懂問卷，無奇不有地找藉口搗蛋。

可是，我們發現，當我們研究生耐心地並且以個別關懷地替他們找來筆，回答問題解釋它們的用意等等，竟也終於安撫下來，圓滿地收回有效的問卷。

聽說，這種帶有歧視嫌疑的按能力做區別待遇的國中教育已經行之有年。並且這種「非法」制度的維繫還是主要來自學生的家長和學校的老師。想要改革都會碰到莫大的阻力的。

有錢的垃圾

這次在台灣南部居留較長，也就有機會坐車到鄉鎮間的產業道路兜風。觸目驚心比比皆是一堆堆固體垃圾小山，扔棄在那裡的有舊傢俱、電視、冰箱和各種拆除舊建設的破磚碎瓦。

台灣建築學者夏鑄九所說的台灣的發展是「破壞性的發展」，在這裡得到活生生的印證。新的建設是以舊的破壞做代價。並且讓人聯想到一個問題，台灣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是怎麼來的？血汗賺來的錢不回饋到地方的基礎設施，而存在外國銀行，當別人運用的資金。

阿媽的話

鑒於台灣物質文明豐富起來，精神文明未見相稱地發展。而且在公權力和公共秩序上反而顯得越發紊亂。一位我的長輩親戚，參加了在嘉義《蘭潭之聲》廣播電台，主持一個叫「阿媽的話」的節目。這節目雖包羅萬象，但有個主題，就是要把老一代的生活經驗，讓當代享受物質豐富的台灣的人們做參考。例如，我聽到一個題為「五十年前的台灣」的廣播，敘述他們那一代在日治戰爭時期的中學生活。雖然物資短缺，人人都需參加勞動，而所得甚微。但社會井井有序，人們精神面貌良好，懂得珍惜物資，不浪費造成今天的環保問題。又另一節目，談及一位成名的女醫師，她母親如何教導她能吃苦耐勞。而這位醫師又如何提倡產婦做月內的良好中國保健傳統。接著放一首日本的《慈母頌》與聽眾分享。

在這個台灣話的節目裡，因為沒有泛政治化的意結，台灣的、中國的，甚或日本的，都不相互排斥。好像很自然地都給拾起來做為台灣文化傳統的一部分。這比之純粹派的本土化者，要回歸到簡單如只有公弦和母弦的月琴，去尋找台灣音樂，要顯得更有本體自主性。

透視問題的兩個社會學觀點

社會學並沒有什麼精密的理論，可做預測未來。但供給某些觀點來解釋一些社會現象是有幫助的。這裡要介紹的兩個觀點，也許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前述的一些台灣問題：第一是關於所謂一些「現實」的認知，是由社會互動過程而建構起來的。第二是關於自然人與法人及其代理人之間的倫理關係。

記得一、二年前，美國《時代》週刊有一期封面刊登一副什麼種族都不像，但又可以從這副面孔找到各種種族特徵的圖像。這是用電子計算機建構的一副面孔，並無真人存在。這個封面故事是關於美國做為一個多種族的社會，將來幾代後的通婚結果，會產生什麼樣的人種特徵來？我們在日常生活裡，就從各種訊息因素以及與社會其他人的相互溝通裡建構出我們對某一現實的認知。

在一個資訊社會裡，傳播媒體發達，大眾傳播又快又能遍及廣大的群眾。透過這樣媒體，許多群眾對於社會現實的建構認知，就容易被炮製。例如消費者對於商品的認知，就極大部分由商業廣告來包裝出來的。而在政治方面，政治領導，政治上的敵人，社會上的問題以及解決之道等等，也可以由政客炮製出來。他們的目的並不一定要解決什麼特定的問題，而是要取得群眾對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的支持，或者削弱群眾對其他人的支持。

第二個觀點可以引用一個虛構的故事來說明。有一個美國電力公司，它自動化到連一個工人都不需要。全公司只由五個董事經營管理。這五個董事決定拿出一千萬元來做廣告公關，讓群眾及他們的代議員反對任何外國公司進入美國的電力市場。結果成功地壟斷美國市場，公司得以越做越大，當某參議員發現這事情的來龍去脈，就發起公聽會偵查。這公司的董事們泰然地到聽證會做證，說他們這樣忠誠地代理這個公司法人，並沒為了他們的私利，他們所領的薪資與當初並沒兩樣。公司的盈利都用來再投資，只是公司越做越大而已。

這是一個自然人代理法人，使法人變成有獨立靈魂的一個極端結果。另一個極端，不難想像的就是自然人做為法人代理時不健全的倫理觀念，做為法人代理經營時，以自然人的利益為依歸，而不能忠誠地代表法人設立的宗旨。

從第一個現實建構的觀點看，台灣是一個國家社會發達，而地方社區基層社會相對停滯的一個社會。大型的媒體，政治精英的議題，甚至經濟的、文化的上層都著眼在「全國的」、「中央的」、「國際的」問題焦點。而地方生活的現實如機車交通、電子花車、地方建設、國中教育等，或者不得提上議程，或受到大而化之。而地方社區基層文化的薄弱，無力建構出系統的社會規範。因此，許多地方生活的現實，就流於各自為政，各顯神通，或自力救濟。

從第二個法人與自然人的觀點看，在台灣社會裡宗族倫理仍占主要的位置。舉一例說明之：在嘉義我認識一位從事營造業的企業家。我問他說為什麼在台北的一些現代建築可以細細緻致地完成漂漂亮亮的一棟高樓，而在嘉義看到的一些現代建築多是些奇怪的設計和粗糙的施工呢？他的答案很簡單，差別在於有沒有外商監工、驗收。只要台灣內部人做監工或驗收時，承包商總是從人情來要求一定程度的妥協。

因為法人的代理人不能忠誠於法人的宗旨，所以警察可以不管機車交通，廟公可以不問電子花車的「性道德矛盾」，縣市建設局可以看不見市容規劃，老師、校長和教育單位可以容許國中分班的不合法。

歷史的借鏡：「台灣文化協會」

今天台灣走入政黨政治的雛形，然而選舉時沒有公共政策的辯論，政府的公權力不彰，這與上述台灣社會現實的建構上層與基層脫節，法人代理人仍停留在宗族倫理的時代有一定的相關。對此徒歎無奈呢？還是知識份子可有一些作為？

最近讀葉榮鍾著的《台灣民族運動史》，談到20年代在台灣社會引發文化運動頗為壯闊的「台灣文化協會」，甚受鼓舞。雖然當時有抗日民族精神作為基本動力，但是這個知識份子組織協會的旨趣，仍著眼在文化層面上。茲擇抄幾段如下：

「方今之文明，物質文明也。現在之思想，混沌險惡之狀態也。近時之機運，建設改進之秋也。……回顧島內，今也新道德之建設未成，而舊道德已次第衰頹，緣此社會之制度墜地，人心澆漓，唯利是爭，無智蒙昧之細民固不待論，位居上流者，概以揣摩迎合是務，以博取一身之榮達為能事……。於茲吾人大有此感，因即糾合同志，組織台灣文化協會，謀台灣文化之向上，切言之即互相切磋道德之真髓，圖教育之振興，獎勵體育，涵養藝術趣味，以期穩健之發達，其歸結務在實行。……」

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在1920年代是武力抗爭結束，而轉為文鬥的時代。當時台灣全島的知識份子寥寥可數，而團結起來可分路北中南發揮一定的作用。

台灣文化協會雖然與其他抗爭的活動一樣，基本出於反抗日本統治，保持中國文化聯繫的中華民族精神。但，文化協會著重在「謀台灣文化之向上」。前後舉辦講演會，夏季講習班，到民間放電影，甚至還組織了演劇團。當時，這類民間運動的活動，都是在日本警察大人的監視下舉行的，隨時有給解散抓去坐牢的危險。

從20世紀初期的20年代，至今20世紀幾近尾聲，台灣人民總算第一次有了較為寬鬆的社會活動的空間。此後，台灣的「位居上流者」，除了利用此一良機爭取政治上的權位之外，是否也會致力「謀台灣文化之向上」呢？讓我們拭目以待。

關於謀文化之向上，最後我想借用旅美華人學者傅偉勳的看法供作大家思考的參考。這看法把人生關懷的價值取向從低至高分成十個層次：「身體活動層面，心理活動層面，政治社會層面，歷史文化層面，知性探索層面，美感經驗層面，人倫道德層面，實存主體層面，終極關懷層面，以及最後終極真實層面。」儘管大家不一定同意這樣細緻的分層，文化的面向應是涉及各個高低層次的生命的現實。不管在那個層次的疏忽，或不健全的發展，都會傷害一個文化的主體性，而流為一種較脆弱的次文化。希望台灣文化的重構，能分工就各層面去理清完善起來。

（演講稿，台中東海大學。1996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