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抗戰時期李友邦與當今李登輝之「台灣獨立」的不同本質

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50週年之際，筆者從研究歷史的角度，發現了近百年來台灣有兩個50週年的歷史巧合。即1895年，腐敗的滿清政府根據《馬關條約》將台灣和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使台灣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從那時開始到抗日戰爭勝利為止，中華民族為收回台灣，奮鬥了整整半個世紀。我暫且稱為「第一個50週年」。而從中國抗戰勝利，特別是蔣介石集團逃台之後的1949年開始到今年，海峽兩岸同胞又為早日實現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努力了近半個世紀，我稱之為「第二個50週年」。在這兩個50週年當中，出現了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台灣獨立」運動的政治概念及其實踐。一個是愛國主義者李友邦為從日本侵略者手中奪回台灣，在第一個五十年裡為之奮鬥不息的「台灣獨立」革命運動。另一個是50年後的今天，由李登輝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導演的製造「兩個中國」、「一中一台」，謀求台灣事實獨立的目標。

散居閩南台胞報國無門

抗戰時期李友邦之「台灣獨立」革命運動的內容和實質是維護民族團結的愛國主義英雄之舉。這是由它的具體內涵所決定的。要瞭解李友邦之「台灣獨立」的性質，首先從「台灣獨立革命黨」與「台灣義勇隊」的誕生及其宗旨說起。

從1895年的台灣陷入敵手之後，台灣島上的民族革命鬥爭此起彼伏。著名的愛國主義者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獨立革命黨」和「台灣義勇隊」的革命活動是其中的一個典型。

李友邦是黃埔軍校第二期台籍學生。1924年他在廣州聯絡了部分愛國台胞，成立了「台灣獨立革命黨」，親任該黨主席，發展黨員一千多名。一半分佈在台灣本島，一半散居在廣東、閩南及浙江南部一帶。該黨的宗旨寫明：「團結台灣民眾，驅除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一切勢力，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其統治，而返歸祖國，以共同建立三民主義新國家」〔註1〕（1940年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後，李就正式提出「共同建立新三民主義的國家」）。李友邦在闡述其「台灣獨立」革命運動的宗旨和歷史背景時寫道：台灣自1895年割讓給日本侵略者之後，「日寇竭死力以奴化，務使台人忘其祖國以永久奴役於日人」。然而，「台人眷念祖國之情，實與日俱增，時間愈久，其情彌殷，故未嘗一日忘也。」所以要組黨、舉義之事。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進行一大規模的軍事進攻。中共中央於1937年7月8日通電全國，號召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驅逐日寇出中國」，「為保家衛國流盡最後一滴血」！在中華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李友邦決心以其「台灣獨立革命黨」的名義號召台灣同胞，響應中共中央的號召，組織起來開展「抗日復土」的民族獨立革命運動。他決定組建一支抗日的「台灣義勇隊」投入戰鬥。

當時有四百多名散居在閩南一帶的台胞、被國民黨當局視為「漢奸嫌疑」而驅逐到閩北崇安「台民墾殖所」和「教養所」，他們欲圖報國無門。李友邦瞭解到這一情況後，與張一之（又名張啟權、張四維、張華來，中共黨員）一同向國民黨福建省府當局交涉、具保，將這批台胞帶到浙南的金華培訓，並以此為基礎，於1938年底著手籌備組建「台灣義勇隊」，由李友邦任隊長、張一之任秘書。「義勇隊」在籌組過程中，始終得到中共浙江省委和周恩來的具體指示和親自關懷。事先，浙江省委統戰委員會書記張錫昌派省委文委負責人駱耕漠與張一之取得密切聯繫，並派他去當李友邦的「秘書」。「義勇隊」組建前，張一之向駱耕漠、張錫昌詳細匯報了李友邦組隊的情況，他們一致認為，「號召和組織台灣同胞起來參加抗戰不僅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可能的」，並分析了李友邦組織「義勇隊」的宗旨及主張，認為李氏的鬥爭綱領同我們的抗日主張是一致的。1939年初，周恩來因公到浙江，張一之專門將此事向他作了詳細的匯報和請示。周恩來聽了匯報後，從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出發，作出如下三條指示：第一、關於組建「台灣義勇隊的事，要充分運用國民黨的關係公開開展工作」；第二、「要盡量避免暴露這項工作與我黨的關係，更加有利於在國統區開展工作」；第三、「請李友邦出面找黃紹竑（國民黨浙江省府主席）辦理合法批准手續」等〔註2〕，於是，1939年初，一個戰鬥性很強的抗日救亡組織──「台灣義勇隊」及其派生的「台灣少年團」終於在抗戰炮火聲中誕生了。

從上述史實可以看出，李友邦在五十年前倡導的「台灣獨立」革命運動，是在中華民族國土淪喪、五百萬台胞過著水深火熱的亡國奴生活的歷史背景下，為拯救民族危亡而產生的民族獨立革命運動，其實質是海峽兩岸同胞積極擁護和支持下的愛國壯舉，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一個典範。

為祖國抗戰效命

其次，要從李友邦之「台灣獨立」運動的革命性方面分析。

認定李友邦之「台灣獨立」運動是「民族獨立解放運動」的這一實質，是由其自身的革命性決定的。早在「義勇隊」成立之初，李就公佈了《台灣獨立革命黨最近行動大綱》（簡稱《大綱》）和《台灣獨立革命黨告台灣同胞書》（簡稱《告同胞書》）等抗戰檄文。李友邦在《大綱》裡提出他們具體的戰鬥任務是「抗拒繳納賦稅；組織台胞嘩變；破壞敵人的交通和生產；擴大阿里山反日游擊隊；組織義勇隊到大陸參加祖國抗戰；發動台灣民眾罷工、罷市、罷課運動；擴大反法西斯的宣傳活動；組織日韓台反法西斯大同盟；統一台灣的革命組織，以壯大全中國反日大同盟……」張一之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時台灣獨立運動的任務可概括為兩句話，第一句是「台灣歷來是我國領土，1895年被日本帝國主義侵佔，現在要爭取獨立，擺脫日本侵略者的統治，返歸祖國」；第二句是「要把祖國建成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李友邦在《告同胞書》中指出：「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已經高舉起英勇抗日旗幟，這正是我們台灣同胞謀解放的大好機會……」「如果坐失這大好時機，不跟祖國一塊來打倒我們的死敵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就會成為台灣的罪人，祖國的罪人，自己也就永遠得不到解救，永遠要做帝國主義的奴隸。」李友邦在五十多年前寫的《台灣要獨立也要歸返中國》一文中表明：台灣獨立運動「是在國家關係上脫離外族（日本）的統治，是對現在正在統治台灣的統治者而言」的。「台灣獨立革命黨現在正在為祖國的抗戰效命」。「我們現在要做的幾件事：第一要認清祖國的抗戰，亦即我台灣的獨立運動；第二，各地的台胞，特別是台灣的革命者，應立即組織或參加反日的革命團體，使全台的反日力量集中起來，完成自身的解放；第三，我們要用各種具體的日常行動，來推進和實現上述兩項工作」〔註3〕。由此可見，李友邦之「台灣獨立」運動的革命性和民族團結共同抗日的戰鬥性是多麼旗幟鮮明！

其三，要從李友邦「台灣獨立」運動的實踐性去看問題的實質。要全面、深刻地瞭解李友邦之「台灣獨立」運動的內涵實質及其歷史意義，不僅要瞭解其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背景，審視其任務和宗旨的革命性，更要看它的具體實踐。

以「台灣獨立革命黨」名義組織的「台灣義勇隊」及「少年團」，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務實」的精神從事如下的革命實踐：除了上前線與敵寇浴血奮鬥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之外，還完成了四項任務。第一、組織政工隊深入到前線抗日部隊從事宣傳教育工作。如組織了浙江抗敵自衛團、總司令部無線電班、第三集團戰地工作團、游擊區直屬工作隊、浙江省戰時青工團、金華政工隊等等，他們向軍民宣傳抗戰意義、教唱革命歌曲、教戰士學日語喊話、翻譯日文文件和資料、收聽日語廣播、調查敵戰區的情報等。第二、組織醫療隊深入到抗日前線，搶救傷病員，深入後方建立醫院，為軍民義務治傷看病。如在浙江金華、衙縣、蘭溪、福建的建陽、崇安、永安等分別設「台灣醫院」及「前線野戰醫院」等。第三，組織生產工作隊從事軍需品的生產。如派隊員李昇平分別到浙江雲和縣和福建崇安縣建立兩個「樟腦製造廠」；派莊意民、黃授傑到金華創辦「東關藥品生產合作社」等。第四，組織宣傳隊，創辦《台灣先鋒》等刊物，向海內外同胞宣傳「獨立革命」運動之意義、宗旨，鼓動民眾一致抗日。

「台灣義勇隊」在浙江奮戰四年之後，於1942年10月14日奉命調到福建龍巖，設隊部於龍巖中山東路24號，繼續為前方抗戰而「一本初衷，繼續努力」〔註4〕。

其四，要從李友邦之「台灣獨立」運動廣泛性、群眾性上去看它的效果。

由於李友邦之「台灣獨立」運動始終堅持「愛國」、「民族」、「抗戰」的大方向，特別是遵照周恩來關於「充分利用國民黨方面的各種關係開展民族團結抗戰」的指示，為台灣的獨立和祖國的統一大業作出了突出貢獻。因此，它得到社會各方面、各階層的支持和讚揚，有廣泛的社會影響和群眾性。

保衛祖國的「台灣義勇隊」

得到中共方面的支持和領導。如上所述，1939年3月17日周恩來到金華時作了三條指示。中共浙江省委統戰委員會書記張錫昌、統戰部長吳毓、宣傳部長汪光煥、文化委員會負責人駱耕漠等自始至終親自關心、指導「義勇隊」和「少年團」的組織和活動。並且在隊裡、團裡組建了以張一之為書記的中共支部及李煒為書記的「共產主義少年團」。義勇隊的《告同胞書》、《行動綱領》、《隊歌》、《團歌》都由張一之等中共黨員執筆撰寫。

得到在中國的朝鮮等國際友人的支持。當年在中國參加抗戰的「朝鮮義勇隊」隊長金若山一聽說「台灣義勇隊」經費有困難，馬上表示：「我們都是兄弟。」便決定從自己隊裡的經費中每月撥出五百元支援「台灣義勇隊」。

得到國民黨某些軍政官員和抗戰派、愛國民主人士的支持。如浙江省府主席黃紹竑除了在國民政府裡幫助圓場審批手續之外，還帶頭捐資六百元，並為「義勇隊」提供在浙江境內的活動方便（包括提供新聞報紙等宣傳陣地）。福建省主席陳儀支援「義勇隊」汽車、服裝等一批可觀的物資。國民黨政府當局在社會輿論壓力之下，也不得不於1940年有條件地正式批准「義勇隊」成立。一些國民黨政府的上層人物，明知李友邦組織「台灣獨立革命黨」和「義勇隊」得到中共方面的支持而有口難言，但又礙於「愛國」、「民族」、「抗戰」的民族呼聲壓力，他們也不得不公開發表支持言論，如孫科、陳立夫、于右任等要員都為「義勇隊」的刊物《台灣先鋒》作了「還我山河」、「發揚民族精神」、「祖國精神」等題詞〔註5〕。一些愛國將領、民主人士的題詞更是旗幟鮮明、振奮民心，如李濟深的題詞：「台灣先鋒，民族戰士。喚起國魂，驅逐蛇豕。迪延平之光，雪馬關之恥，恢復河山從茲始」；邵力子題詞：「待從頭收拾舊河山，看徹底團結全民族」；郭沫若題詞：「發揚民族精神，爭取自由平等」等等。

得到社會輿論界的廣泛支持。如中共浙江省委文化委員會主辦的《東南戰線》專門開闢《台灣義勇隊特頁》（1939年3月版）；《掃蕩報》、《新華日報》、《東南日報》、《救亡日報》、重慶「中央社」等有全國影響的報刊都紛紛報導李友邦的「台灣獨立」解放運動的愛國壯舉。如《新華日報》（1940年3月29日）載文稱讚「李氏團結台胞起來和日本軍閥鬥爭以求自身解放」的行動是「台灣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是「正義抗戰、保衛祖國的先鋒隊」。「他們正在為爭取台灣自由，收回家鄉同敵人拚個生死亡存……」。同一時期的《掃蕩報》評價李氏的革命行動是「出生入死、艱苦奮鬥、屢建奇勳」；預計他們「將有更大的貢獻在後頭」；「這是抗戰必勝的一個有力保證」，「是實際鬥爭的反映」。

由此可見，李友邦之「台灣獨立」革命運動是有廣泛、雄厚的社會基礎和深刻的社會影響的。因此，它是愛國主義的，是維護中華民族大團結，謀求台灣獨立解放和祖國統一大業的英雄壯舉。它與李登輝之「台灣獨立」目標有本質的區別。

如上所述，李友邦領導的「台灣獨立」革命運動，在前一個50年裡，為追求中華民族的大團結，為台灣的獨立解放事業作出不朽的貢獻。抗戰勝利後，他又繼續為建立「新三民主義」（實則「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不懈地努力，因而受到國民黨反動勢力的迫害。「義勇隊」終於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被國民黨當局下令解散，李友邦也犧牲於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之下。其「民族貞節」、「愛鄉愛國」的精神彪炳千秋！

歷史的發展進入到後一個50年，台灣島上卻刮起了一股貌似抗戰時期的「台灣獨立」風潮。「台獨」從字面上看，與李友邦孜孜追求的「台灣獨立」革命運動相似，但其本質卻完全相反。對現代「台獨」運動，不僅兩岸同胞嗤之以鼻，堅決反對，連「蔣氏」父子生前當政時也是極力反對的。因為它的實質是國家分裂主義在台灣問題上的反映，是少數「台獨」分子違背兩岸同胞的共同心願，妄圖將台灣寶島從祖國的懷抱脫離出去，變為在帝國主義卵翼下過活的「變種」殖民地，好達到他們佔島為王的政治野心，只要有一點「中國心」、「愛國心」的人都反對「台獨」運動。

李登輝的「變種台獨」

近年來，「台獨」愈演愈烈，甚至出現了少數甘為「日本新皇民」的民族敗類──新漢奸的破壞活動〔註6〕。究其原因是李登輝為首的台灣「主流派」背離兩岸絕大多數同胞的心願，欲步反動的「台獨」分裂主義之後塵，而公然拋出他的「台灣獨立目標」（以下簡稱「台獨目標」）。儘管李登輝羞羞答答、「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出一系列的「分裂分治」、「主權在民」、「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台灣本土化」、「彈性外交」、「度假外交」、「過境外交」等所謂政治術語。但萬變不離其「台獨」宗旨。在李上台伊始，就大肆散佈「台灣人悲哀」論，大談他的「前三年和後三年的施政計畫」。聲稱在他擔任總統期限內是「不求形式上的統一」，而要「為建立台灣人的國家」和「拓展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讓台灣以主權國家重返國際社會這一主要目標」而效力〔註7〕。由此可見，李登輝的「台獨目標」與「台獨」分子主張的「建立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沒有二致，是地地道道的「變種台獨」主張，是阻止和延緩祖國和平統一大業進程的愚政，已遭到海峽兩岸同胞的口誅筆伐！

如何判定李登輝之「台獨目標」的實質呢？首先要瞭解反動「台獨」運動的歷史淵源。

1945年，日本軍閥及其在台走狗看到他們的大勢已去，又不甘心失敗，發起組織「台獨」組織。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台獨」轉入地下活動。

按照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通過的《開羅宣言》，日本投降後，台灣應歸還中國。但在台灣「二．二八」事件後，美國為取代日本霸佔台灣而一改對台政策，他們主張「干預台灣」，提出「台灣應置於聯合國的監督下」，「待有了一個負責的中國政府後再歸還中國」。1949年1月，美國國務院的公告公然叫囂「美國對台政策是不讓台灣落入共產黨手中」，「我們的手段是把台灣諸島嶼與中國大陸分隔開」〔註8〕。同年3月初杜魯門批准了這個決策。為了達到目的，在此後，美國又採取了一系列扶植「台獨」勢力的措施。1948年11月，美駐台領事克倫茨與台灣省主席魏道明秘密接觸，雙方達成由美方支貸一千萬美元作為實行「台灣自治」的條件。由於蔣介石及時發現，派親信陳誠取代魏道明任台灣省主席。美再次於1949年2月派莫成德參事到台遊說陳誠「自立」。第二計又不成功，同年6月，又派特使到台灣，找到馬歇爾的校友孫立人（當時在台督練新軍）和留美學生吳國楨（原任上海市長）兩人，秘密策劃「接管政府與掌握軍權」，妄圖把蔣介石當難民處理。蔣介石懾於美國壓力，被迫於1949年底按此計畫任命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孫立人為陸軍總司令。美國還積極支持漢奸許丙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牧澤義夫、中宮牾郎等發起組織「台灣自治委員會」，開展「台獨」運動。早在1947年美國政府就唆使漢奸廖文毅在香港發起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並上書聯合國秘書長，要求「托管台灣」；「使台灣成為永久的中立國」〔註9〕等等。

1959年，正當海峽兩岸關係處於極度緊張的形勢下，美國參議院發表了《康隆報告》，公開鼓吹台灣應成立「台灣共和國」。當時在美國控制下的日本，也為「台獨」提供一切活動方便。1950年漢奸廖文毅出逃到日本，先後幾次成立所謂「台灣民主獨立黨」、「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台灣統一戰線」等等，自封「大統領」、「總裁」。60年代，在美國支持下，「台灣青年社」（後改為「台灣青年會」、「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等「台獨」組織（由王育德任委員長）又相繼問世。此後，諸如此類的「台獨」組織紛紛出籠。但不論哪一派，都僅僅是由幾個「自我權力慾」者在那裡興風作浪，因為他們妄圖把台灣從中國的版圖上劃出去，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並存。這種分裂主義遭到海峽兩岸同胞及蔣介石父子等國民黨元老派的竭力反對。「台獨」勢力雖然在當時成不了大氣候，但它是一種影響很壞的危險傾向，不可等閒視之。

70年代後，「台獨」的活動中心從日本轉移到美國。老「台獨」分子彭明敏在台灣出獄後逃到美國，在美國政府支持下，組織「台灣獨立聯盟」，並與歐、美、日等「台獨」分子黃文雄、鄭自才等前呼後應，提出「全民武裝革命」；「為促成台灣成為一個新而獨立的國家創造條件」等等反動口號。此後的「台獨」運動就不僅僅是有組織的政見紛爭活動，而是加上武裝恐怖暗殺活動，諸如槍殺訪美的蔣經國（未遂）、炸傷台灣省主席謝東閔等。歷史進入到李登輝主政的90年代，台灣的分裂主義的傾向越來越嚴重，台灣當局在李登輝的主導下，對「台獨」分子及其行動逐步採取姑息放縱，甚至走向同流合污。

李登輝的「台獨目標」實質上是「台獨」的變種。其依據是：

首先，李登輝主政後改變了蔣介石父子的「台灣本土化」政策，代之以「台灣化」的新花招。「台灣本土化」的原旨是蔣介石父子為首的國民黨大陸籍元老派為擴大台灣政權的社會基礎，以維護大陸籍集團主控政權的補充政策。它是以堅持「一個中國」，反對「台獨」為前提的。而李氏的「台灣化」則是放棄「一個中國」主張。把大陸籍人士排擠出黨政軍的核心，使台灣政權完全落入台籍人士主控之下，以達到箝制、反對在黨政軍裡面的反「台獨」力量。他又把「中華民國」界定為「台灣的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在台灣」，使國民黨台灣化，中華民國法統化。所以，李氏的「台灣化」實質上是堅持「兩個中國」，是「台灣本土化」的異化，「台獨」的變種。

李登輝與台獨黨合流

其次，李氏竭力兜售以「一國兩府」和「一中一台」來與「一國兩制」的主張對抗。妄圖在「主權」與「治權」的理論上混淆是非、混水摸魚。早在1989年，李氏就提出了「建立一個國家兩個對等政府」的主張。1991年他在《國統綱領》中又提出「兩岸互不否定對方政治實體」的口號。1993年11月，台灣李氏當局再次拋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實為歷史、地理或文化含義的一個『中國』下，互不隸屬的兩個主權國家」、「是階段性的兩個中國」。胡說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從主權或治權的角度，都無權干預有關中華民國的事務」等等。非常明顯，李氏是以「兩個中國」來抵制「一國兩制」，竭力兜售由「一國兩府的分治」過渡到主權分割的「兩個中國」。這與「台獨」的主張也只有名詞之差而無本質之別。

第三，從「單一承認」到「雙重承認」，耍弄外交上的政治把戲，這又是李登輝與「台獨」不謀而合的一個證據。近些年來，李氏大搞「彈性外交」，鼓噪台灣「重返聯合國」。說什麼「在台灣中華民國是代表二千一百萬民眾的權力」；「兩岸分裂是明晰的現實，國際社會不可忽視」等等。並以經濟援助手段誘惑薩爾瓦多等少數國家致函聯合國，鼓吹「台灣的中華民國應重返聯合國」，公然違反「在聯合國只有一個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法準則。

第四，培植「台獨」勢力，為「台獨」運動製造「政治溫床」是李氏與「台獨」同流合污的一個明顯標誌。李登輝主政後，與「台獨」分子一唱一和，拚命鼓噪、培植「台灣意識」，淡化、取消「蔣公」的「大陸意識」、「中國意識」。一連串地拋出所謂「台灣獨立文化論」、「台灣民族論」等等。說什麼「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台灣是台灣，大陸是大陸，互不干涉」，強調堅持「台灣優先」、「台灣人優先」是「台灣生命的共同體」等。更露骨的是執行從政治上給「台獨」餵奶水的政策。李氏上台後就提出以「追求革新勇於負責的決心」來完成「憲政改革」，特別是對「刑法」第一百條的修改，使得台獨言論合法化；「黑名單」的撤銷，使得大批「台獨」分子、「台獨」骨幹回到島內，有些人甚至竊據了「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等要職。自稱「台獨黨」的台灣民進黨擠進了台灣政治體制的框架內。在「國代」、「立委」的競選中，民進黨等「台獨」勢力也投桃報李，打出「支持李登輝」、「反對郝柏村」等大陸籍的非主流派。至此，李登輝所訴求的「台獨目標」與「台獨」運動的內涵是何等的相似。他們共同追求「台獨」、「一中一台」。如果硬要把李登輝的「台獨目標」與「台獨」運動加以區別的話，就是李氏還沒有完全扔掉「中華民國」的招牌和統一的旗幟。李氏的這種「黨政合一」的「台獨」路線，比起「無共戴之首領」的「台獨」有更大的欺騙性與危險性。

由此可見，李登輝等台灣國民黨主流派的這種民族分裂主義的「台獨目標」，與抗戰時期李友邦的「台灣獨立」革命運動是大相逕庭、背道而馳的。李登輝這種分裂主義行徑，正如鄧小平指出的是「違背民族意志」的，是阻礙、破壞、延緩祖國和平統一大業的進程。今天，當海峽兩岸人民熱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春節講話之時，人們不得不向李登輝疾呼一聲：李先生的「台灣生命共同體」是沒有生命的！因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海峽兩岸的和平統一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任何勢力要分裂祖國，搞台灣獨立……的圖謀是注定要失敗的」！（本文原載《中共黨史研究》，1995年第4期）

〔註1〕《台灣先鋒》1940年4月第1期。
〔註2〕《革命史資料》1981年第8輯。
〔註3〕《福建新聞》1938年11月9日，福州版第3版，《台灣先鋒》1940年4月15日創刊號。
〔註4〕《福建民報》1942年4月1日、4月4日、4月29日，《前線日報》1943年5月3日。
〔註5〕張一之：《台灣義勇隊及其早期工作》《革命史資料》1981年第8輯。
〔註6〕新華社紐約30日電，《廈門日報》1995年5月2日。
〔註7〕曉鄉：《「台獨」為何如此猖獗》，《半月談》1991年第21期；林雙川：《兩岸關係不可逆轉》，《半月談》1994年第13期。
〔註8〕《國共關係40年》，華中師大出版社1991年版。
〔註9〕《美國外交文件》，1949年第9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