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啟蒙的實踐場域

第一節　《夏潮》的本土觀點－－台灣歷史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整理

歷史意識的理解

前一章的內容分類統計裡，顯示《夏潮》對於歷史的整理投注相當的心力，尤其在台灣史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方面的篇章比例很高。日人松永正義認為夏潮系統是70年代新起的民族主義論，具有五大特徵：一、強烈的歷史意識；二、強烈的社會意識；三、反帝國主義論；四、中國革命傳統理念上的中國意識；五、台灣與中國的多元的重疊把握〔註1〕。松永正義以國家認同意識作為區分夏潮系統與當時的黨外系統，可以說是「台灣」與「中國」互相對立或者「多元的重疊把握」的意識型態，然而無法說明具有「強烈歷史意識」的夏潮系統，為什麼要如此奮力整理台灣歷史與台灣文學而不相對整理中國歷史與文學？區別「台灣」與「中國」此兩個名詞的認同意識，是無法用「多元的重疊掌握」相當模稜兩可的名詞來做解釋，松永正義沒有說明夏潮系統到底「多」了幾個「元」？「台灣」與「中國」的「重疊」模式為何？並且夏潮系統「把握」怎樣的歷史素材建架了本身民族主義論的的特徵？

然而更大的問題是《夏潮》為何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葛蘭西認為：「在政治活動與個人行為兩方面，只有通過歷史的意義和歷史的分析，通過社會和個人所處的精確歷史環境的瞭解，人們才能清楚的認識他改造環境和改造自我的能力。〔註2〕」具有政治黨性色彩的團體，必須建立起對自身環境的歷史瞭解，才能建立起社會的改造能力與方向。政治黨性反叛性強烈的夏潮系統瞭解到必須分析與詮釋所處在土地上的歷史，來找出改造社會的方向，加上研究台灣史就是主張台獨的政治高壓氣氛所致，台灣歷史的研究在70年代之前甚至到80年代，始終是個禁忌的議題，因此重新整理出台灣歷史的意義與分析，就成了政治社會改造的首要課題。

蘇慶黎在1978年9月當時的一篇宋國誠的訪問集裡，談到她對於歷史意義的理解：「人類的歷史，不單只是一些美化的帝王將相的英雄史，歷史是千千萬萬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和奮鬥史」，「至於台灣史，我認為不只要談，而且要研究怎樣談，怎樣看的問題。〔註3〕」作為《夏潮》總編輯的蘇慶黎清楚的提示，歷史並不僅僅在事實的陳述，尤其對於自己土地歷史的理解是「怎樣談，怎樣看的問題」，是企圖重新的詮釋與分析歷史。那麼夏潮系統是「怎樣談」與「怎樣看」台灣歷史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呢？回到《夏潮》雜誌的歷史篇章裡，才能瞭解夏潮系統如何整理﹑解讀﹑建立台灣歷史意義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也或許多少能夠回答松永正義的「多元的重疊把握」的意涵。

還有一個前提是為什麼會有「怎麼談」與「怎麼看」的問題？由於國民黨在五﹑60年代斬斷了台灣人民對本土歷史傳統的研究，連帶著台灣歷史裡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學研究，幾乎形成一種歷史的斷裂狀態，70年代的台灣，往前看只能追溯到國民黨在中國八年抗戰的歷史，二次戰前的台灣與二次戰後的中國，幾乎如失憶症般，不能存在台灣人的歷史記憶中。國民黨教育體系下的歷史教育，中國的正統歷史是年代的與政治事件的堆積，歷史學是前因與後果加起來的總結，是因果循環故事敘述，導致靜態的歷史觀，此觀點普遍存在於民間。

台灣文學與文學史的整理

窺探台灣史不僅成為一種政治禁忌，更是學術﹑文化上的禁忌，訴說過多邊陲區域的歷史描寫，等於是向正統中心的文化霸權挑戰。要窺探這樣的禁忌，只好從邊陲歷史的史學邊陲入手，逐漸的突破。傳統史學的學術光譜裡頭最核心的是政治事件與政治人物史，中國傳統歷史裡政治史必須是官方欽定，因為直接涉及到統治者的正統權威性，繼之是學術思想﹑社會經濟，最為邊陲的則為文學藝術的文化史類。在統治者的史學眼光裡文學藝術所具備的特質是「欣賞」，即使是有反叛特質，仍然是想像出來的創作品，僅是一種特例﹑個體，仍是「美的欣賞」特質。國民黨教育制度下的歷史意識系統正是沿著「中國正統論」的政治教育而行。所以《夏潮》從史學的邊陲－－文學史的研究整理，而不直接觸犯統治者史學的核心，變得較為安全。

伴隨70年代初期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以及對日斷交﹑反日貨運動，在在使得當時的知識份子憂慮台灣社會境遇與命運，與中華民族近代史裡頭的苦難，有了歷史等同的聯想與聯繫，在中國30年代的文學﹑歷史被禁絕的情況下，台灣日據時期的抗日文學，正好替代了中國的近代史裡頭人民反抗的傳統，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成了被挖掘與重新發現的對象。日據時期的抗日文學其實並不是被消滅，而是不被納入主流的歷史文學論述裡。即使如1964年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即斷斷續續介紹著台灣文學裡的民族傳統〔註4〕，但《台灣文藝》在文學界被視為台灣本省人的刊物，對於日據時期的研究議題，仍然被擺置在文學界﹑學術圈的邊陲位置。直到1972年5月，具有政治社會影響力的主流媒體《大學雜誌》，刊載陳少廷《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一文為70年代當時的政治運動尋找出歷史依據，揭開對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再發現與表揚」的序幕〔註5〕。

屬於文學界主流刊物﹑對現代主義具有影響力的是顏元叔編輯的《中外文學》，1973年7月顏元叔發表《台灣小說裡的日本經驗》列論楊逵﹑張深切﹑吳濁流，及戰後的廖清秀﹑葉石濤﹑林衡道等人的作品，基本上肯定了日據時期人民抗日的民族記憶，此篇後來又在1973年10月11日的《中華日報》副刊重刊。緊接著張良澤也在《中外文學》及《書評書目》發表鍾理和研究的一連串論文〔註6〕，林載爵也在《中外文學》發表論楊逵與鍾理和的《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註7〕，《中外文學》又重刊了楊逵與鍾理和的作品〔註8〕。趕著回歸鄉土的流行浪潮，《幼獅文藝》也於1974年9月刊出楊逵的成名作《送報夫》。但是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現實性對於注重技巧形式的現代主義主流而言，其語言文字﹑表現技巧是拙劣，其重要性僅在邊緣的民族記憶裡。林載爵就反駮技巧形式論：「過去批評到台灣文學時，幾乎均以文字上的拙劣技巧來顯示台灣文學的幼稚，這種批評是不智的，不能同情日據時代下台灣的客觀環境，復不能瞭解像賴和﹑楊逵﹑吳濁流﹑張深切﹑鍾理和等作家在苦難中的不屈意志及孜孜不倦的努力」〔註9〕，林載爵認為楊逵所代表的是台灣知識份子的抗議精神，鍾理和代表默默承擔的隱忍精神，林載爵總結台灣文學作品的精神：「台灣作家的作品，是充滿著社會意識的，很少逃避現實。」「所描寫的是窮苦﹑樸實的農民，和他們在剝削下的生活，或者日本警察的暴惡嘴臉，御用身世﹑走狗的面目等等殖民地的現象。大多數的作家都能將自我的價值歸結到社會大眾上，社會的災難就是個人的災難，周圍人民的不幸就是個人的不幸」〔註10〕。企圖重新翻轉日據台灣文學家與作品被扭曲為邊疆﹑落後﹑奴性的成見，而標舉出在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人民，兩種精神的同質意義，都仍是抗暴精神的再現，林載爵的談法比較起顏元叔等較具基進性格，而從此也讓楊逵等作家重現台灣。

當主流刊物《中外文學》﹑《書評書目》﹑《幼獅文藝》，大力推展日據時期台灣文學之際，相對的非現代主義文學主流論述的《文季》，除了有計畫的推動現實主義的本土文學外，更結合社會與歷史的觀察分析，拉高台灣文學的歷史地位，例如對鍾理和作品做全貌觀的探討﹑以及重刊楊逵的作品〔註11〕，最重要為林載爵1974年5月的論文《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回顧》。進入《文季》集團的林載爵不僅從作品解析歷史意義，他反向從歷史意義的脈絡觀察文學作品的社會意義標記，他理解到文學是整體文化的主流支脈，並且連結了台灣與中國的歷史反抗記憶：1920年台灣的抗日「轉而為文化上的反抗運動，此即結合了政治﹑社會﹑文學等各方面的台灣新文化運動」，「台灣新文學運動是這一個沛然浩然的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一環，是受到祖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而產生的」，「在本質上帶有濃厚的民族革命文學色彩」，同時「台灣文學運動與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是分不開的」〔註12〕。70年代初的保釣運動掀起的民族主義與社會意識，被林載爵運用到對台灣人民抗日的本質詮釋，將台灣「反帝」精神與中國革命文學以共有的「民族」號召連結起來。

研究鄉土文學論戰的陳正醍認為發掘日據下台灣文學的工作，被《夏潮》等的賴和﹑呂赫若諸人的介紹承襲下來，並發展而為這個時期的包括文學作品及之刊行在內的整理﹑研究〔註13〕。前一章的內容分類統計裡發現，台灣歷史平均的分佈在《夏潮》前三卷裡，而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整理卻集中於前兩卷內，此乃因為前兩卷有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李南衡參與編輯，李南衡於70年代初期開始搜輯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作品，李南衡將尚健在的楊逵﹑張文環﹑吳濁流﹑黃師樵等人引介給《夏潮》編輯群認識。另外林載爵於1976年參與《夏潮》編輯前即發表了三篇關於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章，更利用其軍旅時期不斷投寄稿件至《夏潮》，林載爵於1977年退伍後即參與編輯工作，他依其歷史學出身，有計畫的以歷史的縱剖面觀察台灣文學。

中國現代史的歷史解讀

《夏潮》整理﹑研究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重塑，兩者是雙向交叉互動的，逐步的聯繫台灣與中國在歷史裡頭的同質性與連帶性。《夏潮》的歷史體系裡對於中國近代史，做了一番整理﹑解讀與開創的工作，整理中國近代史裡國民黨的歷史文獻，一方面讓《夏潮》的雜誌本身具有與執政者某種相同歷史意見的保護作用，另一方面解讀挑選出來的史料，讓《夏潮》的意識型態亦服膺於正統歷史意識裡的正當性，從中偷渡批判及新詮釋，形成偷渡作用，再者，聯繫了批判台灣70年代的現實情況，為其台灣本土觀做了奠基的工作。

《夏潮》整理出國民黨的先烈思想包括孫中山﹑朱執信﹑廖仲愷﹑秋瑾﹑陳天華。較突出的是孫中山與廖仲愷。利用解讀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尋找出孫中山裡頭的社會主義意識。基本上將國民黨塑造的人民歷史裡認同三民主義是中國革命的最高指導原則，將革命指導原則的主體抽離出來，解說革命的主體並不在統治者，而是全體人民：「殊不知三民主義為國民革命之主義，多少先烈的鮮血，多少先進的心智，不是為了中國之革命……否定三民主義的革命性就是否定國民革命，也就是否定國父的革命地位和中國國民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註14〕，王曉波將三民主義的歷史位置給予高位的肯定，視為整個國民革命的思想重心。重構孫中山思想的形成並非天縱英明：「雖然國父的三民主義革命思想，是由不斷的研究和實踐中發展出來的，但是，由其出身被封建專制和帝國主義壓迫的身世背景中，可以瞭解到其對被壓迫的中國民眾的同情是堅定而不移的。更由於其對農業的家庭背景認同，使得他在革命的過程中，與佔絕大多數的農民站在一起」〔註15〕，王曉波引述孫中山的話來證明孫中山出身階級導致其革命思想的構成，「國父說過：『某也，農家子弟，生於畎畝，早之稼穡之艱難。』（竭力農業會徵求同志書）」，王曉波認為孫中山思想的構成，經過「帝國主義的壓迫」﹑「滿清封建專制的統治」，最重要的是認識了被「壓迫的中國工人」以及「農民抗暴與洪揚革命」，政治壓迫與經濟壓搾構成了「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覺醒」〔註16〕，暗含著階級覺醒的革命意味。

為了扣連上批判戰後台灣依賴美國經援與日本的技術，造成政治孤立﹑經濟依賴﹑社會階級差距懸殊的狀況，陳鼓應發表了《孫中山先生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批判》〔註17〕一文，認為反帝與反資是中國與台灣的歷史一貫性，帝國主義「以進化論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現象，為弱肉強食做辯護」，「他們鼓吹馬爾薩斯人口論……用這理論托詞中國人民的窮困是因為人口過多」，「他們倡導亞當斯密氏『自由競爭』經濟學，為資本主義經濟侵略鋪路」，在過去如此，到70年代「一方面以己方的優越心理造成別國人的自卑心理，而有利於他的入侵，另方面以友誼姿態藉技術援助﹑技術合作為名，而役使別國人民的勞力，而吸吮別國地區的資源。」陳鼓應借用孫中山的言論使批判資本主義成為正當：「綜合中山先生的評論，使我們得到如下幾點認識：一、資本家多由地主階級衍演而來。……二、地主蛻變為資本家，資本家又炒地皮，他們壟斷生產資料。……三、財富是工人創造的，同時也說明了不是資本家養工人，而是工人養資本家。……四、資本家的每塊美元都充滿著勞動者的血跡的。……五、中山先生痛斥資本家『無良心』，並認為『工人受資本家之苛遇而思反抗』，是『理所當然的』。」「帝國主義」加上「資本主義」的具體形象，就是外來資本家在中國及台灣境內的所有活動，陳鼓應指出「50`年前中山先生便以痛責中國工人受外來資本家的壓迫，今天此地引進外資利用廉價勞力來設廠，便是中山先生所痛責的一種現象」。陳鼓應從自由主義者殷海光的弟子蛻變成痛斥資本主義者，此篇正可表明其對「反資本主義」的認識蛻變過程，比較起王曉波，陳鼓應的憤世嫉俗較為明顯，或許由於蛻變過程的短暫與激烈，其批判性格更為尖銳，與其後期參選國大有重大關係。

夏潮系統並且刻畫出中國國民黨解決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侵略與壓迫的模式，是以階級群眾運動作為其革命的基礎，王曉波引出孫中山如是說：「農民是我們中國人民中的最大多數，如果農民不來參加革命，就是我們的革命沒有基礎」（「耕者有其田」，1924-8-23），甚至舉出了是國民黨裡最具社會主義階級鬥爭色彩的廖仲愷，廖仲愷在1914年國民黨進行第一次改組，聯俄容共政策下，以中央常務委員兼任工人部長，特重農工階級與民眾運動〔註18〕，《夏潮》特別揭示《廖仲愷傳》的結論：「吾人其不欲解決吾人之痛苦，及謀國家人民之豐富則已。否則必須與帝國資本主義者戰。吾人其不欲打退帝國資本主義者則已。否則必先與國內軍閥戰。吾人其不欲打倒國內軍閥則已。否則必先喚起全國國民，共圖國民革命。吾人其不欲國民革命成功則已，否則必先去幹農民運動。〔註19〕」當國民黨元老級黨員表達出農民革命為國民革命之最優先與最底層的革命運動，階級運動優先的概念在夏潮系統的想像裡，已經跳脫出政治禁忌的框架，農民階級不克正是中國與台灣階級結構的最底層，而階級作為反帝﹑反資的概念早在70年前為統治者元老所提出，亦未被國民黨當局所批判，70年代中期經由《夏潮》再提出的時代意涵，其基進與偷渡作用早在70年前已被預藏，而刻正為反叛與革命的歷史正當認識論來源。

〔註1〕松永正義《「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收於若林正丈﹑松永正義著，廖兆陽譯《中日會診台灣轉型期的政治》，台北，故鄉出版社，1988，頁152-155。
〔註2〕詹．約翰著，黃丘隆譯，葛蘭西《「西方馬克斯主義」的鼻祖》，台北，結構群，1989，頁88
〔註3〕訪蘇慶黎《站在我們的土地上說話》，時間：1978，9 ，29。收於宋國誠﹑黃宗文合著《新生代的吶喊》，台北，自印，1978，12，頁147。
〔註4〕王詩琅發表《日據時代的台灣文學》於《台灣文藝》1卷3期，1964，9。根據林瑞明所編《台灣文學史年表》，收於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91。
〔註5〕松永正義著，葉笛譯《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的新階段》，《新地文學》1卷1期，台北，1990，4，頁35。
〔註6〕張良澤於1973年至1974年分別發表了《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中外文學》2卷6期（1973，11），〈鍾理和的文學觀〉，《文季》2期（1973，11），《鍾理和作品論》，《中華日報》副刊連載四天（1973，12，13-16），《鍾理和作品概述》（上﹑中﹑下），《書評書目》（1974年1月至3月）。
〔註7〕林載爵《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中外文學》2卷7期，1973，12。
〔註8〕《鍾理和的遺書》，《中外文學》2卷6期，1973，11；楊逵《鵝媽媽出嫁》，《中外文學》2卷8期，1974，1。
〔註9〕同〔註7〕，頁20。
〔註10〕同〔註7〕，頁7。
〔註11〕《文季》2期（1973，11）有：張良澤《鍾理和的文學觀》；史君美《來喜愛鍾理和》；劉若君《鍾理和短篇小說讀後》；重刊鍾理和小說《貧賤夫妻》；楊逵《模範村》。
〔註12〕林載爵《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回顧》，《文季》3期，1974，5，頁134。
〔註13〕陳正醍著，路人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暖流》2卷2期，台北，1982，8，頁31。
〔註14〕王曉波《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國父思想論》，《夏潮》2卷2期，1977，2，頁6。
〔註15〕王曉波《國父和革命時代的中國—國父思想論》，《夏潮》2卷3期，頁7。 〔註16〕引號裡文字為《國父和革命時代的中國—國父思想論》一文裡的小標題。
〔註17〕仰盛義（即陳鼓應）《孫中山先生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批判》，《夏潮》2卷3期，頁16。
〔註18〕《廖仲愷傳》《中國國民黨黨史料編纂委員會》，揭自《夏潮》2卷5期，頁5五。
〔註19〕同〔註18〕，頁8。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