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面向人的思維

去年聖誕過後，突然接到多年的老朋友、老同學張贊合先生，遠從台南寄來新著《兩岸關係變遷史》，立即花了三天時間，從頭到尾詳細拜讀乙遍，深佩張兄的卓識遠見，的確不愧為研究大陸問題的專家。

不過，從學術觀點來看，所謂「事實」（facts ）或「資料」（data）並無所謂客不客觀的問題，如果在不同的理論架構或不同的「典範」（Paradigm）指引下，同樣的事實或資料也就呈現了不同的意義。因此，對歷史事件的詮釋，必須注意資料背後的史觀或世界觀（此所謂世界觀是就認識論而言）的發現才有意義。基於此一看法，筆者與張兄的見解，有相同也有相異之處，雖是多年老友，為學術為國家前途，實有必要在此相互砌磋，並就教於讀者。

台灣歷史命運的特殊性

先說相同之見。張兄認為台灣歷史命運的特殊性表現六點與大陸不盡相同的地方：

一、台灣問題從台灣信史時期一開始就是國際化的。

二、台灣移民社會是外向型的、進取的，與大陸「安土重遷」的社會性質不盡相同。

三、清朝自強運動時，「以台灣作中國的示範」就已是台灣特有的使命。

四、台灣割讓日本，使台灣人民飽嘗「養女命」的辛酸。

五、日據時期台灣人民不得不以「台灣人」身份尋求自我解放。

六、相對於大陸人民的命運而言，台灣人的「養女命」其實也有「好命」的一面。

張兄認為，台灣歷史命運的特殊性，形成了台灣人民追求「出頭天」的願望。台灣人民在自救運動和歷史過程中，也形成了「台灣．台灣人」的群體意識，但這一群體意識本來並未與「中國．中國人」的群體意識相對立，但因台灣人的養女命，注定了台灣人在本土的深層文化中，潛藏著一股「悲情的意識」。然而，養女命的台灣人也因為日本人的統治，在經濟生活上逐漸超過祖國大陸，因而也漸漸地瞧不起大陸人，「在這種優越心態下，導致某些台灣人『忘了我是誰』，忘了自己所從出的民族與歷史，忘了對父祖之國的同胞所應有的責任。如果台灣人對中國的發展可以沒有責任，台灣人怎麼可能指望外國人對台灣安全的責任？台灣人不從中華民族悠久流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理解自己的命運，只知道從台灣一時一地的發展來保護自己小格局的利益，那只是『暴發戶式』的思想。就像一個偶然發財的商人看不起他自己的親兄弟那樣，在他哪天破產時將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450頁）從這一段話可見張兄是充滿著中華民族的情懷，令人敬佩。不過，張兄也認為台灣人的悲情意識需要大陸的中國人理解，因此不宜像「左翼統論」那樣以謾罵、批判、飛彈試射的方式進行恐嚇，應訴諸情感交流，俟中國大陸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以後，再透過民主程序如公民投票來解決統一問題，而目前在台灣亦須在「中華民國」的國體上，維護台灣人民的「中國意識」，不可走向台獨之路。

以上各點，筆者大致上同意張兄的看法，不過從不同的角度來看，筆者也發現張著的四個大問題，有待進一步詮釋。這四個大問題是：

當前政策流於「情緒治國」

一、台灣人的悲情意識與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是什麼樣的一種關係，為什在台灣的中國人老愛強調自己可悲可歎的命運，未能與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相結合，一致對外，反而在悲情意識的推動下，為求自保，拚命指望美國人保衛台灣的安全，拚命地以「養父」的「軍國主義思想」來詮釋今日的世界，例如不說「台灣光復」，要說「終戰」一詞？

其實，自1662年荷蘭人將把台灣交給明鄭成功時即言：「台灣者，中國之土地也。」滿清政府自康熙帝統一台灣後，迄1895年統治了二百多年，台灣自然屬於中國的領土，自1895年台灣割讓日本後，在台灣的中國人也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從1895年到1902年的抗日武裝鬥爭，乃至於後來的文化鬥爭，均說明了這一愛國主義的傳統，是具有中國民族意識的。不幸的是，中國民族意識在台灣的成長，一方面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皇民化的壓抑，台灣光復後四年，又遇祖國內戰，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後，為了依附美日兩國而生存，亦未好好發揚中國的民族意識或文化意識，使台灣人本有的中國民族文化意識被摧殘殆盡，在美日兩國強勢文化的影響下，反而使親美的西化派留學生和親日的皇民化份子取得國民黨的統治權，這些菁英份子的「中國意識」十分淡薄，而一般基層民眾則在「自悲自歎」的情結下，流於情緒上的意氣用事，在最近十多年來，台灣經濟起飛後，以為喊喊「出頭天」或「台灣優先」的口號，就可以在政治上為所欲為，向「不可能挑戰」，這可見當前台灣的政策仍缺乏深謀遠慮的規劃，流於「情緒治國」的可悲心情。

在一百年來，為什麼中國大陸遭受空前的災難，受東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台灣人只曉得自己喊「出頭天」，忘了他的悲情意識乃因祖國的衰弱而來，當「中國人」無法出頭天時，台灣人也不可能出頭天的。可見台灣人的悲情意識本來可以化「悲憤為力量」形成一股抵抗帝國主義的「民族意識」的，但在日本皇民化，和美國文化的壓抑下，始終停留在軟弱的「悲情意識」下，忘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而無法轉化為積極進取的民族意識。因此，當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崛起時，台灣人仍未能分享中國人的榮耀，這種割裂的現象，中國國民黨在台灣執政了四十多年是應該負責任的。張兄基於台灣人的悲情意識，主張要以情感訴求作為兩岸再統一的原動力，固然沒錯，但這只是其中一個方面而已。如果台灣人民的情感發洩仍停留在悲情意識的框框，在那裡「喜怒哀樂發而皆不中節」，去刺激中共的民族主義，罵他們為土匪、控固力、大顆呆，或者面對中共的軍事演習，喊「人肉鹹鹹」、「台灣人不是被嚇大的」、「國軍武力強大不怕中共亂放槍」、「誰怕誰，要打就打」如此情緒耍賴，再多的溫情或情感訴求，恐怕將會統一無望也。

二、中國的民主化可以解決中國統一的問題嗎？或者先民主化再談統一，還是先統一後再來促進民主？

張兄在本書中，一再強調大陸再20年左右，經濟更繁榮，政治更民主後，兩岸再來談統一問題，所以統一問題不急，但台灣也不能走上台獨之路，目前應守住「中華民國」的國號，以增加台灣同胞的「中國意識」，這看法我相信應是國民黨自蔣經國和孫運璇先生在位時一貫的主張，也是目前總統候選人林洋港先生「不急統不可獨」的意思。

要具體分析台灣的民主

但是，這個問題的癥結恐怕沒有那麼簡單的答案。試問大陸的民主要如何實踐？12億人口的大國，要在後現代社會建立一個民主體制，是人類有始以來未曾遭遇過的獨特個案，何況中華民族原有相當深厚高明的文化傳統，只因一百五十多年來的衰敗，暫時無暇無力從事民主建設，好不容易有1978年以來的17年改革開放的政策，經濟雖然進步了，但還有二億左右的文盲，如何實踐民主？況且西方的民主政治，其制度上機制（Mechanism ）是三百多年來在牛頓物理學的機械宇宙觀引導下所逐步發展起來的，並無所謂「民主價值」的普遍性真理，因此在歐美各國的民主實踐中，呈現各種不同的制度，如美國有總統制，英國還保留王室，法國則為總統與內閣的混合制等等差異性。而現在的中國，雖在縣級以下已實行直接選舉，縣以上則為間接選舉，目前的政治體制當然並非十分完善，但未來可有一定模式可循嗎？要學習西方是怎麼個學法？像台灣的形式民主已形成黑金政治，而無實質上的責任民主，你如何自以為是，認為台灣的民主值得大陸學習呢？難道要學美國那些教科書的理論，例如杭廷頓（Huntington）的理念？教科書的理論可以參考，但永遠與現實有一大段距離，從方法論來看，人類從實踐過程中，可以逐步修改或創造理論的，不一定要照搬理論來實踐的，試看新加坡的模式，就是一個很好例子。

最近，李光耀接受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的訪問：《歷史將作出最後裁決》乙文中，他說：「由那些從未治理過國家，尤其是沒有治理過新國家的人寫的書和文章，讀來固然有趣，但你必須要判斷他們的理論在你的國家是否可行。」「新加坡自1959年以來舉行過九次大選，每一次都是公正、公開而誠實的選舉，沒有金錢，沒有黑幫，沒有恐嚇，沒有暴力，沒有傷亡。然而美國人卻稱新加坡實行威權政治，而把菲律賓、泰國、台灣和南韓稱為民主政體。只要這些國家有朝一日治理得更好，社會更繁榮、自由而安全，新加坡社會即刻採納它們的做法。」（1996年1月7日）李光耀認為極少國家能使「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成功運作，並取得經濟增長。那是因為人民互相容忍的文化意識，即推行這種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不存在。」（同上）大哉斯言也。

許多學者空有教科書的理論知識，缺乏人情世故的體驗，他們常以自己有限的專業知識來詮釋這個世界，其實這都是「單面向的人」（The One-Dimensional Person），其理論知識雖有參考價值，未必有實踐價值，其故在此。其次，有的學者則充滿「直線式的思考」（Linear Thinking ）以為經濟發展起來，民主政治也成功了，張兄即為其中之一。例如，張兄在第434頁上說：「我認為對中國最有利的民主化的途徑，……簡單說就是：中國共產黨主動領導中國，經由經濟的市場化，走向現代化，最終完成中國的民主化。這個進程應該是個漸進的進程，在穩定中前進的進程。」這種直線式的思考乃簡化了的思維模式，也忽略了李光耀所指出的「文化意識」是推行民主制度的先決條件。何況經濟富足後就一定能完成民主化嗎？

如果從「曲線式的思考」（Non-Linear Thinking ）來看，富足後恐怕問題更麻煩，這不是筆者主張不要富足，而是沒有文化意識的富足，對民主的發展更為有害。貞觀政要上說：「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賢者多財損其志，愚者多財生其患」。韓非子：「凡人之取重罰，固己足之後也。」「夫富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而肆非。」（卷16反篇）由此可見，光談經濟富足就一步跳到民主化的發展，沒有拐個彎思考到文化價值或文化素養的培養，則民主化後的社會是危險的社會，台灣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因此台灣的民主化，在張兄看來是充滿「活力」，而不是一團「混亂」。台灣的民主化是絕對值得期許的。（見444頁）

我們的看法反是，難道日本憲法學者和台灣的法政學者大多認為台灣的憲改最嚴重的問題是責任不清，總統擴權卻無節制他的有效機制，有不少學者認為台灣的修憲是歷史的大笑話，而政治人物說話不算話，毫無責任感與羞恥心，難道張兄明察秋毫卻不見輿薪？台灣的民主化既無制度上的外在責任（Accountability）機制，又無文化意義上的「內在責任感」（Responsibility），如此現象還要說台灣的民主化是絕對值得期許，此乃弟所未敢苟同者，亦使弟認為兄之大作，缺乏政治理論基礎，和哲學透視的能力之理由也。

請看李登輝自己的話

西方的民主體制乃西方文化三百多年來逐步形成的，這是他們在文化盛世時所開創的政治體制，雖然有其值得參考重視之處，但中國文化在這三百多年來正好處於衰退中，沒有理由相信中國文化會永遠衰退下去的，當中國文化逐漸崛起時（目前已有明顯的跡象可尋），自然會發展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吾人必須參考古今中外的政治思想與制度，做一創造性的發揮，不必也沒理由以現今西方的民主制度作為唯一的標竿，這種獨立自主的精神，正是孫中山先生和李光耀先生的主要精神。張兄空空洞洞的提及民主的概念，而無進一步的理論分析，反要以此請大陸當局來追趕台灣的民主制度，並作為統一的前提，未免過度簡化了問題的複雜性和深刻性。

三、李登輝有無大中國意識？

張兄在該書第372頁提到：「李登輝是在日據時期成長的，從未去過中國大陸。我們可以相信李登輝與許許多多台灣本地人的歷史情感一樣，對中國大陸總有那麼一些隔閡，但這並不能否定李登輝也有其大中國意識，也希望將來台灣可以與大陸統一。」

筆者看了張兄這一段話，深為訝異，因為張兄在該書對李登輝的批評只在第308頁有這樣的說法：「他似乎把《國統綱領》中『不否定對方為政治實體』作了最狹義的理解，強求大陸方面接受他的『分裂分治』的概念，不願意在政治分歧解決之前，先求兩岸更充分的經濟合作。……這一來，就使得整個實際運作的方向不是往統一之途邁進，而是像是走向『分裂』的固定化。」

這一段話，筆者完全同意，完全欣賞張兄的卓見。但除此之外，似乎可見張兄「李登輝的情結」甚重（此或為張兄是李登輝在政大東亞所任教時的「天子門生」吧！一笑）。為何這樣說呢？李在一九九四年春季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那一篇對話《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乙文，在海峽兩岸掀起嚴重的波浪，是一篇導致兩岸關係倒退的重要文獻，可惜張兄在全書中，並未提及此文，亦未見一語分析，不知是張兄有意隱瞞呢？還是明察秋毫未見輿薪？李登輝有大中國意識嗎？他希望將來台灣可以與大陸統一嗎？你憑什麼證據作此推斷呢？相反的，筆者亦不願作推斷，但願稍微引用那一篇對話，以說明李登輝毫無大中國意識，也無統一的誠意。

．「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

．「必須是台灣人的東西，這是基本的想法。」

．「……我認為如果北京想建立大中華民族或大中華帝國，則亞洲就糟了。」

．「我要國民小學教育多加些台灣歷史、台灣地理，以及自己的根等等課程。過去不教台灣的事而儘是教些大陸的事，真是荒謬的教育。」

．「就算是國民黨也是外來政權呀！」

我想以上的引文已經夠說明李登輝根本沒有大中國意識，也沒有統一的誠意。我不知道張兄說李有大中國意識也希望台灣與大陸統一，是根據什麼資料而作此斷言（Assertion）？否則很難避免筆者推想張兄在「李登輝情結」的影響下，作了偏頗的推斷。

四、從「左翼統論」vs.「右翼獨論」到「武力保台論」vs.「和平統一論」。

張兄的根本主張是反台獨的，他認為台灣人只要不搞「自閉症」，沒有理由說自己是「亞細亞的孤兒」（第12頁）。但他又強調在現階段要「防台獨」，也要防「左統」。尤其他在《海峽評論》元月號的《從『由左論統』到『以左害統』》乙文中有一段這樣的話最足以代表他的見解：

現在，最可怕的絕非「台獨」的論調，而是那些患有嚴重「左傾幼稚病」者的「左翼統論」。他們自以為運用猛烈的謾罵、批判，用飛彈試射進行恐嚇，就能迫使台灣人民歸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所不能理解的是，恰恰是這種「左傾蠻幹」的作風才是迫使台灣人民尋求獨立的根本原因。（42頁）

看完這一段話，筆者深感遺憾者，張兄又把問題簡單化了。不錯，張兄主張和平統一論與筆者的看法一致。但是既然如此，為什麼在冷戰時期的左右對立，現在卻要左右和平統一呢？後冷戰時期的左右大和解，是否還可以用舊有的左右意識形態來解釋當今的世局或兩岸關係呢？現在，我要引用William Bergquist 在《後現代組織》（The Post modern Organization）（1993）乙書中的幾段話說明如下：

．傳統的「自由與保守」的區分已崩潰了。

．雖然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對世界是什麼以及世界應該是什麼有相當不同的觀點，但兩者皆假定有一實體（Reality）可描述，並或多或少的信仰，且有固定的標準與價值可作為未來世界的衡量標準，許多後現代主義者已詛咒此兩種觀點。

．意識形態的終結，並非因為階級鬥爭已結束，而是因為普遍性的真理不可得。

．極左與極右都是相同的貨色，都是追求絕對的價值，並且是在「二元對立」的架構（Dualistic Framework ）下，要麼你同意我，要麼你不同意我；要麼你對，要麼我對。後現代社會的左右區分和自由與保守區分的二元對立架構已無存在價值，因為社會實體與社會價值是流動的，或至少是有彈性的，並以一種快速的、不可預期的方式在變動中開啟新的資料與社會條件。（20-21頁）

有勇無謀的「右翼獨論」

後冷戰時期亦可說是後現代社會的一種政治社會現象，左右兩翼的最後真理已經瓦解，也因為這樣，才有所謂「意識形態的終結」論，或「後資本主義」、「後共產主義」的名詞出現，而兩岸之間要和解，也意味著過去左右之間意識形態的對立已經無意義了，中共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證明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國只是一人類難以企及的世界。因此，筆者不知道張兄所謂的左翼是何所指？如果把主張以文攻武嚇的方式來追求統一的人叫做「左翼統論」這是筆者所不敢苟同的，難道那些人還主張回到共產主義的理想世界嗎？這是令人懷疑的。

中共的文攻武嚇，根本不涉及什麼意識形態左右的問題，頂多只是解決統一問題的手段「軟」、「硬」問題而已，亦即中共常說的「要兩手抓」的意思，如果硬要用冷戰時代的左翼來戴人帽子，我們也可以這樣說，那些口口聲聲大喊：「台灣人不是被嚇大的」、「人肉鹹鹹」、「誰怕誰，要打就打」的人，豈不成為更為有勇無謀的「右獨份子」或「右翼獨論」，雙方都是頑固的「二元對立」者，都是令人可怕的。

說實在的，不管「左翼統論」也好，「右翼獨論」也好，都只是手段方式層次的表現而已，並未有清晰的意識形態對立可言，有之充其量只是偏執的意見的堅持而已，都是在意識形態終結的後現代社會中所剩餘的「小氣候」而已，最重要的意義還在於「和平統一」或「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誰無和平統一的誠意，或誰不願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其結果必演變成一場無和的戰局，那才是真正的可怕。

至於說「左傾蠻幹」才是迫使台灣人民尋求獨立的根本原因，此為筆者萬萬不能苟同。台獨的根本原因，若不從國際帝國主義者或美、日兩國的大戰略上理解他們「拆散中國」的陰謀，或「不急獨、不可統」的心態，是無法有效解釋台獨的根本原因的。何況在中共文攻武嚇之前，台獨運動老早已經進行了，你又如何歸因於「左傾蠻幹」呢？更何況，誠如行政院陸委會代主委高孔廉所說，兩岸僵局的解決，仍要回歸到江八點作為起點，他也承認江八點仍具有善意的表示，當這種善意被曲解或被濫用，乃至於不在乎，繼續向不可能挑戰時，如此下去，恐怕統一遙遙無期，而因此引來的禍害，跟左翼右翼八竿子打不上關係，乃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也，解決之道，恐怕只有把錢復那句話「大陸政策位階高於外交政策」好好實踐力行，真心誠意化為行動，方能自求多福，以達和平統一的目的。

總之，張兄的大作是一本資料詳盡、可讀性甚高的著作，唯愚見以為，張兄在政治理論和哲學的基礎上稍嫌薄弱，尤其在西方民主理論與中西文化背景的認識上頗有不足之慮。而張兄在全書中竟然遺漏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對話那篇重要的文獻，似乎為有意的不提，否則該文引起兩岸關係重大的變遷，怎能無一字分析，不得不使人懷疑張兄或有濃濃的李登輝情結的偏見，因而未能警覺到影響他的思惟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