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冷戰和國家暴力的產物

50年代的台獨運動主力在日本。到了60年，隨著台灣留學生的大量增加，海外台獨運動的重心逐漸由日本轉移到北美洲。80年代後期台獨運動在台灣公開化之前，北美洲的台獨運動一直都是海外台獨運動的主要力量。

相對於「中產階級」大量介入，且以台灣本地為主要活動舞台的「後期」台獨運動而言，所謂「前期」台獨運動就是：以留學生為主體，主要以海外為活動舞台的台獨運動。

研究台獨運動時，不僅要探討其產生的背景（和台獨運動的產生原因，決定運動本質的主要成員階級屬性有關），也要考察其影響力的多少。

而就其對後期台獨運動的影響力而言，光復後不久，辜振甫等人與日本駐台少壯軍官勾結髮動的事件；以及被稱為台獨運動始祖的廖文毅，從1948年7月開始到1965年向國民黨政權投誠為止的這一段時間內所組成的「台灣臨時國民議會」、「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等等組織，其內部一直發生財務糾紛，被許世楷稱為：「……主要成員的『戰前性』而已經『遺物化』，沒有發展性……」所以不是很重要了。

推行「前期」台獨運動的主要組織有如下：

1960年2月台灣青年社→1963年台灣青年會→1965年台灣青年獨立聯盟→1970年1月15日全球台灣人爭取獨立聯盟…（台獨聯盟）WUFI
1955年12月台灣人的自由台灣（3F）→1956年台灣獨立聯盟（UFI）→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
1956年3月台灣問題研究會→全美台灣獨立聯盟（UFAI）→1970年1月15日全球台灣人爭取獨立聯盟…（台獨聯盟）WUFI
1974年9月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世台會）　1973年3月28日台灣基督教徒爭取自決協會

（甲）對台獨二二八起源論的質疑：

許多人，尤其是從事台獨運動的人們，主張：二二八事件就是台獨運動的起源。例如，前台獨聯盟主席張燦鍙說：「國民黨政權入據台灣不到二年就發生二二八全面抗暴事件。二萬精英的犧牲終於使台灣人獲得一次結論──要確保我們的自由和權益，唯有拋棄對『祖國』的幻想，走上獨立建國之路……」

台獨運動有兩個主要主張──「兩反」：反對國民黨統治台灣和反共、反中國。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國共兩黨正在大陸進行熾熱的內戰，而當時中共是屬於劣勢的一方。事件發生後，台灣人民產生反國民黨統治的激烈情緒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台灣人民的心目中，對未欺壓過台灣人民的中國共產黨不可能產生仇恨──既然中共政權還沒有成立，對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敵對意識，也就是「反共」、「反中共」的意識還未出現。這就是說明，在這個階段，台灣內部還沒有具備產生台獨運動的「充分」條件。

在二二八事件中，發生武裝抗暴的嘉義和台中地區，張志忠領導的是「台灣自治聯軍」，而謝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退入埔裡後改稱為「台灣民主聯盟」（所以謝雪紅等人後來到了香港之後就組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在二二八事件中，台灣人民所要求的是「民主」和「自治」；而要求台灣獨立的聲音完全未出現。

事件發生後，台灣人民，尤其是青年、學生和文化界人士，冷靜地思考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後，終於發現：原來台灣人民擁有兩個祖國──「紅色祖國」和「白色祖國」。

欺壓台灣人民（和大陸人民）的是「白色祖國」而由共產黨所代表的「紅色祖國」正和二二八事件時的台灣人民一樣，以熱血為推翻國民黨殘暴政權（白色祖國），為建立新的、富強的、屬於人民的國家而鬥爭不已。於是青年、學生們參加地下黨（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人數，從二二八事件時的數十人，驟增到1950年初，地下黨全面潰滅時已將近一千人。所以「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槍決，被監禁的儘是這些左翼份子或其同情者、親友們；和台獨有關的人只有屬於廖文毅案的黃紀男等數人而已。到了50年代末期，屬於台獨案件的「政治犯」才開始出現。

台獨運動的二二八起源論無從解釋：「二二八事件發生的50年代初期，幾乎沒有發生台獨的案件；台獨案件是50年代後期、60年代初才逐漸增加」的此段歷史事實。

戴國煇教授說，「台獨運動的形成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為契機的」。筆者可以再補充說：「台獨運動的形成是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韓戰的爆發東亞冷戰構造的形成為契機的。」

東亞冷戰構造形成之後，被國民黨統治的台灣內部，除了原有的「反國民黨統治」的聲音之外，再增加一個「反共、反中國」聲音──對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的敵對意識。如此，台獨「反國民黨統治」、「反共、反中國」的「兩反」主張，便因而具備了「必要且充分」的條件。

（乙）產生「前期」台獨化運動的諸原因：

（一）外因：東亞冷戰構造的形成

（1）1950年6月韓戰爆發後，美國立即派遣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中國參加韓戰粉碎了一直存在於美國內部的「中國政權南斯拉夫化」的期待心理。於是美國決定強化封鎖中國的方針，致力形成東亞冷戰構造。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台灣實現中國統一的計畫，由於將準備進攻的部隊移至韓國而失去了執行的機會。更由於美國重視台灣在東西冷戰構造的戰略價值，而使大陸和台灣的「分離」長期固定化，也確立了蔣家獨裁、恐怖的統治體制，提供了「前期」台獨運動形成和發展的決定性契機。

（2）由於美國的堅持，受到日本侵略時間最長，受害最嚴重，應該作為「對日和約」最重要主角之一的中國因而未能參加對日和約會議。更重要的是，在《舊金山和約》和「中」（台）和約上只寫明：「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列島以及南沙群島、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卻蓄意省略「日本將台澎權利交還給中國」。此外在「中」日和約上，把台灣稱為「現在中國控制之下的土地」。在國際法上，「控制」和「擁有主權」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所以日本承認台灣當局「控制」台灣地區的事，並不意味著它同時承認中國對台灣地區擁有主權。於是，舊金山和約和「中」（台）日和約為台獨「台灣地位未定論」，「台灣仍是無主土地」等理論提供了似是而非的法律依據。

（二）內因：國家暴力（包括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惡政、失政）

（1）所謂「外來性政權」：

1972年1月，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大膽推行「次要」政府部門首長在本土化──如，行政院副院長、內政部長、交通部長、台灣省主席、台北市市長以及部分政務委員由本省人擔任。但在此之前，1951年1月，根據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的解釋，立法委員、監察委員成為「萬年委員」。

1953年，國大代表也變成「萬年國代」。

如此一來，「中央」級民意代表，軍、公、教等各單位首長，國、省營業單位主管……等等，幾乎所有一切有權有利的位置都掌握在國民黨中「外省人」的手裡，而本省人則只能參與縣市長、省議員、縣市議員等等地方性選舉，在官場上也只擔任政府「次要」部門的「副」級職位。

其實，國民黨政府這種不讓「本省人」參與政治，尤其在真正具有決定台灣人民生命、財產權利的「中央」級官員和民意代表中，幾乎沒有「本省人」的事實，不一定證明國民黨政權歧視本省人，而是國民黨政權的保守、封建性使然（只相信自己的人，聽話的人，喜歡的人），但對本省人而言，這些事實經其些人的解釋，易於產生情緒化的意識。

日本統治台灣的50年中，台灣人尤其是知識份子最敏感因而最激烈反抗的就是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含有侮蔑性，傷害自尊心的「差別待遇」。儘管國民黨政權來台後，並沒有公開稱呼本省人為「二等國民」，而且並不是所有外省人都構成一個統治階段。除了少數當權派外，大多數軍、公、教中下階級人員，尤其是老兵的境遇不見得比一般本省人好，甚至更惡劣。但從表象看來，「高級」外省人在台灣的地位以及其處處表現出來的「優越感」頗類似日據時代日本人在台灣的地位和表現，使本省人認為：光復不過是從大陸來的新統治者替代日本統治者而已。於是，所謂「外來性政權」的稱呼普遍流傳下來，台灣人要「出頭天」、要「當家做主」的口號深深地打動台灣人的心，「台灣人意識」普遍滋長，為台獨運動提供發展空間。

既然認為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和國民黨對台灣的統治都是「外來性政權」的統治，兩者在台灣的統治「結果」就可以在同一基礎上做個比較──因此，「狗走豬來」、「狗還會替人看門，豬只會吃」等等肯定日本統治的說法，再演變成：美化日本統治、感謝日本統治、感謝「馬關條約」使台灣脫離落後腐敗的中國……等等，「帝國主義美化」論的出現是必然的趨向了。

再說，把日本統治和國民黨統治同等看待是「外來政權」統治的另一個發展是：否定「光復」的意義──否定「光復」是台灣回到「祖國」的懷抱。於是，台灣人民不屬於中華民族的「台灣民族」論，「新興民族」論就出現了。

台灣和南韓兩地，同樣曾經是日本的殖民地，在冷戰構造下都成為美國的「新」殖民地，同樣擁有殘暴的獨裁政府。但在南韓，並未產生南、北兩韓應永遠分裂下去的聲音；相反地，南韓人民幾乎一致要求祖國的統一。而在台灣，要求台灣獨立或永遠分裂下去的台獨、獨台勢力卻佔優勢。

在南韓，不管政府如何獨裁、腐敗，卻是南韓人所建立或他們自己選出來的。但在兩蔣時代的台灣，情況卻不是如此。所以所謂的「外來性政權」是台灣、南韓兩地對「祖國統一」產生不同態度的一個重要原因。

（2）獨裁、恐怖統治：

1949年5月20日，國民黨政府發佈戒嚴令，封鎖全境，限製出入境，實行軍事管制，使海峽兩岸形成隔絕狀態；嚴禁一切反國民黨和蔣家王朝的言論、思想、出版以及罷工、遊行活動。以七大特工系統實行特務控制，使人民隨時隨地處於警察和特務的監控之中。

戒嚴令之後，為更進一步維護、鞏固其統治，又陸續公佈「戡亂法」、「戡亂時期檢肅匪諜連保連坐法」、「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許多法令，並發動所謂「防諜肅奸」活動──從1949年到1953年間，槍殺了三千～四千人，判無期、有期徒刑者約八千～一萬人；至於被秘密處死者（以大陸籍軍人為主）則無從統計。這就是繼二二八事件之後被稱為「50年代白色恐怖」的殘酷、鎮壓行動。從此到1987年7月廢除戒嚴令，取消「非常狀態」下的相關法規，適度放寬對基本民權的限制之前，人民絕口不談政治，視政治為畏途，而將精力注入於經濟活動、企業經營及子女教育，更在人民心中留下無法抹滅、消弭的憎恨記憶。

（3）農地改革：

農地改革本身，不僅不是惡政，從公平、正義的立場來說，絕對是件善事。

就國民黨政權的階級屬性來說，其在台灣社會應爭取的支持基礎該是資產階級和中上層地主而不是農民。但由於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光復後的政治權力再編製、政權支持基礎的新編和整合遭受挫折。而就被任命為台灣省主席兼警備司令的陳誠而言，台灣施政的迫切課題是，建構國民黨政權在台灣支持基礎（包括預防共產黨勢力的滲透）。以當時的處境來說，台灣農民是唯一最恰當的選擇。由於這選擇和美國構築東亞冷戰構造的利益一致，美國派遣曾在日本參與農地改革的臥夫‧拉底辛斯基來台協助並提供行政經費。

不過，台灣的地主階級卻認為：

（一）以三民主義為最高指導原則，標榜執行國父未竟遺志的國民黨政權在統治大陸時期並沒有執行過農地改革。而且決定政策的政府中樞，在台灣未持有農地，農地儘是台灣地主階級所擁有。因此從台灣的地主階級來看，農地改革是以削弱台灣人政治勢力為目的的惡政。

（二）雖說台灣的農地改革是溫和的、有代價的改革。但低估地價、高估四大公司財產，使地主階級覺得只收到原有農地市價的大約二十分之一補償，權益受到嚴重的損害，而政府則明顯地從中取利。除了少數地主以農地改革為契機而成功地轉型工商業者外，大多數地主都走向沒落之路。

被迫以廉價繳出農地，當然不是地主階級所願。可是二二八事件、50年代白色恐怖的殘酷鎮壓性的記憶，沈重地壓在他們頭上，使他們不敢反抗。關於這一點，林獻堂流亡日本不歸就是具有象徵性意義的事件。林獻堂是日據時代抗日的中間偏右派的領袖，曾因稱呼中國為「祖國」而引起所謂「祖國事件」。在二二八事件中擔當調停人的角色而被謝雪紅等左派批評為與國民黨當局合作的人。1949年9月23日，林獻堂以治病的名義去日本。其實，這是他對陳誠地主政策──籌措糧食和三七五減租的無言反抗。因此一直到1956年9月8日病死於東京以前，始終不肯理會國民黨政府的返台勸誘，而且還暗中支持邱永漢等人的台灣獨立運動。

林獻堂的流亡和不合作，表示國民黨政權未能充分有效地把台灣中上層地主階級編入其反共統一戰線之中──台獨運動主要成因之一就是在這裡。

（丙）沒落地主階級的「爭權、復權運動」──「前期」台獨運動：

據調查，「前期」台獨運動的活躍份子有如下特徵：

（一）幾乎是清一色的高級知識份子。

（二）比例很高的成員，大學一畢業就出國留學；對台灣的政治現況沒有太多瞭解的機會。許多成員的政治意識是到海外受到衝擊後才形成的（台灣恐怖政治的影響）。

（三）許多人的家境富裕，親友在商界、地方政界得意；出身貧寒的反屬少數。

（四）以理工科出身者居多，文科次之，法科較少，學政治、經濟的更少（台灣恐怖政治的影響）。

如同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是主流派美國人一樣，「台、閩、長」（台灣大學畢業、閩南人、長老教徒）是台獨政黨──民進黨精英中的主流派。

先考進各地「明星」高中，幾乎是考進「台灣大學」的必要條件之一，「前期」台獨運動的活躍份子中，畢業於南部明星高中「台南一中」者特別多。如：王育德、郭榮桔、張國興、黃昭堂、羅福全、陳以德、李天福、（盧主義）、許富淵、張燦鍙、陳隆志、（郭倍宏）等等。

其次為「嘉義中學」，如：林啟旭、侯榮邦、陳榮成、陳唐山等，畢業於建國中國、新竹中學、台中一中等中北部「明星」高中者，較少。這就是說，台灣最大農業地區──嘉南平原的「明星」高中「南一中」、「嘉中」產生「前期」台獨運動活躍份子最多。

50年代初期的台灣是工商業尚未發達，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在那社會裡，能夠讓子弟念大學，甚至讓其留學（雖然有獎學金），而親友又在商界、地方政界得意者，大都屬於地主階級。

由於農地改革而家境沒落的地主階級，於冷戰構造形成之後，不僅如林獻堂一樣，不滿於國民黨統治，更變成「反共、反中國」的台獨份子是可以理解的，這也是其階級性使然。

當我們記憶起：舊「府城」台南市是台灣最大的地主窩；地方選舉中第一個當選縣市長的「黨外」人士是台南市長葉廷圭；被稱為「台獨訓練所」的「台南神學院」是馬關條約簽訂、日軍侵佔台灣時，替日軍帶路使其得以攻陷台南城，因而得到特別優待，成為台灣唯一的基督教組織──「長老會」在台南所辦的學校；從「前期」台獨運動的活躍份子中，畢業於「台南一中」者特別多……等等事實來看，雖然還得做進一步的調查和查證，我們似乎可以做一個初步的結論，說：「前期」台獨運動，是由於農地改革而權益遭受嚴重損失的沒落地主階級子弟在東亞冷戰構造形成後的「復權、爭權」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