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舉國皆沉醉，何處千秋翰墨林

今年3月23日總統大選落幕，由於中共飛彈演習，使台灣的總統大選成為海內外媒體報導的焦點。可是在選戰期間的諸多爭議注定將淹沒在噪雜聲中，只有等待選舉結束，塵埃落定之後，才適合從事理性而持平的分析。

筆者早就想對這一次的總統選舉做一整體性的省思與評述，近日披覽余英時教授3月29日登載於《中國時報》的《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5月9日到5月15日發表於同報的長文《海峽危機今昔談——一個民族主義的解讀》，以及5月20日李登輝就職當天在《聯合報》刊出的《理強勢弱與以理造勢》一文之後，更覺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余文相當程度地反映了美國主流思潮對中國問題的看法，同時也呼應了台灣——以李登輝為核心——的主流派意見。《飛彈下的選舉》一文毫不保留地襲取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發表於1993年《文明的衝突》一文中的觀點，並以「一針見血」來嘉許杭廷頓的見解。而《海峽危機今昔談》則引用《紐約時報》的兩篇文字，作者分別為「專欄名家」羅森梭（A. M. Rosenthal）和「太平洋政策專家」西格（Christopher J. Sigur）。對於「名家」和「專家」有關中國問題的評論，余英時說：「這兩人的意見竟和我不謀而合。」

總統直選是否代表「民主」？

對於台灣的總統選舉，余英時則不斷以「中國史上破題兒第一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會為之歡欣鼓舞的破天荒的大事」……等激亢的字眼來予以高度肯定。5月17日，李登輝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駐北京特派員陳夢蘭（Andrea Koppel）專訪，談話中多次引用余英時有關民族主義的論述。其後，報上又傳出李登輝有意延聘余英時為「國統會」副主委的消息。余英時做為美國主流思潮發言人，並深深受到台灣政界主流的眷顧，是顯而易見的。

余英時在《飛彈下的選舉》一文中，指出「選舉代表民主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共的飛彈演習則暴露出中國民族主義已從自衛轉變為攻擊，而且，「它的攻擊對像主要便是美國，因為美國今天已成為西方帝國主義的唯一象徵」。在余英時論證其觀點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他對「民主」和「民族主義」的詮釋有其文化認知上的偏執。本文就鎖定在「民主」與「民族主義」兩個概念上，就教於余英時。

首先，總統直選果真如余英時所說，可「不言而喻」地代表「民主」嗎？果真是那麼了不起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嗎？的確，余英時在美國所看到的報導，一面倒地肯定台灣的總統選舉。這樣的評價，在我看來，其實不無美國人自我中心的色彩。美國政體採用總統制，有意無意之間就存在著「總統制即民主」的優越意識。迄今，世界上施行總統制的國家以拉丁美洲最多；拉丁美洲向來被視為美國的「後院」，處處可見美國的勢力和影響力，可是拉丁美洲卻也是全球政情最不穩定的地區之一。美國將台灣的總統選舉等同於民主的自以為是，我們還可以理解。可是在文、史學界頗負盛名的余英時卻也抱持類似美國本位的看法，委實令人訝異。

從法理上來看，一國國家元首的產生方式，一定要與該國的憲政設計一併考量。在台灣，一般人常誤以為讓老百姓直接投票選舉國家元首，才是主權在民，才是民主。其實，日本的國家元首是天皇，從來就不是民選，卻不妨礙日本在戰後成為一個民主國家；英國的國家元首是女王，又何嘗民選過？可是英國是公認最老牌的民主國家；至於德國的聯邦總統也不是由人民直選，可是今日德國卻有傲人的民主成就。究其原因，這三個國家的憲政體制都是內閣制，元首只是虛位，其主要作用在於對內象徵國家統一、對外代表國家而已。實際上掌控行政大權的並不是元首，而是內閣總理。

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根本不是總統制，將「總統直選」納入憲法增修條文是民主化過程中的一項重大錯誤決定。如今，選舉才剛落幕，政局杌隉不安的惡果卻已暴露無遺。李登輝一方面坐享「台灣人出頭天」的成果，一方面粗魯操縱三家無線電視台，全面動用行政資源，方能勉強取得54%的選票而當選。「直選」所擁有的民意基礎卻又使得總統不甘於「虛位」。於是，我們看到李登輝肆無忌憚地侵凌行政院的職權，將內閣改組視為其個人封賞懲惕的工具，既不理會全民對「新政」的期待，更刻意規避國會的監督。再加上李登輝背信與妄言的性格瑕疵，使得曾經對他寄以厚望的人也自覺一再被欺騙、被愚弄。如今，李登輝一手主導的內閣改組，民間普遍失望，國會強力抗爭，導致在6月11日的立法院院會中，以懸殊票數通過「諮請總統盡速重新提名行政院院長，並諮請本院（按，即立法院）同意」的歷史性決議，這是中華民國立國以來未曾有過的憲政危機。若是李登輝仍一意孤行，則此危機將不知伊於胡底！「總統直選」所造成的體制紊亂，這只不過是個開端而已。

憲法中並無總統直選的設計

當初台灣會走向總統直選，完全是國民、民進兩黨短視近利，只為一黨——甚或一人——之私而棄憲政體制於不顧的結果。民進黨的前身「黨外」向來主張回歸憲法，而我國憲法基本上是內閣制的設計。何謂內閣制？內閣制的精義在於：國家政策的最後決定者，不是元首，而是內閣閣揆，中華民國憲法第53條明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其次，凡採取內閣制的國家，其制度設計上有三大要素，即信任制度、副署制度與責任制度。此三大要素在現行憲法中皆有明文規定，絕不含糊。

所謂「信任制度」，指一個人可否出任內閣閣揆乃取決於國會的信任，非元首的好惡所能左右。憲法第55條即規定：「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同理，部會首長之任命系由閣揆決定，他們不是元首的幕僚，其去留取決於閣揆，而非元首。這與李登輝的御筆欽點，搬弄內閣名單，大異其趣。所謂「副署制度」，意指政策須由有權決定者負責，而副署者正是做最後決定的人。憲法第37條規定：「總統依法公佈法律、發佈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或行政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即指出內閣才是政策的最後決定者，也是決策的負責者。國家元首的命令，非經閣揆副署無效。證諸憲法，李登輝實無權插手行政院的人事佈局。所謂「責任制度」，意指內閣是向國會負責，而不是向元首負責。憲法第57條即明定：「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總之，依現行憲法，總統不向任何一個國會負責，是不折不扣的虛位元首。因此，憲法中原本並沒有總統直選的設計。如今，卻由於國民、民進兩黨私心自用，各懷鬼胎，透過憲法增修條文，使得總統選舉走向與我國憲政精神相悖的全民直選。總統既然直選產生，則必不甘於虛位，乃至如當前李登輝的挾民意以自重，玩法弄權，視內閣為班兵，視國會為無物。

當初民進黨主張總統制，其主要理由是：若採用內閣制，民進黨要成為國會中的多數黨，遙遙無期；一旦採用總統制，則總統直選，依過去縣市長選舉的經驗，勝算較大。易言之，總統制是民進黨奪取政權的終南捷徑。至於國民黨，過去兩位蔣總統的權力來源，主要是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如今，「動員戡亂時期」已於1991年5月1日宣告終止，不料李登輝仍不願放棄動員戡亂期間所賦予總統的非常權力。過去總統透過「國家安全會議」這個超部會的「太上內閣」主導行政院，嚴重破壞憲政體制。李登輝就任後，仍意圖保留「國安會」，掠奪憲法賦予行政院的權力，以後「國家安全會議組織法」和「國家安全局組織法」兩草案在立法院討論時，引起激烈的衝突。

1993年2月5日，李登輝邀筆者到總統府商討國是。在此之前，他曾向日本媒體宣稱，在府院權力的劃分上，國防、外交與大陸政策歸總統管，其他歸行政院院長管。筆者當面質問他，這是根據憲法的哪個條文？他也承認在憲法上沒有根據。令筆者訝異的是，他並不允諾不再侵犯行政院的權限，而是執意要修改憲法。

可憐，中華民國的根本大法，李登輝堅不遵守，反而為了適應他一人的需要，而修改得面目全非，終於種下了當今政爭的亂源。主張總統制的民進黨已由於黨內李登輝情結的發酵和民粹主義的盛行，導致內部認同錯亂，危機四伏，可謂自食惡果。國民黨內過去見風轉舵、便宜行事的總統制支持者，如今由於李登輝一人獨攬大權，睥睨天下，也落得生殺由人、尊嚴掃地的局面。

權利與責任不可分割

余英時視台灣的總統直選為莫大的民主成就，並語多稱頌。這若不是昧於事實，就是欠缺民主政治的基本常識。講民主，就得知道權力與責任不可分割；擁有權力，就應負起相當的政治責任。就以余英時久居的美國來說，美國是全世界第一個按照孟德斯鳩（Montesquieu，1689-1755）三權分立學說所設計的政體，行政、立法、司法之間有一套相互制衡的機制。在美國，總統固然是最高行政首長，卻要受到參、眾兩院的監督與制衡。反觀李登輝，大權在握，不受國民大會與立法院的監督制衡，他可在總統府為所欲為，而不必擔負任何政治責任。再就總統與司法的關係來看，尼克森因涉及水門案而黯然下台，克林頓夫婦也因涉及白水案，一個地方法院的法官就可把他夫婦倆搞得灰頭土臉。反觀李登輝，可以高高在上地倡言因貪瀆案被起訴的台中市長林柏榕「沒有什麼問題」；可以大放厥辭，要抓幾個法官來「殺雞儆猴」。

余英時以史學成名，豈不知法國首任總統路易．拿破侖（Charles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在「霧月18日政變」之後，隨即於1852年透過公民投票，成為法蘭西皇帝，亦即拿破侖三世。德國希特勒的納粹政權，也是經過合法選舉產生的。余英時一再以選舉和民主等同，這是昧於歷史事實。

民主一定要選舉，但選舉並不等於民主。李登輝以一己之私，擅意修改憲法，使得總統有權無責，已形同「半帝制」。而李登輝的帝王心態，在「直選」之後，更是變本加厲。余英時以總統直選來衡量台灣的民主，殊不知，總統制不僅不必然是民主的保證，甚且可能成為民主的災厄。美國憲法學泰斗魯文斯坦（Carl Loewenstein）早已論證美國的總統制並非理想的政體。西方先進國家沒人學美國的總統制，而非西方國家學美國總統制者，其政局很難維持十五年以上的民主與安定；其結果不是衍成總統獨裁製，便是國家長期陷入無政府狀態的內亂。但願台灣可以避免這樣的歷史宿命！

為了整個中國的未來，筆者始終認為內閣制較總統制更有利於我們走向民主政治的常軌。戰前採行軍國主義的德、日，在戰後改行內閣制，終能脫胎換骨成為民主先進國家。德、日能，我們又何嘗不能呢？何況，中華民國的憲法基本上已是內閣制，而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若把共產黨領導的因素拿掉，也是傾向內閣制的設計。內閣制有助於政局的平穩過渡，並讓兩岸共同走向民主。

不應排除大陸民主化的可能

余英時一再對李登輝體制曲意回護，對於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可能，卻又全面拒斥。在他1988年所寫的《國民黨的新機運》（收於1993年出版的《民主與兩岸動向》）一文中，明明知道民主政治中黨政分離的必要，也指出國家元首與黨主席不宜由同一人兼任，以免造成一黨私利與全國公利之間的混淆。卻又極力主張李登輝以元首兼任國民黨主席是「最適當的措施」。余英時的理由是：「一元化領導體制在國民黨執政史上，已有50年以上的傳統，一個傳統既經形成之後，絕不是一夜之間就能改變的，在客觀條件不成熟的情形下遽廢傳統，尤足以招亂。」

余英時對李登輝投以無比的期待與耐心，但這種期待與耐心一遇到中共就全然瓦解。其實，拿台灣的民主與大陸比較，台灣的民主化也不過是近十年的事。從推動解除戒嚴、廢除臨時條款到國會全面改選，筆者無役不與。在此之前，台灣與大陸的民主程度，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大陸正在急遽發展與蛻變之中，余英時何以就全面排除大陸有民主化的可能呢？台灣的變革始於立法院，如今大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已有決議提案要求國務院執行的成例。1995年，全國人大行使人事同意權，結果副總理人選姜春雲只以62%的選票過關，足見人大的角色已有逐漸活躍的趨勢。假以時日，誰又能斷言人大的角色和功能不會更形重要，而成為真正的監督制衡機構呢？

余英時對「民主」的認知偏執，或許還可歸因於他長年客居海外，對台灣的政治發展有訊息掌握上的局限。但是，做為一位文史學者，余英時對「民族主義」的「解讀」就牽涉到重大的價值判斷和文化主體意識的立場問題了。

以「羨憎交織」情結解讀中國民族主義的失當

余英時套用美國社會學家格林菲德（Liah Greenfeld）著作中借用德國哲學家尼採取自法文的「ressentiment」一詞來「解讀」當今的中國民族主義。他將「ressentiment」譯作「羨憎交織」，並在《飛彈下的選舉》中如此解釋道：「由於長期師法西方勞而無功，積累了大量的挫折感，中國人早已滋長了一種憎恨西方的心理。這與被打敗的恥辱感及報復心並不是同一事，但二者互相加強。這種憎恨是從羨慕轉化而來的，卻仍然保留了羨慕的成分。我們可以稱之為『羨憎交織』的情結。」他並舉了俄、德兩個例子。認為俄國嚮慕英、法卻又不斷挫折，「終於轉『羨』為『恨』，最後則歸宗於馬克思主義。」至於德國，也是由於對英、法所代表的西方由羨轉憎，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便是其「最後結晶」。余英時的推論是：「中國人『羨憎交織』情緒的發洩方式正在從俄國型轉向德國型」。言外之意就是：正在從馬克思主義轉向納粹主義。在《聯合報》的總統就職賀文中，余英時更露骨地表示：「以『武力』稱霸於東亞，並且以「經濟』引誘世界各國」的中共，「現在正在全力挑動大陸和海外的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激情……利用民族主義的力量從斯大林式的極權主義轉化為希特勒式的極權主義。」

余英時對民族主義解讀鍥而不捨。在《海峽危機今昔談》中，他再度引用ressentiment，並謂「『羨憎交織』，即企羨和憎恨的心理交織在一起而又長期受到壓制，不能痛快地表達出來。這種心理是落後民族對於先進民族的典型反應。」他認為，「這個『羨憎交織』的民族情緒在現代中國更為強烈……如果說許多中國人都有痛打外國人一頓，出一口惡氣的潛意識，大概不算很誇張。這種潛意識便是今天中國民族主義的基調。」

余英時如此定出「中國民族主義的基調」，使他對中國大陸近年來面對國際政經劇變所做的調適，只能刻板而片面地歸咎於「中國民族主義」的張牙舞爪。這且容後再談，我們先來看看余英時一再引用的ressentiment一詞在尼采著作中的原意。尼采使用ressentiment一詞是在他1887年所出版的《論道德的譜系》一書中。尼采是借用ressentiment，來說明「奴隸道德」的起源：兩千多年前猶太人受到羅馬人征服、奴役、迫害，從而衍生出的一種怨恨，「這種怨恨不能通過採取行動做出直接的反應，而只能以一種想像中的報復得到補償。」尼采以ressentiment形容奴隸階級（猶太人）對貴族階級（羅馬人）的「無能的報復」，余英時則以「羨憎交織」形容中國人面對西方的情結，並據此定義「中國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果真是中國人對西方帝國主義「無能的報復」？當真是「奴隸道德」嗎？

余英時對台灣的「民主」百般肯定，但是他的「肯定」常常是築基於美國媒體的「嘉許」。除了上述《紐約時報》的論點與他「不謀而合」之外，他在稱頌台灣「除了『經濟奇蹟』早已為世所知外，這一次的總統直選則為民主制度的全面落實奠定了堅固的基礎。」之後，緊接著就是：「這一期美國《時代》週刊也承認台灣在『經濟奇蹟』之後，又創造了一個「政治奇蹟』。」這樣俯允於美國媒體，說得不客氣一點，豈不是另一種形式的「奴隸道德」？

尼采說：「奴隸道德起始於對『外界』，對『他人』，對『非我』的否定」，是猶太人「道德上的奴隸起義」。基本上也還是奴隸對主子的一種想像的、無能的、阿Q式的報復。若是如余英時所說的，中國對美國是一種「羨憎交織」的報復心理，那麼余英時對美國及其價值體系，就是打從心底的服貼與屈從了！

也因此，余英時會認定中國已從舊民族主義轉向新民族主義，也就是「從自衛轉變為攻擊」，而「它的攻擊對像主要便是美國」，這是赤裸裸的「中國威脅論」的翻版。他又說，今天不少中國人的心中激盪著一股難以遏阻的「羨憎交織」的情緒。而「這種情緒要求一個『強大的中國』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由此推論到當前的兩岸問題，余英時認為台灣成為中共飛彈恐嚇的對象，是「由於目前（中共）在經濟上還需要美國的優惠國待遇，它不便公開與美國翻臉。」

依這種邏輯推演，中共一切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舉措，都是為了與美國為敵。因此，北京推動「國際儒學聯合會」，是「新民族主義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文件中只要出現「中國五千年文化」的字樣，便是「清楚的信號」。而諸如「中國人的人權觀念」等「一切訴諸『特殊國情』的論證都必然是民族主義的論證」。這樣的民族主義，最終都是要「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

余英時的偏執，使我們懷疑，做為一位著作等身的文史學者，他是否還有理性自由判斷的能力？是否還保有身為中國人的「文化主體意識」？在余英時筆下，同樣是經濟發展，台灣是「早已為世所知的『經濟奇蹟』」，中國大陸則是「突然從窮光棍搖身一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暴發戶。」在台灣提倡儒學，召開國際會議，不成任何問題；余英時只擔心中共反對「國際」兩字，使得大陸學者不能順利來台與會。在大陸組織「國際儒學聯合會」，卻又變成是居心叵測了。

重新評價傳統文化，開創新文化主體

余英時一向旗幟鮮明的反共立場，我們可以尊重與理解，但是如果因為反共而致反華，那麼，余英時與台獨基本教義派的立場又有何差別？國民黨長年的反共教育和洗腦，曲折而頑強地在台獨基本教義派的思維中發酵。余英時常在關鍵時刻向國民黨獻策進言（見《民主與兩岸動向》一書），是國民黨尊為國師級的策士，李登輝欲延攬重用，當非虛言。但是以余英時在《飛彈下的選舉》與《海峽危機今昔談》所透露出來的立場，他果真入主「國統會」，將是兩岸關係的一場災難。

余英時幾度借用胡適日記中的語詞，指責中共是「瘋子」。在《海峽危機今昔談》一文中，「瘋子」、「發瘋」、「瘋狂」等文字出現不下二十次。談到中美關係，他寫道：「變與不變，權不在克裡斯多夫，也不在克林頓。權在幾個人手裡。你們的政策的變與不變，全看這些無知的瘋子發瘋不發瘋！」余英時雖是假擬胡適的語氣，但胡適是寫在私人日記中的忿言，豈可與登載於大報的公開文章相擬？相較於李登輝以國家元首身份罵中共是「土匪」，余英時的確不遑多讓！

由於認定中共『瘋狂病』的發作……具有不可預測性」，因此相應於美國輿論界對中國「圍堵」的政策，余英時似乎是採取讚許的態度。余文一再強調中共對西方的敵視，美國尤其是頭號敵人。可是余英時做為美國主流思潮的擁護者，卻也不自覺地透露出美國對中國的敵意與戒心。「圍堵中國」正是「中國威脅論」落實在政策層面上的體現，杭廷頓的理論有其代表性。余英時視為「震動一時」、「一針見血」的《文明的衝突》一文，即強調西方世界與非西方國家之間的對壘，並認為儒家文化和伊斯蘭文化是西方潛在的最大敵人。因此對內要強化西方國家內部的團結與合作；對外要慎防精密武器落入回教世界或中國手中；在東南亞須繼續維持軍事優勢；防阻儒、回進一步聯手對抗西方，並培養儒、回內部親西方的勢力。

筆者不願直指余英時為「儒、回內部親西方的勢力」，但是如果中共推動儒學研究，提倡傳統文化都可以被他界定為「羨憎交織」的情結，是為了「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這就值得我們憂心了。

余英時曾研究過當代史學大師陳寅恪的著作，《海峽危機今昔談》也援引了陳寅恪的詩文，應該知道陳寅恪的文化態度和理想。在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一書所寫的《審查報告》中，陳寅恪主張：「凡著中國古代哲學史者，其對於古人之學說，應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筆。」對於中外思想交流，陳寅恪指出：「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並以佛學為例，說：「佛教學說能於吾國思想上發生重大久遠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

面對中共重視儒學，向傳統尋求新動源的努力，余英時何以就不能抱以一種「瞭解之同情」呢？文革期間對傳統文化的蔑視與破壞，令人痛心；如今對傳統的重視與珍惜，何以就不能視為對昔日錯誤的更正，以及對文革極左路線的揚棄？在中國汲汲於現代化的過程中，若非固有文化做為托底，「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又何能「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

正如陳寅恪所說的，唯其經過國人吸收改造的過程，一個外來學說才能在思想上發生重大久遠的影響。中國大陸自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迄今，生產關係和社會結構起了巨大的變化，新的理論學說紛至沓來，這時，「吸收改造之過程」更形重要。而「吸收改造」的基礎即建構在「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之上。

對一個民族而言，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相當於個人人格的自覺。一個民族跟個人一樣，一個人只能從自己的「過去」來認識自己；同樣地，一個民族也只能從其「歷史傳統」中來瞭解該民族自身。在歷史漫漫長流中，我們民族曾有哪些光榮事跡，有哪些羞辱與挫折，都應一一省察。好的，則予以發揚光大，不好的，則予以揚棄或改善。就這樣而認識自己、批判自己、超越自己，最後則是自己創造了自己，這就是「文化主體意識」的顯現。因此要做為重新評價傳統文化、吸收改造外來文化、進而成為開創新文化的「主體」，一切得從喚醒全民族有意識地接受、有意識地承認「我們傳統文化之為我們所固有、所獨有的」做起。

中共能重視傳統文化，正是在瞬息萬變的國際政局和工商社會中，重建文化主體意識以迎接外來衝擊的一個契機。在吸收、改造、創新的過程中，一個思想再啟蒙運動正隱然蓄勢待發。余英時將此現象一律解讀為攻擊性的民族主義，這種敵視的態度局限了他對兩岸問題的觀察與分析。

其實，做為時事觀察家的余英時和做為文史學者的余英時，有時候是自相矛盾的。譬如在《試論中國文化的重建問題》（收於1982年出版的《史學與傳統》）中，他說：「在現代科技的強烈衝擊下，每一文化都曾經過一個『傳統』與『現代』互相激盪的歷史階段。並且由於各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這種激盪的過程與結局也彼此殊異。換句話說，每一民族的傳統都有其特殊的『現代化』的問題，而現代化則並不是在價值取向方面必須完全以西方文化為依歸。」那麼，余英時何以就不能將當前的中國大陸視為「『傳統』與『現代』互相激盪的歷史階段」呢？既然「各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激盪的過程與結局也彼此殊異」，這是強調有「特殊國情」的存在了，那麼何以在《飛彈下的選舉》中，訴諸「特殊國情」就必然是「羨憎交織」的民族主義情緒呢？

余英時談論史學時說：「今天世界上最堅強的精神力量既不來自某種共同的階級意識，也不出於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唯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精神力量。」又說：「離開文化傳統的基礎而求變求新，其結果必然招致悲劇。」可是，在他從事時事評論時，對文化傳統的追求卻又變成是情緒的發洩，是攻擊性民族主義抬頭的證據。

類似的矛盾不勝枚舉，而我們發現矛盾的來源是因為作者在有關總統直選的兩篇文字中刻意凸顯「民主」與「民族主義」的對立：為了強化台灣總統選舉「劃時代」的民主意義，余英時策略性地抨擊、貶抑他稱之為「羨憎交織」的中國民族主義。余英時挖空心思為李登輝體制稱頌、辯護，卻對李登輝狂言妄語所招引的海峽危機隻字不提。對中共的痛斥、訕罵有助於掩飾李登輝對兩岸關係的惡化所應擔負的責任。這樣的手法並不新奇，李登輝的人馬在總統選戰中已一而再、再而三的使用過了。

無需抗拒中共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可以有多種形態面貌。從擴張性的帝國主義到反殖民抗爭都可以是民族主義的一種模式。余英時卻以最負面、最不堪的角度來解讀中國民族主義。民主也可以有多種形態面貌，但李登輝體制下的民主可能是最不值得稱道的一種。余英時對李登輝的歌功頌德有時候不免喪失了知識分子應有的批判能力；當他在《海峽危機今昔談》中說：「今天民主在台灣開始全面落實，台灣似乎還沒有人公開表示異議」時，國會正因為抗拒李登輝一手主導的內閣人事改組而幾近癱瘓，媒體一片撻伐、譏嘲之聲，總統的民意支持率滑落谷底……余英時卻獨持己見，不為所動；難道這就是現代知識分子的風骨嗎？

余英時先將他所認知的台灣「民主」與中國「民族主義」對立起來，然後語帶輕薄地說：「孫中山三民主義中的『二民』——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即民主）——竟然彼此鬧起矛盾來了。」余英時以他狹隘、偏執的「民族主義」觀來與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相比擬，這無疑是對孫中山先生的不敬。

孫中山先生以三民主義做為中國現代化的理想，而他所謂的民族、民權與民生其實是三位一體，密不可分的。余英時的「民族主義」，似乎是美國的專利，中國一旦講「民族主義」，就是「奴隸道德」，就是「羨憎交織」的情緒了。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是素樸而寬闊的。他1924年在廣州的演講是這樣說的：「民族主義，就是拿中國要做到同現在列強處在平等地位，就是從國際上列在平等地位；民權主義，就是拿本國的政治，弄成到大家在政治上有一個平等地位，以民為主，拿民來治國家；民生主義，就是弄到人人生計上、經濟上平等。」三民主義的大原則其實就是「平等」，這在余英時的「民族主義」中是不存在的。其實，民族主義是世界的潮流，也是孫中山先生所說的，「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放眼當今世局，日本有「再亞洲化」的呼聲，阿拉伯世界也有「再回教化」的浪潮，印度則有「印度教復興運動」。在非西方國家中諸如此類「文化主體意識」的覺醒正不斷在擴散之中，近年來中共提倡傳統優秀文化也正符合這股潮流。

對於中共所提倡的民族主義，我們不能迴避，也無需抗拒，更不該以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與之相對抗。然而不幸的是余英時在《海峽危機今昔談》中卻以台灣的「民主」與中國的「民族主義」對立起來，從而間接拒絕了中國民族主義。余英時所認知的「民族主義」是狹隘、偏執的民族主義；他所認知的「民主」是誇大其實的假象民主。這些錯誤的認知所帶來的錯誤判斷，非但對緩和兩岸關係無益，且將導致武力相向的悲劇。

孫中山先生講三民主義時，特別強調民族、民權、民生三者是密不可分且互為條件的。在《民生主義第一講》，孫中山先生舉德國俾斯麥執政時期為例，大力推崇俾斯麥以鐵血手腕強制執行的保護勞工政策。俾斯麥時代也正是德國內部「民族主義」（追求國家統一、富強）與「民主」（要求保障自由、人權）衝突最為激烈的時期。當時德國強敵環伺，俾斯麥以富國強兵為第一要務，強力通過「治安維持法」，對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輒加壓制。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先後制訂「健康保險法」、「傷害保險法」、「退休保險法」，並首創由官方定期檢查工廠的制度，甚至公開支持帶有濃厚社會主義色彩的「生產合作社」。俾斯麥以保守的帝國首相，率先實施全世界最進步的社會立法，保護勞工階級，終使德國成為一個強大而現代化的國家。

由此可見，「民族主義」與「民主」的訴求常相矛盾，尤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更是屢見不鮮。其化解之道或許是在「民生主義」的落實。因此，當中共高唱民族主義時，我們非但不應予以抵制，且應順水推舟，擴充民族主義的內涵，使其成為與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密不可分的民族主義。易言之，我們要的不只是國家的統一而已，我們要的是尊重人權、政治民主、社會公平正義有保障的新中國。

余英時不此之圖，而以委婉的手法，用「民主」來拒絕「民族主義」，繼而附和西方的「中國威脅論」，著實令人痛心。知識分子的責任在於追求真理，為民解惑，而不是製造誤解與紛爭。陳寅恪當年聞及北京琉璃廠舊書業者將改賣新書時，有「而今舉國皆沈醉，何處千秋翰墨林」的感慨。在陳寅恪眼中，「翰墨林」不僅指舊書，也意味著有風骨的知識分子。如今舉國皆沉書所寫的的民主迷夢或誇張的反共情結之中，還能固守文化主體意識而發為獅子吼的知識分子，又能有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