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該「戒急用忍」

14日上午，李登輝應工業總會之邀，到「全國經營者大會」中發表演說，當著剛從大陸訪問見過江澤民後回來的工業界企業家說，中共藉「以民逼官」、「以商圍政」的手段在對政府施壓，而要工總的台商們「戒急用忍」。這一番指著和尚罵禿驢的講話，不但讓在座的台商們面面相覷，並且什麼是「戒急用忍」更令肚裡墨水不多的台商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在李登輝演講「戒急用忍」之時，政大國關中心副主任，也是李登輝大陸政策的智囊和文膽吳安家教授，正在接待廣東社科院來的學術訪問團，說明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講到他到大陸訪問，在熱河清代行宮中，發現康熙告誡其子孫有四個字「戒急用忍」。原來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是吳教授的最新作品。

關於李登輝「戒急用忍」的講話一出來，各媒體的民意調查也一呼百諾，不過「眾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我們也有以下的諤諤之言。

「戒急用忍」是康熙帝告誡他皇帝子孫用以自我警惕的，而不是告誡被統治階級人民的。吳安家是否以文膽之便用「戒急用忍」來告誡李登輝，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李登輝不自己承用「戒急用忍」的教誨，反而拿來教訓老百姓，這就引喻失義了。在專制時代，中國的政治哲學對統治者皇帝的要求乃是「愛民如子」、「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李登輝康乃爾大學演講錯引為「天地從之」）。李登輝用警惕皇帝的「戒急用忍」來警告人民，卻又忘記了自己的「民之所欲天地從之」。不過，沒有關係，李登輝老早說過，中國文化本來就是「騙來騙去」的嘛。

在民主時代裡，政府是受人民監督的，是替人民服務的；並不是指揮人民，要人民服從的；是政府要服從人民意志的，不是人民要服從政府（李登輝）意志的。當然，政府就必然要承受人民的壓力。所以，民主政治永遠是「以民逼官」的，李登輝不接受「以民逼官」，只能證明他的心態和「文明」還只停留在日據時代天皇至尊半神權的封建絕對主義中。李登輝想抗拒「以民逼官」而企圖恢復「以官逼民」的專制獨裁，恐怕也時不我與了，其結果必然是「官逼民反」。

被李登輝視為「不文明」的中國文化，在專制時代都知道「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翻譯成現代白話文當是「國家是以人民為其基礎的，而人民是以其經濟生活為其最重要」。現代工商業時代，商業是經濟發展重要的部分，連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的中共大陸都曉得了「無商不富」的道理。所以，文明國家的政府必須為商業服務，為商人提供合理的條件。今天，台灣商人要求開放兩岸直航，要求開放大陸投資，這是台灣資本發展的邏輯必然，也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難道這就是「以商圍政」？一旦台灣經濟無由發展而萎縮，難道這就是李登輝口口聲聲要帶給我們「二千一百萬人的福祉」嗎？

「戒急用忍」也不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深知李登輝為建立一個國號名稱不重要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獨立國家」而心切，所謂「參加聯合國」、「務實外交」、「教育改革」、「憲政改革」，無一不在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主權獨立國家」而打拚。但是，「呷緊弄破碗」。在內，弄得國家認同分歧，黨內流派鬥爭，黑金政治氾濫；對外，參加聯合國遙遙無期，又引來中共軍事演習，兩岸對峙升高，經濟萎縮，失業率上升。外交上，除了當「散財童子」外，也一無進展，只有怨歎「中共打壓日甚」。李登輝喜歡「向不可能挑戰」，不但向政治的不可能挑戰，挑出中共飛彈；並且，現在又要向經濟的不可能挑戰，不顧台灣經濟萎縮，不顧失業率上升，而要倒退兩岸經貿。難道李登輝能不必深自反省吳安家轉告他的「戒急用忍」四字的真正涵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