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悼台灣勞工運動之父

星期二在《僑報》上看到張曉春因癌症過世的消息，我像被人打了一場，這幾天總是心神不定，悲痛不已，他病的太突然，死得太快！享年只有64歲。

今年3月隨旅美學界訪問團到台北，和他吃飯的時候，他鄭重的說，大選以後才真正是我們和台獨人士肉搏戰的開始，想不到，他卻先我們而去，不能並肩戰鬥了！

張曉春是台大社會系的教授，我上台大社會系的時候，他是一個助教。當時社會系是新系，教授沒有幾個，陳紹馨教授是台灣本省人，哈佛大學畢業，教授人口學、社會調查等重頭科目，龍冠海是老教授，當系主任，另外有美國請來的客座教授。自然地，和學生們比較接近的是陳教授和助教張曉春。我們這一班有40多個學生，男生多半是中部、南部來的本省同學，女生就多半是台北的外省小姐，只有少數的幾個（包括我在內）對哲學、佛學比較有興趣，常常在樹底下、咖啡店，高談闊論。

我們認識的張曉春是一個老穿一件白襯衫，剃個平頂頭戴眼鏡的老實人；認真又純樸。我們這一批不知人間疾苦的大孩子們在陳教授和張曉春的指導下，在台北貧民區做社會調查，到蘇澳漁村去訪問，和漁民乘船去捕魚，還到同班同學吳如月新竹家裡去參觀新光紡織廠。這些經驗給我日後對社會問題的瞭解，打下了一個基礎。後來見到張曉春他總是記得我是個頑皮的學生，論文沒寫完就跑到美國去了，還是王麗珠（我的好友）幫我寫完。由他特別跑腿幫我拿到台大文憑。

1987年我從美國第一次回台灣看看多年來和我脫離父女關係的父親和大姊、哥哥、妹妹們，在離開台北的前一晚我和張曉春聯絡上了。他聽到我回來很高興，就熱誠的邀請我到勞動人權基金會去。

當時我回台北一方面是探望親人，一方面是因為美國的運動正走向低潮，很多思想混亂，我也乘機把自己一些問題開始料理一下。沒想到經張曉春的介紹，開始接觸到台灣的左翼和勞工運動。

在勞動人權基金會和張曉春談了美國的勞工運動和左派運動；也詳細的談到台灣的勞工運動。他帶我去拜訪了中小企銀工會的辦公室，當時中小企銀工會剛成立不久，很有活力，成為了服務業類工會的一個好榜樣。

晚上在一個小館子，張曉春又邀請了剛參加競選的「王老師」──王津平來吃飯。王津平上過威斯康辛大學，是我的學弟，大家一見如故，我們和幾位勞工領袖開懷痛飲，喝了好幾瓶台灣啤酒。在飯桌上張曉春和王津平興致來了就開始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開始，我大吃一驚，不敢相信；我偷偷看餐館有沒有人注意。結果根本沒人理我們，我就放心大膽的跟他們一起唱國際歌，這樣喝喝唱唱，鬧到早上兩點才把張曉春送回家，沿途我們還是高唱著革命歌曲。

這一頓飯吃過以後張曉春在我腦中就不只是一個樸實、認真的教授；而是一個熱誠、豪放的革命家，我們從那天起就變成親密的戰友，無所不談。

以後，我因為父親得了肺癌，比較常回去，每次都去找張曉春，或請他到我妹妹家來吃飯，他總是不厭其煩的向我介紹台灣勞工運動、黨外運動的最新發展，我也在《聯合報》上拜讀到他的專欄。他常和我說最重要的是利用每一個機會把工作推展出去，不要局限於左的範疇。不論是在勞工立法、勞工人權上；或是積極敦促工黨的組成和參加競選活動，他總是堅持不懈的以各種方式去積極開創天地，把工作展開。

去年我第一次回北京參加國慶（自71年以後），我和張曉春再度聚首，每天晚上他以找抽煙的地方為理由到我們的房間來聊天，直到深夜，凡是我有疑問的他都一一解答。對於我提出為什麼北京對李登輝這些年來老是抱著幻想？為什麼北京不太注重依靠台灣人民而老是要和老國民黨搞聯合陣線，他大笑不止。他說每年都來北京提，見到每個幹部都提這些問題。終於，我們在去年的討論會上聽到台聯的自我批評。對於張曉春這種熱愛祖國和堅持的態度很令我這個海外保釣人士感到慚愧。我們自己做的實質性的工作很少，但是批評起來總是指手劃腳，一點都不謙虛。

今年年初，《僑報》舉辦了一個座談會討論台灣立委選舉，我應邀參加，為了增加我對台灣選舉的瞭解，我特地打了幾個電話給張曉春和他長談這個問題。這次競選剛好勞工在高雄有幾次大示威，張曉春為了勞工運動，也為了替朱高正競選，每星期都往南部跑兩次。朱高正在高雄大勝，新黨終於跨過了濁水溪。民進黨達到了瓶頸，開始走下坡。他因為親自參加助選，對整個政治情勢瞭解得更真切。我在《僑報》討論會上陳述了張曉春的見解，日後事情的發展基本上證實了他的看法是正確的，有前瞻性的。

人總有一死，問題是要怎麼樣活著，做一個什麼樣的人！張曉春一生為台灣的勞動人民，為中國統一，堅持不懈的奮鬥，不斷的打開新的天地。我做他的學生、戰友，深感光榮，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