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玩家：
　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的沒落

今年1月下旬，筆者重返母校美國奧斯汀德州大學拜望老朋友，順便到書店購買剛出版的新書《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此書1996年12月由美國紐約的Simon & Schuster公司出版，台灣《聯經出版》公司於1997年9月出版中文譯本。本書可讀性甚高，譯文本亦相當流暢（由黃裕美譯）。英文原版可在台北雙葉書局購買。

本書出版以來爭議頗多，已有南方朔先生在報紙上的簡評，未中要害。本誌9月號（總81期）有陳平博士《打不贏，就入伙：評韓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和後冷戰時代的世界格局》鞭辟入裡，允為上乘之作。本文書評側重引介該書要點，並略作批評，所引原文以中譯本為主，並註明該書中英文出處，以供讀者參閱。本文分六大部份評介：一、後冷戰的國際政治格局，二、西方文明的崛起與衰退的危機意識，三、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四、中國文明的再度崛起，五、如何保衛衰退中的西方文明，六、結語。本文較忽略該書第10和第11兩章有關回教世界的內容，但相關部份仍會偶爾提及；而將重點集中在中西文明之消長問題。

一、後冷戰的國際政治格局

韓廷頓認為近百年來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鬥爭為西方文明的內戰，隨著冷戰結束，意識形態的鬥爭也終結了，取而代之的是文明之間的衝突。不同文明之間國家的鬥爭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的主軸，而相同或相似文明之內的國家則較易合作。

（一）文化認同界定了國家在世界政局中的地位及其敵友關係。冷戰結束後，韓廷頓認為在新世界中，「文化認同是決定一個國家敵友的核心要素。」「過去問『你站在那一邊？』如今要改口問更根本的問題『你是誰？』」（英文125頁，中譯165頁）「冷戰秩序結束後，世界各國不但開始發展新的敵友關係，也重新挑起老舊的敵我意識。他們要尋求歸類，他們要和同質文化和文明的國家結盟，政治家祭出『更大的』文化社會，民眾也會和這個跨越民族國家畛域的大社會認同，包括『大塞爾維亞』、『大中國』、『大土耳其』、『大匈牙利』、『大克羅埃西亞」、『大亞塞拜然』、『大俄羅斯』、『大阿爾巴尼亞』、『大伊朗』和『大烏茲別克』」（PP.127-8；168頁）〔註：本文從此以下，凡以前項P.標頁碼者指英文原書頁碼；凡以後項「頁」標示者指中文譯本頁碼。〕

（二）文化同質性助長合作，文化差異加深衝突。

韓廷頓指出文明內的「我們」和文明外的「他們」是人類歷史的常數，其行為差異源於四大因素：（1）對被視為極為不同的人的優越感（及偶爾出現的自卑感）；（2）對這些人的恐懼及不信任；（3）語言及文明行為定義的差異，導致溝通困難；（4）不熟悉其他人的想法、動機、社會關係和社會習俗。（P.129；170頁）

（三）區域是不同國家間的合作基礎，但只有在地理和文化合而為一時才適用。

地緣的鄰近性不會產生通性，反而因為少了文化，可能適得其反。「區域性組織成立的歷史和目標也許舉足輕重，整體效率則和其成員文明之多元成反比。大體而言，單一文明組織做事，比多元文明組織成功，政治和安全組織以及經濟組織都是此理。」（PP.130-131；172頁）「在東亞，一如其他地方，文化通性是重大的經濟整合的先決條件。」（P.133；175頁）「日本獨樹一幟的社會和文明，使其在和東亞發展經濟關係，以及和歐美各國處理經濟紛爭時遭遇種種困難。」「如果經濟整合有賴文化的同質性，日本身為一個文化獨立的國家，未來經濟發展也會陷於孤立。」「在即將出現的世界，貿易模式必定會受文化模式影響。商人和他們可以瞭解信任的人打交道；同樣，國家也把主權交給由他們瞭解和信任的同質國家所組成的國際組織。經濟合作源於文化的同質性。」（PP.134-135；177頁）

（四）相同文明內的核心國家是維持國際新秩序的主要因素。

「一個文明是個大家庭，核心國家就像家中長輩，可以給他們的親屬後盾並維持秩序。少了那層關係，一個更強勢的國家解決區域衝突及維持秩序的能力將受到限制。」「當某些文明沒有核心國家時，要在文明內建立秩序，或在不同文明間談判維持秩序，相當困難。」「由於非洲和阿拉伯世界都沒有核心國家，解決蘇丹內戰的計畫益形錯綜複雜。」（PP.156-157；211頁）韓氏認為，回教文明內由於沒有核心國家，回教國家引發衝突的可能性相當大。巴基斯坦、孟加拉以及斯里蘭卡都不會接受印度調停南亞秩序，同樣的，由於日本文化的孤獨性也無法扮演東亞政治的調停者。韓氏指出，「中國先於1970年代與美國結盟，1980年代與美國維持等距外交，冷戰結束後，中國又鼓吹中國文化，像核心國家的文明磁鐵，吸引所有其他華人社會的向心力，並恢復19世紀所喪失的歷史定位，而躍居東亞霸權。」（P.168；226-7頁）韓氏認為「大中華因此不只是抽像的概念，而是個快速成長的文化和經濟事實，同時也開始變成一個政治事實」「大中華經濟共榮圈的出現，得力於家庭和個人關係的『竹子網路』（bamboo network）和共同的文化淵源」「文化共通性有助於經濟的發展」「東亞的經濟越來越以中國為核心，也越來越為華人控制。來自香港、台灣和新加坡的華人提供促成中國大陸經濟於1990年代成長的資金」（PP.169-171；227-9頁）兩岸同文同種，根據韓氏的文明理論，到了21世紀初葉，台灣可能屈於脅制，或經由通融，或兩者雙管齊下，而和中國大陸更緊密整合。（P.194；233頁）

（五）後冷戰世界衝突的導火線：西方的狂妄自大、回教的不容異己及中國的專斷獨行。

韓氏認為西方文化的普世企圖、西方勢力的相對沒落及其他文明在文化上越來越強大的自我肯定，都造成西方與西方以外世界的關係普遍困難。中國與回教世界挑戰西方文明，雙方可能維持緊張而高度敵對的關係。拉丁美洲與非洲仍依賴西方，衝突較小。至於俄羅斯、日本、印度和西方關係則徘徊在西方和中國兩大文明之間。所以，21世紀的全球制度、權力分配、各國的政治和經濟，基本上是要反映西方的價值觀和利益，還是要由回教和中國來塑造？（PP.184-5；248-250頁）

二、西方文明的崛起與衰退的危機意識

西方文明的崛起大約四百年左右。從歐洲基督教國家在8、9世紀之交開始發展出獨特的文明，直到西元1500年歐洲文藝復興，社會開始多元化、貿易擴增及技術成就都成為全球政治的新紀元奠基。（P.50；46-7頁）西方文明大致上到了1600年才開始逐漸主導這個地球，成為一強勢的文明，在此之前，她是落後於中國文明和回教文明的。韓氏引用Geoffrey Parker的話說：「在很大的程度上，西方的興起全靠力量的運作，而歐洲和他們在海外的對手在軍力較量時，歐洲漸佔上風……西方於1500-1750年締造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帝國，主要關鍵正是兵力的改善，當時稱之為『軍事革命』。」韓氏結論指出，「西方贏得世界並非靠思想或價值或宗教勝人一籌，因為其他文明國家因而歸順者少之又少，而是靠其在運用組織暴力上的優勢。西方人經常忘了這個事實，但非西方人無時或忘。」（P.51；48頁）由此可見，西方文明的崛起是靠霸道的「以力服人，非心服也」，這是四百年來在牛頓典範支配下的西方文明，以駕馭自然開發自然的心態，轉移到對人文世界的控制，其文化潛意識是一種「自我中心幻覺」所表現出的「褊狹傲慢」，以為世界繞著它轉，並有一個「不變的東方」（湯恩比的批評）。這種褊狹傲慢反應在學術界就形成了「西方史觀」忽略了「文明的多樣性」。

從道家觀點來看，或從混沌理論的非線性觀點來看，自我中心的思維傾向終究不符合宇宙演變的軌跡，其將引起反彈是自然的現象。經過四百年的橫衝直撞和傲慢的偏見，自認為「白種人負擔」的西方文明開始呈現筋疲力竭的走勢。一般西方人尚未有此憂患意識，西方文明的愛國主義者韓氏開始「唱衰」了。他除了在第四章分析西方的沒落有三大特點，讀者可覆按，其主要的結論：「總而言之，整體而言，西方在21世紀最初數十年仍是最強勢的文明，之後西方仍可能在科學人才、研發能力和民間及科技創新上大幅領先。但其他權力資源的控制，越來越分散於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國家和其他重要國家中。西方對這些資源的控制在1920年代達到最高峰，此後便不規則的大幅走下坡。」（PP.90-91；111-112頁）「西方壟斷的時代即將過去，同時，西方的式微和其他權力中心的興起已經促成全球本土化的進程及非西方文化的復甦。」（P.91；112頁）韓廷頓在最後一章（第12章）中也對美國近年來所表現的西方道德敗壞、文化自殺和政治不統一問題憂心忡忡，他提出這些道德沒落的表徵包括五個方面，例如犯罪、吸毒和暴力的增加；家庭衰退包括離婚率提高、私生子及未成年懷孕和單親家庭增加；社會資本流失、義工成員減少、人際信任降低；工作倫理普遍低落、個人放縱主義抬頭；對學習和知性活動的熱誠降低、學生成績低落。

韓廷頓面對上述西方道德的衰退，憂心忡忡地指出，如果儒家與回教的道德優勢成為趨勢後，西方能成功地因應這些問題嗎？如果因應失敗，西方文明將來影響其他文明或社會的力量也就衰退下去了。此外，韓氏也憂心地指出，美國國內許多假多元文化之名，抨擊美國和西方文明認同，否定美國有任何共同文化，而鼓吹種族、族群和其他次國家的文化認同和團體。美國人若失去了以西方文明為核心，多元文化論將使美國弄成四分五裂，國將不國矣！這是韓氏的憂慮，也是一種「唱衰」，足以對那些迄今仍執迷不悟的西方派或「五一俱樂部」醍醐灌頂，也足以對台灣島內失去文化自信心的「蛋頭學者」或毫無中華文化意識的獨派政治人物當頭棒喝。

三、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

讀者如果翻閱19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幾乎可以發現，西方理論的「傲慢」與「偏見」，那種理論實際上是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翻版；市場經濟、個人主義、政治現代化，尤其是T. Parson的結構功能論，F. Riggs的行政生態學，D. Easton 的政治系統論，好像西方文明的種種都是美好的，非西方社會若要現代化祇有照單全收，台灣當時的學術輿論也犯了這個毛病，例如邏輯實證論、全盤西化論等都是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後的表徵。實際上，西方學者的普世論（Universalism）以及台灣學者和大陸學者的「河殤」論，都未理解到西方文化的盛世只是人類歷史上有限的時空現象，也是四百年來牛頓典範盛行的結果，那有西方文化普遍真理的價值？

隨著愛因斯坦典範的崛起，最新物理學的世界觀，與中國儒釋道的傳統世界觀相通。再加上西方勢力相對的沒落，回教人口的激增，中國經濟的崛起，西方人終於醒悟：「帝國主義是泛世界論必然合理的結果」（P.310頁；433頁）「西方所謂普世論，對其他地方而言是帝國主義」（P.184頁；248頁）這也就是說西方文明的種種現象並不代表普遍的真理，有其文化上的局限，想要以自以為是的民主、法治、人權、個人主義等觀念強迫他人遵守並納入體制內，就西方人而言是基督教傳播福音「己所欲施於人」，就非西方人而言則是「帝國主義」，也不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寬容態度。

近代西方文明崛起之前，人類已有許多優秀的文明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歷史。美國人喜歡像個傳教士那樣鼓吹人權，這在非西方國家看來卻是「人權帝國主義」。當亞洲國家經濟日益茁壯時，秉持獨立自主的精神，以其過去光輝的文明史，將更有信心創造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政經文化制度。這一點美國前總統尼克森看得很清楚，他在1994年曾說：「以中國今天的經濟力量，使美國大談人權已是無禮，10年之內，這些說教將變得無關宏旨，20年內將成為笑話。」（PP.194-5；261-2頁）當西方對亞洲人的籌碼已逐漸流失時，提倡人權有效嗎？從最近幾年西方在聯合國機構提倡民主和人權的議案往往徒勞無功，幾乎全軍覆沒可以想見「西方的傲慢」或「白種人的負擔」那樣的自負已經愈來愈行不通了。

韓廷頓書中已承認現代化不等於西方化，西方文明只有獨特性而無普遍性，他這方面的論述大體可分為三方面來分析。

全球本土化趨勢：西方價值觀被日本、中國、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堅定地排斥。一個主要由西方意識形態主導的「進步時代的結束」，正邁向一個多元和多角文明互動、競爭、共存和彼此包容的時代。這個全球本土化的進程，廣泛表現於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宗教復興上。尤其是亞洲和回教國家，拜經濟和人口成長之賜，其文化再生最顯著。（P.95；117頁）

全球宗教的復興與世界的非世俗化：20世紀後半葉，由於現代化的結果，使人民從鄉村生活移居到都市生活，失去了傳統定位的意義，他們必須與無數陌生人互動，重新建立關係，需要新的定位來源和新的道德戒律，並在疏離的社會關係中尋求生命的意義和目標，而宗教正好扮演了這一功能。從美國大學校園掀起宗教的狂熱，到日本的奧姆真理教、南韓的統一教，乃至台灣近年來的青年出家熱和宋七力、妙天禪師等神棍的詐財或騙色案，都說明了人民不只靠理性生活，現代化的理性化和世俗化過程，的確繃緊了人們的神經，而社會變動之急劇快速，也使人們難以預料或評估行動的後果，全球宗教的復興良有以也。

宗教的復興運動是對世俗主義、道德相對論、利己主義、消費主義等「現代主義」的反動，同時也是反西方的。「宗教和現代化國家的發展也不是不相容的。」（PP.96-7；119-126頁）「宗教不管是本土化或外來的，都提供現代社會崛起的精英階層生命的意義和方向。」（P.101；125頁）「宗教並非人民的鴉片，而是弱者的維他命。」（P.101；125頁）

非西方宗教的復興是反西化最有力的證言，它並不排斥現代事務，而是拒斥西方及和西方有關的世俗、相對論和退化的文化，即對「西毒」的排斥，這是在文化上獨立於西方的宣言：「我們會現代化，但我們不是你。」（P.101；126頁）

亞洲的自我肯定：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中國的文化民族主義開始成形，人民渴望回歸純正的中國文化，中共領導人在共同的中國文化，而不是外來的西方概念中尋求正當性。

本世紀初，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有打倒孔家店，線裝書丟到毛廁裡的主張，後來中共的批孔揚秦運動及知識分子的「河殤」等皆貶抑儒家思想，認為這是中國落後的根源。風水輪流轉，到了20世紀末，中國政治領袖和西方哲學家、社會學家不約而同弘揚儒家思想是中國進步的源頭。新加坡政府更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學術界也開始研究亞洲四小龍與儒學的關係。（P.106；136頁）

亞洲人的自我肯定來自於四大要素（PP.107-109；137-140頁）：第一、亞洲人的經濟快速成長，在世局上會越來越有份量；第二、亞洲人相信經濟的成功多半來自於亞洲文化比西方文化優越，而西方文化與社會日益衰敗；第三、亞洲人也認知東亞各國社會文化之間的差異，但他們也有重要的共通性，尤其儒家思想成為區內大部份國家所共享。第四、東亞各國堅稱英語系民族發展的模式已不管用了，取而代之者是東亞模式。亞洲人也相信，亞洲價值放諸四海皆准，把亞洲全球化。從墨西哥到智利、伊朗、土耳其和前蘇聯各共和國，如今競相向這套成功的東亞模式取經，雖然過去無數代祖先都試圖向西方的成功借鏡。（P.109；139頁）

日本的再亞洲化：日本的經濟發展並非模仿西方文明和自由市場經濟，其經濟理論和運作方式使西方觀察家無所施其預測。（P.226；305頁）當中國的經濟崛起，成為東亞地區的霸權後，依日本的靠攏而非制衡的文化，日本人會「訓練有素的」針對中國的崛起修正其路線，使其國家利益大於成為西方文明成員的定位。」（P.227；306頁）

總之，韓廷頓警覺到，如果非西方社會要現代化，必須照自己的方式而非西方的方式去做，強化並善用自己的傳統、制度和價值觀。政治領袖如果目中無人，自以為能從根本上重新界定他們的社會，注定要失敗。政治領袖可以改寫歷史，但不能逃避歷史，他們製造了分化的國家，而不是西方式的社會，他們的國家感染了文化分裂症，這將變成永遠鮮明的特色。（P.154；203頁）

李登輝「經營大台灣」，近十年來，一心一意想「去中國化」，修改教科書，徘徊在「日本化」和「美國化」之間，使台灣感染了文化分裂症，想想韓廷頓的忠告，能無愧乎？

四、中國文明的再度崛起

早在近代西方文明崛起之前，回教文明與中國文明早已有輝煌燦爛的文化創造力的表現。中國文明的衰敗固然有其內生因素，而外發因素更為重要。西方文明自1600年以後，以牛頓典範主導西方乃至全球的文化演變趨勢，這一典範的世界觀，是「主客二分」、「心物二元」、「體用為二」的思維傾向，著重直線思考和實證分析，這樣的思維方式與中國傳統哲學的「主客不分」、「心物一元」、「體用合一」就有著根本上的距離，難怪民初以來，許多學者深受牛頓典範的影響，看不懂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而輕易的貶抑之。此一情形直到20世紀愛因斯坦典範崛起後，漸漸取得主導優勢，才在中西方知識分子中起了根本性的轉變，而愛因斯坦典範是與中國傳統儒釋道思想相通的，這就使中國文明的傳統文化意義取得現代人的重新肯定和讚賞。

隨著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1992年十四屆大會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人終於擺脫西方人的桎梏，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經濟快速成長的結果，使中國逐漸成為東亞區域性的霸權。

中國這一崛起的歷史機遇不同凡響。放眼全球各文明地區，祇有中國文明區曾經吸收並融會了印度文明的佛教思想，一百五十多年來又吸收西方文明的精華。如果中國文明自春秋戰國時期自發創造的文明為第一波文明，則中印文化的整合當為第二波文明，至宋朝達於頂峰。此下則為中西印人類三支文明的融合創造期，當為第三波文明，此為世界各文明區所無的機遇。中國文明創造了第二波文明，自然有能力再度崛起，創造第三波文明，而超越漢唐盛世，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玩家。李光耀在1994年曾說：「中共崛起的幅度 太大，今後三、四十年，世界必須尋找一個新的均勢。我們不可能假裝只是另一個大玩家，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玩家。」（P.231；311頁，黑體為作者所加。）韓廷頓說：「如果中共經濟再發展十年，而這種可能性似乎頗高，如果中共在權力交接時維持統一團結，東亞各國和全世界就必須對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玩家所扮演的越來越決斷的角色作出回應。」（P.231；311頁）韓氏此一看法頗為持平，幸而言中。今年9月中共的十五大順利圓滿完成，江澤民獲得大勝，權力穩固，接班順利，團結一致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領導群已經形成，中國的前途正應了李光耀和韓廷頓之言，值得對中國仍有成見者深思。

中國文明的再度崛起，必須記取西方文明崛起時「以力服人」的霸道作為所帶來的禍患，例如過度經濟成長所形成的生態環境的破壞，侵略亞非弱小國家並殖民統治，和過度的個人放縱主義所帶來的道德衰敗等現象。中國文明的再崛起則應以儒家的集體主義、寬容和諧的精神、天人合一的生態思想，吸收並融合創造出兼容並包廣大和諧的新文明，以王道取代霸道，再為人類作出新的貢獻。

韓廷頓認為中國的崛起，日本將修正路線「脫歐入亞」，美國則巧妙運用越南和印尼作為主要的制衡者，美國如不願和中國對抗，就必須放棄其世界主義，學習和中國相處，並忍受本身左右太平洋彼岸情勢的能力大幅削減。不管走那一條路，都要付出重大的代價和風險。最危險的則是美國未作清楚的選擇，然後在不曾仔細考慮是否合乎國家利益，又沒有準備出師奏捷的情況下，莽莽撞撞與中共發生戰爭。（PP.232-3；313頁）這一段話，也可用在李登輝身上，如果台灣的兩岸政策未作清楚的選擇，反而刺激挑撥中共，又無準備打一場生死大戰的決心，莽莽撞撞與中共發生戰爭，其結果不問可知是相當悲慘的。

五、如何保衛西方文明？

韓廷頓在本書中處處流露對西方文明衰退的憂心，和對美國國力下降的危機感。他對中國的崛起，深感恐懼。冷戰後，美國已無前蘇聯的大患，歐洲也沒有強權，美國似乎是世界唯一的超強。然而，眾人皆醉我獨醒，韓廷頓深謀遠慮始終認為：「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國家都捲入全球戰爭，雖然極不可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可能性。」（P.312；435頁）他又認為：「全球跨文明戰爭比較危險的來源之一是不同文明及其核心國家間權力均勢的變動。長此以往，中國的興起及這個『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玩家』越來越專斷的行徑，將在21世紀初對國際安全造成嚴重的壓力。鑒往知來，中國躍居東亞和東南亞主導強權對美國最不利。」（P.312；435-6頁）

原來中國的崛起對美國最不利，所以要保衛西方文明。但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明可曾反思百年多來的西方文明對中國文明和回教文明的威脅？美國難道還要繼續獨霸全球？憑勢力？還是憑「以理服人」來對待世界各國？

韓廷頓說：「西方文明之所以珍貴，並非因為它很普及，而是因為它很獨特。因此，西方領袖主要的責任不在試圖依西方的意象重塑其他文明，這已經不是其正在沒落的力量所能為，而在保存、保護和重建西方文明獨樹一格的特性。而由於美利堅合眾國是西方最強勢的國家，責任自然大部分落在它頭上。」（P.311；434頁）然而如何保護美國的利益呢？韓廷頓又說：「在這個時代，美國既不宰制也不能逃離這個世界，不管是國際主義或孤立主義，也不論是多元文化或片面行動都不能符合其利益。唯有遠離這些背道而馳的極端意識形態，採行大西洋主義政策，和歐洲夥伴密切合作，以保護及謀求他們共有的獨特文明的利益和價值，最符合美國的利益。」（P.312；435頁）

為了保衛西方文明和美國與歐洲國家的利益，韓氏在本書最後一章提出了筆者所歸納的戰略與戰術的分析如下：

A、戰略：（PP.316-320；440-447頁）

1.在未來的世代中，避免重大的跨文明戰爭，需要核心國家戒急用忍，不要介入其他文明的衝突，這種「排除條款」是多元文明、多樣世界下維持和平的第一要件。

2.是「共同調停條款」，由核心國家彼此談判，以圍堵或停止他們文明中不同國家或團體間的斷層線戰爭。

3.是「共通性條款」，即所有文明的人民應該尋找並試圖擴大和其他文明的人民所共有的價值觀、制度和作法。

B、戰術：（PP.311-2；434-5頁）

1.擴大政經軍事的整合，並協調他們的政策，使其他文明無法利用他們之間的歧見。

2.歐洲聯盟和北約應接納中歐西緣的國家，包括波羅的海三小國、斯洛維尼亞和克羅埃西亞。

3.鼓勵拉丁美洲「西化」，同時盡可能使拉丁美洲國家和西方結盟。

4.限制回教和華人國家部署傳統和非傳統武力。

5.延緩日本脫離西方，擁抱中國的進程。

6.接受俄羅斯為正教的核心國家及主要的區域強權，對南疆的安全可以行使合法的權益。

7.維持西方對其他文明在科技和軍事上的優勢。

8.承認西方干預其他文明的事務，也許是一個多元文明世界動盪不安和引發全球衝突唯一最危險的根源。

看了以上一系列保衛西方文明戰略和戰術的清單，讀者有何感想？作為一個中國人，可以體會出韓廷頓的心機多麼深沉，他承認西方衰退中，美國已不行了，所提出的方案策略頂多只是自保而已，格局甚小，仍是西方文化自我中心論的我執境界，沒有宏觀全球，四海之內階兄弟也的儒家襟懷，也沒有佛家眾生平等的氣魄。

作為即將崛起的中國文明的一分子，筆者期望中國北京當局也要深謀遠慮，為人類前途提出更精彩周全的戰略戰術，以保衛人類各個文明「道並行而不相悖」，以王道政治為理想，制訂各個文明或國家相互往來的遊戲規則。筆者也要奉勸台灣當局，不要再模糊「一個中國主權論」也不要流於統獨意氣之爭。中國人就要回歸中國文明的正統，不要去做假日本人或假美國人，要做一個真正的中國人，才是台灣同胞的出路。

六、結語

本書精彩之論甚多，韓廷頓以「文明典範」取代「國家典範」來分析後冷戰的世界政治現象，其思想主軸承襲了1918年史賓格勒的「西方文化沒落說」及數十年後湯恩比的批判西方「自我中心幻覺論」，而警覺西方文明的衰退，以其憂患意識而思預防，企圖保衛此一獨特的西方文明。

然而，韓廷頓的見解仍有其局限，茲略提三點如下：

（一）韓氏雖以「文明典範」作為分析的出發點，卻未見西方文明四百年來盛行與衰退的「典範移轉」過程，即從牛頓典範到愛因斯坦典範移轉過程對人類文明的思維傾向的深刻意義，所以只能見文明的表象衝突，而未能深入核心思想，以覓求文明合作之道。

（二）文明的興衰與衝突之源有文化因素，也有經濟因素，而後者的重要性不亞於前者，甚至更為重要。此為韓氏所忽略者。

（三）韓氏的文明衝突論使筆者想起梁漱溟先生在民國十年發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乙書。梁先生提出西方文明的特徵是「意欲向前要求」，中國文明是「意欲調和持中」，而印度文明為「意欲反身向後」。四百年來的西方文明其根本核心即盲目的我執中心，和濃厚的佔有慾的向前奔馳或發洩。西方社會科學中以「自我利益」為基本假定的理論預設亦與此有關。西方社會科學興起「超越自我利益」的「靈性需求」（Maslow的「第六個需求」）和新物理學典範的相呼應，此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世界觀和人性論相通，或可為中西兩大文明思想的「高峰會合」，奠定雙方文明合作的基礎。

總之，以「文明典範」作為後冷戰時期政治經濟文化的觀察起點，有其優勢，使我們看到了一些重要現象，但也有其局限性，遮蓋了我們所能見到的其他現象，不可盡信，但從此書中，應可警惕我們身為中國人的光榮和重大的文化責任絕不可逃避。

面對中國文明的再度崛起，和西方文明的衰退中，處此關鍵時刻，我們中國人和中國文明何去何從，都應深思熟慮拿出對策來，以因應未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