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經濟發展對中國大陸的意義

一、前 言

自古以來，無論從地緣、文化或血統，台灣與中國大陸即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惟自1949年，中共佔據中國大陸，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迄1979年，台灣海峽兩岸的關係便處於敵對狀態，彼此醜化對方，使兩岸的人民看不清對方所統治區域內的真正生活面貌，乃有「大陸人民水深火熱」與「台灣同胞吃香蕉皮」之窮苦描述。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對大陸而言，深具時代意義，它不僅打開了中共封閉二十多年的大門，而且也提供中共官員、大陸學者及表演人員以機會，使他們看到資本主義的世界；對台灣而言，美國雖有點不夠朋友，甘與敵為友，但卻使中共官員及部份大陸人民正確瞭解到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是如何從貧窮、落後狀態變為小康、進步之境。這對中共之放棄蘇聯式計畫經濟採取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不無影響。

本文的目的就是探討過去四十多年台灣經濟發展的成果及經驗對中國大陸可能具有的意義。首先檢視自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以來，台灣經濟發展對中共所產生的啟示作用，進一步說明兩岸經濟發展策略之亦步亦趨，以及兩岸交流後，台灣對大陸經濟發展之貢獻。同時也要檢討台灣富裕現象對大陸社會之衝擊，最後為結論。

二、尼克森敲開大陸的大門之後

1972年，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大陸，並與中共建立了經濟與文化交流關係。中共與美國分別在對方的領土設立辦事處，處理兩國經濟關係及文化交流事宜。由於這種關係的建立，中共得以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員到美國，經常會晤當地的華僑，並參與僑社活動。而這些華僑絕大多數是於戰後由台灣移居到美國，他們對台灣有較多的瞭解，會很自然地將台灣經濟發展成果透露出來。同時派在美國負責交流的中共官員也有較多的機會，從報章雜誌及電視看到有關台灣經濟發展的情況，而慢慢改變了「台灣同胞吃香蕉皮」之錯誤印象。

更重要的，台灣同胞中，有不少在大陸有家人，他們藉美國與日本同中共有交流關係，經常匯款，接濟大陸家人。至於在這期間的匯款有多少，從無正式統計。自此之後，凡有海外關係（包括台灣關係）的大陸同胞，在生活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對於這個事實，中共的決策階層不能不加以重視。

到1970年代的後半期，所謂亞洲四小龍：即台灣、香港、新加坡和韓國已成為國際上備受重視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在這四小龍中，有三小龍是中國人經營的地區。同時環視全世界，中、南美洲阢隉不安，東南亞問題重重，黑色大陸更是水深火熱、民不聊生，祇有亞洲四小龍，在經濟發展上有傑出的表現。按說這四小龍均缺乏天然資源，所擁有的，只是充沛的人力、完善的基礎教育、市場經濟，以及對外開放政策。四小龍快速經濟發展之事實驗證了中國儒家文化並不是妨礙經濟發展的阻力，而是促進經濟成長的助力〔註1〕。

這些事實一定予中共當局以反省的機會。尤其台灣的經濟發展，它對中共當局的刺激更大，因為中共視台灣的國民政府為敵手。在中共對外開放之前，為了醜化並打擊這個敵人，中共當局視國民政府為反動、黑暗、腐敗的政權。在這種政權統治下的台灣，焉不民不聊生，那裡會有高速的經濟發展﹖

平實而言，自對外開放以來，中共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始有較正確的認識。根據統計，自1952年至1976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平均超過百分之九，是此段時期全世界經濟成長率最高的地區。即使經濟成長率如此之高，所得分配並未因此而惡化，反而亦趨平均化。同時通貨膨脹率不高，而失業率也很低。台灣同胞已享受到小康生活。這些事實會很快地流傳到中共當局，即使想掩飾，也無法掩飾。

當四人幫被打倒，文化大革命落幕，取得政權的中共領袖一定會大澈大悟。鄧小平之有信心，發動經濟改革及對外開放，與台灣經濟發展成功的事例會有很密切的關係。

三、兩岸經濟發展策略之亦步亦趨

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經濟發展策略十分重要。自1952年至1980年，台灣採行的發展策略包括（一）勞力密集產業的發展，（二）對外貿易的拓展，（三）利用外資發展經濟，（四）先發展農業，再發展工業。中共自1979年採取經改以來，也採行了這四個發展策略。

（一） 勞力密集產業的發展

在1950年代，台灣是個貧窮而落後的地區，嚴重缺乏資金與外匯，所擁有的生產資源僅為人力。處在這種情況，要發展產業必須有輕重與先後的選擇，那就是：先發展資本密集產業（或重工業），還是勞力密集產業（或輕工業）﹖針對當時的環境，台灣政府並未將僅有的少量資源全利用到資本密集產業的發展，而是強調勞力密集產業的發展。等到勞力密集產業有了雄厚的基礎，再增強資本密集產業的發展〔註2〕。經過20年的高速成長，

人民所得水準大幅提高，而儲蓄率由1952年的15.3%增為1973年的34.4%。國民財富大幅增加之後，失業現象由1952年的百分四點四降為1973年的1.3%。相對地，中共在1950年代所面臨的社會經濟背景與台灣並無大分別；可是它強調了重工業發展，也就是資本密集產業的發展。此種產業發展的結果無助於就業的大量增加，也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中共於1979年開始推動經濟改革以來，一改過去的「重、輕、農」的優先順序，而為「農、輕、重」之發展策略〔註3〕，強調輕工業的發展，也就是勞力密集 產業的發展。在大陸上，所謂個體戶企業、鄉鎮企業的發展，主要是輕工業或勞力密集產業的發展。

（二）對外貿易的拓展

對於一個自然資源缺乏，而人力充沛的國家而言，想要發展經濟，如用「鎖國」策略，很難有發展上的成就。有些國家用輸出勞力的方式，而這種方式祇能對提供勞力的家庭有幫助，對整個社會的擴散效果不大〔註4〕。 如果重視對外貿易的發展，這個國家多能發揮取長補短的功效。就台灣情況而言，在1950年代，台灣所能輸出的是剩餘的農產品，如米、香蕉、鳳梨及農產加工品，如糖、罐頭等。利用這些輸出品賺取外匯，再利用外匯，進口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及生產原料，再擴大生產。生產之後，部份用來國內消費，部份用來輸出。有很多產業，鑒於國際市場需求殷切，完全為輸出而生產。

這種發展策略，日本、韓國均採行過，而新加坡與香港雖無剩餘農產品輸出以開其端，但在推動對外貿易時，無不著眼於勞力密集產業的發展，因為勞力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具比較優勢。中共的開放策略，也是一反過去的閉關自守策略，採行拓展對外貿易策略，由於大陸的勞力具比較優勢，中共的對外貿易成長很快，而且成了經濟成長的主導部門。以1978年而言，對外貿易總值為2,064,000萬美元，到了1989年便增為1,116億美元，增加了3.98倍，其中輸出增加3.876倍，進口增加4.073倍，同台灣早期發展階段一樣，凡成長最快的產業，往往是以輸出為導向的產業。

（三）利用外資發展經濟

經改以前，在中共的傳統思想裡，固然仇視私人資本，對外資更認為它是資本主義的侵略工具，不但不歡迎，而且嚴加抵制。所以在1980年以前，可說在大陸無外人投資。其實，大陸缺乏的，就是資本。

中國人反外資有其歷史背景，主要是源自鴉片戰爭之後，清朝戰敗，被迫訂立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開放商埠、列強享有特權、中國的主權被分割。於是中國人痛恨列強在中國投資。在台灣，自1950年代就鼓勵吸引外資，用合資的方式，華僑及外人在技術合作的名義下，進行投資。直到1966年加工出口區建立，台灣才積極鼓勵外資來台設廠。

加工出口區的建立主要為出口創造有利條件，包括簡化一切行政手續、優惠待遇、完備的公共設施等。其功效是：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勞工所得；創造外匯收入，增加國家財富。同時也因加工出口區的建立，引進現代的管理技藝。自此之後，不少開發中國家學習此種發展模式。

中共實施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首先設立了性質與加工出口區相同的四個經濟特區，給予免稅或減稅的優惠待遇，鼓勵外銷，爭取外匯。這四個經濟特區是廣東省的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的廈門，以便引進外資與技術。事實上，廣東的三個特區主要是為吸引港資，而廈門特區主要是為吸引台資。事後的證明，確實是如此，而且這四個特區也產生了火車頭的功能。到1984年，中共再開放沿海14個城市：如大連、秦皇島、天津、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上海、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及北海。1988年，又開放海南。其目標與四特區相同，但在做法上，略有差別，它著重原有企業之改造。

（四）農業發展優先

經濟發展的次序很重要，忽視先後次序，往往徒勞無功。從台灣經濟發展的經驗中，農業是首先被發展的產業。所謂「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就是先著重農業之發展，因為在1950年，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毛額30%，其就業人口佔50%以上。可說那個時代，台灣經濟是以農業為主的時代，解決農業問題，增加農業生產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問題。為此，政府推行了「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政策，農民得到鼓勵，故生產力大增，所以政府首先重視農業發展是正確的政策。

在中國大陸，1979年人口約九億七千萬，總從業人口為四億二千萬，農業從業人口占總從業人口的70%以上，而農業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佔31.5%。處在這種情況下，中共當局認為經濟體制改革須先從農村突破，於是取消人民公社，以戶為單位，採取聯產承包責任制。農地屬公有，使用權歸農民。每農民除持有一定數量之土地外，還可以「叫行」的方式，租得較多的土地耕種。農民除繳納收成的某一份額予政府外，剩下的全歸自己，於是工作士氣大振，農地生產力大為提高，在1979到1984年間，農業成長率高達9%。

從經濟成長的角度，以上四種發展策略中，前三種是密切相關的。

（一）勞力密集產業－－運用充沛的勞力

生產→對外貿易
　　→國內消費

（二）引進外資－－運用外人資本與技術

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因為勞力具比較優勢，所生產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也具比較優勢，故能暢銷。不過，一旦勞力不再充沛，工資上升速度超過其生產力時，勞力所具之比較優勢就會消失。到達這個階段時就要依靠技術的進步，創造另種比較優勢。

就以上四種發展策略而言，台灣自1950年代起就陸續採行，結果創造了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跡」；而中國大陸自1979年經改開始起，也採取了這四種發展策略，結果是對外貿易迅速擴展，外匯大量累積，經濟高速成長。

四、兩岸交流後，台灣對大陸經濟發展的貢獻

兩岸於1987年起開始有交流活動，而台灣對大陸經濟發展的具體貢獻，可由下列四方面見端倪。

（一）台胞對大陸家人的財物接濟

前曾言及，自1970年代初，美國與中共建立經濟與文化交流關係，就有不少台胞，利用美國、日本、香港等地為轉口站，接濟在大陸的家人。到1987年，政府開放大陸探親，台胞對大陸家人的財物接濟更加頻繁。凡首次回大陸探親者，無不攜帶相當多的美金、金飾、禮物，送給在大陸的家人。如每人以2,000美元計，則50萬人探親者，即有10億美元。如果每年平均有五萬人返大陸作第二次探親，則10年期間就有50萬人回大陸探親，每人平均以五百美元接濟家人，則10年共有25,000萬美元。換言之，10年來台胞接濟大陸家人約為125,000萬美元。

（二）台胞對大陸助學與興學的貢

台灣有不少文教基金會、同鄉會、同學會，基於同胞愛，它們對大陸的大學、學院、中、小學捐獻教室、體育設施、學術活動中心大樓、教授的研究補助、學生的獎學金。有的台胞還在大陸的老家設立學校，嘉惠同鄉子弟。數年前，有不少在台灣的人響應支援大陸的「希望工程」，即將結餘的零用錢捐給大陸偏遠地區的小孩子，使其有受基礎教育的機會。這些林林總總的貢獻雖無統計數字可查，但對受惠的大陸同胞會產生一定的效果。

（三）台商對大陸產業的投資

經濟成長主要依賴資金與勞力。通常勞力供給無問題，而有問題的是資金。若無資金來源，就不可能有任何產業的發展。在1950年和1960年代，台灣最缺乏的，也是資金。在當時，幸美援及時到來，對台灣產業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國大陸，當中共著手經濟改革時，最缺乏的，也是資金。中共之設立四個經濟特區，主要的目的是吸引外資，特別是台資和港資。當這四個特區有了發展，外國企業家始有信心，加入對大陸的投資行列。

台資進入中國並非自1987年才開始。在這之前，有少數台商經由東南亞、美國和日本，進入大陸投資；也有些台商在香港設立「紙公司」，藉其名義，在大陸投資〔註5〕。至於迄今有多少台資進入大陸，向無完整而精確的資料。根據中共的統計，台資的協議金額為300億美元，實際投資約在150億美元。若根據台灣官方統計，台資在大陸不過6、70億美元。這個數字顯然是低估，因為很多中小企業為怕麻煩，根本不去政府登記，也有些轉投資，也不會去登記。 台資到大陸之重要表現是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後，當時西方企業均趑趄不前，而台商仍冒險繼續投資，予外商以信心與鼓勵。不久之後，外商又開始對大陸進行鉅額之投資。

（四）台灣與大陸的商品貿易 在本質上，不同地區的貿易是互通有無，互惠互利。近十年來，兩岸貿易增加頗速。在1987年以前，由台灣進口的金額不多；到1987年，便加倍增加。從1987年到1996年，由台灣進口平均成長率為37.88%，而其貿易金額已由126,650萬美元增為191億美元。由台灣進口的商品主要為機械用具及其零件，電機設備及其零件，塑膠及其製品，人造纖維絲、工業用紡織物、人造纖維棉等。其中部份為台商在大陸投資所需。

台商到大陸投資，一方面帶動了兩岸貿易的增加，另方面，台商對大陸的輸出貿易也作了相當大的貢獻。 台商在大陸，以製造業為主而其產品也以輸出為主，由於台商在國際市場上建立了自己的行銷網，這對增加大陸的出口很有幫助。近年來，大陸對美國有巨額之出超，其中有部份是台商達成的。所以有很多人認為大陸對美國出超增加，至少有部份是來自台灣對美國出超之減少。就投資大陸的台商性質而言，這種論調有其實在性。

五、台灣富裕現象對大陸的衝擊

經過四十多年的高速成長，台灣於1980年代便進入富裕之境，有句口頭禪形容台灣的富裕，即「台灣錢淹腳目」。大量的超額儲蓄得不到適當的出路，便成為社會失序的來源。就經濟而言，有三種現象相伴發生，即（一）房地產價格暴漲：在1980年代下半期，台灣房地產價格上漲4至10倍，（二）股市狂飆：從1987年到1990年春，股價上漲了17倍，到1990年10月股市崩盤，（三）投機風氣盛：不少人喜歡從事投機生意，不事生產事業。而一夜成富，不勞而獲之觀念相當流行，從而妨礙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再就社會面而言，西方社會富裕之後，所產生的三種現象，即暴力、色情和吸毒很快地傳染到台灣，形成社會的毒瘤。 而且在台灣，其風氣之盛，較西方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社會現象也會像瘟疫一樣，隨觀光、各種傳播媒體，傳到大陸各主要都市。事實上，像暗藏春光的卡拉OK、酒店已在大陸的城市流行起來。

這些富裕之後的社會現象，會蛀蝕經濟成長的根－－生產力，也會使經濟成長的果－－所得分配愈來愈不平均。如不能扭轉這種情勢，「富不過三代」的宿命就會應驗。

六、結 語

台灣與大陸僅一水之隔。在1958年以前，大陸很多地區之經濟情況與台灣差不多，可是自該年中共採取「大躍進」、「人民公社」以來，大陸經濟發展幾成停滯狀態，國家資源全集中於中央政府，人民生活水準不升反降，直到1979年，中共採行經濟改革。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共白白浪費了20年。在這廿年期間，台灣經濟高速成長，到1970年代末便進入小康之境。

在台灣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採取了很多政策措施。有些政策措施相當成功，有些並未產生如期效果。不論能否產生如期效果，對其他開發中國家都有參考價值，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中共放棄計畫經濟，改採市場經濟制度。從大陸經濟發展的種種跡象顯示，中共的決策階層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台灣經濟發展的影響。中共肯接受台灣經濟發展的啟示，而改弦易轍，對整個中華民族生存與發展是有幫助的。事實證明，中共的經濟體制改革已有豐碩的成果；經濟高速成長，人民生活獲得改善，國際地位大大提高。

我們瞭解到，社會經濟問題不同於物理化學，後者可在實驗室實驗，前者則否。台灣不啻是大陸的一個實驗室，北京政府可根據台灣實驗結果，再斟酌大陸當前情況，或剪裁、或添補，使其成為符合大陸環境的政策措施，不過，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四點：（一）由於經濟國際化已成世界趨勢，任何政策之擬定，必須參酌國際環境的變化，（二）任何政策措施之效果均有其時間性，當執行一段時間之後，必須檢討其得失做為是否持續執行之考慮，（三）台灣經濟發展很快，在1990年以前所採取的政策措施，受到了北京政府不同程度的重視。自1990年之後，台灣所提供的政策參考價值愈來愈少，（四）台灣富裕之後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值得大陸重視。對這些現象，儘管難以完全避免，但防微杜漸，未雨綢繆，還是必要的。

〔註1〕 邁克斯‧韋伯認為新教徒倫理對促進現代化十分有用， 而儒家倫理則否。可是戰後東亞國家的快速經濟發展卻否定了韋伯的論點。參見Herman Kahn's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stview Press, 1979. P.115.及于宗先，《中國文化對台灣經濟成長的影響》，于宗先、林聰標（編），台灣與香港的經濟發展，中央研究院經濟所，民國72年。
〔註2〕從1970年代上半期，政府推動十項建 設計畫，其中的項目就包括重工業的發展。
〔註3〕重指重工業，輕指輕工業，農指農 業，參見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中共經濟發展策略之評估，民國79年。
〔註4〕約旦與菲律賓曾是輸出勞力，賺取 外匯，增加家庭所得的國家，它對這兩個國家的總體經濟發展並無大的幫助。
〔註5〕所謂「紙公司」，台商為了進行對 大陸的投資，一方面為了在大陸投資受到保障，一方面為了避免違反政府禁止直接投資大陸的規定，乃在香港租一間寫字樓，表示公司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