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史觀」的破綻

一、為「獨立」的台灣打造「國家」意識形態

一個國家所修訂的歷史教科書，是一個國家的「國家歷史」的一部份；是打造各該國統治階級的國家意識和國民意識的重要工具，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目的。因而，美國的歷史教科書，一般地不能不是白人、尤其是所謂「瓦斯普」（WASP =白人．盎哥魯．撒克遜．新教徒）中心的、宣揚美國霸權特序 (Pax Americana)的歷史，日本歷史教科書，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發動太平洋戰爭責任及其戰爭歷史敘述，向來堅守天皇國家體制的基本價值，對20年來要求修改的呼聲，寸步不讓。杜正勝教授（以下敬稱略）所說，由「自我解放」的「歷史家」寫成的「更自主、更客觀地瞭解歷史本質，和人類生存的目的」的歷史教科書，客觀上是從來不曾存在過的。因此，杜正勝所「主持」編寫出爐的這套國中《認識台灣》（歷史篇與社會篇）教科書當然也不例外。而由於編寫過於粗陋，使它為台灣虛構中的「新國家」打造國家認同、國民意識的本質，暴露無遺，反倒「誠實」地表現了「御用」之性格。

杜正勝曾在《從根紮起，認同這塊土地》中，以悲忿的語調說：「48年後才要認識台灣，就教育而言是偏頗，就政治而言是失策，就社會而言是恥辱！」

看來，杜正勝並不瞭解「48年後」才由他領軍「認識台灣」的社會的、政治的根源。

1949年底，在一場巨大的社會革命中被推翻的國民政府撤守台灣，風雨飄搖，危在旦夕。1950年6月，韓戰一聲炮響，東西冷戰達到高峰。美國武裝干預中國內戰，封斷海峽。在國際上，美國恃其強權，抹殺中共政權的存在長達二十餘年，而以在外交、政治、軍事、經濟上支持台灣，強以「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從而支撐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為美國在東亞反共冷戰戰略利益，賦予台灣以國際合法性，使國府得以依仗這個國際合法性，取得了對內統治的合法性，從而得以在美國支持下，在台灣實施「『白色恐怖』統治」，使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

美國炮製的、「合法」的「代表全中國」的中華民國，當然必須建構和維持它在政治上、文化上的正統性。做為美國遏制中共的基地的中華民國；做為宣稱最終要「反攻大陸」、「反共抗俄」、「解放同胞」、在文化上要「復興中華文化」的聖地，蔣介石統治下中華民國的「史學」，當然不能不反映這虛構「國家」的意識形態，即表現為杜正勝所深惡痛絕的「以中國政權之正統自居，也以中國文化之正統自任」的，包括歷史科學在內的台灣的人文社會科學。

到了1970年代，第一次冷戰轉緩，中共進入聯合國，台灣相繼喪失了國際承認。迨1979年美國轉而承認中共，台灣政權的國際合法性遭受重大挫折，並且從而根本性地危及國府對台灣統治的內在合法性。深知危機嚴重性的蔣經國，展開了既欲繼續維持國民黨統治的獨佔性，又要緩進地進行政權「台灣化」的「改革」，在另一方面又開放大陸探親，試圖多方面摸索重建政權合法性的途徑。

在政權統治合法性壓力急速升高，蔣經國個人的健康迅速惡化而終至撒手人寰的條件下，台灣和韓國一樣，展開了由上而下的、基本上維持政權的反動保守性條件下的「民主化」重組──而不是在野民主化勢力和進步力量的革命、政變，即由下而上的構造變革。

但與韓國不一樣的是，朝鮮半島分成南北兩韓，是經國際協議而分斷的兩個主權。而海峽兩岸的分斷，是在冷戰局勢下，由美國強權干涉而凍結的中國內戰，性質上畢竟是中國內政。1970年代中共的國際合法性大幅恢復，國府做為一個「國家」統治台灣的內外合法性焦慮日益嚴重，甚至「台灣人」總統李登輝就任總統以後亦不能稍緩。

而正是這切膚的合法性焦慮，促使李登輝政權廢除動員戡亂法、放棄對全大陸的主權主張，放棄一個中國的原則，積極奔向「兩個中國」論，以台澎金馬為界，以巨額金錢收買國際承認企圖賄買進入聯合國，遊說美國國會爭取支持……

除此以外，「中華民國在台灣」強力推動普選省長與總統，廢省和修憲，都在企圖以「國際化」、「脫中國化」和「台灣化」來建立自中國脫離出去的台灣的合法性。

從這個歷史的、社會政治的脈絡看，由杜正勝主持修改台灣歷史教科書，其實就是為了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另建一個新的國民國家而鍛造新的、脫離於中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和相應的國民意識形態的營為。

這就是為什麼要等到「48年之後」，由杜正勝和他的同夥「歷史家」們出來炮製一套《認識台灣》的教科書的政治經濟學的緣由。在這個意義上，當杜正勝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史學，新的時代往往孕育出新的史學」，確實說明了台灣戰後資本主義所培育的資產階級的一個分派──一個反中國、親美日、反民族、反統一的分派──在急迫地尋求依附西方、脫離中國、以建新「國」的「時代」，焦躁魯莽地打造新的分離主義「史學」的事實。

然而，就怕這些「新」「歷史家」們所狂喜地預言的「新時代」，從全局去看，或者竟未必是一個「勢頭強猛、莫之能御」的、「擺脫大中國意識的籠罩、努力建立台灣的主體意識……」的「新時代」，反而是包括兩岸「漢人」在內的華人工業化經濟的跨世紀發展；一個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自覺、脫歐美、兩岸由分而合的「新時代」底開端，則杜正勝的「新的世界觀、新的史觀」，就不免淪為時代的反動了。

二、是國策歷史，不是歷史哲學

在《一個新史觀的誕生》一文中，杜正勝說他的台灣史的「同心圓」論，即「以台灣做中心，一圈圈往外認識世界、認識歷史」，「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新史觀」。世界觀、史觀，屬於哲學的範疇，尤其史觀，屬於歷史哲學的範疇。然而縱觀全文，杜正勝的史論，絕不是可以比較廣泛地解釋歷史的本質、運動和發展等等的歷史哲學，而是為一個虛構的新台灣國家建造民族論、國家論和社會論的「國策」歷史。

杜正勝自己在很多地方透露了這個真相。在台灣政權外在和內在合法性受到重大質疑，即杜正勝所說台灣的「國家定位和未來的走向」「這個棘手的問題」「浮觀」時，杜正勝覺得需要有一個新的「史觀來面對我們台灣……的新局勢」。而他那「一個新史觀於是逐漸成形」。

在另外的段落，杜正勝說他的新史觀是他「對台灣現實處境和未來走向提供的方針」。

杜正勝的自白，說明他的史學，只是為當前台灣「國家政權」面對的「國家定位」、國家「未來走向」和合法性危機提供解決的方針政策所需要的歷史依據和「理論」，是政策，是國家政權的文宣提綱，不是什麼新的世界觀和史觀。

事實上，杜正勝也承認他的新史觀只是代「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的「新角度」和「初步綱領」，「和歷史哲學家所講嚴格意義的史觀，如唯心或唯物史觀不同」。做為「歷史家」，杜正勝竟以為歷史哲學根本「沒有意義」。杜正勝的「史論」，歸根結柢，是反對民族團結與和解，配合當前朝野權力造「國」、「建國」運動的史論，是對於克服民族分裂，恢復民族團結的歷史歸趨恆有深刻焦慮的史論。他說他「做為一個歷史學者」，深知過去那套以中國為主體的史觀，有可能成為台灣的『緊箍咒』非奮力突破不足以生存」。他的史學正是要用來「突破」這「緊箍咒」的武器；當他看見因為「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政治上與現在中國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相隸屬，但在民族、文化上，與該政權統治下的人民則有深厚的淵源」所造成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間的矛盾時，他的史論，正是要用來解決這矛盾的「糾葛」。在另外一篇短評中，杜正勝乾脆主張回到「反共抗俄」冷戰時代蔣介石的號召－－「反對共匪泯滅人性」，「反對極權專制」，從而提出冷戰時代老掉大牙的綱目－－「堅守民主、重視人權、發揮自由」來甄別真台灣人和「掛羊頭賣狗肉的台灣人」，看來恐怕大有肅清內亂，鞏固堡壘的殺氣。

儘管杜正勝力言他所「主持的《認識台灣（社會論）》不想介入統獨之爭，也沒有流派意識」，但他的史論如何地是為分離於中國的新台灣「國家」打造國家意識形態，建構台灣的「國家歷史」，反對民族和解，為民族分裂的固定化和永久化服務──而不是什麼世界觀和史觀，縱觀上述，實已彰彰明甚。

三、民族分裂史論的構圖

分裂主義史論，從「學術」論文，以迄政綱、口號、文宣，表現出一定的思想內容。首先是把台灣殖民地階級的歷史加以美化和正當化。這次在杜正勝主持下參與《認識台灣》（歷史篇）撰寫的教授，就迭次以「學術」的「客觀」為言，宣稱使台灣殖民地化的《馬關條約》是「合法的法律文件」。這種明目張膽的殖民者史觀，即日本總督府的史觀、《警察沿革志》和《台灣匪志》的史觀，使1895年以迄1915年台灣農民義不臣倭，以懸殊武力從事前仆後繼的武裝游擊抗日運動；也使1920年以迄1931年間風起雲湧的，各戰線上非武裝抗日鬥爭全面非法化，而使日本50年統治和掠奪、殺戮合法化。

在殖民主義有益論，殖民主義有理論和殖民體制合法論下，《認識台灣》主張日本殖民統治在台灣創造了現代「糖業王國」；主張日本統治帶來「守時、法治觀念」；把日本在台灣鎮壓屠殺的統計數字縮小；把荷據時代鹿皮輸出、19世紀末茶葉對北美輸出和日據下糖業出口，描寫成台灣出口貿易史中正面的成就，而絲毫不提及日據下台灣現代糖業發展史，如何地是對台灣人傳統糖作坊─制糖資本主義萌芽的戕害，是對本地現代制糖資本的殖民地強權壓抑，是廣泛台灣蔗糖農民貧困化、「債務奴隸化」、農業無產階級化和團結反抗的歷史。談「守時」，「歷史家」們可以不談時間的正確計算，和度量衡、幣制的統一一樣是資本主義（包括殖民地資本主義），是計算剩餘價值和控制生產勞動過程所必須，是傳統小農經濟的時間向產業資本主義經濟時間的強權轉換，不是什麼孤立抽像的文明美德；談「守法」，分離主義「歷史家」們可以不談終五十年殖民統治，日帝當局一刻也不曾在台灣實施過和日本本土平等的法律體系。談日本人屠殺，「歷史家」們可以即使後籐新平自己發表的統計也不引用，可以無視台灣地方志有關日人屠村的記載……，談殖民地下台灣貿易史，可以對荷據談重商主義殖民地貿易苛酷的掠奪性質；也不談19世紀60年代台灣被迫開發後，在台灣茶葉貿易中，外國商業資本對農民的高利盤剝；談日本獨佔資本主導下台灣茶糖貿易，可以不談表現在台灣對日本大量「出超」性「移出」所具體表現的、台灣經濟剩餘之大量向日本出血性集中的事實。談日帝下台灣經濟發展，竟可以不提是日資抑台資的發展，不提日本獨佔資本的積累為中心的發展帶來台灣土著資本的萎縮與依附化……。

被殖民精英有意無意用殖民者的文化和價值體系──當然也包括什麼「新史觀」之類－－看待事物，是所謂「後殖民論」的主要關切之一。但在台灣，把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加美化和正當化的營為，已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例如在《馬關條約》百年之時有人公然組團到日本下關去向日本人表敬致謝。而究其原因，在於這些分離主義的政客、文人、精英和「歷史家」們靈魂深處盤據著40年代「皇民煉成」歷史中自虐、自賤的黑暗的吶喊──憎恨自己血管中的「支那」血液，卑視和仇恨「支那」的貧弱，艷羨大和民族的文明開化。這未曾清算的台灣精神歷史的暗部，經80、90年代再生產，形成了一股反華、脫華的歇斯底里。他們於是視日據台灣為台灣自中國母體剝離而「現代化」的光榮的原點，是萬善之源。台獨「歷史家」和台獨政客、精英一樣，認為「大中國沙文主義」者莫不反日抗日，於是老子們偏偏親日，偏偏要「客觀」、「主體」地看待日據台灣史──偏偏說日本統治有理、有利！

但是台灣史上確乎有台灣人反日抗日的事實，也有台灣人堅持中華民族意識的史實，這又該怎麼看待呢？杜正勝倒是乾脆：他說，這些抗日的歷歷事證，「歷史雖有佐證」，但還得「先問今日90%的台灣人」要不要抗日，要不要答應的兩岸統一──在現實民粹政治前，我們的「歷史家」竟認為歷史已經沒有任何參照、反思和啟蒙的價值！

此外，把荷蘭、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與明鄭、清代甚至李登輝前的國府治台等量齊觀，一律視為來台統治「台灣人」的「外來政權」；他們不劃分殖民地體制下民族矛盾，組織在這民族矛盾中的階級矛盾，和中國政權下階級矛盾的本質性區別。他們還在教科書中公開鼓吹「台灣精神」，宣傳「捍衛台灣的決心和勇氣」，令人一時間時序倒錯，彷彿回到了把「保衛大台灣」唱遍台灣的城市、村莊、碉堡和軍營的、荒蕪而白色的冷戰年代。

四、「同心圓」論的破綻

杜正勝的「同心圓」論，受到吳密察教授的質疑《歷史教育與鄉土史教育》（《當代》，1997年8月號）和周梁楷教授的批評（《當代》，前揭）。批評的要旨有這麼幾點：（一）由台灣而中國而世界，或者由「鄉土」而台灣、而中國、而亞洲、而世界，「由近及遠」，乍見無論如何是空間的、地理學的概念。而歷史科學，基本上是以時間為主軸的學科，反而是時間上的由遠而近的考察。這個矛盾不好解決。（二）杜正勝力圖打破中國史、西洋史「兩條平行線」式的史學論述，倡議以台灣為中心，以同心圓一圈圈向外擴大。但事實上這只能在既存的「兩條平行線」外再漆一條台灣史的平行線而已。（三）談「鄉土」，抽去中國、亞洲、西洋，就沒有具體內容；談台灣也一樣。考試和教育機械地作鄉土、台灣……這些空間區劃，有具體困難。這是有見地的批評。

對這些評論，杜正勝在現場並未作任何解釋和駁論。但是當主持會議的金恆煒先生提創「從台灣觀點看世界，先要瞭解世界、世局，而且是全面瞭解，從瞭解到有觀點……不是太容易」，杜正勝卻一逕熱心地表示「對，這就是我們自己本身的實際研究不夠，對台灣歷史研究、中國歷史研究、世界歷史研究……沒打好基礎……這是我們學界最大的問題。」

如果這也算是一種反省，人們要問？為什麼主詞是複數的「我們」，而不是貿然、詳詳然提出了成為問題的「同心圓」論的、單數的「我」──杜正勝自己呢？

另外，所謂「同心圓」論的提出，基本上是從當前甚囂世上的「台灣優先」、「台灣（人）主體性」這些分離論中流行的辭語來的，要以台灣為中心，以台灣的觀點建構台灣史、中國史……。

不論杜正勝的史論、杜正勝「主持」的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都有一個明顯的立場：台灣是一個（自來）獨立的社會，「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然而，從社會科學看，台灣的原住民早在原始社會──其中最晚也不過是奴隸社會的萌芽期社會──就受到漢人移民的侵奪壓抑而停止正常發展，當然也就沒有發展機會到建立民族國家的地步。台灣的漢族移民，成立過和清王朝對峙，以「反清復明」重光神州為職志（而不是永久分立）的鄭氏政權，而不旋踵為清所征服；也建立過以抗日復歸清王朝為目的的臨時政權「台灣民主國」，而不旋踵因日本的征服崩萎。

因此，台灣社會研究或台灣史研究的開宗明義就有這一條：台灣社會不是一個自來獨立的社會，在台漢人和原住民，皆不曾在台灣建立過獨立的國家政權。台灣的日本殖民地化，是作為中國半殖民地化（殘留一個岌岌可危、半獨立的主權，國土被列強以勢力範圍、租界、割讓殖民地的不同形式豆剖瓜分）構造的一個組成部份而割占出去的殖民地。1945年台灣的非殖民化，不久就被納入戰後中國內戰─世界冷戰雙重構造，而成為美帝國主義的新殖民地，而與中國大陸維持分立的局面。在中共迭次宣稱台灣屬於中國的條件下，台灣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新殖民地，而在決定了台灣在一定的過渡行程中復歸中國的歷史歸趨。沒有在1945年非殖民化復歸中國的香港，畢竟在今年7月1日、在特殊的安排下復歸中國而不是歸於香港原所沒有過的「獨立」，就是歷史性的「佐證」。這是不以「90%以上」的什麼人一時主觀願望為轉移的。

杜正勝「同心圓論」的重大破綻，在於他把理論建立在同「反共抗俄時代」宣稱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同樣虛構性的「獨立的台灣論」之上。如果現實上一個獨立的台灣無法成立，則一切以獨立台灣為焦點的台灣社會論、台灣民族論、台灣國家論──連帶地為以上諸論出謀獻策的杜正勝的「新史觀」，也無非是沙洲上的危屋、沙漠上的海市蜃樓罷了。

1997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