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李登輝的「務實外交」

從庸俗和勢利的金錢外交戰談起

最近以來，台灣海峽兩岸的外交爭奪戰在全世界眾目睽睽之下愈演愈烈了。人們對年初大陸因為台灣的緣故對聯合國危地馬拉決議案投了唯一否決票的事記憶猶新，現在又看到非洲國家乍得被李登輝政府以一些經濟和技術援助所吸引而將外交關係從大陸轉向台灣。而不久之前，加勒比海國家巴哈馬在接受大陸經援之後將外交承認從台灣轉向大陸，而另一個加勒比海島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在李登輝政府三千萬美元援助的許諾下，將外交關係轉向台灣。7月底，大陸照會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要求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將該國1975年獨立並和中國大陸建交以來至今年五月之間中國所給予的一千七百萬美元的無息貸款在限期三個月之內全部還清。隨後，兩岸政府為李登輝出席巴拿馬運河會議的問題更是把加勒比海攪得翻騰不已。

很顯然，這場看起來越來越流於庸俗和勢利的金錢外交戰，不是因為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對非洲或加勒比哪個國家的人民具有特殊的感情或敵意，而是反映了大陸政府與李登輝政府兩方面對台灣爭取國際空間的作法上存在嚴重分歧，並不惜把這個分歧波及擴散到世界其他角落。

本文打算通過對中國大陸外交策略的今昔比較來分析兩岸當前的外交戰對雙方的利害關係，以及這個已經延續相當一個時期的外交拉鋸戰所產生的後果。並由此說明，為了中國的統一事業，中國大陸方面的努力，仍存在著很大改進的潛力。

不要跟著李登輝的調子起舞

90年代以來，和台灣島內政治本土化趨勢相平行，台灣領導人採取了「務實外交」戰略，積極主動地爭取國際空間。採取的策略很簡單，就是努力在國際上擴大知名度，以及以經濟好處收買外交關係，挖走大陸的建交國。大陸對李登輝的「務實外交」被迫應戰，並同樣以經援為手段，和台灣展開一場提供經濟實惠的競賽，而提供的對象是一些在國際地緣政治中無舉足輕重地位的小國。

台灣是全世界矚目的東亞「四小龍」之一，有「務實外交」和資源消耗戰的資本，而大陸方面憑藉近來的經濟實力，也有足夠的應對的資源。兩岸打實力消耗戰大約勢均力敵。雖然有許多評論認為大陸方面在此時或彼時贏得了上手，然而，不能不指出，撇開雙方的戰果收穫不論，這場外交爭奪拉鋸戰本身，對中國的統一事業造成了極壞的影響，同時它也越來越使大陸方面處於不利和被動的地位。

首先，在兩岸外交戰中，大陸方面始終處於提心吊膽和被動應戰的地位，而李登輝政府則處於掌握主動和靈活出擊的地位。世界上的國家如此之多，且小國佔大多數，大陸方面不知道下一步李登輝政府是在非洲那個角落偷襲，還是在拉美那個小國下手﹔而且務實外交的手段也可以靈活多樣，除了挖走外交關係之外，還有領導人訪問﹑過境等等多種選擇，還包括出其不意地在什麼地方升起中華民國的旗子，令大陸防不勝防。更重要的是，這場外交爭奪戲劇在全世界面前無休止地表演，本身就已經達到了李登輝政府想要達到的目的。眾所周知，台灣在世界各地都有商務辦事處，有的地方的辦公人員要遠遠多出大陸的外交人員。在世界上的一些小國內多幾個或少幾個大使館，對台灣的外交活動空間來說，並無很大影響。但李登輝政府為何還要如此積極地展開「務實外交」呢？問題就在於﹕李登輝政府的主要目的已經不是在世界上盡可能多的地方開闢大使館，而是令大陸也把和台灣爭奪外交的遊戲鄭重地當成一回事，並熱心積極地展開這場遊戲﹔只要大陸還追隨在李登輝後面玩這場遊戲，李登輝政府就已經贏了。

這個問題，不妨從西方社會學中的符號互動理論中得到啟發。這個理論告訴我們﹕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的意義並不僅限於交往本身，而是帶著更多可發揮性的多重象徵意義﹔當人們沉浸在一種來往之中時，就要不自覺地遵守這種交往所潛在規定的一些規則，如同遵守一套事先編好的劇本一樣。國際間的交往實際上也具有同樣的性質。

「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

現在，李登輝政府已經設下了「務實外交」的交往規則，大陸如果沒有更好的辦法，就只能是疲於應對，直到身不由己的程度。而這場外交爭奪遊戲或戲劇在全球各地四處開花，它的符號象徵意義就再明顯不過了。它無疑為「中國有兩個」或「台灣是個獨立於中國的政治實體」這樣的命題作了最有效的廣告。有什麼能夠比「北京與台北政府在為別國的外交承認而爭得不可開交」更能夠說明「台灣問題是一個國際問題」的？目前李登輝政府唯一需要的就是國際上的知名度和注意力，只要大陸按照「務實外交」所設定的遊戲規則繼續玩下去，就等於不僅是辛辛苦苦免費為李登輝做廣告，而且還給自己塑造了一個「打壓弱小的台灣」的霸道形象。

應當指出，中國大陸目前所被迫採取的這套應對李登輝「務實外交」的策略，和49年建國以來所確立的外交行為準則已經有很大的偏離。中共在建國之初，對外交往的態勢是基於兩大考慮﹕一﹑中國在過去一個世紀中遭受了外來帝國主義的深重欺辱，強權們「絕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二﹑中國是一個大國，是世界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客觀存在，因此中國不在乎西方列強的承認與否，而更重視在「承認」的基礎上的平等關係。（見毛澤東1949年《在中共第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因此，建國之初在與外國建交﹑特別是和外國交涉有關國民黨政府的問題時，採取了「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策略，即﹕對別國的外交承認問題，不急於解決，甚至「在全國勝利以後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於解決」。中共在執政早期，集中精力刻意塑造自身在國際上的道義形象，而不是急於促使和國民黨政府建交的國家轉向。中國在與西方列強建交問題上，強調以澄清一大堆問題為先決條件。比如，英國政府早在1950年1月6日就已經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因而認為兩國外交關係在事實上已經開始了。然而，周恩來在給英國的復電中表示﹕英國政府必須派代表來北京就兩國建交進行談判。英國則表示不能理解，認為承認就已經意味著建交了，兩國談判只能是在建交之後，而這種有關建交的談判是沒有先例的。英國和荷蘭僅僅為了和大陸互設代辦處就花了四年的談判時間。

丟失了大國的遠見和氣度

在外援問題上，毛澤東﹑周恩來時代的政策也和現在大相逕庭。大陸的外援政策是從1956年和柬埔寨簽訂經濟援助的聯合公報開始。當時的戰略考慮主要是﹕一﹑鞏固周邊地區，打破貿易封鎖﹔二﹑在第三世界國家內發揮道義影響，開創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平等互助關係。1964年周恩來訪問加納時，發表了著名的中國大陸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這成為後來十多年內中國外援的準繩。其中包括﹕平等互利，不把援助當做單方面賜予﹔絕不附帶任何條件，絕不要求任何特權﹔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國對中國的依賴，而是幫助其自力更生，獨立發展﹔在技術上不作保留，保證受援國充份掌握技術﹔中國專家和受援國專家同樣待遇，不容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等等（見《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北京，頁388）。

總之，毛澤東﹑周恩來的外交政策，不是採取為了建交而建交，或僅僅為了孤立國民黨政府而建交的作法，更不是僅僅為了換取外交關係而開展外援，而主要是圍繞著和帝國主義的鬥爭﹑在第三世界發揮影響力以及堅持和推廣自己的一套國際原則（如「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等等）這些大的戰略性和原則性問題展開的。大陸從剛建國時的國際孤立到後來和法﹑英﹑日﹑美等國在相當平等的條件下建交，並在第三世界中結交了一大批信得過的朋友，基本上是靠了全局性的和長遠眼光的戰略操作，使中國的國際威望大大提高，並使得戰後美蘇聯手統治國際秩序的形勢發生變化，這包括美國在越戰中的失敗，以及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和要求改變世界經濟秩序的運動等。

而今天中國大陸的外交行為，似乎丟失了曾經擁有的大國的遠見和氣度，反而是埋頭於和李登輝政府同一個水準的「務實外交」。特別是對聯大危地馬拉案的作法，其維護主權的用意和決心可以理解，但在策略和公關考慮上，顯得笨拙和幼稚。聯合國大會是處理全球公共事務的政壇，而不是一個私利分配機構，在這裡的表決，支持或反對都應是本著公益精神﹔而橫生出危國與台灣關係的枝節，並大白於全世界面前，不僅敗壞了一個大國的道義形象，更顯出對台灣問題似乎沒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而顯露出的飢不擇食﹑荒不擇路的焦慮。

不戰而屈人之兵之道

看來中國大陸有必要認真反思一下在李登輝政府所設定的遊戲規則限制下日益被動的外交爭奪戰了。首先，應盡快擺脫跟在李登輝「務實外交」後面被動周旋的不利地位，在外交關係上採取「抓大放小」的策略，即將朝秦暮楚的小國禮讓給台灣，另一方面，把更多的外交工作精力放在如何應對西方主要強國，特別是美國霸權主義方面－－這才是台灣問題的關鍵癥結所在，同時加強與非洲﹑印度支那地區的那些和中國大陸有長期傳統友誼的國家的關係。李登輝的獨台或台獨政治議程絕不會因為多了幾個小國的外交關係而成大氣候，這是因為﹕真正有地緣戰略地位﹑能夠影響到中國統一或分裂的重要國家，不會因為李登輝的遊走而改變外交承認，而那些朝秦暮楚的小國承認台灣不會給李登輝帶來多大的討價還價的籌碼。大陸方面的底線就在於﹕李登輝政府目前仍然是以中國的名義去搞外交的，因此就不妨讓它去代表中國，而中國大陸作為一個巨大的客觀存在本身，就是對李登輝「務實外交」的一個致命限制。讓世界上不同的國家各自承認它們想承認的兩個都自稱代表中國的政府中的任何一個，大家相安無事﹔而海峽兩岸在地緣﹑文化和整體影響方面的巨大的不平衡，就已經構成大陸方面在外交上能夠不戰而勝的條件了。因此而拆掉李登輝政府在國際上打知名度的舞台，則對中國的統一事業﹑對中國的國際形象有莫大的好處。

向卡斯特羅和馬哈蒂爾學習

此外，就是需要恢復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所具有的遠見和氣度。任何像中國這樣的大國，都應該是代表一種特定的精神文化力量，它的對外交往亦貫穿著這種精神文化力量的影響力，而不僅僅是埋頭於和自身有關的眼前利益和事務。在這方面，倒可以向兩位並非大國的領袖學習，一位是古巴領袖卡斯特羅，一位是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卡斯特羅是靠著在強大的敵手面前不被嚇倒的魅力，並靠一套思想宣傳和在拉美國家中堪稱一流的古巴教育和醫療制度，在拉美和發達國家知識分子中發生感召力。馬哈蒂爾最近當著美國國務卿的面建議應該修改《世界人權宣言》，認為這個宣言是由超級大國所制訂，而沒有考慮到窮國的需要。能夠在國際政治中提出道義層次的主張，是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中得到尊重的起碼條件，也是維護自己的主權和利益的最為智慧和有效的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