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模式

「一國兩制」不止一種模式

去年7月1日，香港以和平方式由英國移交給中國，並成立了特別行政區，開始正式實踐「一國兩制」。中共一向認為，香港問題的解決，對台灣問題的解決有「率先垂范」作用，故在香港回歸週年之際，對「一國兩制」作一番討論應是有意義的。

香港回歸以後，台灣方面對「一國兩制」的直接評論較以前為多。李登輝、連戰等國民黨人士多次申明，「一國兩制」不適用於台灣，反對中共把台灣問題「港澳化」。民進黨不承認台灣屬於「一個中國」，自然更加拒絕「一國兩制」。今年2月，新黨發表的兩岸關係立場新聞稿稱，「中共針對香港所提出的『一國兩制』，不符合台灣人民的基本福祉，我們不能接受」。但有趣的是，新黨同時提出了將「一個中國，多元體制」作為走向統一的「前提」，認為這是「值得兩岸人民共同省思的基本方向」。

根據台灣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最新的民意調查，目前台灣85%的民眾主張維持現狀；對未來兩岸關係走向，傾向於統一的民眾超過傾向於獨立的民眾；對於中共提出的「一國兩制」主張，超過八成持反對態度，但也有不到一成的人表示贊成。問到假如用類似香港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則近八成的民眾表示無法接受。

綜合上述調查結果，我的看法是：一、台灣民眾普遍不接受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二、在目前普遍將「一國兩制」等同於「香港模式」的情況下，也還有不到一成的台灣民眾表示贊成，可見用「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並非沒有前途。三、假如找到一種既能實現兩岸統一，又能滿足台灣民眾維持現狀要求的「一國兩制」新模式，台灣民眾未必不可以接受。

去年1月份，台灣中華青年交流協會和香港亞太21學會在香港舉辦了一個「台港大陸關係研討會」，主辦者邀請我擔當評論人，就台大三研所葛永光教授有關「一國兩制」問題的論文發表意見。葛教授從香港政制的演變、過渡期的發展，以及基本法對香港政治的規範，分析了香港「一國兩制」的政制特色，又和台灣進行了比較，認為台灣同香港在主權地位、政制特性、歷史成因和政體功能四方面存在很大不同，結論是，中共提出的「一國兩制」在台灣不一定適用。我同意葛教授的一些分析，但認為結論似可以商榷。

葛教授之所以得出「一國兩制」不適用台灣的結論，同目前大部分台灣民眾的看法一致，都是基於一種假設，即中共是想以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作為兩岸統一的基礎。

台灣和香港當然不一樣

我在自己發表過的文章中一直持有這樣的觀點：「一國兩制」有相當廣闊的內涵，可以有各種模式，香港所實行的只是一種模式。澳門問題因為和香港基本相同，所以給人一種錯覺，即中共所說的「一國兩制」就是在香港實行的樣子。

中共的「一國兩制」構想是從解決台灣問題提出的。1981年的「葉九條」是最早系統闡釋「一國兩制」內涵的文件，其九條並沒有全部用於香港，例如第五條「台灣人士可擔任全國性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台灣可保留軍隊」，在香港就未採用。這說明中共自己也很清楚，現在的「一國兩制」香港模式和將來的「一國兩制」台灣模式應是有區別的。

我在去年那次發言中曾經指出，從中共公開發表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思路已可看出，中共並不認為解決台灣問題可以簡單套用香港模式，以下情況可以佐證：

中共不允許香港染指國家主權，台灣則可以。中共一向認為軍事、外交是「國家主權的象徵」，在解決香港問題一開始就確定，軍事、外交要由中央政府負責。而對於台灣，中共已表明允許保留軍隊，實際上等於承認台灣可擁有一定的主權地位。直到今天，中共也從未排除台灣可以享有外交權。他們現在堅決反對台灣搞「務實外交」，是因為涉及到搞「兩個中國」的問題，假如兩岸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達成共識，相信台灣在外交上肯定會有足夠的自由度。

「江八條」說，兩岸「談判達成協議，在此基礎上，共同承擔義務，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義務和權利是連在一起的，共同承擔義務，潛台詞是共同享受權利。中共官方論述台灣問題的文章也有「共享主權」的提法，而這種提法對香港是從來不講的。

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一國」明確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解決香港問題時並不觸及國體、國旗、國號等問題。對於台灣，中共強調堅持「一個中國」，但「一個中國」的涵義是什麼，中共認為雙方可以商量。這是同香港的「一國兩制」模式最重要的區別所在。

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

「江八條」有一句標準提法，是北京所有官方文章在引用時連標點符號都不敢錯的，這句話是：「雙方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按照「江八條」的表述，「一個中國」問題並不是兩岸進行談判的前提，而是為談判規定的議題。

假如以上分析可以成立，中共心目中的「一國兩制」台灣模式和「一國兩制」香港模式已經有相當大的區別了。

「江八條」代表了中共解決台灣問題的最新政策，核心是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但內容基本上還是重申「葉九條」。「葉九條」發表於1981年，那時大陸剛剛開始改革開放，無論是中共高層還是一般老百姓，當時的思想解放程度和現在都不能同日而語。15年後論述台灣問題，理應比15年前再邁出一大步，問題是在1996年，提出「一國兩制」的鄧小平還活著，江澤民不可能在「一國兩制」的詮釋上走得太遠。據台灣媒體引述新同盟會長許歷農報導，1997年11月，汪道涵對「一國」作出新解，說「一個中國」並不等於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等於是中華民國，而是兩岸共同締造的中國。這番話至今未被中共官方否認，應該是可信的。由此分析，在鄧小平逝世以後，中共高層對「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正進行新的思考。

兩岸實現和平統一，除了「一國兩制」，看不出有什麼別的辦法，問題在於設計出台灣民眾普遍能夠接受的模式。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一國」容易解決，問題是「兩制」；對於台灣，「兩制」容易解決，問題在於「一國」。如果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找到海峽兩岸都能接受的辦法，「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便呼之欲出了。

回歸週年的三點啟示

香港回歸已經整整一年，雖然不必將「一國兩制」的香港模式套用於台灣，但香港的經驗對用「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肯定傳遞了正面信息。國際社會和香港社會對香港回歸後的情況基本上是滿意的；北京沒有干預香港的高度自治；香港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沒有改變；香港的傳媒沒有出現所謂「自我審查」；遊行示威沒有受到不應有的限制；首屆立法會地區直選也是在公開、公平的條件下進行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至少有這樣三點啟示：

一、將中國因某種原因分離的部分按「一國兩制」方針統合起來，對其中的每個部分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尤其是在經濟層面；

二、在一個國家當中有不同制度的社會並存，各自按照那裡人民的意願發展，「井水不犯河水」，事實上是可以做到的；

三、開放是時代的主流。一個開放的社會，實際上也是受法律制約和國際監督的社會，彼此之間過份的猜忌和不信任，將越來越變得不很必要。

總括而言，既然中華民族統一是歷史必由之路，而兩岸又都不希望兵戎相見，雙方最需要的是誠意和智慧。北京方面不應把「一國兩制」方針的詮釋停留在香港模式上，台灣方面也不必對「一國兩制」採取非理性的排拒態度。台灣方面甚至可以主動提出一種模式，與北京方面討論。我建議在適當的時候，兩岸有識之士成立一個類似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那樣的班子，就「一國兩制」台灣模式設計出一部草案，供兩岸人民討論，也供兩岸決策者參考。

1998年6月17日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