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意識」的困境與出路

子產所肯定的鄉校議政之風在中國歷史上形成可貴的傳承。明末大儒黃宗羲（1610-1695）即甚為讚許東漢以迄北宋太學生評品朝政，主持公議，「危言深論，不隱豪強」的作風。他據此提出「是非決於學校」的主張。在《明夷待訪錄．學校》一文中，黃宗羲即將學校分為兩類，中央設太學，地方設郡縣學。太學督導朝政：每月初一，皇帝須偕同宰相、六卿、諫議等朝臣到太學聽講，「政有缺失，直言無諱」。郡縣學督導郡縣政事：每月初一、十五，郡縣諸官吏須到郡縣學聽講，政事若有缺失，小則提批評糾正，大則擂鼓公佈於眾，甚至群起而逐之。可見黃宗羲所倡議的「學校」，可以形成輿論，決定是非，監督政府，進退官吏，為各階層知識分子開啟議政的權力和參政的管道，其性質實已接近於當今的議會政治。《明夷待訪錄》抨擊暴君，直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又倡議為官之道當「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黃宗羲「天下為主，君為客」的系統論述，較諸西方工業革命後才發展出來的民主思想，譬如洛克（1632-1704）、孟德斯鳩（1689-1755）的學說，毫不遜色。

孔子對傳統文化向來是採取批判繼承的態度。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註31〕亦即殷商的典章文物制度乃是承襲、變革自夏朝，而周朝的典章文物制度則又是承襲、變革自殷商。每個朝代對於前朝的禮制既非全盤接受，也非全盤推翻，而是按著時代的需要而有所損益。依此原則，周朝以後的朝代所採行的禮制，就算百世之後也是可以預知的。由此可見孔子絕不是復古主義者，而是能夠與時推移的「聖之時者」。因此，對於傳統文化也表現出積極進取、有繼承也有創新的立場。

孔子這種開明的態度在歐洲啟蒙運動時期曾被伏爾泰、萊布尼茲等人高度稱頌，並「中為洋用」地成為神權統治的封建歐洲轉向近現代社會的典範。此外，研究經濟思想史的人都知道，法國重農學派的始祖魁奈及其弟子均公開承認，其新的經濟思想得自孔子的啟發。魁奈發表於1758年的《經濟表》被認為較「市場經濟」之父亞當．史密斯1776年出版的《國富論》更早提出自由市場的觀念，他認為私有財產是絕對的，經濟個人主義和市場都是構成經濟生活的基礎，而且市場法則和自然法則是一樣專斷的。

只可惜，台灣在兩蔣時代雖刻意提倡復興中華文化，卻把文化政策視為鞏固其威權統治的工具，是反共教育的一環，其目的是在對抗中共「批孔揚秦」的運動。傳統文化於焉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再加上當局獨厚「國字號文化」（諸如「國語」、「國劇」、「國畫」、「國術」等），有意無意打壓本土文化的生機，導致本土藝文菁英對傳統文化的反感與抵制，這不僅未能有效地批判繼承傳統優秀文化，反而疏離了台灣同胞對傳統文化的情懷。這就使得傳統文化的正面意義更為幽晦了〔註32〕。台獨人士則反其道而行，極力頌揚本土文化，卻又刻意漠視或逃避中國傳統文化對「本土」無所不在的影響力。其結果不僅是扭曲了「中國觀」，也扭曲了自我。1997年8月24日，台獨外圍組織「世界台灣同鄉會」在宜蘭召開一個「文化重建座談會」。會中一再強調文化重建和建國的關聯，認為：沒有文化扎根的建國，台灣也只不過是一個沒有實質內涵的地理名詞。可是，在此同時，卻又主張：建國不應該過度強調追尋傳統文化，因為追尋到頭很容易變成中國文化。譬如，研究台灣媽祖信仰，絕對不能強調來自大陸湄州，因為這樣發展的結果是很危險的，會讓「本土化變成中國化」〔註33〕。主張台獨而必須如此自欺自誤，其立場的脆弱、勉強，毋寧是荒謬至極。

其實，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與現代社會的兩大要素──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不但不相牴觸，在西歐國家現代化的過程中還曾經被「中為洋用」過，我們應該珍惜這份寶貴遺產，而不應像過去那樣嗤之以鼻。況且傳統文化中蘊涵著極為豐富的創新精神，諸如「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孔子本人的態度就足以否定那些有心將提倡傳統文化的人視為守舊分子的批評。今天不追求現代化則已，要追求現代化就得加強對傳統文化的研究，也唯有如此，才能對中國大陸有「歷史縱深」的瞭解。

第二項缺憾是：對近代遭受西方帝國主義欺凌的第三世界，普遍缺乏同情的瞭解。

近五百年來的世界史，可說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擴張海權、競奪殖民地的歷史。第三世界在列強巧取豪奪之下，資源、市場被劫掠，人民被奴役，國家主權幾乎喪失殆盡。中國百餘年來所遭受的苦難，即是第三世界國家共同的悲運。台灣割讓給日本，基本上也是這共同悲運裡的一環。但是，台灣長期在日、美意識型態的籠罩之下，根本不願承認自己屬於第三世界。美、日兩國從十九世紀也開始服膺殖民擴張主義，這注定了它們不可能批判這種強凌弱的歷史事實。國民黨政府在政、經方面長期依賴美、日兩國，當然不敢公開批判支撐這種強權的意識型態。等而下之者，甚至有人深信日本「帝國主義有功論」的宣傳，刻意美化日本殖民經驗，影響所及，連國民中學的新編教科書《認識台灣》系列，都以相當大的篇幅誇大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促進台灣現代化的成就，而掩飾其剝削勞力、榨取資源、荼毒文化的高壓政策。

至於大多數的台灣知識菁英非但不能對第三世界有同情的瞭解，甚至還站在西方強權的立場來看待「南北問題」。對於全球資源分配嚴重不均的情形（例如美國以佔全球二十五分之一的人口，卻耗用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以及富國盲目追求工業化而嚴重破壞地球生態的事實，都不能正確瞭解，反而常以輕蔑的態度對待非洲、拉丁美洲等曾經飽受帝國主義壓榨的窮國、小國。這就難怪，當西方國家，尤其是美、日兩國，面對一個國力日漸強盛的中國而顯得忐忑不安，以致類似「中國威脅論」、「遏阻中國」等奇談怪說紛紛出籠之際，台灣竟然還有人在幫腔助勢。一個強大中國的出現，意味著西方獨霸世界、橫行全球三百年歷史的終止，也意味著非西方勢力的崛起，全球秩序的重新盤整。美、日兩國由於地緣政治的關係，首當其衝。值此關鍵時刻，台灣同胞是要與全體中國人一起走出屈辱的陰影？抑或繼續讓被扭曲的「台灣意識」誤導，甘為美、日兩國壓制中國的馬前卒，從而導致兩岸武力相向的歷史悲劇？其理豈非至明。

第三項缺憾是：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兩個根本問題缺乏起碼的瞭解。

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為了救亡圖存，任何關心中國前途的人士都必須針對以下兩個根本問題提出解決的策略：第一是如何解放國民生產力，使中國走出貧窮陰影的問題，即工業化的問題，亦即如何讓市場經濟在中國發達起來的問題；第二則是在國民生產力解放之後，如何將創造出來的財富公平分配的問題，此即社會主義想要解決的問題。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基本上是革命黨人利用漢民族主義打倒滿清皇朝，希望建立共和體制，但由於舊皇朝瓦解、軍閥割據、混戰，帝國主義則對苦難的中國繼續蠶食鯨吞，內憂外患，無日無之。及至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而孫文也於1923年著手改組中國國民黨，並實施容共聯俄政策。當時在國內各黨派中也只有國、共兩黨有革命建國理念：國民黨原是中間偏左政黨，共產黨則是旗幟鮮明的左派政黨。兩者都矢志要打倒軍閥與帝國主義，而當時俄國的社會革命震撼全球，孫文的民生主義本即一種社會主義，而共產黨人更是直接鼓吹以社會主義作為革命救國的意識型態。這種一定程度的同質性是國共合作的基礎，因此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才會主張：「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註34〕然而1925年孫文去世之後，國、共失和，終於在1927年爆發清黨，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與左傾人士數百人慘遭殺害〔註35〕，為共產黨武裝革命揭開序幕，自此國民黨漸漸轉變為右傾政黨。直至西安事變後，為舉國一致抗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

抗戰勝利後，由於接收、復員、制憲等諸多問題，國、共兩黨歧見日深。1947年政治協商破裂，共產黨退出，國民黨聯合民社黨、青年黨及少數無黨籍人士制定憲法，隨即選舉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共產黨則武裝叛變。國民政府乃於1948年4月18日宣佈動員戡亂。1949年政府遷台，中共則於當年10月1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今天的對峙，其實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對雙方而言，乃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

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以後，社會政策日益右傾，尤其從60年代末更是挑明走資本主義道路，犧牲農、工權益，全力扶持資本家。而中共則在大陸實施「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80年代末台灣開始民主化，弱勢團體（如農民、勞工、婦女、原住民）的地位漸受重視，社會安全支出逐年增加，社會政策開始向左轉。而中共自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以來，揚棄左傾冒進路線，經濟政策開始向右轉。經過14年的摸索與總結經驗，終於在1992年十四大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在1997年十五大強調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刻板的二分法──即將社會主義等同於計劃經濟，資本主義等同於市場經濟──自此打破，政策的制訂不再受困於意識型態教條的束縛，而得以做更細膩、更全方位地規劃。

唯有從中國近現代史的兩個根本問題才能看清今天海峽兩岸對峙的原因，也才能謀求有效的解決之道。易言之，國、共對立反映了革命理念的左、右對立，事實證明，「左」、「右」並非絕對的對立，而是可以互相滲透，甚至互相融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具體的成果。

第四項缺憾是：對社會主義理論與制度缺乏必要的瞭解。

國民黨因內戰挫敗的歷史經驗，將「反共」懸為施政的鵠的，台灣同胞自小即接受「仇匪」、「恨匪」的教育，對社會主義、國際共黨運動、社會主義制度只有醜化、嫌惡的模糊印象，根本沒有機會做如實的瞭解。而對台灣最有影響力的美、日兩國：美國是最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向來視社會主義陣營為潛在的敵人，冷戰時期的麥卡錫旋風，更藉反共之名，對知識界、影藝圈進行白色恐怖的大整肅；日本則自明治維新以來，即走國家資本主義路線，軍閥、財閥結為一體，其政權的極右性格，迄今未曾改變。台灣在美國、日本與國民黨三股反共勢力交互控制之下，「社會主義」只能懸為禁忌。

其實，社會主義是緊隨著工業化而來，它是為了糾正資本主義的流弊而提出的。社會主義最早出現在英、法兩國，但是其最激進的形式──共產主義，則由出生在德國的馬克思首倡。因為德國在西歐國家中是工業化起步最遲而發展卻最快的國家，因此，其社會矛盾最為深刻，要求社會改革的壓力也最為迫切。

其實，自五四運動以來，愛國知識青年深感帝國主義與軍閥對國家的危害，復受到俄羅斯10月革命的鼓舞，社會主義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儼然成為中國思想界的主流。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以及1923年中國國民黨改組並實施聯俄容共政策，正反映出時代的心聲。而當時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也伴隨著抗日鬥爭，如火如荼地開展，「農民組合」與「勞動組合」皆是當時最活躍的前衛組織。然而隨著1927年的清黨，抗戰勝利後的國共內戰，國民政府遷台，以迄50年代的白色恐怖，國民黨內部及台灣社會的左翼勢力徹底瓦解。50年代前的台灣知識菁英，參與左翼組織者不乏其人，對於社會主義理論並不陌生。即使如今貴為總統的李登輝，根據國安局內部資料，也曾經隸屬於「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灣大學法學院支部」。這位當年的「左翼青年」，自稱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歷經戰後美、日文化的洗禮，又是國民黨本土化政策中刻意栽培的本省籍政治明星，於今成為「崇日恨中」的反共急先鋒，從他身上即可印證台灣菁英「知識的斷裂」以及「歷史的弔詭」。以台灣的經濟規模，在過去20多年的快速成長中，雖也出現不少社會問題，但卻由於世界市場足以吸納台灣的產品，而緩和了勞資衝突與分配矛盾。社會主義的訴求在台灣不僅得不到政府的重視，也得不到勞工的支持。但是類似台灣以出口導向為主的經濟體系對外部市場有高度的依賴性。尤其在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區出現後，國際經濟有走向區域集團化的趨勢，台灣能自外於這個潮流嗎？從經濟上來看，台灣與大陸的整合是事所必然。自1995年以來，台灣每年對大陸出超已逾一百億美元，沒有這筆出超，台灣的外貿早就出現赤字了。

中國大陸廣土眾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相對較小，其經濟發展必然要考慮到內部分配的公平合理，才能持續健全地發展下去。台灣同胞想要瞭解大陸，就得把握這個原則。大陸工業化愈快，則其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也會更加完備。我們不應以台灣本位的立場去檢視大陸的社會經濟體制，而應以更多的耐心，從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來分析，才能如實地瞭解中國。

第五項缺憾是：對現代社會的不同類型，缺乏全面的、比較的瞭解。

現代化的途徑是多元的。美國固然是一個現代社會，卻不是最理想的現代社會，更不是唯一的范型。台灣長期以來所進行的現代化，充其量只能說是美國化。

同樣是現代社會，歐洲就與美國大不相同。在歐洲國家中，英國與歐陸就有相當的差異。在歐陸國家中，德語系與法語系國家又各有不同的可取之處。加強對歐洲的瞭解，有助於開闊台灣同胞的視野。目前，台灣留歐洲學生遠低於留學美、日的人數，而政府決策階層，對歐洲的瞭解，也遠遜於對美、日的瞭解。

二戰後，美、日處心積慮加強對台灣的控制，台灣與歐洲發展關係，絕非它們所樂見。尤其歐洲政治、經濟傳統中相當重視分配正義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問題，並從而發展出介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之間的「第三條路哲學」，亦即「社會市場經濟」。當前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絕大多數位居執政黨，或是隨時準備輪替執政的最大反對黨。這樣的政經結構與美、日市場至上的極端自由主義信仰大異其趣。

不管怎樣，台灣仍應試圖調整視野，多認識不同性質、不同地區的現代社會。唯其如此，才能導正長期以來唯美、日馬首是瞻所導致的偏執和短視，也才能對潛藏在中國大陸的「俄羅斯因素」有所瞭解。中共建政之初，曾一面倒地模仿蘇聯，改革開放以來，更是與歐、美、日廣泛接觸。蘇聯瓦解後，中共與德、法、俄的關係絕不下於英、美、日。自1978年以來，中國大陸在整個現代化的過程中，英、美、日因素不見得較德、法、俄因素為重。台灣同胞只有捨棄以美、日為中心的現代觀，才能真切瞭解大陸的現代化。

以上這五項缺憾嚴重局限了台灣知識菁英的視野，其結果就是蘊育出變調的台灣意識。而這個被扭曲的台灣意識，又製造出虛構的中國觀，將中國形容為落後、封閉而專制的罪惡帝國。事實上，中國是當今世界發展最快速的地區，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到2010年大陸對基礎建設的投資將是全球首位。歐、美、日等工業先進國家競相投入中國市場。我們可以大膽地說：「不瞭解中國，就無從瞭解世界。」當台灣刻意與大陸劃清界線的時候，已不自覺地自我困囿於地球的邊緣，像一個賭氣的孩子，再也看不見世界發展的全貌。

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迄1956年，大陸的經濟成長率平均為8%，當時已是戰後非西方國家當中成長最迅速的地區之一。這固然是中國人民的勤奮所累積的成果，卻也證明，只要沒有內戰，只要與民休養生息，經濟的大幅成長是可以預期的。

不幸，自1957年開始反右的政治運動，1958年起連續三年自然災害，1966年起又是10年的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風行，導致生產停滯、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慘狀。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的路線，才為這20年的災厄畫下終止符。在改革開放之初，大陸國民人均儲蓄僅只四塊人民幣，如今已突破五千元。在外匯存底方面，大陸加上香港的總額已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一。至於外貿總額僅次於美、德兩國，而國民生產毛額則僅次於美、日，皆排名全球第三。

其實，大陸自1978年開始的經濟改革（即市場化）與台灣自1986年以來的政治改革（即民主化），都是中國現代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現代化成果。台灣的政改打破了中國人不適合實行民主政治的迷思，而大陸的改革開放，尤其是1992年以來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可視為自商鞅變法之後，另一次變法成功的典範。這些輝煌的成就，足令全體中國人同感驕傲，這也是中國走出苦難與屈辱的契機。

然而，就在兩岸中國人創造出傲人成就的同時，兩岸之間卻仍橫亙著重重心結。台獨問題，剪不斷，理還亂，已成為兩岸關係的引爆點。為了避免武力相向的歷史悲劇，兩岸亟須簽署和平協議，增加對彼此如實的瞭解並培養互信，俾為和平統一創造有利的氛圍。而其前提則是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固然統一前誰是代表這個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素有爭議，但一個中國的原則實不容置疑。它意謂著：世界上只有一個領土、主權完整的中國；台灣與大陸同為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同胞與大陸同胞共同擁有這個中國的主權，也是傳統中國文化的共同載體。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擁有共同的歷史傳統，一起承受過帝國主義的欺凌，也共同面對著現代化的挑戰。我們固然有過輝煌的成就，但也犯下不少的錯誤，這些都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記憶。身為中國人，我們應該先承認這個共同記憶──即中國民族的歷史──是我們所固有、所獨有的，繼而對其不斷反省、檢討、批判，揚棄錯誤，光大成就，終必能超越「時」、「空」條件的限制，很有主體性地創造出中國民族光明的前景。在喚醒台灣同胞的「祖國愛」，讓「台灣意識」回復其愛國、反帝的本來面貌的同時，大陸也不應迴避政治改革的問題。若大陸推行政改，除了政府機構改造之外，也能實施民主化，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則不僅可確保經改的成果，對化解「台灣獨立意識」也將會有莫大的助益。

想當年，台灣總督府的《警察沿革志》曾經如此描述當時抗日分子的祖國情懷：「……對中國的將來抱存很大的囑望，以為中國不久將恢復國情，同時雄飛於世界……基於這種見解，堅持在這時刻到來以前不可失去民族的特性，培養實力以待此一時期之來臨。」〔註36〕

如此的自信，無非是基於對中國文化主體意識的執著，同時也是中國文化主體意識的具體顯現。相信只要海峽兩岸攜手並進，則有朝一日，一個和平統一的中國「雄飛於世界」，將不再只是抗日前輩們的想望！

最後，筆者想引一則《資治通鑒》中有關匈奴人劉淵的記載來結束本文。

一千七百年前，時值西晉八王之亂末期，也是五胡亂華伊始，北方邊疆少數民族介入晉王室的內亂。鮮卑、烏桓起兵支持東海王司馬越，匈奴則支持當時被封為皇太弟的成都王司馬穎。

漢朝末年，曹操將南匈奴五部定居於并州（今山西太原）諸郡，使與漢人雜居，他們因漢高祖以來將宗室女嫁與匈奴單于，而自稱其祖先乃漢朝皇室的外孫，因此改姓「劉」。而劉淵正是并州匈奴左賢王的後裔，他正要起兵出援司馬穎，遭其叔祖劉宣勸諫。劉宣認為晉人以「奴隸御我」，現在中原內亂，乃是復興匈奴的大好時機。因此，他主張應聯結鮮卑、烏桓等胡族共同反晉，以求恢復呼韓邪單于的偉業。

但是劉淵另有他圖。他認為若依劉宣之計，則事成之後必須與鮮卑、烏桓共有天下，以夷統華，終究還是胡人政權。反之，若是援助司馬穎起兵，則先已分享強藩的名分，往後進一步從司馬穎手裡取得政權，那就是中原正朔，華夷都將歸心。他說：「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註37〕

劉淵雖是一介胡人，卻以劉邦、曹操自許，有逐鹿中原之志。絕大多數的台灣同胞本為漢民族後裔，豈宜自是自滿，但求保住台灣，反而無視中國即將重新成為「上國」的事實？一千七百年前的劉淵，其器識、其襟抱，毋寧讓今之台灣政治人物為之汗顏！

〔註31〕《論語．為政》。
〔註32〕關於本土文化與傳統文化互動的問題，見朱高正《在文化認同的危巢下─兼評「反中國」與「反傳統」情結》（1991）一文，收錄於朱高正作品精選集第一卷《現代中國的崛起》，台灣學生書局，台北市，1996年11月。
〔註33〕《自立晚報》，1997年8月24日。
〔註34〕關於聯俄容共，見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頁602-620，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市，1992年9月，台1版第19刷。
〔註35〕關於清黨，見唐振常主編，《上海史》，頁630-63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
〔註36〕同〔註14〕，頁14。
〔註37〕關於劉淵，見《資治通鑒．晉紀七》以及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頁30-31，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5月第3版。【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