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開卷識兩岸；超越統獨創未來

在台灣，自從1987年11月2日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兩岸關係」的走向和發展，就逐漸成為一門顯學，特別是在1995年至1996年之間，兩岸關係因會談中止、中共的軍事演習而出現緊張形勢，使得台灣民眾直接感受到兩岸關係的好壞與我們日常生活之間的相關性，因此，兩岸關係對台灣的重要也就更加突出。然而儘管如此有關「兩岸關係研究」在台灣仍然顯得十分凌亂，之所以認為「凌亂」，主要表現在：

第一，媒體專家大大超過學術研究者：在台灣兩岸關係因為與大家的生活密切相關，因此討論兩岸關係常常流於常識，訴諸感覺，所以每個人都可以談，都可以講，有不少人是去過大陸，見過中共的某某人，聽過中共的領導人講過某些話，就可以大談兩岸關係，預估兩岸情勢，此一情況在媒體的擴散作用下，就不自覺被形塑為「專家」的形象，這些「專家」雖然也有的專業亦具有其學術背景，但是畢竟不是「兩岸」方面的專業，因此也就能出現若干誤導。例如在評估李總統的「康大」之行，對兩岸關係的衝擊上就做過誤判，造成了兩岸關係長時間的緊張。

第二，意識形態先行論扭曲了學術界客觀討論的空間，在台灣「兩岸關係」的研究和討論與其他學科的討論存在著十分不同的情境，因為討論「兩岸關係」或是研究「兩岸關係」很自然地會以自己的政治預設做為前提，此一前提常常限制了不同「預設前提」者之間溝通的可能性，說得更清楚些，主張台灣獨立的人與主張中華民國立場的人，在討論兩岸交流、兩岸經貿互動、兩岸談判等議題時，就很難出現純學術的討論，當討論的背後預設了意識形態，就常常不是對客觀事實真理、真相的探討，而是個人好、惡與喜歡與否的爭執。此一情況導致在「兩岸關係」研究學圈中，不易產生一種大家公認的評量標準，一門學科，假如沒有一個客觀評量標準，就不容易使研究水準真正提升，在學圈之中也會是良莠不齊，甚至是劣幣驅逐良幣，更增加了意識形態對研究的干預。

第三，缺乏整合型的研究：在台灣「兩岸關係」研究學圈中，人數不少，單位亦多，但是各自研究，既缺乏互通聲息、交換資訊，更沒有跨機構、跨單位、跨領域的整合研究，以去大陸實證研究為例，也是各有門路，獨立研究，彼此重複，結果知者大家都知，迷者眾人皆迷，單位與單位之間沒有各自的特點，不同所別之間欠缺獨立的特色，形同腦力密集的手工業，研究者的結論與建議雷同性大，常識性多，原則性建議常見，操作性建識罕得，更嚴重的是模仿抄襲，鮮有突破，政府當局明知兩岸關係研究，事關台灣生存與發展，卻不思以預算，以計畫輔導各單位為特色，培養出專業研究人才。這也使得真正長期觀察，深入鑽研的學者十分少見，而在兩岸有事之際，卻紛紛出現的事件型學者則充斥媒體。

在上述三種因素下，「兩岸關係」研究迄今仍處在「科學革命」階段，（參考Thomas Khun有關「典範」（Paradigm）的說法）一直無法形成成熟的「典範」。個人以為專業「兩岸關係」的研究者，必須具備以下的基本素養：

第一是台灣史及兩岸關係史的研究，有這樣的研究才能體認台灣的「歷史悲情」和「地理悲情」，從而瞭解台灣在面對兩岸關係，面對中國大陸時，她要什麼，為什麼要，透過兩岸關係史的理解，才能瞭解兩岸關係的過去和經驗，自然可以鑒古知今，參考未來。這一方大陸的學者固然必須加強，台灣的研究者更需要補課，沒有歷史認知，不可能有真感情，培養了歷史的知識自然能超越「統、獨」，重塑兩岸。

第二是客觀地中共與中國大陸研究：到目前為止，在台灣相關的研究仍然受到十分嚴重的意識形態的左右，此種意識形態的影響又可以區分為新舊兩種不同來源的影響，所謂「舊」的意識形態就是「反共」觀，由於台灣過去的反共教育、反共思想的灌輸，不是建立在真正的知識和理論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黨派鬥爭和個人恩怨的基礎上，現在雖然終止「動員戡亂」後，但是大家對中共的認識仍然殘留在舊的形象框框之中，無法客觀瞭解中共在「改革、開放」政策下的變化；結果在台灣承認中共有變化的人，就變為中了「中共統戰陰謀的中共同路人」。所謂「新」的意識形態是由近年來台灣社會開放後，原先受美國、日本，特別是受日本影響的結果，形成一種對中國的輕視，認為中國是「貧窮、落後、專制、封建」的國家，因此，就很輕率將中國與他們之間的差異，視為優劣，而把中國視為一無是處，自己則是高高在上，此一心態深深影響到現在的台灣，尤其李登輝那一代深受皇民化影響的「台灣人」，更是從潛意識裡，就有一種瞧不起中國人的心態，台灣的中共和中國大陸研究，只有能深刻反省到上述的盲點，才能相對客觀地瞭解中共和中國，務實地理解中共和中國的變化，在此情況下，兩岸才能真正對話，理性溝通，事實上，也只有如此，才能分享價值，共享觀念，相互影響，共同從變動的觀點，未來的觀點，戰略的角度重新思考台灣與大陸的關係，才有可能為跨世紀的兩岸關係，提新看法作新建議。

第三是對國際形勢的研究，兩岸關係不可能獨立於國際形勢變局之外，事實上兩岸關係必然服從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其中中共與美國的關係更是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重要變項，說得更直接一點，台北的大陸政策是必須服務於中共與美國的關係架構，因此如何看待中共與美國關係的演變，就需要研究者能真正卻除自己的「統、獨」成見，才能客觀地認清時事的真相，然而要想自我破除成見並不容易，也許用對方理由自我挑戰，或是易位思考等方式，應該是自我消除盲點，淡化成見可以嘗試的方式，不然也還可以用事後檢驗的方式來自我檢查，核對誤差，也同樣有助於檢證成見，歸諸客觀。當然也有不少學者企圖透過「理論模式」的建構來超越「統、獨」困境，為兩岸關係現況作解釋，為未來作預測。

從以上的三個角度來審視目前坊間相關的出版品，我們可以發現「台灣史」和「中共研究」的出版品相較較多，不過這一類的作品受意識形態的左右也最明顯，從而並不能真正幫助吾人清楚地判斷兩岸關係的走向；而「兩岸關係史」和「中國大陸研究」的出版品則較少，因此兩岸交流史、兩岸經貿史、兩岸戰爭史、兩岸文化史等應該是往後啟發民眾理解兩岸關係重要的出版方向之一，其次便是對中國大陸地方政權、地方經濟、大陸社會等等的出版品也有加強之必要。對一般民眾而言，最方便的似乎是直接閱讀「兩岸關係」的著作，坊間這一類的著作又可分資料彙編、理論解釋、時事分析等三類；一般而言，資料彙編的作品應該是我們瞭解現象最先必須閱讀，以便從第一手資料瞭解真相，其次是理論解釋的作品，可以提供我們超越當下時空局限的視野來分析現象，最後再以自己經由資料閱讀、理論素養所得到的看法，來對照時事分析作品的論點，以便得出不同的結論和觀點，如此才能擴大自己的觀點，開放自己的結論。而「資料彙編」的作品關鍵在全而要。所謂「全」是兩岸的資料，以及相關的國際資料均加以搜集；所謂「要」是重要的文件資料，是否均被搜集。「理論解釋」的作品關鍵在邏輯和效力，所謂「邏輯」是指理論本身的內在結構是否嚴謹；所謂「效力」是以理論解釋現象是否周全，對不能相配的變數項處理是否得當。至於「時事分析」作品關鍵在說服力和創見性，所謂「說服力」是指少情緒多理性，少意識形態的辯護多客觀變局的精析。所謂「創見性」是分析性作品更重要的貢獻，即是能提出新觀念、新看法，以便活潑大家的思維，創造兩岸之間更大更多的可能性。

兩岸關係攸關台灣生存與發展，然而在近幾年台灣政治生態的驟變之下，變成在台灣共識最少的國家政策，為今之計，不應該像過去一樣，企圖從「統、獨」對話之間，去尋找虛假的，口號的共識，這種「共識」無法使台灣有效地面對中共，處理兩岸關係，而必須開放觀點，超越統獨，面向未來才能真正認清現在，把握未來、重塑兩岸、貢獻國際。　

（本文作者系大學政治系教授兩岸問題專家，所署為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