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世紀，建設新中國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貴賓：

首先容我以主辦單位「和統會」會長的身份﹐對遠道而來出席全球華人「中國和平統一研討會」的各位嘉賓們表達熱烈的歡迎與感謝之意。各位分別從兩岸三地以及全球五大洲千里迢迢趕來香港出席這項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研討會﹐真可謂「八方風雨會中州」﹐身為主辦單位﹐一方面感到榮幸﹐一方面也感到責任重大。

中國統一問題是全世界炎黃子孫所共同關注的重大問題。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是全體中國人的光榮﹐但如果台灣問題不解決﹐中國不統一﹐則21世紀是否會是中國人的世紀﹐卻是大有疑問。有鑒於此﹐我們去（1998）年4月在台灣成立「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旨在推動中國的統一﹐避免民族的分裂﹐並強調以和平方式達成此一目標。

成立以來﹐獲得海內外仁人志士的熱烈迴響﹐令我們深感欣慰。也深信﹐中國的統一與民族的融合﹐乃順天應人﹐大勢所趨﹐這也是今天邀請諸位來出席此一歷史盛會的最根本原因所在。

一﹑國共和戰關係國家之分合

各位女士﹑先生們﹐中國和平統一目標是崇高的﹐理想是偉大的﹐但道路顯然是曲折的﹐甚至是艱難的。今（1999）年4月十八日本會（海峽兩岸和平統一促進會）成立一週年大會時﹐榮譽會長陳立夫先生的致詞中有幾句發人深省的話值得我們注意。他引用古人的話說：「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立夫先生今年正滿一百歲﹐卻常懷兩岸之憂。他說：「憂國共內戰再起﹐憂台灣問題不能以和平方式解決﹐憂中國的統一終須訴諸武力。果真如此﹐那就是兩岸中國人的大悲劇﹐也是中華民族的大不幸。」

立夫先生的這幾句話﹐絕非「杞人憂天」。正是他歷經滄桑的體驗。立夫先生自1920年代以後﹐即追隨蔣中正先生參與黨政﹐歷經國共和戰與分合﹐且親身參與期間﹐深知問題的關鍵所在。故其所言﹐足資警惕！

翻開中國近代歷史﹐國共之和戰與分合﹐與國家的治亂和分合﹐具有密切之關係。例如國共之第一次合作（1924-1927）﹐曾使中國由分裂邁向統一﹐不幸中途分裂﹐致有10年的內戰（1927-1936）﹐並且招致外患﹐使中國陷於嚴重的分裂局面。國共之第二次合作（1937-1945）﹐共同對日抗戰取得勝利﹐使中華民族獲得復興的機會。不幸戰後再次分裂﹐致有四年的內戰（1946-1949）﹐形成兩岸50年來對峙之局。如從歷史探索其分合的原因﹐實為共信與互信的問題。

二﹑共信互信乃和平合作之基礎

所謂共信﹐就是共同信念﹐用目前流行的名詞來說﹐就是共識﹐也就是共同的意願或追求共同的目標。有了共同的追求目標﹐才有結合的可能。國共第一次合作的共同目標﹐是為實行國民革命﹐對內求中國之統一﹐打破軍閥的割據；對外求民族之獨立﹐廢除不平等條約。但這個目標即將完成之際﹐國共即告分裂。分裂的原因﹐是互信的基礎不足。故在合作期間﹐由意識形態的爭執而至互相猜忌﹐不斷發生糾紛與摩擦﹐終致走上分裂與衝突。先是1927年4月的「寧漢分裂」﹐繼有同年7月的「武漢分共」。前者是中共與國民黨「右派」的分裂；後者是中共與國民黨「左派」的分裂。中共指責國民黨為「背叛革命」﹐國民黨則指責中共「篡奪黨權」。類似這種各說各話的解釋﹐迄目前為止﹐在國共兩黨歷史文獻中﹐還是不斷的出現。

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共同目標是為共禦外侮﹐抵抗日本侵略﹐爭取抗戰勝利。不幸這個目標完成後﹐國共合作關係再度破裂。究其原因﹐仍如第一次合作期間﹐雙方缺乏互信之故。蓋自1938年底武漢會戰結束以後﹐國共第二次合作不過一年半的時間﹐即相互猜忌而至摩擦。國方則指共方「假借抗戰﹐擴充勢力」；共方則指國方「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這種解釋﹐在國共的歷史文獻中﹐仍不時的出現。

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此在中國久經戰亂之後﹐全國軍民﹐無不渴望和平﹐恐懼內戰的再起。要和平不要戰爭﹐乃為全國一致的祈求。這年8至10月間﹐國共經過40天的談判﹐於10月10日﹐雙方簽訂了《會談紀要》（或稱《雙十協定》）。這是國共和解最難得的一次機會﹐也正符合全國人民共同的願望。

這個協定﹐如能實現﹐中國早在50年以前即可成為民主自由﹑和平統一的國家了。可惜雙方缺乏互信基礎﹐這個協定迅為內戰所粉碎。毛澤東先生在準備會談之前即指出：「蔣介石要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蔣對毛及中共的想法﹐又何嘗不是如此！

因此﹐共識與互信的建立與鞏固﹐對於和平與合作的維繫﹐無論從個人到社會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礎。

三﹑順應民情是和平統一的有效途徑

自1949年末到1988年初﹐台灣在兩位蔣先生時代﹐與大陸的對峙將近40年﹐但對「一個中國」立場的堅持﹐始終不變。尤其自蔣經國先生晚年宣佈解除「戒嚴令」及開放對大陸探親﹑旅遊以後﹐兩岸緊張情勢趨於緩和。進入90年代以後﹐雙方建立協商機制﹐台商赴大陸投資激增﹐對兩岸經濟發展﹐均有重要貢獻；兩岸文化學術交流亦有快速的進展﹐對雙方人民情感的增進﹐觀念的溝通﹐也有顯著成效。這對兩岸多年來對立與隔閡的消除﹐共信與互信的培養﹐均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因為兩岸人民﹐同為中華民族﹐血統﹑語言﹑文字﹑習俗等均屬相同﹐如無政治的干擾﹐外力的阻撓﹐走向團結合作﹐邁進和平統一﹐乃是自然之趨勢。孫中山先生早在1903年發表《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一文就曾說道：「中國幅員之廣﹐人口之多﹐雖鄉音稍異﹐而大致相若；文字俗尚﹐則舉國同風；往昔各省人民猶有畛域之見﹐今則此風漸減﹐同情關切之情﹐國人兄弟之親﹐日益加深﹐是中國民族有統一之形﹐無分割之勢。」

孫中山先生的畢生事業﹐是為中國的統一和獨立而奮鬥。最後經驗﹐認為必須召開國民會議﹐始能促進中國的和平統一﹐達到長治久安。就是要以人民利益和願望為依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他說：人民表面上似無能力﹐只要某種政策得到他們的瞭解和支持﹐則其力量就異常偉大﹐不使槍炮﹐便能成功。而其力量大於槍炮十倍百倍也說不定。這就是說﹐只要順應民情﹐不必使用武力﹐即可收到和平統一之功。

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放在半世紀的今天來看﹐仍然字字珠璣﹐值得我們參考借鏡﹐特別是兩岸領導人﹐更要念茲在茲﹐要以孫中山先生的志業為兩岸共同努力奮鬥的目標。

四﹑共同努力邁向和平統一之路

今天兩岸中國人的共同願望﹐都是要和平﹐不要戰爭。令人憂心的是﹐近來情勢的變化﹐似乎是逆向而行。最堪憂慮者﹐是兩岸軍備的競賽﹐互以對方為假想敵﹐如此惡性循環下去﹐必然走向戰爭。隨之而來的必是外患。因為外力的介入﹐也日趨顯著﹐例如美國方面的戰區防禦系統（TMD）要納入台灣；日本國會通過《美日安保新指南》對「周邊事態」的認定﹐也要包括台灣在內。中共對美國和日本的措施﹐表示堅決的反對；而台方則表示肯定和「樂觀其成」。兩岸如此針鋒相對﹐大有劍拔弩張之勢。所謂「內訌必召外侮﹐內憂必召外患」的慘痛歷史﹐似將重演。如不積極尋求和解之道﹐那真是兩岸中國人的大悲劇﹐中華民族的大不幸了。

目前兩岸強弱對比﹐實力懸殊。強者進取﹐弱者自保﹐乃為自然之反應。弱者如不自度德量力﹐逞強鬥狠﹐斯乃自取其辱。強者更應以德服人﹐才能使人心悅誠服。否則﹐僵持下去﹐矛盾愈深﹐徒增兩岸緊張之局面。古人所謂：「仁者以大事小﹐智者以小事大」就是這個意思。大陸方面應以廣大的胸襟﹐寬大之政策﹐主動表達善意﹐使台灣方面對江澤民先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話深信不疑﹐才是對台政策的成功。台灣方面﹐由於執政當局的反共與自保心態﹐不免多所誤導﹐損害人民利益。不過最近則不斷受到民意的檢驗﹐例如民進黨之醞釀「轉型」；國民黨中生代危機意識的抬頭﹐對於領導當局的挑戰。凡此均足顯示台灣民意的壓力﹐正在展現之中。故兩岸問題的解決﹐民心的爭取﹐民意的趨向﹐實為不應忽視之因素。

因此﹐本席代表「和統會」再度提出呼籲：兩岸人民要和平﹐不要戰爭。我們希望以和平的方法來加強兩岸之間的交流﹐以合作代替對抗﹐以協商談判﹐打開兩岸僵局﹐希望兩岸之間能以和平理性的態度來討論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我們「和統會」成立時﹐決議推動「和平統一三原則」：

（一）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共同邁向和平統一。

（二）兩岸對等和平共存﹐主權領土共有共享。

（三）台灣不獨立﹐中共不動武。

在這當中﹐特別是「台灣不獨立﹐中共不動武」﹐尤其是重點所在。我們希望兩岸當局應該坐下來好好談一談﹐即早簽訂協議﹐結束敵對狀態﹐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在政治﹑經濟及其他方面共同努力﹐為兩岸人民謀求幸福﹐減少衝突的因素﹐只要建立雙方的共信互信﹐兩岸對等和平共存﹐主權領土共有共享﹐兩岸中國人共同締造一個和平統一的新中國﹐應該是可以期待的。

最後﹐我願提出「迎接新世紀﹐建設新中國」作為我們這次研討會努力追求的目標﹐並希望以此和各位代表嘉賓們共同勉勵﹐以迎接統一的﹑富強的中國人新世紀的到來！

謝謝各位！

1999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