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危機下的殖民地性格

殖民地的人最大的特色﹐就是認同是不穩定的﹑漂浮的﹑可以透過談判決定的﹐因此常表現出一般概念中的投機。這當然是因為殖民地的人受到殖民者教育的影響﹐在獨立建國之後﹐既想回歸本土的主體性﹐又因為已經失去與本土歷史溝通的語言和價值觀﹐往往感到失落﹐又羨慕於母國的富庶所致。所以有時候好像很執著於某一種認同﹐其他時候又可以無所謂﹐反反覆覆﹐難以捉摸。台灣作為一個後殖民地﹐也有認同游移的現象﹐但又不等同於典型的殖民社會。

後殖民的台灣並沒有成為獨立的一國﹐而是回歸中國﹑中國就是那個在台灣被日本殖民的對象﹐而台灣卻又是經歷皇民化﹐故自認已經擺脫中國的落後骯髒﹐而成為東洋文化的一支。所以在台灣﹐有一種對中國的蔑視﹐其實也就是對本土的漠視。在中國人面前﹐台灣總顯得托大﹑傲慢。但因為畢竟不是日本﹐祖先又源出自中國﹐造成托大之中又有自卑。和一般殖民地的漂浮性格結合起來以後﹐可以看到台灣人獨立認同的追求過程中﹐既有投機性格﹐又有冒險性格。投機性格是出自對自己的沒有信心﹐沒有根﹐冒險性格則與面對中國時的托大有關。

台灣分離主義於是一方面願意把自己的認同當成是談判的對象﹐這讓各方無法捉摸自己﹐又托大地瞧不起對手。過去幾年來﹐台北大陸政策中的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就一直既是談判的標的﹐又是談判的資源。即要求大陸認可某一種程度的分離心窩﹐如不可得﹐就以更分離的訴求來懲罰北京。假如造成北京震怒﹐又可以彈性的作暫時的調整。至於假如北京作出大幅讓步﹐台北會不會得寸進尺﹐或滿意地接受﹐迄今並沒有明顯的例子可供觀察。1993年﹐台北揚棄較溫和的對等政治實體的說法﹐改用階段性的兩個中國政策的激進說法﹐懲罰江澤民當時將台灣說成中華人民和國的一省。1999年7月李登輝總統提出的兩國論﹐也是在用更分離的手法﹐懲罰北京在辜汪會談時不肯承認中華民國﹐最後這一次也反應了可能因為太過托大﹐而錯估了形勢。

李登輝總統的兩國論提出之後﹐北京方面大為震怒﹐但各方對於大陸官方究竟會採取多激烈的反應﹐卻有不同說法。多數在媒體中表達意見的人﹐都認為中共不會在一連串的文攻之後﹐還要進行武鬥。少數人認為沒有那麼輕鬆﹐不過﹐到底會不會有軍事行動﹐他們則相信中共要等到大選之後才會決定。同時﹐許多人都覺得﹐經過上一次96年的經驗﹐北京不會蠢蠢欲動﹐以免又徒然增加李登輝總統在台灣呼風喚雨的籌碼。

然而﹐中共會怎麼想呢？如果北京不在能力所及的短期內採取行動﹐要等到大選以後﹐是不是到時候採取行動的正當性已經失去了？要是到時候沒有什麼好理由行動的話﹐那這一次的事件不就又讓台北攻城掠地了嗎？會不會台北覺得再等個一年半載﹐又還要推動下一步？中共真的要等到那個更嚴重的時候嗎？如果這次等了﹐美國人會怎麼看待中共？會不會以為統一問題並不是最急迫的問題﹐所以將來可以成為談判的標的？或不再那麼認真地約束台北？如果台北方面決定手段上要暫時緩和一下﹐中共也就認為無所謂的話﹐是不是人們在情感上能忍住自己覺得又被耍了一次的憤怒？難道要再等好長一段時間﹐慢慢恢復氣氛﹐好準備另一次的耍弄？這些問題﹐在大陸內部不斷地被提起。

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指向一個方向﹐那就是這次絕不能善罷甘休。不過台北各界的多事者早就已經有了不同的答案﹐那就是中共必須顧及國內發展的因素﹑和美國的關係﹐所以不會輕舉妄動﹐最多演習一下罷了﹐那和96年又有什麼不同？96年不是都度過了嗎？甚至有人因為大陸各地夏秋洪汛已至﹐解方軍忙於防洪與救災﹐將無法抽身在台灣採取積極作為。《中央日報》還大篇幅的報導世界各地對兩個中國宣告的讚揚﹐好像北京真是孤立無援。這些分析﹐是從能力與利益的角度進行的。有趣的是﹐台北各界在分析自己政策的時候﹐鮮少論及能力﹐多半強調意志力﹐故鹹謂「不

要怕中共」﹑「不要討好中共」﹑「不要考量中共高興不高興」﹑「台灣人不是嚇大的」等等主觀的因素。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的﹐卻是另外的一套故事。在大陸上近年打過的戰爭中﹐幾乎都是能力評估相對落後﹐且適逢內憂外患的情況下發動的。近者如79年的懲越戰爭﹐是在結束文革不久﹐四化剛剛開始﹐並與蘇聯關係惡化時開打的。69年的珍寶島戰役是文革高潮末期與武器極度落伍的狀態下挑起的。62年與印度的邊界戰爭是在中華民國與美國聯合反攻與三年大饑荒中進行的﹐58年的台海危機是在人民公社運動甫開展與美蘇和解氣氛中爆發的。強調的是精神﹑立場與效率。相對於此﹐台北不僅缺乏作戰經驗﹐而且歷史上以妥協而成功的範例﹐遠遠多過於鳳毛麟角的反抗型活動。

北京已經在緊鑼密鼓﹐台北方面到底會變得更冒險或更投機﹐會決定北京下手的輕重。假如台北繼續托大﹐以為北京束手無策﹐並規劃將兩個中國政策法律化﹑文件化﹐則北京的反彈將更迅速而有力﹐這使台灣人民缺乏彈性調整的空間﹐不過﹐也許那將是我們證明自己可以改造殖民地人的投機性格﹐從而展現勇敢﹑不怕﹑不理﹑不討好的硬頸精神﹐向投機﹑漂浮﹑悲情的污名告別的最佳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