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來當新政府的吳鳳？

陳水扁政府在情感上傾向分離主義是不爭的現象，但由於現實利害的考量，願意在目前形勢下做若干程度的妥協，放緩政治上追求主權的步伐，先進行政權的穩固，爭取華盛頓方面的信任，並利用政治上的和緩空檔，營建以去中國為核心的文化運動。令人不解的是，何以在這樣一個大戰略的構思之下，會出現陸委會、海基會推翻92年共識的激進主張，在政權甫起步的階段，就冒險探測北京的底線？新政府領導的心態值得探究，這對吾人研判爾後大陸政策之起伏至為關鍵。

睹局從頭開始

首先，可以由賭徒情境來理解。參加賭博的人有一種共通的傾向，即在獲得勝利的時候，下注的風險傾向會降低，但當輸錢的時候，風險傾向會增加。也就是說，一般人不會為了贏更多的錢而冒大險，但卻願意為了贏回輸掉的錢，不顧風險地下注。當陳水扁政府在3月18日贏得大選之後，表現得極為克制，就是明顯在一種「贏」的情境之中，而當時大陸的姿態流露出高度情緒性，且行動有一觸即發之勢，則反映出一種處在「輸」情境之中。

不過，到底一個人是處在贏或輸的情境之中不能憑一次輸贏來決定。通常輸的人調整得比較慢，也就是說輸的情境會持續比較久，則行為中採高風險下注手段的傾向也會維持得較長。相對於此，贏的人對新形勢調整接受的比較快，往往在短時間之內就不再把贏來的錢當成是贏來的，而開始認為那本來就是屬於自己財產的一部份，則其人較為保守的低風險下注手段，也很快就調整成了剛進賭場時那種不妨多碰碰運氣的風險中立狀態。如果以兩國交戰，割地賠款來看，失去台灣的中國人就一直仍把台灣視為自己的國土，而佔領台灣的日本人，卻較快地學會把台灣看成是日本領土。俟二次戰後，台灣回歸，至今不少日本耆宿竟還感覺台灣是日本輸掉的，不是歸還中國人的，就顯示贏的人總是在心態上相對容易將佔到的便宜看成是合理的現狀。

陳水扁政府在5．20之前兢兢業業，就是處在贏的情境中，但5．20就職之後，政權已經到手，贏來的政權已經變成了現狀，則行為風險傾向高過於3．18到5．20之間的小心翼翼模樣，乃是極其自然的。也就是說，追求台灣主權獨立的高風險政策，又將逐漸變成一個看似客觀的能力評估問題。5．20之前，即使多數分離主義者認為台獨可以獲得國際同情，中共無力犯台，但仍願意接受新政府的低調，但到了5．20政權到手之後，贏錢心態淡去，一切賭局從頭開始，則能力評估將主導著台獨策略的選擇。這也說明了新政府登基的第一個月，極端關注國防武力與兩岸軍事均衡的認知必然。

這時，追求獨立的政策倘若遭受挫折，則不但贏錢心態維持不下去，甚至進一步還有可能出現輸錢心態，則行為的風險傾向，或言詞上的尖銳化，就會紛紛出籠。像前些時候兩國論的提出，就是在美、共關係修好，華盛頓重申一個中國原則的輸錢氣氛中問世的。可以預期的是，分離主義若在大陸政策上得不到出口，會在台灣內部表現成強勁的反華訴求，輸的心態會在台灣內部迅速蔓延、傳染，則高風險的政治行動將層出不窮。

除了輸或贏得情境之外，關於誰調整得快，誰調整的慢也是很重要的問題，這裡涉及到動機的強弱與人格的特質。大凡動機愈強時，對於有利於自己目標的資訊就特別敏感，對於不利於自己目標的資訊則顯得遲緩。換言之，分離主義情感愈強烈的人，像建國黨的領導階層，對於能力評估就愈樂觀；至於統一傾向愈強烈的人，則會對於能力評估愈悲觀。所以對於前者來說看似絕對理性的嘗試，後者眼中可能成為一種自殺行為。

不少一級主管有權威人格

人格的因素更重要，在目前新政府中起主導作用的應當是權威人格。權威人格者要求明確的上下權力關係，清晰的目標，且在人際關係中具有對抗與衝突的傾向。從新政府在成立過程中發生副縣長升任縣長的爭議、副元首對於不受重視的反彈、法務部與調查局的權限爭議等待人接物的方式中，在在顯示權威人格充斥新政府的一級主管之中，與前一任政府相較，權威人格的出現是一個很大的新變數。以李登輝為首的政府受到的是自戀人格的籠罩，其特色是自我中心，故有仇的人不必對之趕盡殺絕，有恩的人也不必對之湧泉相報，因為最偉大的是自己，外人都是工具、過客。自戀人格主導的大陸政策是一意孤行，不是衝突對抗，行為標準是自己訂的，不是根據外界的規範。

相較於此，陳水扁、呂秀蓮以降的新政府則以權威人格為主導，權威人格者容易受到壓抑，情感脆弱，既需要有聖人在上指引，又需要有信徒在下膜拜。但在新政府之中有這個好運氣的，只有陳水扁一人，他上有華盛頓當天師，對彼可說言聽計從，下有社會大眾的崇拜與「阿扁與阿珍」一劇中的神化，對自己可以充滿欣賞，所以面對大陸的壓力，因為受到天師與大眾的共同呵護，能夠坦然處之。然而其他新政府成員就不是那麼得天獨厚了，當權力關係出現混淆，致個人心中感受到相對剝奪時，權威人格者很快就會進入一種輸錢的情境，則風險傾向與對抗傾向隨之高漲。

相對剝奪感來自於何方呢？來自於執政之後的自我期許。蓋新政府上台之後，長期有受壓迫意識的人突然登堂入室，當然期待萬眾歸心。但事實是，政府的士氣與工作紀律墮落已久，黨內同志紛爭不斷，主事者本人又抱持著猜忌與悲情進入政府，以為自己面對的是陌生而有敵意的環境，對於環境中的蛛絲馬跡都產生負面解讀，於是連執政好比是進監牢的比喻都出現。這些看似與兩岸關係不相干的現象，其實在在提醒吾人，大陸政策的形成是在什麼樣的人格條件下孕育的。

「一個中國」這樣的概念對於分離主義而言，只能是一個壓迫的象徵，對於沒有呵護，沒有人膜拜的分離主義領導而言，必須加以唾棄，這已經是一種內生的需要。新政府甫成立，就有陸委會、海基會、副總統相繼對「一個中國」提出批評，這些批評的目的當然不是以兩岸的和平為考量，而是以分離主義目標為考量。換言之，贏錢情境因為權威人格受到剝奪迅速褪去，分離主義的動機帶動了樂觀的能力評估，但受到現實環境的局限得不到立即的滿足，致剝奪感不能獲得舒緩，從而出現了以一個中國為對象的風險行為。

分離主義者推不動分離主義

對抗一個中國原則有兩個效果，一方面，繼續獲得一個壓迫自己的對象，則使自己停留在執政之前的心情中，故執政不算執政，同志仍須努力；另一方面，壓迫之不能清除驅策著分離主義去找尋代罪羔羊，或者是象徵舊政權的調查局，或者是造成兩岸千絲萬縷的台商。調查局向來被視為新黨的支援者，這是不是事實不是重點，但作為新黨之友的印象，有助於分離主義者在對付調查局時，可以宣洩因為一個中國問題得不到抒解的沮喪。同理，對台商課徵國安捐的主張，也是從論述上進行了與中國大陸對抗的行為。

在期許自己應該獲得權力與膜拜卻不可得之際，自我貶抑的行為難免發生。以主張台灣主權獨立最積極而聞名的呂秀蓮就極具創意地藉由自己的女性身份將台灣女性化，比喻台灣為受到中國丈夫暴力相待的苦妻。呂秀蓮的受迫害症候群經年累月早有軌跡，並不令人意外，但進入領導階層之後，症狀恐怕將變本加厲，而不會得到治療。原因正在於因為獲勝之後權力期許得不到滿足，反而造成更強的相對剝奪感。雖然新政府許多成員對她頗有微詞，但不能不看到呂秀蓮的症候在發作時，對於社會之穩定有一定效果。台灣選民中的分離主義勢力多支援陳、呂當選，如當選無助於台灣分離主義的立即實踐也就罷了，但若又被迫說了一些「未來一個中國」、「中華民國」之類的場面話，失落之情必須有所投射。呂秀蓮提供了他們一個投射的管道，使人們感到有領導人與自己同心同意，從而更能忍讓新政府一時的妥協。故儘管陳、呂之間沒有刻意的黑、白臉分工，但在政治心理效應上，是極佳的雙簧組合。

分離主義本身的權威人格與理性思維，使分離主義的推動與表達不能隨心所欲，這種對自己的壓抑必須依賴分離主義領導人來疏導，新政府中對自己位置最滿意的陳水扁沒有扮演這個疏導角色的心理需要，所以儘管由他來進行社會治療效果最佳，但他卻沒有治療師需要的精神基礎，且本身仍沈溺在美國的讚美與民眾的膜拜中，3．18迄今，未聞他對過去種種有過什麼懺悔，反而還在擔心外界保留了他知識上有所不足的形象，故儀式性行為遠多過於統治行為，對個人領袖形象的關心超過對國是的憂慮。社會治療的責任落在呂秀蓮身上，但她的女性身份與特立獨行卻遭致非議，陸委會、海基會中的分離主義權威人格適時展現，看似突兀地推翻92年共識，其實對於分離主義領導階層自己與他們在社會民間的擁躉，都是一種心理衛生所需要的發展。

可以預期的是，呂秀蓮以降的分離主義者會感受到愈來愈強的相對剝奪感，輸錢情境會愈來愈強，則行為上的對抗與風險傾向還會再增加，伴隨而來是愈來愈樂觀的能力評估，假如因之而來的壓力落在陳水扁身上，他也會開始感受被剝奪。自戀人格者李登輝可以忍，可以不在乎，可以我行我素，但權威人格者是不能容忍羞辱的，誰會成為代罪羔羊呢？假如是一個中國，則兩岸衝突一觸即發，假如是內部虛構的台奸，則犧牲內部的一些統派或許暫時能維持兩岸現狀。但就不知誰願意當新政府的吳鳳，權充台奸讓分離主義出出氣？幫副總統壯壯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