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　思

李遠哲先生在9月2日「跨黨派小組」首次開會的席上，發表了《從當家做主到和平、繁榮、民主的未來》為題的講話。自從李先生公開介入去年的大選；公開為陳水扁先生背書開始，許多當年保釣運動中的統派朋友，都帶著憂心和關切的眼睛默默地注視著李先生的所言所行。對於這一篇講話，也自不例外。

「政治正確」的虎視

許多朋友們都同意，這篇文章比較全面、誠意而真實地表現了李遠哲先生關於兩岸關係的性質、歷史和未來展望的思想，對於朋友們進一步認識李先生，這篇講話是很有價值的。我們自然也充份地注意到，李遠哲先生的一些想法，在本質上，和今天圍繞在他身邊的一些反民族論的教授學者們有一定的距離。李先生坦率地表達了他和「大多數台灣人一樣」的、對於做為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李先生更無所忌憚地呼籲兩岸「回到1992年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達『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承認在此共識下達成的協議與結論，並在既有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僅僅是第二天，李先生領導的跨黨派小組中的一位同僚學者和行政院新聞局就粗魯地以回到九二年共識之說只是李遠哲先生「個人的意見」為言，批駁了李先生，無異乎向李先生對「跨黨派小組」的領導地位進行了無遮蔽的挑戰。

在李先生身邊的許多教授學者，一般都絕不說中華民族在帝國主義時代悲愴的國恥歷史，但李先生提到了歷史上「兩岸的中國人都受過帝國主義的壓迫」。「主流」的歷史認識一般地把馬關割台，日帝對台統治看成台灣脫離落後的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契機。但李先生卻說「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人民深感異族統治的痛苦，受人壓迫、歧視與機會的不平等……」；「主流」史觀的戰後台灣人苦難論，大都止於他們變造過的二二八事件史，對踵繼二二八民變後殘酷鎮壓中共在台地下黨的歷史，則裝聾作啞。但李先生卻提到二二八後台灣「嚮往社會主義」的「滿懷理想的人」、「青年」和「知識份子」在「白色恐怖的風暴中無謂地犧牲」的歷史；在「中國人」／外省人＝惡、「台灣人」／本土＝善的意識型態支配的時代，李先生說，「（在台灣）老百姓之間並沒有族群之分，只有『好人』與『壞人』之別」。李遠哲先生是唯一的本省籍最高級知識份子公開說出一個普遍、嚴重存在，卻沒有人願意或敢於說出的這個事實：在「台灣意識」、「本土論」極囂塵世的當前，已經有了「部份外省族群的危機感」。

凡此，都顯示了李遠哲先生的一些思想和當面滔滔天下的「政治正確」性之間無從妥協的矛盾。學界、總統府和新聞局對李遠哲談話快速的拒斥，已經在李先生和新權力之間佈下了日漸濃郁的陰霾，令關心李先生的朋友感到憂悶。怎樣看中共向國民黨「招手」？

當然，李遠哲先生的講話中，也還有幾個地方可以加以補充甚至商榷的地方。

1981年9月，葉劍英發表了談話，呼籲國共兩黨「實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中國統一大業。談話中提出統一後的台灣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也提出台灣社會和財產制度（即一切生產關係）不變等方針。對此，島內從事長期反獨裁民主鬥爭、在海外從事反對帝國主義及其扈從國民黨、改革台灣社會體制的保釣一代，一時為之嘩然，至今記憶猶新。

但事隔20年後的今天，似乎應該有較好的條件去認識當年「大陸政權」「對仍在實施戒嚴的國民黨政府招手」的政治設想。

首先是政治所不可不考慮的現實主義。如果說顧及國府在現實上嚴密有效地支配著台灣，是中共當年不能不向國府「招手」的「合理」的原因，是怎麼也難免令人嫌惡的。但如果能想一想為什麼長期為推翻國民黨，實現「台灣人」執政、爭取台灣脫中共以獨立而鬥爭的民進黨，在取得大位之後，硬是不能起用自己的人當行政院長，更不能不起用國民黨國家政權之暴力象徵的軍方人士為行政院長，不能不在兩岸問題上把自己打扮成溫良恭讓，不能不在立法院逆來順受，使許多台灣絕對主義者「大為失望」，鬱卒不已，就能理解政治的現實主義的側面了。再說，如果葉劍英當年公開向台灣黨外人士、民主人士「招手」，促其打倒國民黨後共議統一，這些黨外人士和民主派會在國民黨鐵腕下遭到什麼樣的厄運？再從歷史上看，抗日戰爭時中共向國民黨「招手」，終於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許多非國民黨愛國人士、民主人士、社會賢達和廣泛的進步知識份子，才能在國共合作條件下獲得開闊的政治、思想和實踐的空間，使進步勢力取得巨步發展。1945年戰後不久，中共又向國民黨「招手」，力爭第二次國共合作，而正是在這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條件下，民主同盟、社會民主人士、知識份子和革命的青年與學生，得以在反獨裁、反內戰、反飢餓、爭民主、爭和平建國的強大的、波及台灣的民主運動中成長和壯大。感情用事地、片面地、無歷史分析地從中共向國民黨「招手」看問題，就會看得不全面。

統一的制度條件

李遠哲先生的講話中第二個突出的思想，是兩岸統一的政治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條件論。李先生以為，大陸經濟要發展到「接近中度發達國家水平」，據說還「需要30到50年」的時間（即2030年或2050年），而要等待大陸「政治的民主的自由」，那就「需要更漫長的時間才能發展成功」。「因此，『統一』的社會基礎在台灣其實非常薄弱」。

也許李先生並不自覺，這其實是形形色色的反統、拒統論的一種。1950年以後，兩蔣時代的「勝共統一論」、「反攻復國統一論」、1980年代以後的「三民主義統一論」，一直到當下的等待「大陸經濟繁榮，政治民主化之後統一論」，都有一個反共拒統、依恃外來勢力使兩岸分斷恆久化和固定化的本質。

台灣被迫與中國本部分斷，是帝國主義侵凌中國的歷史結果。1895年到1945年間，中國行省台灣在全中國半殖民地化過程中淪為日帝的殖民地而與大陸分斷；1950年到現在，在國際冷戰態勢中，美帝國主義以大艦隊分斷海峽，把台灣列入美國在東亞的冷戰戰略前線，與大陸形成分裂對峙，至今已半個世紀。

清代前期，台灣社會矛盾嚴重。在封建的土地關係下，社會下層的貧困佃農常常因繳不起地租而遭豪強打殺。台灣的封建豪紳地主、官僚、胥吏和士大夫貪瀆搜掠、勒索派累、恃強侵佔土地，引發貧困農民暴動。朱一貴、林爽文領導的暴動即其著例。鴉片戰後、台灣與大陸同被列強強迫開港，外國商品和金融資本衝擊從事兩岸貿易的本地商人資本。鴉片煙毒汜濫，白銀大量外流，加上地方官吏、地主豪紳的苛刻盤剝，民不聊生，教案頻生，也引發人民封建官僚體制與帝國主義的鬥爭（戴潮春起義事件）。

因此，終清朝統治，出於封建的和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矛盾，對於台灣貧困農民而言，清廷的統治絕不「民主」、「自由」、「經濟繁榮」。但1895年，台灣人民，尤其是貧困農民反抗日軍登陸佔領的抗爭中堅強、英勇、持久的鬥爭，直出近衛師團意料之外。從1895年到1915年，20年間台灣農民和地方豪強以最原始的武器（有時借助封建迷信），和持有最現代化武裝的日本當局游擊對峙；1921年到1931年間，在台灣社會取得殖民地相對性「現代化」條件下，人民的現代抗日非武裝鬥爭越演越烈。這些都說明，自己的祖國是不是「自由民主」，經濟上是否有「發達國家的水平」，絕不是反不反對帝國主義，接不接受外來勢力把自己的民族分斷離析的條件。

二二八後的民族團結運動

1945年台灣光復。正如李遠哲先生所指出，在國民黨的惡政下，解放的欣快迅速轉化為失望與悲忿，終至在1947年的2月暴發全面民變。但綜看「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提出的32條處理方針，絕無因為國民黨統治在政治上不「自由民主」而要求分離的一條。正相反，在風聞國府派遣武裝部隊來台鎮壓時，「處理委員會」心焦慮煩地央請美國人轉告「蔣委員長」：台灣絕無獨立分離之心。事實上，早在2月事變之前，台灣先進的知識份子如蘇新、王白淵和宋斐如就提出，光復的本質，是使殖民地台灣編入「封建的中國」，要從中國的「封建」性認識當前台灣在社會政治上的黑暗。而台灣的改造，就應從改造「封建的中國」著手。宋斐如說「中國還在發展」，中國有善與惡的兩方面。他要台灣人民「擇其善而固執之」，把不善的方面加以揚棄。宋斐如和蘇新們站在與中國等身的高度和祖國面對，而不是提出政治、社會、經濟等制度條件，和民族的母體計較銖錙。1947年3月初，事變以殘酷屠殺告終，但以楊逵為中心的當時台灣文學界，團結了省內外進步作家與評論家，力言台灣（的文學）是中國（的文學）之一環，並且力倡省內外人民的團結。楊逵更以嚴厲口吻說，如果有文學主張台灣獨立或台灣托管，那是「奴才文學」，不得人心。1949年2月，楊逵發表了《和平宣言》，主張民主自治，民主改革，也鮮明地主張反對獨立論和托管論。這說明，即使二二八事變明若觀火地顯示當時的中國政治之不「民主自由」，社會經濟凋敝，但是台灣志士的改革思想，絕不據此而謂台灣與大陸的再整合的「社會基礎」「非常薄弱」。

1950年開始，外有外國的武裝艦隊封斷海峽，內有長達三、四年的政權推動的「白色恐怖」，殺盡了進步人士，極端的反共法西斯主義統治一切。但即使如此，20年後的1970年初，「在海外」竟然也「有不少認同社會主義祖國的人陸續投入保衛釣魚台運動、愛國運動的潮流」。對於李先生所熟知的保釣一代人，「認同」「社會主義祖國」，絕不是因為大陸在經濟上比台灣繁榮，政治上和美國式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一樣。

統一不是做買賣

40年代末為了革命投奔大陸一代如蘇新、吳克泰、陳炳基、葉紀東等許多人，在中國革命極「左」路線的時代，經歷了苦澀的歷史，對中共的對台政策也有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意見，但公開、私下，他們對於祖國的統一，沒有稱斤論兩，打各種折扣。保釣運動退潮後，有幾十個留美學生放棄在美國優渥的前景毅然回到大陸實際參加工作（這是李先生所熟知的）。他們對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絕不是沒有看法的，在「六四」事件後，個別人也有苦澀的體驗。但他們在公開、私下，對於兩岸統一的工作，努力貢獻，不遺餘力。

西德並不曾因為東德在政治經濟上與自己的差距而以為「統一的基礎」「薄弱」，卻毅然承擔了代價，成就了兩德的統一。最近南北韓向世界宣示了排除外來勢力，爭取民主統一的「自主化統一」的願景，南韓人民也沒有以北韓的窘困，以北方的不「民主自由」而抗拒統一。在電視上，人們看見一個普通的韓國的小店自營者理直氣壯地說，「統一又不是做生意，怎麼好只顧談條件？」看了這樣的畫面而五內震動、熱淚盈眶的記憶，至今猶新。

既便是以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為言的馬克思、恩格思，都認為像德國、義大利、波蘭的無產階級，應該首先追求這些「大民族」的獨立自主和統一，而後才能發展。即先做為在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其為掌握政權而鬥爭，才有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的聯合。

如果中國因外來勢力的干預而無法解決台灣的離異，國家無法達成統一和獨立，中國的復興就因中國各階級人民必須為衛護主權的完整耗費鉅大的心力而無法達成，而台灣做為外國大國戰略的馬前卒，在政治、經濟、國防、文化、知識和意識型態上長期、卑瑣地扈從於人，也必沒有什麼發展前途可言，這是淺白不過的道理。受外來勢力干預而分裂的民族的統一，完全地克服帝國主義在歷史過程中留下的創痕與矛盾，是民族史課予民族成員的無從假借的命運。「民族統一的問題絕不是做買賣，不能稱斤論兩」之說，乍見粗白，實有深刻的倫理和政治經濟學的況味在。

民主自由繁榮論的雙重標準

這於是又使我想起「民主自由、經濟發展統一論」中所包攝的矛盾。我觀察到持這種看法的人，總是表現出嚴重的雙重標準。對內，這些人頗敏於指責台灣「民主自由」中的黑金問題、政商資本的癒合、官僚主義、政治偵防和各級選舉中驚人的金錢投入，以及黑道在地方政治經濟中的支配；這些人也敏於批評，在台灣「繁榮」的、畸形的資本主義社會，貪瀆橫行，社會道德崩潰、社會犯罪猖狂，色情與暴力充斥，理想喪盡，商品拜物主義汜濫……李遠哲先生把這些情況稱之為「向下沉淪」的現象。

然而一旦論及民族統一，這些人卻都必欲以這樣的「民主自由」和「經濟繁榮」強加於我們民族的未來，將黑暗、墮落的「民主自由」和「經濟繁榮」強加於大陸社會，以為民族統一的條件，把台灣的「民主、自由、繁榮」說得極其神乎，而且往往面作傲色。1980年代大陸向資本主義開門以後，貪腐、犯罪汜濫，貧富格差擴大、社會正義廢惰，環境體系崩壞，對我個人而言，一直引為憂懼，甚至感到忿懣。但是我仍不同意少數一些「毛派」朋友那樣，把革命成功直至1979年以前的大陸絕對美化，把其後絕對否定，甚至到「大陸修正主義化，不必談統一」，甚至「反對統一」的地步。像中國這樣的大民族，從鴉片戰爭以來，為自己的獨立和統一耗盡了中國各階級、階層人民和民族的精力，受盡難言的苦難。完成民族統一的事業，保衛住主權領土的完整與統一，摒除外國強權的掣肘干預，保證了國家的獨立自主，發展為一個強盛的國家，斯然後中國無產階級主導的進步的中國改造運動，才有更具體的條件。

強要以某種政治經濟為條件的統一論，現實上是不統一、拒絕統一之論的喬裝，已見前述。保持民族的團結與發展，兩岸互不以特定政治經濟制度強加於人的統一論，思前想後，還真只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辦法。

統獨與壓迫構造

復次，李遠哲先生提，在被「曲扭」的台灣「歷史環境裡」，人們覺得「統一似乎等於是『被壓迫』的延續」，而「『獨立』就成了」「苦海翻身、追求生存自保的機會」。而「『統』『獨』之對抗，其社會心性的本質，其實正是『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對立階層之間的爭執」。

這恐怕是只見到事物表面現象而沒有看見本質的分析。

前文說過，終兩蔣時代，國民黨是以使台灣成為美國霸權主義的遠東反共戰略前哨基地為血價，交換由美國來支持台灣的外交（國際）「合法性」，藉以延命自保。以民族利益、以將台灣推進冷戰前線的代價，換來「中華民國」的國際「合法性」，國民黨集團才得以「合法」地以「中華民國」的「正統性」取得支配台灣的「合法性」。而為了支撐這虛構的「合法性」，國民黨統治集團不能不炮製「反攻大陸、恢復中華（統一中國）」的神話。正如李先生所說，兩岸民族對立的結構，使反共法西斯戒嚴體制「合理」化，而正是在這殘酷的戒嚴體制之上，飄揚著「勝共統一」、「反攻統一」的虛偽障人耳目的旗子。

但這究竟只是障人耳目的幌子。早在1954年美台訂立軍事協防條約，蔣介石就向美國承諾台灣不得向大陸興兵「反攻大陸」。這不是國民黨追求民族統一的方針，而是使兩岸民族分斷對立長久化的、把台灣從中國分離的方針。此外，兩蔣時代一方面屠殺在台灣的省內外主張反帝、反封建、民主統一的人士，一方面實行長時期極端的反共仇共教育，把反共意識型態上綱到反大陸／大陸人民的地步。這其實是助長了民族分裂主義的重大基礎條件。獨裁者一方面獨佔民族統一的論議（非國民黨的統一論往往被視同叛亂而遭慘禍），利用這獨佔的統一論（各種形式的「勝共統一論」），對台灣進行長時期的獨裁統治，從而鞏固了兩岸分離對峙的長期化與固定化構造。而在這制度性、排除台籍人士的獨裁統治，絕不是為其口稱的「統一」服務，恰恰相反，是為了助長求分離偏安的獨立派思想服務。「壓迫者」國民黨所追求的，恰恰是為美國冷戰利益和它自己的內戰利益服務的、使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而不是恢復民族統一的政策。

再看據說是「被壓迫者」的獨立論。

李登輝繼位後，使兩蔣時代「擬似波拿帕式的」個人獨裁國家（Pseudo-Bnapartist State），還政於前此獨裁體制所餵養長大的台灣大資產階級，形成戰後第一個本地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於是財團、黑金、政商向中央權力猖狂、蜂擁而來。「解嚴」、「民主化」的本質在此。

但在政治上，堅持兩岸分斷對峙的長久化和固定化，堅持引入外來勢力使台灣成為別人的國防前線，堅持在民族對立的構造上進行瘋狂的軍火競賽（在台灣國際合法性日頹條件下，國際對台軍售限制日苛，從而讓政客、軍人、軍火商恣意敲詐），並且在兩岸敵對形勢下延續以「國家安全」的名義，向政治反對派進行非法的「政治偵防」，破棄人權……則昔日「壓迫者」的「統一」政策和昔日「被壓迫」而今日成為堂堂的統治階級的「獨立」方針，其實只有一個共通的本質：反民族、反統一的本質。

經濟全球化的神話

最後，就說一說李遠哲先生對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美好願景。

和許多新自由主義者一樣，李先生對經濟全球化抱持了過於樂觀的展望。

經濟全球化其實不自今日始。早在19世紀中後（或者更早在重商主義時），資本主義不知休止的積累運動必然地超越各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疆界而對外擴張，帶來帝國主義的、資本的、豪強者的「全球化」。今昔相較，今日跨國資本規模遠為鉅大，通訊、匯通和信息科技遠為快捷發達，為全球性金融、資本和管理體系足以使少數跨國獨佔資本體的管理精英達成全球性管理創造了條件。今昔「全球化」資本雖大體上沒有質的差異，但有量的巨大不同。今日跨國資本恆常、快速的兼併、擴大而空前肥大；生產組織、資本循環、消費生活、行銷活動和物質與社會的「全球」規模的重組；經濟剩餘，投資、原料、技術、生產和勞動過程、管理及產品結構的全球化整編，規模之大，動力之強，前所未見。至此，跨國資本、市場和商品的規律，徹底支配著全人類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破壞和泯除各國、各民族所長期累積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價值體系。經濟全球化，歸根結柢，是世界資本豪強者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全球化統治。

而即使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富強的美國，仍以世界最大的武器製造與銷售，和戰爭販賣勾當來轉動自己的經濟。當它出動兵火「懲治」小國後，它還向其同盟者收取規費。世界經濟發展使戰爭從地球上消失的說法，很不現實。

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世界經濟兩極化，一方面使窮國陷於內戰與反內戰、革命與反革命、國債、貧困、餓荒、衛生與文盲、由外來勢力支持的法西斯政權破壞「民主、自由、人權」等的困局，一方面使西方的「民主自由」更加階級化、精英化和腐敗化。至於人權，動輒以「人權」當做打人的棍子的美國，其實從50年代到80年代，一直是中南美、亞洲和非洲反共獨裁政權的強有力的靠山。這些軍事法西斯政權所推動的大規模人權蹂躪事件，成為20世紀的瘟疫，非法逮捕、審訊、拷問、投獄、暗殺和槍決。這些天人共忿的暴行背後的支持者和共犯者，恰恰是經常把「民主、自由、人權是普世價值」和「經濟全球化」掛在嘴上的霸權國家美國。

當前，以新自由主義者所宣揚的「經濟全球化」、「地球村」所勾劃的世界秩序，是以強大美國為核心的少數西方先進國集團制霸的世界秩序。在這個秩序，大國支配小國，強大民族宰制弱小民族。強者掌握世界性資本、技術、知識、超級軍事力量、信息、通訊和交通，制霸全球。弱小者的「全球化」，是女傭、勞動力離鄉背井在全球漂流。弱小國的先進份子、社會運動家為了弱小者的國際團結，往往付不出機票、會議場所和信息通訊設施的錢，以共商大計。

總之，我們很擔心李遠哲先生把「經濟全球化」和「地球村」論無批判地照新自由主義者的宣傳單全收，把艱難的國際矛盾看得太樂觀了。在18、19世紀，人類曾經對於科學、技術、啟蒙和進步對未來世紀帶來的現代性、繁榮與發展，抱持十分樂觀的願景。但回眸20世紀，在國際資本的邏輯下，人類經歷了全球性的兩極分化、南北格差和東西對峙；經歷了兩次全球性戰爭和無數的地域性戰爭；經歷了外力干預下的內戰與反內戰、革命與反革命、侵略與反侵略的烽火；經歷了殖民地世界體制、民族分裂與離散；經歷了自然生態系統的全球性崩壞；也經歷了人類歷史上不曾有過的道德、精神和靈魂的荒廢。當然，人類在20世紀於科學、技術、生產力和財富的增長，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損益相抵，這本帳要怎麼算，總是在觸動著人們的思想。

沉思

我想，恐怕正因為這樣，李先生所熟知的偉大的科學心靈如愛因斯坦、如歐本海默會沈思科學家使美國擁有原子武器的倫理問題；沈思美國以現代化學武器在越南戰場上使用之當否的問題；沈思大國與小國、強者與弱者和平、平等、共分、共享的社會與世界的可能性……他們在科學專門知識外，懷抱著深刻的人文思維。他們對強權張開疑慮和尖銳批判的眼晴，對世之弱小者，對芸芸第三世界受苦的人，心懷深情的顧念。

因此，當我們看見善良，一心要做貢獻，名望崇隆的李遠哲先生和權力者、財閥、官僚、玲瓏的學界菁英，衣香鬢影，共居於「國政顧問團」和「跨黨派小組」之中，就很難不為李先生惋惜了。

然而，任誰都能看到，所謂「國政顧問團」，在複雜而低層次的政治現實主義中早已癱瘓。「跨黨派小組」對李先生這一篇開章的講話所做的粗暴反應，預言了李遠哲先生至為善良的願望的挫折。為此，關心李先生的朋友們，心境都不免於沉重。

據說，科學的精神，在於認知事物總是存在著「未知」的領域。若然，我想人的知也有一定的限界。我們不禁沈思:認識到人有不知道、不熟悉的領域，或者也就是科學的精神，也是所謂「知的謙卑」之所從來吧。

2000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