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的李遠哲政策

陳水扁的特質－－變變變

　「變！變！變！」向來是陳水扁先生做人和處事的基本特質，甚至對於總統大選時許下的承諾可以變；五二○就職演說的宣示也可以變，從這樣的觀察延伸出來，大概可以得出的結論是，陳水扁政府的任何政策沒有什麼是不會變的。本來在一般人的作為上，不管再如何變，總會找到不變的本質部分，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嘛！但是，陳水扁之所以異於常人之處，就在於他可以變來變去，讓你摸不清他是否有不變之處。也難怪中共方面極盡所能「聽其言、觀其行」，還是聽不出所以然、也觀不出所以然來。

　過去他還沒有擔任總統之前，任何變行總歸要由自己來扮演，自己來詮釋，當變來變去變得無法圓滿時，常以「有這麼嚴重嗎？」來自我解嘲。然而一朝成為總統，可用的資源就多了，包括組織、人員、資訊及財源等，顯然就不需要自己來扮演各種不同的變化角色了，以處理兩岸關係和大陸政策為例，體制內的副總統、總統府正副秘書長、國安會、行政院正副院長、大陸委員會、海基會；體制外的跨黨派小組、民進黨主席、秘書長等，都隨著他在不同時、空、不同情勢的變！變！變！而扮演著變化萬千的角色。這當中最受朝野及中共方面矚目的人，應該要算是李遠哲先生以及他所召集的跨黨派小組。

　身為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有他無可否定的學術地位，過去與他有過接觸的許多學者，也概多肯定他作為知識份子的骨氣，但是也可能因為他的這股骨氣，配上他過於自信的偏執，導致書生誤國甚於平民的結果。李遠哲先生一生浸淫於科學的訓練，雖然小時候有過藝術「欣賞」的修養，但終究缺乏藝術邏輯的修為，認定宇宙間一加一等於二的不變鐵律，無法認清家庭價值(fami兩岸關係與統一 va兩岸對話e)體系內，一加一大於二的藝術邏輯。總認為只要認清前提、命題及假設的事實，再抓住程序，就一定能掌握結論或成果。但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並不然，好心不必然會產生好結果、勤政不一定就愛民(勤政的結果很可能是害民，台灣的股市就是明顯的例子)，這一些邏輯可能就是李遠哲先生所不及深慮者也。

李遠哲給當成了工具

　也因為如此，李遠哲先生認定政黨輪替才是民主政治的常軌，殊不知，民主政治的政黨輪替，應該要在都是民主政黨的體系內，才有既輪替又民主的可能。在一個都為列寧式政黨的體系內，政黨的輪替與傳統封建新舊朝代的更替有何不同？果若不信，檢視一下新舊政府的預算及人事，就可看出端倪了。

　李遠哲先生毫無疑義地幫了阿扁當選了總統，為了對信任他的選民負責，積極地組了國政顧問團，試圖盡監督之責，結果呢？阿扁變兩下，就把國政顧問團變沒了，八掌溪四條人命冤死時、毒油污染水源時、傳統產業難以為繼時、國內許多銀行被掏空時、外交運作凱子化時，李遠哲先生！你在那裡？在陳水扁政權體系中，李遠哲先生的最後價值，除了被限在處理兩岸關係的象徵意義之外，就是被陳水扁先生用來作為平衡呂秀蓮效應的政策工具。將來在大陸政策的舞台上真正唱雙簧的是李遠哲和呂秀蓮，而陳水扁則是這一台戲的導演。因此，功能上來說，李遠哲先生的談話和作為就必須是溫和而善意的，這樣才能符合「既統又獨」的戰略方針。當情勢不利於獨時，李遠哲先生就是台灣對大陸的親善特使；當情勢不利於統時，李遠哲先生的談話就屬個人意見，呂秀蓮副總統的演講頻率就可以不斷增加和升高。

　李遠哲先生在作為處理兩岸關係的象徵意義上有兩種功能：召集跨黨派小組取代國統會及正當化排斥統一的政策。陳水扁先生的五二○就職演說說得非常清楚，不廢國統會及《國統綱領》，多少程度上，已表達了不排除統一的選項(謝長廷先生只不過把它說開罷了)，也因為如此，他才敢信誓旦旦認定其內容，會讓美國滿意、中共沒有藉口。但這當中其實隱含了變的因子在裡面，也就是說國統會不廢，但並不表示說「不除」，具體說，就是可以將國統會「除而不廢」，如此一來，《國統綱領》就變成「綱而不領」了，於是統一當然就不是惟一選項了。然而，要想真正落實到具體運作上，還不能不組建一個替代組織不可，而且這個組織一方面要能模糊中共的注意焦點，另一方面又要讓美國完全接受，那麼其組織方式就必須符合民主原則，領導者的風格也要符合美國的口味。在這些考量下，李遠哲先生領導跨黨派小組的組合於焉誕生，李遠哲政策於焉成型。

　其次，為了讓美國能夠完全接受，這個替代國統會的組織就必須披有民主的外衣，但卻仍要被執政者所掌控，於是就搞了一個「跨黨派」的美名來混淆實質的民意，另外又在運作的程序上規定採用「共識決」的方式。其實「共識決」的方式只能適用於國際間，因為參與者基本上都各具有高度的獨立自主性，如GATT體制，然而實際運作起來，根本無法達致真正的共識，因為每一個參與者都擁有否決權。結果，要嘛就是接受絕對霸權的強勢運作，如GATT體制形成初期的美國，否則就是紛紛擾擾、爭議不斷，根本無法達成共識。一九九七年的國發會時期，由於蕭萬長先生的東施效顰，將共識決引進國內，國發會本絕無可能達致共識，後來更由於新黨的無知，自動退出，放棄否決權，才讓國發會得以藉機偷渡。共識決根本不合乎民主機制的精神，因為無法形成民主秩序，實質上與中共的「務虛會議」沒有太大的差別，它不是以主流權力的上意為共識，就是無法達成共識。

　顯然地，既然是跨黨派，其成員必然具有各種不同的政治意識，尤其是針對兩岸關係這種高敏感性的議題，果不然又怎能稱為跨黨派呢？這樣組成的成員，又賦予每個人否決權，擺明的就是不讓它達成協議或決議嘛，當然紛擾之餘，最後的決議權就會落到執政者手上，再不然就是大家不歡而散，不玩了！這個時候，整個情勢就落入了陳水扁先生的陷阱，總統府在跨黨派小組第一次會議的第二天，就公開宣示︰跨黨派小組達成共識前，不會召開國統會。如此一來，豈不等於正式宣示國統會「除而不廢」嗎？李遠哲先生自以為可以主導扁政府的大陸政策，結果反而變成了自己才是扁政府大陸政策的選項之一。

我們是台灣人也都是中國人

　李遠哲先生在跨黨派小組第一次會議的演講內容，整體而言對大陸是具有理性和善意的，也與客觀的事實相當符合，很能反應台灣意識的歷史演進。其內容大致與筆者於七月十一日發表在杭州的論文相同，這並不表示李先生的演講抄襲筆者的論文，而是顯現出四十歲到六十歲之間年齡層的台灣知識份子，包括陳水扁先生在內，都具有相同的認知與感受。這一篇演講可以說不亢不卑，一方面從血緣、歷史及文化上承認自己是道道地地的中國人，但又同時表達了不放棄追求自由民主的堅持，當時陳水扁先生在場，並無所置喙。陳水扁先生與筆者生於同一年代，長於民風相近的南台灣，接受過相同的教育內容，聽過相同的台灣野史故事，當我堅持行不改姓時，陳水扁先生也決不接受被人改姓，而變成「李」水扁，這難道不是道道地地的中國人血緣和文化嗎？然而，政治和權力往往使人對事實和真相產生迷惑，李遠哲先生與筆者都能承認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陳水扁先生應該沒有理由不能，但可惜的是，陳水扁先生並沒有公開表明自己也有中國人的血緣和文化。更可惜的是，第二天總統府又宣示，李遠哲先生的演說純屬個人意見，似乎是要澄清阿扁並不認同。其實，從頭至今，筆者一直不大相信擁有諾貝爾化學獎的李遠哲先生能夠寫出那樣的演講稿，比較可能是由阿扁主導其幕僚所完成的作品，再經過李遠哲本人認同及修飾後發表的。既是如此，為何總統府又要大費周章加以「准否定」呢？這就又進一步證明，李遠哲先生確實逐漸淪為扁政府大陸政策的一個選項了。

變來變去怎能產生互信機制

　九月十二日陳毓鈞教授在《中國時報》為文揭示了兩岸追求和平的共識，基本上這項觀察是敏銳而正確的。然而，吾人更應該進一步認知到，戰爭需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和平固為所求，但和平也並不是沒有代價就可以得到的。和平的代價是雙方立場之間相互的「忍」和「讓」，而雙方立場溝通的基礎又必須建立在雙方的互信機制之上。如果雙方相對的政策長期處於「變！變！變！」的狀態下，互信的機制將無從產生，和平所需的代價，又能從何評估？一旦雙方之間爆發錯估的情形，和平還有可期嗎？吾人實在不能認同陳水扁的李遠哲政策，但可以期盼李遠哲先生依理性和基於客觀事實所主導的大陸政策，只是陳水扁先生捨得不玩李遠哲牌嗎？□《海峽評論》2000年10月號 第1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