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緣、政治看21世紀的中美關係

　在這些作者的筆下，經濟迅速壯大的中國，有如一個新法西斯主義國家，不斷地擴張軍備蓄意向外侵略，對亞洲及美國構成重大威脅。其主要論點是美中關係「對抗」大於「合作」，從八十年代末期即打算稱霸亞洲的中國，與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衝突，兩國正走向迎頭相撞的道路上，因而成為美國長遠利益的對手。因此防止一個不友好的國家主導亞洲，其重要性僅次於防止一場核子戰爭，相對於基辛格的密切合作派自認為「新現實主義者」，主張中美雙方從戰略合作轉為戰略競爭和對抗。

　這些似是而非的論調，其實充滿了偏見與幼稚。第一、中美兩國現在是國際上的超強，兩雄相鬥雖勢難避免，但「歷史上兩強未必相爭」的先例亦不勝枚舉，遠的有在十九世紀未葉，後起之秀的美國與當時世界霸主非但沒有發生了正面衝突，且維持了一個世紀的和平共存，近者為戈巴契夫所領導下的蘇聯，與雷根政府水乳交融，以迄蘇聯帝國之崩潰，其次是六年多來甚囂塵上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根政府水乳交融，以迄蘇聯帝國之崩潰，其次是三年多來甚囂塵上杭廷頓的文化衝突論。中美的文化及政治制度迥異，尤其是中國的領導階層不是透過民主方式形成的，為了維護本身的統治合法性。必與美國為敵，制度之不相容，也是衝突的根源。事實上，美國至今擺脫不了傳統上地緣政治的陸權說，即美國「必須防止任何歐亞大帝國之出現。」去年夏天，美國兩大政黨的領導政治人物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並發表了一篇「美國國家利益的報告書，即揚言要「防止在亞洲或歐洲崛起一個懷有敵意的霸主…」

　到底「中國威脅依據何在？數年來其涵義亦有所變化，遠自一九九一年的中共軍備「構成威脅」，漸漸變為「中國經濟實力」和「中國興起」構成威脅。其後又出現中國的「愛國主義」及新生的「民族主義」也構成威脅之說。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美國國防部亞洲戰略策劃人，負責亞大問題的國防部助理部長貝爾（Claiborne Bell），在華府的一次演說中即清晰地表示：「今後在中長期內，亞太地區最令人懸念的就是中國之興起。因此就美國來說，有必要圍堵中國，使其不能成為威脅和平的國家……當前美國與日本等盟國合作，圍堵中國是必要的好辦法。」這種論調其後果必如前駐華大使羅德（Winston Lord）及前國防部主掌國際安全的助理部長奈伊（Joseph Nye）所預言，將為「一個自行實現之諾言。」問題是這種只可做，不可說的危險論調，有無國際社會的認同？從現實的觀點而論，在歷經一個半世紀的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下，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是一種民族自信心的反應，是「十多年來經濟成長所孕育出的封中國前途充滿信心的反映」。絕非如十九世紀西方的擴張主義，或為希特勒那種坐擁龐大的軍事機器，進行領土擴張的民族主義，擴張主義原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產品，中國深受其害，豈能如此地「西化」而從事於「掠奪剝削」之擴張？客觀的事實是一個在人口膨脹壓力下的中國，必須謀求以經濟建設為穩定國內政治的安定，因此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也就特別來的需要。對鄰邦何威脅之有？中國在經濟上的蓬勃發展及政治上的崛起，是要擺脫數百年來西方帝國主義的桎梏。四十九年前的開國慶典中，毛澤東即說「中華民族終於站起來了」，這一宣示真正地道出了中人民的心聲！不幸的是建國未及一年，美國藉韓戰揮軍鴨綠江邊，一九六O 年代，中國再度面臨四面環伺的敵對勢力。而九十年代冷戰甫告結束，「拆散中國、遏制中國、圍堵中國」此起彼落，「黃禍」的聲浪，猛烈地影響了美國對華政策，始自紐約時報Cecil Gelp的「拆散中國」（Breaking China Apart）、華爾街日報記者菲爾卡（John J. Fialkar）的「另類戰爭」（War by Other Means Norton ，1995），都是這一類反華聲音的代表。

　五十多年來，美國毫無疑問地在國際事務裡佔有主導的地位。但是當世界和平順利地邁入二十一世紀之際，主宰遠東國際格局的中美關係卻呈現出不穩定的現象，明顯地暴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這個世界正無可避免地邁向多元化的洪流，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原是締造一個和平、繁榮世界的契機，中美這兩個毫無國際利益衝突的國家，如能以誠相待，摒棄稱霸的念頭，共同攜手合作，原可共存共榮、造福人類。不幸冷戰一旦結束。蘇聯大帝國崩潰，美國立即從事擴大其勢力範圍，在制定外交政策時，都是以美國主導為指導原則。即如七年多來，倡導分化世界的所謂「文明衝突論」者杭廷頓教授所云：「蘇聯解體後的國際新局勢是（單極多元）而非一般認為的（多元）體系」，他認為唯有美國才是後冷戰時期的超強，國際秩序應由美國完全掌控，其他如英、法、俄都無權置喙，尤其是近五年來美國政壇清一色是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服膺者。他們無視亞洲人的價值觀，強行以他們的意願「放諸四海而皆准」，著名的政治評論家克裡斯多夫．克根（Kristoff Kargan）及威廉．普法夫（William Puffaff）即在前鋒論壇報一再鼓吹「美國對外政策的目標是把美國日前的世界霸主地位盡可能地保持下去，為了達到此一外交政策，美國必須在軍事上處於至合同無上的地位」，這才是真正的「美國威脅論」。

　如前面之分析，中國之崛起是必然而不可爭議的事實，但在中國近代史裡沒有向外擴張的事實，更無對外侵略的記錄，數百年來的積弱不振，加上一些官員的買辦心態，以致依強事大不得不處處忍辱求存，事事忍氣吞聲，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尤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飽受到強侵略分割的恥辱。因此新中國一旦建立起來以後，對任何支持分裂國土的力量，與作為任何企圖「以華制華」的行為都會激起強烈的民族情感。

　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曾一針見血地說過：「中共對國家主權有過敏性的堅持，當中共在西藏、香港、台灣問題上遭受外來壓力時，這種敏感會強烈而自然地顯現出來……而美國是唯一對中共的外交政策能發揮關鍵性影響力的國家……」，但是美國表面上一再堅持「兩岸的問題由中國人自己以和平方式解決」的大原則，信誓旦旦地宣示美國不願為台灣問題拖下水（1997年4月10日紐約時報社論「台灣問題」），與此同時，美國蘭德公司(Rand Corp.)及太平洋委員會(Pacific Couneil)亦於1997年7月5日公佈一份「中國的未來」報導，也呼籲美國政府千萬不要存有幻想，以為中共會允許台灣獨立，因為它「具有潛在的爆炸性，並可能導致戰爭的發生」。亞太助理國務卿陸士達（Stanley Roth）在香港亞洲協會的專題演講也宣稱：「兩岸關係應以和平方式解決」（聯合報一九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第十四版），只是不旋踵又在美日安保防衛新指南，修正其中報告重新調整美日安保條約，將防禦範圍延伸到台灣與南海。

　這些事實顯示隱藏在二十一世紀中美關係的障礙在於不願見到一個強大的中國。而在以華制華的戰略下，一個獨立而敵對中國的台灣，自是其在遠東的利益之所在，因此不論其如何一再堅持對台灣的分離主義，如何置身度外，事實遠勝雄辯，自柯喬治(George Kierr)的「被出賣的台灣」(Taiwan Betrayed)以迄近年書刊專文對此問題之立場可謂不勝枚舉。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長梁敬錞曾感歎地表示：「基於他在美國國家檔案館所閱覽的解密文件；多年來一直對美國分離台灣的計劃和政策耿耿於懷，當他發現這些計劃與政策時，不敢立即予以被露，……不願將美國三十多年來對台灣之陰謀及秘辛予以披露，以免使中華民國政府為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