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能接受九二共識嗎?

評李遠哲的「九.二」講話
朱顯龍 徐博東


 由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領軍、共有二十五名成員、被定位為「總統府諮詢機構」的「兩岸跨黨派小組」於九月二日在台北召開第一次會議。台灣新領導人陳水扁親臨講話,強調「跨黨派小組」與「國統會」的功能並行不悖,並呼籲在野黨捐棄政治成見,握手言和,「共商國是」。擔任跨黨派小組召集人的李遠哲,作了題為《從當家做主到和平繁榮民主的未來》的專題演講。這篇長約五千字的演講稿,重點描述台灣政治生態的歷史背景、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淵源、台灣同胞當家做主的願望、當前兩岸問題的癥結所在與解決之道等。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出,李遠哲對中國與中華文化有相當程度的認同感,更強調兩岸應以一九九二年的共識為基礎進行復談,進而展開兩岸之間的合作與互補。然而,李遠哲在講話中又強調台灣應有「國際尊嚴」,並將國家統一與政治制度、經濟水平對立起來,更漠視了中共一貫同情支援台灣同胞反抗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的事實。平心而論,李遠哲的這番說辭,儘管有值得肯定的積極因素,但他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顯然認知混亂、存在誤區,他所扮演的角色,他所傳遞的資訊真實意圖究竟為何,都還有待人們做進一步的觀察與研判。

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認同中華文化

 李遠哲在今年總統大選的最後關鍵時刻,公開表態支援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對陳水扁的勝選起了關鍵重要的作用。從政治學的一般概念來分析,李遠哲在作了政治表態之後,外界一般都認為李、陳政治理念志同道合,在事關台海安全、台灣社會安定與繁榮的大陸政策上應有相當的默契。不過,李遠哲九月二日在「兩岸跨黨派小組」上的講話,卻表明其在大陸政策與國家認同上與陳水扁有明顯不同。李遠哲表示,「兩岸的中國人,都受過帝國主義的壓迫、侵略,百年來也都希望在自己的土地上站起來」,「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歷戰爭的劫難與五十年殖民統治痛苦的台灣人民終於回歸祖國懷抱,這樣的前景帶給台灣人民極大的興奮與期待」,「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除了原住民之外,大多數居民或他們的祖先都來自中國大陸,因此血緣文化如出一轍,只不過移民有先後之別罷了」(台灣《中國時報》九月六日)。而陳水扁至今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而僅僅是「華人」,並將台灣本土文化說成是與「中華文化」並列的「華人文化」。兩相比較,很明顯,李遠哲還有「兩岸都是中國人」的中國意識,也即他認同中國,認同中華文化。

    正因為對中國與中華文化有相當程度的認同感,李遠哲對台灣歷史發展與異族入侵,與一向美化日本殖民統治的前領導人李登輝也有很大距離。他說,「一八九五年,台灣被清廷割讓給日本,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深感異族統治的痛苦,受人壓迫、歧視與機會的不平等,使台灣人民心靈深處共同渴望『趕走外來統治者』。當年,日本統治者在台灣厲行『皇民化』,台灣本土的語言與文化受到相當的壓制。台灣的原住民文化以及明末清初大量從大陸移民到台灣的閩南、客家族群文化都受到抑制,也因此留下深刻的文化傷痕」。

    此外,對於近年來有部分政治人物為達到個人的政治目的,不斷挑起族群矛盾,特別是以「外省人」與「本省人」來劃界,李遠哲亦持批判態度。他在演講中說,「老百姓之間並沒有族群之分,只有『好人』與『壞人』之別」,「多年來少數政治人物並沒有體會族群對抗的危險及不幸,反而在選舉競爭中激化族群摩擦,使得台灣的民主化過程出現尖銳的對抗」,他呼籲「台灣所有的人民都必須超越族群摩擦的痛苦歷史。」李遠哲的上述認識值得肯定。

兩岸以「九二共識」為基礎展開復談

 自「三.一八」陳水扁當選以來,大陸除表示要對陳水扁「聽其言、觀其行」之外,並明確提出了兩岸恢復協商與談判的兩項條件:中台辦和國台辦於五月二十日授權發表聲明強調,兩岸可以「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進行對話與談判,實現雙方高層互訪」,「當前,只要台灣當局明確承諾不搞『兩國論』,明確承諾堅持海協會與台灣海基會一九九二年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我們願意授權海協與台灣方面授權的團體或人士接觸對話」 (《人民日報》五月二十日)。大陸領導人多次表示,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兩岸什麼都可以談」。

 然而,政黨輪替後的台灣當局表現如何呢?儘管新領導人陳水扁在五月二十日的「就職演說」中表示,不會宣佈台灣獨立,也不會搞「兩國論」入憲與台灣前途的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的問題,而且強調了兩岸進行「全方位、建設性的溝通與對話」的重要性,選前宣稱要以「善意」與「誠意」改善兩岸關係、維持台海和平與穩定。可是,對於 「一個中國原則」與「九二共識」,陳水扁卻極力迴避、模糊。如先是在「就職演說」中刻意否認兩岸曾有的「一中」共識,說兩岸兩會九二年沒有達成任何共識,繼而又說是「沒有共識的共識」,後來又提出「九二年精神:交流對話、擱置爭議」;更有甚者,公開宣稱「統一不是兩岸的唯一選項」。聯繫到台灣新領導人不就任「國統會主委」,矮化「國統會」功能,透過「總統府發言人」表示要修改《國統綱領》,並將「一個中國」描述成「未來」需要討論的「議題」等等說辭,可以看出台灣當局試圖通過各種方式拋棄「一個中國原則」、在兩岸主權分裂的前提下與大陸進行和談的用心。台灣方面的這種立場與做法,大陸方面當然不可能接受,兩岸僵局自然無法化解。

 面對陳水扁迴避、棄置「一個中國」,以及兩岸僵局的持續,曾經表示要為兩岸的和平而努力的李遠哲,表現出與他支持者明顯的落差。李遠哲在兩岸跨黨派小組會議的致詞中明確表示,「我一直認為,台灣應該繼續表達和平的善意與決心。在尊重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國際尊嚴與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我們應該回到一九九二年『各自以口頭聲明的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承認在此共識下達成的協定與結論,並在既有基礎上恢復協商」。他還強調,「在不久的將來,海峽兩岸的人民都要面對能否永續發展的嚴厲考驗,大家必須也應該共同合作,尋找一條出路。許多問題,如能源的有效使用與生態環境的維持、農業的改革、知識經濟的發展等等,將愈來愈迫切地影響兩岸人民的生活。目前,兩岸應該尊重、承認歷史與現實,放下政治上不易釐清的部分,開始交流對話」。

 相對於陳水扁相繼提出的「沒有共識」、「沒有共識的共識」和一個中國「議題論」,以及「九二精神」等定調說法,應該承認,李遠哲在如何處理「一個中國」的敏感問題上,顯然比陳水扁理性務實。如果台灣決策階層能夠接受李遠哲的上述建議,兩岸政治僵局自當化解,恢復協商與談判可望在即。

在「統」與「獨」立場上仍呈現矛盾

 李遠哲在血緣、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國家認同上,表現出與「台獨」人士明顯不同的一面,也與新執政的陳水扁政權有相當的區隔;特別是他主張 「兩岸應回到九二年共識,在既有基礎上恢復協商,共同建設一個和平、繁榮、民主的中國」,應該說對兩岸關係的發展頗具積極意義,應予肯定。然而,不能不指出,李遠哲「九.二」講話在下述幾個主要問題上的認知卻明顯存在誤區與謬誤。

 其一,將中共主張實行「國共談判」與昔日執政的國民黨協商統一的做法,說成等同於中共支援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支援暴政,顯然違背事實,沒有任何根據。他在演講詞中說,「大陸政權開始對仍在實施戒嚴的國民黨政權招手,企圖進行所謂『國共第二次合作』,更使許多長期被壓迫的台灣老百姓大失所望。當年大陸對國民黨政權提出的『回歸祖國』,被認為只是中共對台灣高壓統治者的片面召喚。中共似乎不在意台灣當權派永遠維持他們的威權統治,繼續主宰台灣人民。而當時台灣的高官的確也在利用『大陸』與『統一』來維持他們的既得利益」。李遠哲的這種說法,至少是對歷史的無知。事實上,中共一貫同情與支援台灣人民的正義鬥爭 ,譴責國民黨在台灣的專制獨裁統治,無論是四○年代的「二·二八事件」、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抑或七○年代發生的「高雄事件」 ,中共均公開站在台灣同胞一邊,聲援台灣人民。例如,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僅數日(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即通過延安電台發表了題為《支援台灣人民的地方自治運動》的長篇廣播稿。三月二十日又在《解放日報》上發表社論稱:「台灣的自治運動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變成武裝鬥爭,完全是由於蔣介石逼出來的」,「台灣人民的武裝自衛,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義的,是正確的」,並稱:「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您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解放區軍民必定以自己的奮鬥來聲援你們,幫助你們!」對台灣人民的「二·二八」給予了充分的同情支援和高度的評價。「高雄事件」發生時,中共也曾發表聲明,表示對國民黨鎮壓「黨外」 人士「決不坐視」。事實上,當年在「二·二八」起義中,還有不少中共黨員與廣大台灣民眾並肩戰鬥,並在此後反抗國民黨黑暗統治的鬥爭中起到了中堅骨幹作用,許多中共黨員為此而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李遠哲先生在講話中對上述歷史事實不僅隻字不提,還不顧事實,說什麼「中共似乎不在意台灣當權派永遠維持他們的威權統治,繼續主宰台灣人民」,這決不是一位科學家所應有的科學態度。再者,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確曾給台灣同胞造成了數不清的苦難,但在國民黨執政台灣時期,中共既要以和平的方式謀求國家的統一,那麼,請問李遠哲先生,不與執政的國民黨打交道又該和誰打交道呢?

 其二,將國家的統一與制度的差異、經濟水平的高低對立起來。李遠哲在演講詞中指出,「雖然在血緣、文化、歷史傳承上,我與許多台灣人民一樣,自認為是個不折不扣的中國人,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會因而對自由民主的期待有任何妥協」, 「如果民主自由的發展也能伴隨著大陸經濟而提升,到那個時候,兩岸的統一也才會有實質的意義」。兩岸的確在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水平上存在差異,但這並不能成為不能統一的藉口,更不能作為台灣獨立的理由。香港和澳門同樣與內地存在有政治制度與經濟水平上的差異,但「一國兩制」模式不是很成功地解決了這些矛盾與差異嗎?為什麼李遠哲先生視而不見呢?

 其三,把台灣同胞要求當家作主與台灣獨立攪混一團。李遠哲演講時表示,「當家作主是台灣人民的心願」,「台灣人民雖然脫離了異族的統治,可是他們並沒有機會自己當家作主」,「在扭曲的歷史環境裡,許多台灣的老百姓開始警覺:如果在這種情況下,『統一』似乎等於是『被壓迫』的延續,那麼『獨立』就成了能夠苦海翻身、追求生存自保的機會」,「如果有人對台灣人有不必要的偏見,不認真瞭解問題的癥結,以為用片面的威脅,或以為只要訴諸愛國主義與民族情感,而不追求社會的理想與兩岸人民最大的幸福,就能夠迫使台灣人民一步一步屈服,放棄我們追求自由、民主、均富的理想與堅持,那就未免太低估百年來台灣人想當家做主的歷史感與志氣了」,並稱,「目前,『統一』的社會基礎在台灣其實是非常薄弱的」。不錯,我們也一向認為,「當家作主」應該是包括台灣民眾在內所有中國人的共同願望,但無論怎樣辯解,它不應該成為某一個地區、某一群體另立國家的藉口。事實上,中共方面一再強調,充分尊重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願望,以「一國兩制」模式解決台灣問題,正是中共和大陸方面尊重台灣人民的民主選擇,尊重台灣人民的民主權力,不將大陸的制度強加於台灣人民。在此,我們也需要對李遠哲先生不客氣地講:如果台灣有人以追求所謂「自由、民主、均富」為藉口,堅持分裂祖國,以為大陸政府和人民會忍氣吞聲、坐視不管,那麼同樣也未免太低估了大陸政府與大陸人民維護祖國和平統一的 「歷史感」與志氣了!

    其四,混淆全球化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李遠哲致詞時指出,「世界經濟全球化之後,國家政治界限的概念自然會變得愈來愈淡薄。世界共通的網路與貿易,將會逐漸使全球人民有更多共同的地方。不同地區的人民或不同國家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定會加深,而地球村的理想在不同層面也將慢慢展現」。所謂「地球村」觀念,李遠哲在「大選」期間表態支援陳水扁時也曾提及,也的確屬於十分現代、比較時髦的社會學觀點。但它並不能取代當前國際法中的國家與民族分際,當然也就不能解決兩岸之間的政治分歧。所謂「地球村」的概念與美好幻想,事實上早已被美國等西方霸權主義的侵略行徑擊得粉碎了!

    另外,李遠哲在承認「九二共識」的情況下,又提出了兩岸復談的前提條件之一,即尊重台灣的「國際尊嚴」,這也是他無法解決的矛盾之一。我們很難理解,承認九二年的「一中共識」,究竟與「尊重台灣的『國際尊嚴』」有何必然聯繫。李遠哲的角色有待進一步釐清

    李遠哲以「兩岸跨黨派小組召集人」身份做以上宣示,但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台灣官方的意見?「跨黨派小組」會作出怎樣的結論?他作這種表態的意圖又是如何?這些疑問,都有待李遠哲與台灣決策層作出進一步的釐清,特別是解決這些問題的另一要角大陸也還要作深入的觀察與研判。

 陳水扁在「跨黨派小組」第一次會議致詞時強調,「國統會與跨黨派小組可以互補,並行不悖」,隱含之意,除了提升「跨黨派小組」的地位、矮化「國統會」功能之外,還包括借「跨黨派小組」未來達成的所謂「全民共識」來替自己的大陸政策解套。因為,陳水扁在是否接受「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問題上已陷入兩難境地。因此,被他本人視為廣泛代表性的「跨黨派小組」就成為陳水扁未來作出適當選擇的有力憑籍,如果「跨黨派小組」像李遠哲那樣作出接受「九二共識」的結論,陳水扁就好向支援他的獨派勢力作出交代了。對此,新黨全委會召集人郝龍斌表示,為了安撫民進黨內反彈與壓力,陳水扁目前只需要一個台階下;李遠哲的說法將為陳水扁解套,作為在野黨願意支援這樣的和解。

 然而,不知何故,李遠哲發表講話後,「總統府」方面當天就作出反應,聲稱「李遠哲在(跨黨派小組)第一次會議的致詞,應只是提出建立共識的方式,並不是跨黨派小組的共識」、「李遠哲的相關認知不能代表跨黨派小組的整體立場」。「跨黨派小組」發言人之一的蕭新煌教授也強調,這是李院長個人意見或期望,在小組討論做成「共識」前,不能說是小組的研議基調。兩方面的反應表明,李遠哲在台灣當局的大陸政策決策中到底充當何種角色,一時還難以判定。

 李遠哲對「一個中國」敏感問題沒有迴避,能務實地面對兩岸政治癥結,或許表明了他有意使「跨黨派小組」擺脫作為陳水扁政權大陸政策「橡皮圖章」的嘲諷。然而,人們也很難排除他與陳水扁唱雙簧的可能。因為畢竟李、陳二人以往有過相當程度的默契,陳水扁在當選後的政權籌組與就職後的施政中倚重李遠哲甚多,在兩岸僵局難解的困境下,兩人完全有可能在大陸政策上以不同的角色再次合演政治戲碼。如果這種猜測屬實,那麼陳水扁與李遠哲就是在以不同的身份與不同的方式試探大陸。難怪有人評論說,李遠哲的講話試探意味濃厚,可信度卻不高。

 對於李遠哲「九.二」講話所傳遞的資訊,大陸方面肯定會做審慎評估,因為他畢竟對「中國人」與「九二共識」作出了正面和積極的回應。但可以斷言,兩岸關係並不會因為李遠哲的這次講話而出現戲劇性的突破,大陸方面更看重的是台灣當局的具體行動。二○○○年九月十八日於北京(本文作者朱顯龍系北京聯合大學台研所教授,徐博東系該所教授兼所長)《海峽評論》2000年10月號 第1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