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峽兩岸的民族主義及其前景

民族主義思潮的兩個來源

　作為集中反映集團意識、標誌和利益（group sense, identity, and interest）的理念或意識形態，民族主義從十八世紀以來一直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影響到各國的國內與對外政策。民族主義喚醒、動員，推動人民去爭取建立在集團意識和歸屬上的民族獨立與主權，而不再依賴王朝血緣、地域聯結，或宗教認同來立國。民族主義系民族國家形成發展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精神產物。反過來，民族主義又是推動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政治因素。民族還常定義為「一個比較大的集團其人民自認因共享諸多而相同」。這些共享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有「一個共同的語言」以及「一些特點如共同的人種，文化，歷史，或一套習俗和傳統。」〔注二〕民族國家通常定義為「一個政權之下所有的公民分享一種共同標誌(民族性)。其中的各個次一級集團……從屬於一個中央的政府的控制」，這個中央政府享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威。〔注三〕一個特定民族國家的大小和人口組成通常由種種外界因素及其內部組織結構來決定。有些民族，通常大民族，常常實際上包括若干個次民族集團，以及那些不想獨立或者由於各種原因不能獨立的「民族」。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以及國家政治的民主化可以導致一些現存大的「多民族」民族國家甚至「單一民族」國家的分裂，因為那些次民族集團會認為取得他們自己的政治主權和經濟自治將得大於失。〔注四〕另一方面，現存民族國家之間的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以及安全防衛上的深入一體化也會導致一個新的民族主義的自然增長。這一新民族主義意識將會使這些民族聯合起來組成一個新的更大的民族或者類似民族的新實體，正如歐洲聯盟和「新歐洲主義」所展現的那樣。

　對於改變政治地圖、重組一個主權政治或者創立一個新的政治實體來說，民族主義是一個優異的政治工具。民族主義還是一個有效的政治武器用來尋求集團利益甚至對外尋求一個民族的帝國主義目標，因而民族主義的興起會對國際關係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從歷史上來看，許多次民族集團的政治和宗教領袖都曾經創立、利用乃至偽造民族主義來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如果有合適的內部和外部條件，一個創立的民族主義也可以被該次民族集團的大多數人所接受，成功地被合法化，從而成為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引導這些人民努力去構造一個新的民族。儘管這一新創的民族主義思潮一開始也許顯得很有些人為斧鑿之痕。

　所以，一個創立的民族主義也可以獲得自己的生命力進而產生巨大的能量。在實踐中，一個創立的民族主義傾向於引發難以避免的衝突乃至戰爭。因為被新創的民族主義所影響的原來的次民族集團的人民必然要與現存的母國發生衝突。從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民族自決原則以來，民族主義集團之間的鬥爭以及民族主義集團與母國之間的鬥爭常常會變成國際事件，從而對整個世界產生影響。正在進展中的前南斯拉夫的種種內部衝突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那裡原來的次民族集團紛紛尋求獨立的民族地位和國家主權，引發源源不斷、深入持久而又代價高昂的暴力衝突。

　一個政治領導集團也可以有效地誇大一個自然的或創立的民族主義，從而影響一個現存的民族。這樣一種扭曲的或製造的民族主義可以有力地俘獲一個或者數個現存的民族國家起來產生擴張主義或帝國主義侵略行為，威脅到整個國際社會的秩序、和平和安全。這種在人造的民族主義或誇大的民族主義基礎之上對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濫用，是過去的一百多年中戰爭和破壞的一個主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展現了一個「亞利安」納粹民族主義在歐洲的惡果，和一個「八紘一宇」大和民族主義在亞洲的暴行。

　總之，民族主義可以有兩個不同的來源。這兩個不同的來源常常是難以明確劃分，甚至常常會互相促進。一個民族的形成和成長會不可避免地產生民族主義思潮。這種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形成常常需要很長的時間。本國人民和外國接受這一自然民族主義觀點、民族意識和民族主權的種種要求常常與這一新興民族的領袖和精英的努力推廣、奮鬥密不可分。民族自決原則已經成為一個國際準則，用來解決一個自然新興民族主義必然會給世界帶來的衝突和矛盾。一個自然的民族主義會導致一個新民族國家或若干民族國家的產生；它也可以成為若干個國家合併組成一個新民族國家的基礎。次民族集團的領袖可以「人為地」創立一個新的民族主義。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領袖也可以誇大、扭曲和利用該國的民族主義。一個有效的政治和權力的使用，會使一個新創的民族主義獲得自己的生命。假以時日，加上合適的國內條件尤其是一個扭曲的或者不完備的民主政治制度，該民族主義可以體員人民去為一個新民族國家的主權獨立而奮鬥。創立或誇大的民族主義也會促使一個現存民族走向帝國主義的道路。如果外部條件合適，尤其是該次民族集團獲得了決定性的軍事勝利，或者由於主要外國的政治和軍事干預行為，一個新創的民族主義可以成功地實現它的目標，並像一個自然產生的民族主義一樣的有力和有效。所不同的是，新創的民族主義所帶來的不可避免的調整和衝突，通常要比一個自然產生的民族主義所帶來的調整和衝突要大得多。因為新創的民族主義以及誇大的民族主義通常會更加急切、更加激進、更容易濫用民族自決原則和國家主權，亦即引發武力衝突。

　即使各個國家或民族國家都實行了民主政治，人類在民族主義基礎上形成的集團和劃分，以及與民族主義密切相關的利益衝突乃至武力衝撞都會長期存在。實際上，民主政治下民族主義會有更廣泛的群眾支持。因為對民主政體來說，民族主義成為一個最有說服力而且最「公平」的集團劃分依據。在各國的民主化過程中，民族主義總是爭取選票最有效的辦法。因此我們常常觀察到，一個正在民主化的國家通常會比較容易受民族主義的影響，常常具有對外侵略性，甚至走上帝國主義擴張主義的道路。如果這一新進民主化的國家正好是一個上升的新興強國，由民主化所激發的民族主義思潮而產生的對外侵略擴張的趨向會更加明顯，後果更加嚴重。因此，在一個民主化的時代，民族主義尤其是新創的民族主義的國際影響會有所激化和加強。兩個民族主義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興起

　在中國大陸，由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衰落、迅速的經濟發展、缺乏一個有組織的宗教信仰、對外交流與衝撞的日益頻繁與深入，以及社會文化的急劇變化，一股新型的民族主義思潮正不可避免地興起，進而成為中國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基礎。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政治的演變，加上中國對來自國外的種種影響的不可避免的反應，將會進一步強化這股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注五〕各種宣揚民族主義，排外主義，虛幻的大中華主義乃至仇外意識的書刊不斷成為暢銷品。一個更加強大的中國經濟和政治上的進一步民主化，將會加強和激化中國的民族主義乃至將其極端化。二○○○年三月台灣大選後，北京《人民日報》的網站「強國論壇」上十分激烈的民族主義言辭就令人可見一斑。對西方國家而言，中國經濟實力增強和社會政治變革改組所帶來的一大憂慮就在於這種中國民族主義可能會被政治領袖們所濫用。這種濫用勢必會在十三億人中造成一個誇張的中國民族主義目標，或者一種盲目的「愛國主義」情緒，從而使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的一個不穩定因素。到目前為止，看來北京政府對這股新興的中國民族主義還有其有效的控制，儘管看起來中國的民族主義議論常常令外人感到頗有威脅性。中國的「自然興起的」民族主義尚未能改變北京的相當保守的外交政策。但是北京政府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控制力有一個很大的例外。這一例外就是北京對和台灣統一的要求。〔注六〕事實上，這股「不可避免」的中國民族主義必然的一大主要目標和強烈的誘因及催化劑恰恰就是台灣問題。實現和台灣的統一，儘管也許僅僅是名義上的統一，一直是中國民族主義的一種主要推動力量。〔注七〕

　在台灣，也許是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興起的一個對應，一股民族主義思潮也在興起。台灣民族主義的增長和發展起來與台灣總統李登輝的個人觀念、追求、權力運用以及他對台北的中國大陸政策的完全個人控制密切相關。〔注八〕在台灣，人們很容易就能觀察到很多政治家、作家和學人們在公開推進鼓吹和論證台灣民族主義思潮。許多學者充滿個人感情並相當有力地把台灣描繪成一個有史以來即是「受壓制的弱小民族」，目前正在努力爭取其民族自治和獨立主權；中國大陸(包括至今仍在統治台灣的國民黨)一直就是個「外國」或外來政權，北京對台灣的統一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或就是一種「大國(或大民族)沙文主義」行為；台灣的民族主義訴求不僅是歷史的必然，是台灣人民生存和發展的正當而合法的要求，而且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人類民主人權進步事業的一部份；不僅台灣人民應當而且正在為台灣的民族主權而犧牲奮鬥，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也是責無旁貸。〔注九〕有些留學過歐美的學人也已把推進台灣的民族主義事業當成了個人的幾帶宗教色彩的使命和歸屬大事，甚至容不得多少理性探討了。〔注一○〕

　由此，作為一個重大的政治決策，台北政府近十多年來一直在日益積極地從事一項「民族建設」事業。台北對台灣民族主義的扶持和推進明顯地表現在其努力發展一個「台灣文化」和一個「台灣人」歸屬意識。在台灣，「中國」的概念已經被完全淡化和貶值了，學校在努力地推進所謂台灣語言(中文的福建方言)教育和一個修正了的歷史課程。新的「台灣歷史觀」著重於日本的殖民統治及其歷史遺產，幾乎完全忽略了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多年內戰歷史。關於台灣和大陸分立的原因也就因此語焉不詳了。台北的官方出版物通常描繪台灣是一個「美麗的海島」和一個「貿易基地」但卻是首先在十六世紀被葡萄牙人「所發現」。此後，台灣一直「為各主要海上大國所爭奪不已」。直到一六六二～一六八三年期間，「漢人」才開始大量移民到台灣，使台灣成為中國一部份。日本對台灣的五十年殖民統治只僅僅是一個「改變政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中國內戰，以及極為重要的美國的直接軍事干預在官方文件中基本上已不再提起。最多只是簡略的以「共產主義叛亂」導致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海峽兩岸由「兩個獨立政治實體分治」的局面一帶而過。〔注一一〕現實中，一股所謂「日本情結」已經和中國福建的民俗文化以及部份美國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所謂「台灣文化」的基礎。台北的一個官方出版物總結了台灣文化的發展過程：「隨著在台灣的中華民國進入一個科學和技術國家，人民的文化意識被復甦了。政府正在……培植族群根基和民族精神以感召新一代人民」。〔注一二〕

　這一新創的台灣民族主義雖然一開始顯得頗有些人為痕跡，現在已經被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過程所相當地強化和合法化了。在這個年輕仍然有待改進的台灣民主政治中，政治家們已經升起了民族主義作為一個非常有利可圖的旗號。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在台灣的「三合一」選舉中，李登輝宣佈一個「新台灣人」已經形成。〔注一三〕在有「台灣的心臟」之稱的南投縣，幾乎所有八個反對黨立法委員競選人都宣稱某種形式上的台灣獨立政策。結果四個當選的該縣立法委員中，三個都屬於這些「民族主義」反對黨候選人。〔注一四〕有意識地創立一個台灣民族主義以及政治上對這一新創的台灣民族主義的利用已經合乎邏輯地導致了李登輝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充滿挑戰性的關於「國與國關係」談話以及操縱宋連之爭，為其「台灣之父」和「台灣民主化之父」之名而犧牲國民黨。這一談話現在看來是早有準備的台北的正式立場。〔注一五〕台北大陸事務委員會主委蘇起隨後一直公開要求爭取一個台灣的獨立主權。〔注一六〕台灣的民族主義者們看來確實已經開始了建設一個獨立的台灣民族國家的進程，儘管台北也許對於這一最終目標至今一直有意識地含糊其詞。一些中國大陸的分析家已經直言不諱地得出了結論：「台灣已經進入了一個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注一七〕北京與台灣爭端的演變

　北京與台北關係的現狀是台灣的事實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與中國內戰雙方共有的名義上承認「一個中國」並存。這一現狀是由於美國在冷戰初期由於反對蘇聯而對中國的國共內戰所作的決定性干預所造成的。北京和華盛頓在一九七九年建立外交關係之後，這現狀沒有改變。只是「一個中國」從中華民國變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冷戰結束十年來，北京和台北仍在繼續它們的對抗與爭執。台灣問題作為一個冷戰的遺產仍在繼續，但其實質與內容近年來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北京與台北的爭執已從一個國際化了的內戰轉變為一場內戰雙方的繼承者們為「正名」而繼續的爭鬥。北京與台北的爭執曾經是美蘇全球爭鬥的一部份。現在，它似乎正在變成一場「兩個民族」之間的爭執──至少是一場受到兩個相互衝突的民族主義影響的鬥爭。

　今天，海峽兩岸之間看來有著無數的聲明、口號、象徵性姿態、相互指責、辯解，以及對雙方立場的各種解釋和再解釋。從根本上來看，北京和台北之間的最主要分歧一直就在於是否承認只有一個主權中國而台灣只是這個中國的一部份；或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可以有另外的安排。換句話說，現在事實上獨立的台灣是否應該尋求與中國大陸的某種統一安排還是探索別的前途包括一個法律上(de

　jure)的完全獨立狀況。北京一直堅持它與台北之間的爭執只是一個為外力所打斷的內戰而已；而台北則要求改變這個遊戲的規則，使之變成一場兩個民族或一個民族與一個新興的民族之間的問題。〔注一八〕

　中共從一九七九年以來就放棄了毛澤東時代的「解放台灣」政策，並尋求某種用非武力方式來結束它與國民黨之間的內戰。北京採用了一個所謂「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方針。〔注一九〕已故鄧小平在一九八三年提出其「一國兩制」的總體方案。在這一方案下，北京要求台灣「回歸祖國」成為一個享有高度地方自治的省份或自治區。隨後，北京的這一設想進一步軟化並更加「優惠」了。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和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澳門按照「一國兩制」方針回歸中國以後，北京對台北的條件似乎已轉變成一個所謂的「一國三制」的方案。按照這一方案，統一後的台灣將享有完全的自治、自定法律、經濟完全獨立並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台灣領導人可以去北京擔任「國家領導人」但不可能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如果台北坐下來和北京在「一個中國」的條件下就統一問題開始談判，北京願與台北談判任何東西包括這「一個中國」的國名、國歌以及國旗。〔注二○〕同時，在統一問題有一個協議之前，北京堅持它有權使用武力來防止台灣走向獨立，並在國際舞台上積極地努力去消減台北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北京這一政策在陳水扁二○○○年三月當選台灣新總統後，看來沒有什麼變化。〔注二一〕

　實質上，北京目前的對台政策可以概括為尋求一個名義上而不是實質上的統一安排（至少是要維護現狀不變）。這樣，北京的中共領導人既可以以最小的代價來完成其結束中國內戰實現民族國家統一的無法推卸的歷史任務（至少不會成為「丟掉台灣」的「歷史罪人」），又可以將在政治上充滿挑戰性的台灣新興民主政黨政治和自由開放媒體最大限度地限制在大門之外。當中國大陸民族主義思潮的進一步高漲，軍事實力發展強大起來，尤其是大陸政治的進一步民主化公開化之時；而海峽兩岸卻遲遲毫無起碼的名義統一安排，懷疑和敵意日增，台灣的新創民族主義使得兩岸日益分離對立，北京對台灣的這一「優惠」的名義統一政策完全有可能被推動走向實質性完全統一的目標。許多台灣百姓擔心不已的與大陸兵戎相見和「均貧富」就可能真的成為現實。

　一九八七年之前，台北一直對北京的和平攻勢無動於衷，但逐步開始了由爭取打贏中國內戰到守土自保的「本地化」轉變。已故總統蔣經國在一九八七年開放了台灣和大陸之間的聯繫和來往，並正式開始了台灣政治的民主化進程。一九八八年以來在李登輝所創造和控制的所謂「民粹主義民主」政治下，〔注二二〕台北看來是一直努力尋求不同於一個中國安排的解決台灣問題的方案。為此目的，台北在一九九○年代一直在艱難地走一條高空鋼絲繩：一方面它完全理解台灣不能與北京長期地用武力相對抗，不願也不能「打贏」與中共的內戰；另一方面它也深知海峽兩岸之間在文化上、歷史上和感情上的紐帶是非常的深厚和強壯。而且近年來中國大陸對台灣的經濟發展日益重要。按照台北的官方數字，沒有對大陸的非常有利的貿易盈餘，台灣在九○年代裡會一直是貿易赤字，台灣恐怕就很難順利度過東亞的金融大危機。但是，在過去的十年裡，顯然是傾向於尋求一個不和中國大陸統一的解決方案。為此台北一直艱苦努力和非常有創造性地去阻滯與北京的政治談判，在內部積極培植新創的台灣民族主義，在國際上努力擴展和創造其國際「空間」，積極在各國尤其是美國為台灣的事實獨立爭取支持，並努力為其尋求法律上的完全獨立贏得同情。台北近年來為此而付出的努力、金錢、忍耐和智慧確實是令人驚歎不已。

　早在一九九一年，台北就提出了關於就台灣的未來與北京進行和平談判的三個條件：北京宣佈放棄對台使用武力，承認台北為一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允許台北在國際上尋求合理的生存空間。〔注二三〕為了抵制北京的統一攻勢並控制與大陸之間的日益增長的經濟往來，台北一直非常小心地設立各種障礙去推進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但是北京與台北之間的冷戰式的各種動作並未能阻止兩岸之間的大規模經濟往來。雙方倒是日益在華盛頓和別國的首都進行一場所謂「外交競賣」的拉鋸戰。北京一直在爭取外交承認上佔有優勢，但是台北以其「雙重承認」等靈活舉措予以反擊並偶爾有所成功，例如一九九九年一月與馬其頓共和國的外交關係。

　台北原來的三個條件因為越來越變得不得人心，甚至變得過時了從而不再有用。到了一九九八年，這三大條件看來已被新的所謂「３Ｄ」條件所取代了：（一)台灣的經濟和生活水平都遠遠高於大陸的生活水平和經濟發展，因此和大陸統一是很困難而且是很不利的（所謂發展〔Development〕或經濟差別問題)；（二）台灣的政治制度已經民主化，因此它不能與大陸的一黨威權政體融洽相處乃至統一（所謂民主〔Democracy〕或制度問題）；（三）台灣的族群、文化和歷史特點和大陸的非常不同，這些差別已經形成了台灣的一個不同的民族地位（即時下很流行的兩岸「不同」〔Difference〕的問題）。在這「３Ｄ」條件中，民主化條件顯然是能夠最有效地區分開北京和台北，並能有效地從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獲取同情與支持。因此台北從九○年代初以來一直就在努力地打這張所謂的「民主牌」來有效地拖延與北京的政治談判，爭取時間為其尋求國際地位和支持而努力。〔注二四〕

　一九八八年上任後不久，尚未鞏固權力的李登輝正式宣佈他要在不定期的未來與大陸尋求最終的統一。這一統一的基礎是民主、繁榮、對等往來、平等地位。漸漸地，民主問題成為一個最主要的條件，因為中國大陸的經濟一直在迅速增長，而且對等往來和平等地位的要求也顯得日益空洞。到一九九八年，半官方的台北使節辜振甫在北京與中共首腦江澤民會見後對記者說：「中國統一的關鍵是大陸的民主化。只有在大陸首先實現民主化以後才有可能談到兩岸的統一問題。」〔注二五〕同樣，台北的高級官員重複道：「大陸的民主化必須先於統一……大陸的民主化是（統一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注二六〕台北的大陸事務委員會主委張京育在台北對記者宣佈說台北認為「民主化是統一的關鍵，……只有在大陸出現了民主政治之後兩岸的統一才有一個真正的基礎。」因此他提議與大陸來一個「新三通」：用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來取代北京的航運、郵政、民航的「三通」方案。〔注二七〕民進黨新當選總統陳水扁二○○○年四月對《亞洲華爾街日報》也堅持大陸的「民主是統一的關鍵」和前提。〔注二八〕

　按照台北的看法，「大陸的民主政治」意味著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開放其政治制度，在其各級政府實行有競爭的直接的選舉，並開放言論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民主化的關鍵指標是在中國共產黨之外有獨立的政黨正式活動。」而這種民主化在大陸也許要到二○二○年才會有可能。〔注二九〕這一戰略看來是考慮到海峽兩岸人民的利益；實質上，台北是指望用它的民主牌來爭取至少二十年的時間去積極努力擴展其國際空間，以觀望從而坐以待變。國際上學者們通常認為「中共不大可能走國民黨走過的（政治開放）道路」去實行大陸的政治民主化；中共可能會「繼續無限期地混下去」。〔注三○〕如果這一判斷屬實，則台北將會無限期地挑戰北京的政治合法性和日益強烈的中國的民族主義要求。在這一個無限期的時間內，台北可以不斷地努力培植其民族主義，加強台灣的獨立民族意識和能力，進而在中國內戰失敗為外國（美國）所暫時救護的一方的遺產上來創建一個真正的新興民族國家，從而從根本上解決其政治生存、權力地位和國際名份問題。

　要求北京實行政治改革，同時努力擴展自己的國際空間，確實是台北的十分精明的拖延戰略。這一戰略十分有效地服務於新創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成長發展。目前，毫無證據表明台北會真心願意在大陸實行民主化以後與其統一。從一九九五年以來，台灣的各種民意調查都表明台灣民眾的大多數希望維持事實獨立的現狀而不是統一或法律上的完全獨立。〔注三一〕台北的拖延政策也許是這一民意的一個反映，或者如證據所表明的，是這一民意的一個促因。〔注三二〕去維護台北目前的事實獨立地位，並尋求更多的國際承認和支持，從而最終獲得一個法律上的完全獨立，看來確實是台北拖延戰略的真正目標。目前台北的拖延戰略看來得到台灣各派政治精英的廣泛支持。主要政黨民進黨也已採取了它自己的一套拖延戰略。除了強調發展差距問題和民主牌以外，民進黨領袖們（包括其二○○○年總統當選人陳水扁）強調族群問題並宣稱一個「台灣民族」已經獨立了很多年乃至很多世紀了。因此如果北京和美國認為宣佈台灣獨立是對於東亞現狀和和平的一個衝擊的話，民進黨「將不會也不必要正式宣佈台灣獨立」。台北應該作的是通過加強其目前的事實獨立地位，逐漸爭取更多的法律上的完全獨立。〔注三三〕

　對北京而言，台北的民主牌條件只不過是一個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和無限期拖延和平統一談判的政策，用來為台灣的最終法律上完全獨立服務。要求北京首先尋求其自身的政治民主化然後再與台北談統一問題，被北京的觀察家們認為只不過是台北的一個陰謀，即用來推遲統一進程並利用民主化來「通過在大陸製造政治和社會的動亂來削弱中國從而為台灣的獨立野心製造機會」。〔注三四〕因此北京認為台北對其政治統治和對上升的中國民族主義都是一個威脅。對台灣使用軍事武力宜早不宜遲，看來已經被北京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是能夠制止台北的無限期的拖延，並中止日益無法容忍的台灣民族主義的增長的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手段。若不然，台北精明的拖延戰略，靈活的務實外交，軍事實力的不斷增長，〔注三五〕和台灣的日益成長的民族主義將會給北京在未來解決台灣問題時帶來更大的代價。〔注三六〕換句話說，台北的民主牌拖延戰略大有迫使北京放棄其名義統一目標並改為追求實質性的完全統一的趨勢。

　用打民主牌作為統一的條件從而為新創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成長贏得時間確實是一個很聰明的舉措。這一招擊中了北京的一大弱點；使台灣獲得世人的同情與支持；可以讓台北無限期地拖延與北京的政治談判；並且在美國和其他國家贏得一個推動民主和人權的聲譽。如果台北確實真心推動全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堅持大陸政治民主化作為與大陸統一的條件並不為過。但台北必須令人信服地表明其最終與中國大陸統一的決心和願望。台北必須明確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並引導乃至控制台灣的新興的民族主義傾向，防止與中國大陸之間出現一個民族主義之爭。不幸的是，台北的民主牌拖延戰略根本缺乏最終統一的任何誠意和說服力。這樣一來，台北的精明政策可能反倒是會造成一個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歷史悲劇。也就是說，台北不願認真對待北京的名義統一政策，卻要逼使北京尋求實質性全面統一。要麼台北確實是「以天下為己任」，願意犧牲台灣人民的實際自治與繁榮來爭取中國大陸的政治變革；要麼台北只是在打民主牌，拖延等待有一天台灣能實現完全獨立。目前看來，很難設想大陸人和台灣人都相信並能耐心地等待到中國大陸有實現民主化的那一天，台北會興高采烈地加入北京的民主化了的兄弟姐妹們去實現中國的統一。相反，越來越多的人認為無論中國大陸何時以及是否實行民主化，台北根本無意尋求與大陸的統一。台北無限期的拖延將會為台灣的新創民族主義的成長贏得時間，也會給大陸的日益上升的民族主義更多的時間和刺激去膨脹發展並激化──從而為這兩個民族主義的最終衝突設下越來越高的代價，造成越來越嚴重的後果。即將到來的民族主義大衝突

　政治是殘酷無情的。國際政治更是充滿角力爭鬥的殘酷的現實較量。無論一些台灣精英人士乃至國際人士認為台灣的民族主義要求是多麼的正義合法、無論台北的修正主義歷史課程多麼深入地試圖改造台灣青年人的民族意識，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未完結中國內戰這一事實必須由海峽兩岸人民及其領袖們一起來現實地處理解決。一個中國的國際共識也只能由國際社會包括中國大陸來共同維護或者改變。大陸無論人口、地域、經濟、潛力和國際地位都遠非台灣可比，因此台北要將中國內戰的事實變成一個兩個民族之間爭鬥的新局面，確實是明顯力不從心，事不可為。

　一個真正的內戰通常都需要有一個「清楚的」結束，因為內戰必然的會在爭鬥的雙方之間產生一個勝利者，而另一方只能成為從屬者甚至完全喪失自己的生存。而一場真正的國際爭鬥常常會找到妥協的空間，因為國與國之間至少能夠在互相承認政治獨立與國家主權的基礎上達成協議。隨著台灣新創的民族主義的興起，台北正在積極努力將中國的未完結內戰變為一場國際爭端，從而尋求與北京達成某種妥協來得到台灣的政治獨立和民族國家地位。而隨著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的高漲以及中國內戰歷史的事實存在，北京為了維護其自身的政治生存和國家主權是不可能讓台灣成為另一個民族國家的。台北如果要尋求它積極培植的台灣新創民族主義的最終成果，就必須首先與北京交往鬥爭，以求得或迫使北京改變其思路，同意將海峽兩岸的衝突轉變為某種「國際」衝突；然後台北還必須竭力與北京交往鬥爭，以求與北京達成某種國際妥協，從而在根本上保障台灣的新興民族國家地位。這兩步顯然是遠遠超出了台灣的能力，也遠遠超出了任何大陸政權能運作的範疇。因此非常有諷刺意味的是，台灣的新創民族主義越是深入人心越合法化進而越「自然」越「正常」，則海峽兩岸即將到來的民族主義大衝突就會越發不可避免而且代價越來越高，國際影響越來越大。

　在台灣，人民的真正民意看來並不在尋求台灣民族主義或台灣的獨立主權，而是在尋求台灣人民的高度自治、安全尊嚴和經濟繁榮。也即是「維護現狀」。〔注三七〕這一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實際上是非常適合在海峽兩岸之間尋求一個中國框架下某種長治久安的名義上統一安排從而結束中國的內戰進而消除兩岸民族主義大衝突的悲劇。在台灣民族主義完全取得其合法性之前，其中的政治因素和人為因素完全可以被剔除掉從而增強台北大陸政策的現實性與合理性。積極努力地去尋求與北京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達成某種創造性的政治安排，從而避免兩岸民族主義大衝突的歷史悲劇。如此，才能從根本上保護台灣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最基本利益，並尋求台灣人民安全尊嚴與自治的真正要求。為此，台灣的許多政客與精英人士必須在理想與可行之間作一個痛苦的選擇：是以台灣人民的根本利益為賭注來尋求不可行的台灣民族國家地位或台灣的政治獨立主權，還是犧牲精英人士們的政治雄心壯志和理想，來最大程度上維護百姓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民主政治從來就不能保障政府一定作出合理的決定；領袖人物的遠見卓識、勇氣與智慧，以及自我控制與犧牲精神往往是關鍵的因素。更何況台灣目前的「民主政治」還遠遠算不上一個完善的真正的民主政治。

　然而台北目前看來是確信它可以用其民主牌拖延待變戰略在將來獲得一個更好的結局，而不認真對待北京的名義上的統一要求。這一政策的成敗與合理性取決於台北是否能認真地回答兩個重要問題：第一，在積極努力建設一個台灣民族國家政體的同時，台北能夠說服大陸上的中國人民及其領導人，台灣將會在大陸獲得民主政治之後與大陸統一嗎﹖第二，一個民主化了的中國會更同情台灣人民自治、安全、繁榮與尊嚴的要求甚至更同情台北尋求獨立的意願嗎﹖對第一個問題，台北至今為止的答案無法令任何中國領導人或旁觀者信服。在北京幾乎沒有人相信台北會在未來自願地和平地與中國大陸統一。對第二個問題，除了在台北的一些官員學人外，幾乎沒有人認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會對台灣的自治乃至獨立要求更寬容更有利。相反，民主化進程必然地會強化大陸的民族主義情緒從而對台灣人民的自治要求也會更加不利，更談不上接受台灣的獨立了。

　更重要更麻煩的是，不論台灣的民族主義將來變得如何地合法與深入人心，台灣如果要成為一個新的獨立的國家，就必須準備要在戰場上徹底地打敗中國大陸。換句話說，現在已經部分合法化了的台灣的新創民族主義只能有一個機會去成功地創造一個新的獨立民族國家──即決定性地在軍事上打敗一個日益強大而且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的中國。中國大陸的分裂與削弱或中國與世界各強國的全面對抗才可能給台灣一個這樣的機會。然而即使一個軟弱或失敗了的北京政權一時接受了台灣的獨立，一個復甦或重新強大的中國政府完全還會改變其立場，除非中國大陸的分裂與軟弱是一個永久性的局面。事實上，分裂動亂的中國大陸對台灣的安全和經濟都將是一個大災難。這一冷酷事實就決定了一個台灣主權或台灣的法律上獨立地位看來只有很少的可能性，而其可行性是幾乎沒有。〔注三八〕

　努力培植和發展一個新的台灣文化特別是培育一個台灣民族主義，正在將北京與台北之間的爭端轉變為一場沒有贏家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 of no winners），許多台灣的精英人士看來對此卻是非常堅定認同的。台北的大陸政策也已經據此而定。一位有很深關係消息靈通的台灣學者認為台北的「新大陸政策」是建立在一個「人民主權」和民族自決的基礎之上的。這一政策具有以下的內容：「台灣將不再積極尋求與中國的統一事業。……台灣並不排除在未來與中國統一的可能性。台灣也不排除與中國永久分開的可能性。無論如何，這一（統一或者獨立的）進程應當是和平的並由台灣人民來決定。……台灣將不與北京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談判。……根據人民主權的原則，台灣的未來必「須由台灣的人民來決定」。〔台北的拖延〕「戰略是利用一切機會去保障它作為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生存。」〔注三九〕

　也就是說，台灣的未來將由台灣的居民（通過其領袖即台北政府）在人民主權和民族自決的原則基礎上來獨立決定。大陸人民及其領袖即北京政府的意願、利益及要求則是第二位甚至完全不相關的了。這一「新大陸政策」顯然是完全割斷歷史，既不現實也不合理因而難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它的實行只能是代價高昂、前途可畏、後果嚴重。

　在最近的未來，在各地千差萬別又發展很不平衡的中國大陸上，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勢將引發和促進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力量。這一發展看來在解決海峽兩岸爭端中更不會對台灣有利。〔注四○〕中國的政治民主化將會給北京帶來一個更加民族主義的外交政策。許多觀察家們已經在預計中國的不可避免的民族主義很可能將會是一個扭曲的和被利用的民族主義。這樣一個強烈的被利用的中國民族主義勢將對台灣的新創民族主義產生直接的威脅，因為台北正在積極努力地使台灣和台灣的新創民族主義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誘因和頭號敵人。而台灣的新創民族主義也必然會將中國的民族主義當成自己的頭號對頭。這樣一來，各有其深刻的內部根基和強大的政治推動力量的兩岸民族主義就將走上一個迎頭相撞的軌道。〔注四一〕時間尤其是廣泛期待的人人誇讚的中國政治民主化實際上將會更加強化乃至激化這樣一個迎頭相撞的進程。台灣人民真正而又合理的自治、安全、繁榮與尊嚴的要求也就會因此而日益難得到保障與滿足。

　北京和台北因此就被鎖進了一個民族主義大衝突的軌道。這一大衝突還會隨著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化進程而進一步加強乃至激化。這就是即將到來的中華悲劇的實質。海峽兩岸應該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或從而堅定地和持之以恆地將北京和台北的爭端視為一場未完結內戰的一個轉型並盡快地達成一個解決方案，而不是將這一爭端當成兩個民族的建造。否則，兩個「中華」民族主義的大衝突將是在所難免，並勢將破壞東亞乃至世界的穩定與和平。台灣人民在這一衝突中只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和犧牲者；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將會受到嚴重挫折，北京的政治民主化發展進程也必將會被徹底地扭曲乃至中斷。美國，作為對北京和台北爭端負主要責任的外部力量，明智地不願為台灣的新創民族主義去打仗同時也深深地關注著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發展。但在某些特定原因和巧合之下，美國卻仍然可能會「不情願地」捲入海峽兩岸的民族主義大衝突，從而造成中國和美國的大對立和國際關係的大動盪，在二十一世紀重演二十世紀式的國際爭鬥。

　美國的捲入，無論是間接的還是直接的軍事捲入，將能夠使大陸對台灣的軍事行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並不能改變台灣民族主義訴求的不可行性。北京為台灣決心與美國一戰是沒有什麼疑問的。〔注四二〕除非美國要與中國世代為仇永遠對敵下去，華盛頓對台北的獨立目標除了一時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永久的支持。一場持久的中美大對抗對台灣的經濟，安全與自治都將是禍患無窮。考慮到美中之間廣泛的日益增長的經濟利益和北京日益增長的實力，華盛頓對台灣的新創民族主義的支持只能是日益下降。想像讓美國無限期地犧牲自己的民族利益和全球戰略目標，來與中國對抗從而保障台北的獨立主權是十分不切實際的。台灣的激進民族主義者們要指望美國來為他們火中取栗，將會證明是既不可靠也十分危險。

　無論是如何的名不副實，一個有創意的和平的統一安排，可以有效地結束台北對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地位的追求，並平易地將台灣的新創民族主義意識融入到中國的民族主義意識中去。在海峽兩岸，共享一個共同的民族意識和國家主權有著深厚的基礎：共同的語言、文化、習俗、歷史、人種；日益深入的經濟交往；以及對中華文明復甦強盛以洗雪過去一百多年外來的種種「恥辱」和痛苦的共同嚮往，等等。利用大陸人民要求與台灣統一的願望和台灣與大陸之間的種種差異尤其是政治上的差異來鼓勵、期待並促進北京政府向台北政府靠近，即促進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社會的自由化進程是非常值得讚賞與支持的。但是台灣在這方面的努力不能只是打「民主牌」，而必須要有誠懇充份的對一個中國基本原則的保障和具體安排，來避免新創的台灣民族主義引導台灣在「民主牌」的掩護下走向建立一個獨立民族國家的方向。一個可信和可行的保障安排（海峽兩岸之間有誠意有耐心的政治談判就是一個開始）將會有效地消減海峽兩岸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減少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被政治利用和扭曲的可能性，進而避免兩岸民族主義大衝突的歷史悲劇。一個中國主權框架之下的聯邦式政治結構就可以有效地協調北京和台北各自的行政管理權、經濟制度以及司法權力。這樣一種安排將是從公元前三世紀的秦王朝的郡縣制以來中國的第一個新國家政治制度，〔注四三〕將會給整個中國的政治民主化、法制建設，經濟市場化和社會自由化提供製度上的根本性保障，使中國大陸和台灣一起和平而充滿信心地走入世界富裕強國之列，從而開創中華文明的一個嶄新篇章。

　伴隨著政治上的民主化、國際上的安全環境、以及民族主義要求的基本滿足，新的一個中國的安排勢必將即將到來的中華民族主義大衝突的巨大能量轉變為偉大的機遇和資源去建設和平、民主、繁榮的現代中國。這樣一種未來當然也許不會令徹底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們心滿意足。但是他們應該考慮到如果不去追求這樣一種一個中國的安排，他們的最佳未來將只能是依賴台灣自身或借用他人力量來在軍事上決定性地打敗中國從而摧毀中國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未來將是日益不可能，其對海峽兩岸生命財產乃至世界和平的破壞將是日益巨大。任何一個嚴肅的負責任的台灣民族主義領袖必須考慮到這一點。作為一個偉大強國的一部份並且是具有先進和領導地位的一部份去爭取自身的自治繁榮與安全尊嚴，還是尋求基本上不可能的一個獨立國家地位，正是擺在台灣許多精英人士面前的歷史性重大選擇。不僅台灣人民的福利與未來，而且整個中國的福利與未來以及東亞乃至世界的和平都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選擇。

　北京的中共政府尚未有民主政治體制和開放的新聞媒體，因此其決策過程中會更可能有不合理不顧百姓之處。已經初步民主開放而且目前尚還有許多談判籌碼的台北應該明確地把中國統一與大陸政治的民主化理性化聯繫起來而不是對立起來，充份發揮台灣在整個中國的未來中的帶頭作用，負起更大的歷史責任，更有勇氣地面對現實。引導和管理而不是誤導和濫用台灣的民族主義情緒，從而最大程度地保障台灣人民的自治、安全與繁榮；同時有地促進整個中國的民主化和現代化。海峽兩岸即將到來的民族主義大衝突尚屬一個可以避免的歷史悲劇。台灣是衝突雙方中的弱小一方，但北京受諸多限制在要求一個名義上的統一或力保維持現狀之外並無太多能力和要求；因此，台灣領袖們目前對避免這一中華悲劇操有主動權。陳水扁的當選是台灣民主政治的一大成就，也是台北與李登輝路線決裂的一個機遇，但也令迫使兩岸軍事攤牌的可能性大增。選擇看來容易的出路，追求偏安一隅的苟安結局，扶持操縱民意或放棄領袖職責成為一時「民意」和「悲情」的奴隸，任由兩岸大小政治家們煽動、推動和利用民族主義情緒，走上海峽兩岸民族主義大衝突的不歸路，從而使海峽兩岸人民都飽受災難，喪失海峽兩岸共同民主富裕與安全的歷史機遇，將是台灣任何領導人都無法推卸的莫大罪責。

　在文學作品或歷史典籍裡，悲劇常常有其震撼人心的魅力；在現實政治中，悲劇只是悲劇──可以避免但終於又無可挽回的使當事者均深受其害的可怕的災難：無數的生命財產和時間機會的喪失將只換來數人的悲劇「英雄」之名與後人的不盡浩歎而已。願兩岸領導人尤其是台灣領袖們和精英人士對此三思後而行。〔注，略，有興趣讀者可來函本社索取〕（原載《戰略與研究》二○○○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