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積極提升在東南亞區域的政經主導權

近年來中國積極拓展其在亞太地區的政經影響力，特別是向東南亞地區的發展成效卓著，試圖在新世紀落實中國與東協雙邊新夥伴的合作關係，然後挾其在東南亞地區的優勢，再來增強其在大東亞地區的影響力，甚至提高其在亞太經合會裡的發言分貝，進而也可以經由東南亞將其政經勢力觸角延伸到南亞地區或是中東地區，最後達成中國在整個亞太地區的主導權。

中國在整個亞洲地區逐漸出現政治和經濟核心化的現象，相對排擠日本、美國、俄羅斯、歐盟和印度在此地區的政經勢力，這似乎象徵著中國霸權日漸興起。而採取面向東南亞發展的政經策略，無疑是中國實現其區域霸權的第一步。能夠鞏固中國與東協雙邊政經關係，並提高對東南亞區域的主導權，則是中國邁向主導大東亞或亞太政經的基礎。因此，積極投入東南亞政經事務的參與，該是中國走向區域的當務之急。基本上，新世紀的中國與東南亞政經發展關係，主要表現在三個層次意涵上：一是東南亞政經情勢的惡化，逐漸弱化其在區域上的政經實力。二是中國積極「南向」發展，並與東南亞建立政經新夥伴關係。三是中國透過與東南亞政經勢力之結合，有助於增強中國在亞太區域的政經實力。而此三個層次意義，足以反映出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勢力突起，並逐漸居於主導的地位。

一、東南亞政經情勢的變遷與弱化

當前東南亞政經情勢的變化相當大，不但內部出現極大政治變遷與挑戰，也受到國際不景氣影響波及。首先，東協在對外貿易面臨相當大的挑戰，由於日圓快速貶值的壓力，以及全球需求遽減，世界經濟前景逆轉，特別是美國經濟相當低迷，對電子產品與電腦設備需求急速下滑，對東南亞以出口的經濟形成威脅。尤其是當日本貨幣的大幅貶值可能降到一美元兌換一百四十日圓關卡，造成東協各國匯市的不安，東協國家擔憂可能又會掀起另一波的貨幣貶值競賽，對於日本如此以鄰為壑的作法，深感不滿。而對於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對於穩定區域貨幣有幫助，則表現出感激。

其次，由於受到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危機的重創，東協積極防範貨幣危機重演。東協財長會議於二○○一年四月七日在馬國吉隆坡召開，會議中特別強調建立「換匯機制」，希望也將中共、日本、南韓納入，建立外匯存底的聯繫，以為未來危機提供更多的資源。到目前為止已經達成廣泛的共識，希望雙邊換匯機制達成協議，以防範金融危機的二次傷害。不過這種作法，無疑地是讓東協依賴中國和日本的程度將相對提高。

第三，東協各國也受到內部政治不安因素的影響，例如泰國大選的賄選案、印尼和菲律賓總統的貪瀆案、馬國族群間的對立問題再起、分離主義的紛擾和政黨間的惡鬥，東協國家出現新政府、新領導，在內部面臨嚴重的政治挑戰，在外部也面臨經濟的打擊，多少降低了東協經濟合作推動的積極性。尤其經濟的惡化不但降低東協的政經實力，對於欲建立「大東協」(a great ASEAN)區域主導角色的地位，也受到質疑。東協從金融風暴前的高姿態，到當前需依靠外援來解決經濟問題的困境的低姿態，便可看出東協的區域地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

第四，同時也因為東協內部經濟發展程度不一，有些國家又尚未脫離金融危機陰影，而且東協成員間的發展差距越來越擴大，為了本國利益，像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積極個別與區域外國家簽訂雙邊自由貿易區的舉動，將降低東協在集體行動原則下所建構的自由貿易區優勢。雖然東協成員對於與區域外國家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區存有排斥，但是新加坡和馬國卻表示不願意原地踏步來等這些不肯加快腳步跟上的人，這對東協區域和諧與團結不利，也將瓦解東協一體的力量。

第五，在貿易上，從以往資料顯示，東協對外出口遠大於區域內出口。去年東協整體出口不到四千億美元，而其區域內出口也不超過一千億美元，區域內貿易約佔整體貿易的四分之一，此比例仍低於對歐盟貿易的二分之一和對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五分之二。東協區域內貿易量歷年來雖有成長，不過成長速度緩慢。區域內除了新加坡外，其餘國家產品的同質性高，區域整合後，東協各國經濟將由競爭關係而重新定位。不過對新加坡來說，其與東協區域內的貿易就佔了整個東協內部貿易總值的一半，足見東協區域內貿易不均衡與差距的嚴重性。

最後，正當歐洲迎接歐元時代來臨之際，東協國家在新的一年裡也隨之迎接東協自由貿易區的開張，這標示著東南亞經濟正跨入新的里程碑。經過十年的準備後，東協自由貿易區在二○○二年正式上路，這個自由區的整體願景是建立一個貨品和服務、資本和人力可以自由流動的區域。而其最終目的也試圖嘗試倣傚歐盟，能成功地整合其成員國經濟，轉型成為一個單一市場。因此，對於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未來發展是一種新的期待，連帶地也是一種挑戰。不過東協自由貿易區的開張，其政治象徵意義則遠高於其經濟利益，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成立似乎成為東協僅存有效的法寶，來壯大其在亞太區域的地位。

二、中國南向發展東南亞政經關係

中國積極發展與東南亞地區的政經關係，主要是基於中國試圖在東南亞地區建立政經優勢，這種作法主要是基於三個策略的考量：第一，基於中國與台灣在東南亞地區的政經較勁情勢，唯有排除台灣區域優勢，才能鞏固中國的「一中」訴求。第二，基於中國必須面對在東南亞區域的其他政經強權現況，如日本、俄羅斯、美國、歐盟和印度。第三，基於中國與東南亞雙邊的政經利益互賴關係，能夠創造出更多的雙邊實質利益。總的說來，無非是建立中國大陸在東南亞的相對優勢與區域主導權，也讓東協國家愈來愈無法拂逆中國的旨意。

(1)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利益互賴之政經關係

撇開雙邊歷史和安全的疑慮心結，東協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將建立在更為務實和現實的基礎上，雙邊將落實建立新世紀合夥的政經戰略夥伴關係，改善雙邊的外交友好關係，並增強雙邊的經貿關係，兩個大經濟體表現出互惠互利，例如建立中國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區，東協領袖更批准連接中國鐵路大計畫，來完成泛亞鐵路計畫，以及致力於湄公河流域的共同開發，並支持參與「電子東協」(e-ASEAN)的建設開拓，縮短彼此間的數位落差，並與新經濟接軌。此外，中共將繼續支持東協建立東南亞無核武器區，以及早日完成南海地區行為準則的磋商，以確保區域的安全。

二○○一年十一月在汶萊召開「東協加三」高峰會裡，中國與東協同意設立自由貿易區，加強各國在貿易與投資方面的合作。尤其是當中國加入WTO後，大陸的商機更是不可忽視。特別是對於東南亞地區擁有雄厚經濟實力的華商而言，中國大陸市場的開放更是一項大利多消息。基本上，中國大陸與東協自由貿易區之建立將使其GDP達二兆美元的規模，並建立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雙邊貿易總額將高達一點二三兆美元，而且雙邊出口將增加百分之五十，東協經濟成長率可望提高百分之一，而中國可以提高百分之零點三。在十年內成立時也納入日本和南韓，屆時將涵蓋二十億消費人口，且在十年內消除貿易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區內關稅水準降至百分之零至百分之五。這不僅可以更加落實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推行，更可以加強東協與中國的經貿關係，進而在結合南韓與日本市場後，將實現東亞自由貿易區的願景。此舉不但將讓東協與中國利益互賴關係加深，也可以增強中國在東南亞或東亞地區的經濟主導地位。

(2)中國南向發展排擠台灣在東南亞發展空間

自一九八七年以來，台灣與東南亞間的經貿關係發展愈來愈密切，東南亞不僅是台灣的重要投資地區，也是重要的貿易對象。至目前為止，台商至東南亞的投資累計高達五百億美元之多，台灣與東南亞的雙邊貿易也高達三百五十億美元。此外，台灣自一九九四年開始對東南亞推行「南向政策」，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增強台灣與東南亞的政經關係，二是基於經濟安全，可以分散台灣對大陸的投資。

中國南向發展是全方位與全面性的策略考量，而此全方位的策略有三種作法：一是強硬的一中原則立場，對東協國家施壓，堅持東協國家必須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透過一中原則來制止台灣與東南亞發展政治外交關係，它是中國對東南亞「防台、拒台、抗台」的重要外交防護罩。二是建立建設性的夥伴合作關係，中國自一九九○年以來的後冷戰時期，對東協國家展現出極具誠意的「示弱外交」，強調「增加信任、減少麻煩、發展合作、不搞對抗」，積極發展雙邊的睦鄰互信和建設性的夥伴關係。三是加強經貿與文化科技關係，中國積極向東南亞展開經濟、科技、貿易、文化、教育等各領域的全方位合作與交流，以圍堵東協與台灣發展密切的經貿與科技關係。無疑地，中國近年來積極地推動「南向」發展，試圖與台灣的南向政策形成對壘，透過多管道、多面向和多目標的外交經貿接觸，以增強中國與東南亞的雙邊經貿關係。當中國與東南亞的政經關係提升，相對地台灣在東南亞的經貿發展優勢會受到影響，更遑論改善台灣與東南亞的實質外交關係。

(3)南向發展與東南亞區域其他強權競爭主導權

中國欲提升其在東南亞地區的主導權，勢必面對其他強權的對抗競爭，長期以來東南亞即受到日本經濟和美國軍事外交的影響甚鉅，近來又加入積極欲與東南亞拓展政經關係的歐盟和印度，讓中國必須面對更多的競爭對手，唯有積極南向發展政經關係，才能提高相對抗拒這些區域強權的影響力。然而，相對地，當中國在東南亞地區嶄露頭角時，也給予這些區域強權極大的挑戰，備感「中國威脅論」的衝擊。換言之，中國的崛起，也意味著其他強權在區域內的力量將逐漸被排擠出去，這又將提高這些區域強權的不滿與反彈，甚至不安。

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經濟勢力的提升，給予日本經濟擴展相當的壓力，由於對於二○○一年十一月汶萊舉行的東協加三會議上，讓中國和東協達成朝向建立自由貿易區方向發展的協議，令一向主導東南亞經濟的日本耿耿於懷、深感不安。於二○○二年初以來，在中國與東協積極落實雙邊自由貿易區的同時，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也前往東協五個主要成員國訪問，希望為日本和東協建立新的「群體」關係，並提倡建立大東亞「東協十加五」（包括中國、日本、南韓和紐澳）的「經濟共同體」構想，尋求新的合作方式與框架，締結全面性的夥伴經濟聯盟，以避免在東南亞區域經濟中因為中國崛起而逐漸被邊緣化。

俄羅斯企圖與東南亞國家修好，並建立戰略夥伴關係，提高其在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地位。越南便是俄國勢力通往東南亞的出口，而普丁訪問越南，並反對NMD和TMD，以及願意出售武器，這是俄羅斯欲重新走向東南亞的第一步。不過由於俄國無能力提供東南亞更多的經濟利益或援助，以及俄羅斯也面臨經濟衰退危機，又受到地理因素阻隔，並不受到東南亞重視。俄羅斯企圖發展東南亞政經關係，只不過是一種政治象徵意義而已，代表著俄羅斯在東南亞區域並不缺席而已，並無實質的輕重地位，更無法發揮牽制中國的影響力。

印度也積極推展「東望政策」(Look East Policy)，希望與東南亞建立友好合作關係。在一九九六年印度正式參與東協區域論壇，最近又與越南簽署軍事合作，跟馬國和星國之印度裔加強關係，更積極與東南亞佛教國家加強宗教文化聯繫，轉現出軟性外交，來擴大與東南亞接觸與聯繫。相對地，東南亞國家也開始打「印度牌」，除繼續「東向」發展外，也注意到「西向」，爭取南亞市場，取得區域優勢。東協希望將東協「十加三」，變成「十加四」，將印度納進來，也可以發揮牽制中國的效果。而對印度而言，一方面拉攏東協，也可以提高防範中國勢力的南延。另一方面，為了對抗巴基斯坦，印度也積極爭取與中國外交關係改善的機會。因此，當前的印度尚不足以對中國構成威脅，畢竟印度仍有求於中國來解決印巴衝突關係。

美國無疑仍是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發展的最大競爭對手，即使在911事件後因反恐怖立場與合作，已經改善中國與美國的雙邊外交關係，美國仍是東協國家最大的經濟夥伴與軍事安全的依托，當美國勢力在911事件後又順利地拓展到中亞地區時，遲早將挑戰一向在中亞地區享有舉足輕重的中國的外交利益與主導權，而美國為進一步拓展中亞外交關係，勢必以東南亞當作其前進中亞的主要根據地或後盾，才能保障其在中亞的政治外交利益，而在東南亞地區的外交經營與經貿關係加強，又將引發與中國在東南亞的全方位外交競逐。

西歐國家自「亞歐高峰會」（ASEM）以來，便一直積極地參與東南亞的事務與加強雙邊經貿合作，試圖與東南亞建立密切的經貿和外交關係，當作是進入東亞區域或亞太區域的重要跳板。由於過去殖民經歷，東南亞國家與西歐國家一直維持密切的傳統外交關係。因此，透過與東南亞國家建立建設性的夥伴關係，西歐國家不但可以影響東南亞地區情勢發展，也可以進而將政經觸角延伸到亞太地區。不過西歐國家與東南亞打交道的最終目的，無疑是要跟中國建立更為密切的經貿與外交關係，不是來跟中國競爭亞太區域主導權。

三、結合東協提高中國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

中國欲主導東亞或亞太政經發展，透過東南亞是一條捷徑，而提高對東南亞地區的主導權，也將是掌握東亞或亞太政經發展的重要關鍵。對東協而言，與中國建立實質的建設性夥伴關係，也是基於外交安全考量，以及尋求經濟貿易利益之目的，而透過拉攏中國，也可以保證東協在東亞或亞太地區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中國與東協的政經利益是一致的，至少在當前是「合則兩利、分則兩害」的情勢。

中國在亞太區域的強權地位嶄露頭角，這是東協所不可迴避的事實，而且當東南亞政經勢力逐漸衰退時，更不能將中國置之度外，何況中國一直向東協示好，並給予東協國家相當的經濟利益，特別是當東南亞金融風暴發生後，中國也表現出援助的誠意和行動，也給予東協經濟上的支持，讓東協國家心存感激。但是對於中國經濟與政治勢力的興起，也讓東協國家愛恨交加，深怕東協淪為以中國為馬首是瞻的依附國。特別是在二○○一年汶萊會議中，原先計畫「東協加三」自由貿易區的建立，竟演變成「東協加一」或「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脫戲演出，東協不敢違抗中國的主張已經相當明顯，只有將日本與南韓拋在一邊，此舉更凸顯出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絕對影響力。

中國向東協大力發展經貿關係，一方面是為了營造以經濟掛帥發展的國際形象，用來消除因中國政經勢力興起的「威脅」疑慮，改以採取「以經養政」的外交策略，比較能達到主導區域的目的。另一方面，中國與東協發展經貿關係比較能建立務實的互利互賴關係，以經濟利益為主、國家安全次之的訴求，加上低姿態的外交策略，較能獲取東協的認同與支持。正如中國朱鎔基總理所言，在加強雙邊經濟合作的同時，有必要加強雙邊的政治對話與合作，進而發展全面政經關係，便可看出中國與東協政經關係的發展。

在大陸加入WTO之後，雖然對東南亞的經濟威脅將擴大，甚至使可能流入東南亞的資金轉向大陸，造成東南亞外資資金的大幅縮小，此將使受到東南亞金融風暴襲擊和近來911事件的衝擊，加上世界整體經濟不景氣影響，讓經濟體質仍欠佳的東南亞可說雪上加霜，延緩其經濟復甦。不過在大陸加入WTO後也會帶給東南亞無限的商機，尤其是透過東南亞華裔商人與大陸的社會網絡關係來推動經貿關係，可以先奪商機而佔有優勢。然而，此種情形又可能造成華裔投資大陸，資金又大量外流，使得原本該投入的外資轉向大陸，連本身內部的華商資金又被吸引，將更加惡化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問題。在二○○一年時，中國吸引了四百五十億美元的外資投入，而整個東協十國不過吸引了八十億美元外資而已，兩者差距甚大，從此數據不難看出東協的無奈與疑慮。

儘管當前東協國家的立場是「經濟高於政治」，經濟復甦與發展是主要考量，對美、日和歐盟的投資和市場表現出高度興趣。不過也基於地緣政治之考量，東南亞必須看中國的動靜和臉色，尤其當中國軍事壯大以及欲爭取東南亞區域的霸權時，便深受中國的武力威脅。在威脅之餘，東協積極拉攏美、日、歐盟、甚至印度，並不僅僅只是為了經貿利益而已，更大的目的是為了安全利益，來制衡中國威脅，此舉可說一舉兩得，既可以獲得經濟利益和擴張市場，又可以顧及國家安全問題。在有美、日、歐盟或印度的支持下，此舉也更有助於讓東協心安地與中國建立互利合作的夥伴戰略關係，而無後顧之憂。

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後，勢必更積極發展與東協國家的外交與經貿關係，為強化中國成為第三世界國家的代言人，以及提升其在國際政治與經濟面的影響力，從東協著手應該是中國全球政經策略佈局的第一步，先以成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為基礎，可以增強中國的區域經濟實力，進而擴展到大東亞或亞太自由貿易區，可以提升中國的經濟位階，也藉由與東協十國的一致集體行動，更可以提高中國在世貿組織的發言份量。此外，雙邊又積極加強合作開發湄公河計畫，以提高中國在經濟合作上的重要性，同時又透過雙邊交通與資訊聯繫的加強，並給予東協國家經濟援助、人力資源開發和投資，以及保證東南亞區域的安全，都是擴大中國對東協政經影響力的具體作為。

四、結 論

中國欲建立其在東南亞地區的主導權，除必須積極開拓雙邊貿易，以及加速對東南亞地區的投資，並給予經濟援助外，仍必須面對來自日本、美國、俄羅斯、印度和歐盟的政經勢力挑戰。但是這些外來強權勢力卻可能轉換成讓東協心安的鎮定劑，東協在有一層保護傘的庇護下，透過平衡外交手段，將更積極地與中國發展較為務實和全面的戰略夥伴關係。

在新世紀裡，中國對東協採取相當友善和建設性的外交策略，東協對中共的反應也試圖以「經濟合作」替代「政治對立」，除了拓展大陸市場外，也積極推動東協自由貿易區，透過雙邊經濟的合作可以為東南亞創造出更多的經濟利益。基本上，東協的外交戰略原則是透過集體、平衡、合作、拉攏、結合、對話等外交機制，來達到東協本身的「安全」與「發展」目的，進而提高東協在亞太區域的影響力。對東協來說，中國因素是不可忽視的，而且基於地緣政治，「中共威脅」是具體存在的，忽視中國因素，就等於是忽視區域與國家安全。

從中國最近爭取奧運、主辦中亞六國上海會議、中日建立睦鄰友好合作關係、舉辦亞太經合會、參與東協加三高峰議、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倡議成立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進而推動大東亞自由貿易區等，在東亞地區動作頻頻，積極追求周邊和平關係，特別是在東南亞地區的外交活動，更是決定中國能否在亞太地區居於主導地位的關鍵。因此，中國是否能能獲得在東南亞區域的主導權，勢必關係到中國在亞太發展的主導地位。不過當中國愈是頭角崢嶸之際，「中國威脅」的論調也將隨之擴散與發酵，嚴防中國成為新的霸權，這將不利中國在東南亞區域、甚至在大東亞或亞太地區的政經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