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八點」七年誌

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日時逢中國人的除夕，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利用新春談話的機會，發表了名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講話，其中最重要的精神是就兩岸關係的發展提出了八點看法和主張，因此俗稱「江八點」，提出之時，相當震動，海內外均十分重視。

綜觀「江八點」所希望建構的兩岸關係應該是：

第一是「堅持一中，兩岸並存」的新關係：在江八點的看法中，首先重視的就是「一中原則」的堅持，不同於過去兩岸關係中所堅持的互斥性的「一中」原則，「江八點」的一中原則希望在兩岸之間尋找出「並存」之道，用中共慣用的說法就是「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在國際上也能找出一條「真正充分共享尊嚴與榮景」的作法。其後的一段時間，中共在「一中」原則的內容解釋上不斷調整，最新的是在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錢其琛副總理所描述「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完整不可分割」的講話，應該就是「江八點」精神的具體實踐。

第二是創造談判的新關係：在江八點的講話中，建議兩岸進行「和平統一談判」，談判的內容有政治、經貿、國際外交，用中共的說法是「只要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在「江八點」之後，中共也陸續提議兩岸進行政治談判的程序性磋商，或是程序性磋商之前的政治對話，足見大陸當局在兩岸政治談判方面確實希望能夠促成。在經貿方面最明顯的作為就是促成兩岸「三通」的談判，也是以錢其琛副總理在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所提議的兩岸的通航可以比照「港台模式」，可以由民間對民間、業者對業者的辦法來談的建議最為具體，也是目前最可行的談判。

第三是全面交流時代的開創：江八點中建議兩岸之間的經貿、文化、民間和領導人的四個面向的交流、互訪，這就是說大陸當局希望在上一世紀末兩岸之間不再停留在民間的、經貿的交流為主，文化交流、各階層的民間人事的交流以及領導人的互訪，全面地活絡兩岸關係，為兩岸關係開啟一個新的交流的可能性。

第四是具體為和平統一而努力的時代：「江八點」提議的最終宗旨還是希望為兩岸的「和平統一」來搭橋，同時可以看出在「江八點」的提議中「和平」和「統一」已經是一種並重的辯證關係，創造和平的交流、互訪、談判，自然都為了統一來鋪路，而邁向統一，和平也是唯一的途徑。

因此總的來說，「江八點」的提出是企圖為兩岸的和平開創一個新的可能性，其願望是美好的。按當時的兩岸形勢以及國際形勢，特別是美國行政當局的態度，也是可能的和可行的。然而如今「江八點」已經七年了，我們如果回頭來檢視一下七年的兩岸關係的發展的話，不能不說是大失所望，事與願違的七年。如果我們從事實的角度來看，我們就不能不說這七年的兩岸關係是：

第一，激烈爭執「一中」原則的七年：一九九五年之後，兩岸關係與九五年之前更大的不同，即是兩岸對「一中」的問題從內容、內涵的爭議，延伸或故意製造成原則的爭議，因此不論中共以何種方式來重新詮釋「一中」的內容，都不可能使台灣當局回心轉意。從李登輝的兩國論到陳水扁的統合說，再到否定「九二共識」，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台灣不再承認兩岸有所謂「一中」原則，事實上在九五年之後就不斷以各種方法在台灣內外否定「一中」原則。特別是在外在環境行不通的情況下，在台灣島內則是不遺餘力的加速進行，從本土化到去中國化和反中國化，從李登輝的一中各表到陳水扁三度強烈否認「九二共識」，應該說根本就是有計畫的進行，目的就是為台灣否定「一中」原則創造新的社會基礎，以便對「一中」原則進行長期的抗爭。因此在可預見的未來，在台灣社會已經沒有接受任何「一中」原則的可能性，不論是中共的「一中」則或是原先國民黨的「一中各表」，在台灣社會其接受的基礎均在流失。邏輯的推論，兩岸關係不只是現在不安穩，未來也不可能安穩。

第二是談判中斷、接觸中斷的時期：如果說九五年以前，李登輝羽毛未豐，不得不開始兩岸磋商，但是他的策略就是不使談判有結果、有協議；到了九五年之後，李登輝的策略就是根本不談，以便將大陸的「一中」原則從兩岸的基本共識變成中共對台灣的打壓，在此期間雖然有辜振甫的訪問大陸，但是等到汪道涵先生準備來台之際，立刻拋出「兩國論」以阻止汪老的訪問，同時也從此中斷了兩岸兩會的接觸，促使兩岸關係特別是台灣自身的前景變得不穩定。從現在的台灣當局的作法來看，明顯是以不穩的兩岸關係來裹脅台灣民眾相信承認「一中」原則是出賣台灣，是違反台灣利益，是不愛台灣的明顯證據，所以只要中共堅持「一中」原則，兩岸就不可能有任何復談的機會，甚至連「三通」的談判也不可能。

第三，交流熱絡，性質雷同的時期：在「江八點」的提議中原本希望能夠擴大交流的面向，促進各行各業的交流，但是「江八點」出台之後未久，李登輝就提出了「戒急用忍」的策略，阻止兩岸的正常交流，因此我們看到七年以來兩岸交流數量確實在不斷增加，然而如果仔細瞭解，我們可以發現在交流層面擴大的十分有限，以往不排斥兩岸交流的，在企業中被逼不得不前往交流的部份，繼續在交流，而原本排斥的、不想去交流的，則仍然沒有交流。所以交流了七年，兩岸關係未見好轉，兩岸的誤解、不理解依然存在，中共自己也感覺到對台灣形勢的把握越來越不精確，誤差也越來越大；反之台灣當局對大陸的變化又能有多少的把握呢？也同樣不樂觀。如果說交流是為了增加理解，至少這七年的交流是沒有這樣的功能，主要的原因就在於目前的兩岸交流都是發自兩岸民間的自我需求，是以交流的層級、擴大和功能並不符合官方的需要，因此兩岸交流看似十分熱絡，但是對兩岸關係的積累，對兩岸之間的理解，其功能則十分有限。而無法突破的原因，則在於七年來的兩岸關係發展並不是朝「江八點」的方向來發展，而是朝一個相反的方向發展。

第四，兩岸之間分裂分離越來越是明顯的時期：在李登輝執政的後期，外有兩國論的政治準備，內有文化台獨的大力運作，因此從台灣的變化來看，兩岸關係越來越是國際關係的一環。在島內的民意調查中顯示，贊成台灣獨立的民眾出現明顯的增加之勢，在兩岸主張統一的人數大幅下降，而且統一變成是出賣台灣，主張台獨的論述在台灣成為主流的、愛台灣的聲音，是否反對中國便成為是否愛台灣的唯一標準，兩岸主和也必須是以台灣獨立為前提，否則就是與中共唱和。整個台灣在兩岸關係的氣氛已經扭曲為「反華有理，分裂無罪」，而大陸當局眼看著台灣內部的形勢發展所作的情緒反應，則更容易被台灣當局用以鼓動民粹，繼續對抗的政治籌碼，兩岸關係的發展既是十分危險，又是無可奈何。

總之，我們冷靜地回顧一下「江八點」發表之後的兩岸關係，可以說與「江八點」發表的主觀願意和設計都是大相逕庭。我們承認「江八點」是要求兩岸關係促「和」的重要文獻，但是七年以來兩岸關係朝負面、緊張的發展也是客觀事實，因為究竟目前的挫折是事物自身辯證發展必經途徑，或是「江八點」的政策設計本身具難以執行的困難呢？個人以為有必要進一步全面的檢討，當然我們都希望這七年的關係惡化只是一時的逆境，但是如果不是呢？因此雖然個人完全同意「江八點」的願望，但也不能不有所討論。

首先，「江八點」的設計是興利之策，而沒有防弊之道。所謂「興利」是指主觀的、良好的願望，但是比較欠缺的就是萬一事與願違的話，應該如何來推動「江八點」呢？我們看到這一部份中共當局表現比較多的恐嚇、打壓和軍事演習，一旦這些策略正是李登輝、陳水扁等政客所需要的政策，則中共當局顯然就無計可施了。

其次「江八點」的設計仍秉持一貫中共的對台政策的基本設想，只寄希望於台灣當局，雖然中共在口頭上也多次提及「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但是在政策構想上仍以「台灣當局」為重點，因此一旦台灣當局不予配合，甚至戮力破壞，則其結果自然可想而知。「江八點」中不只是在「一中」原則的堅持，談判的對象、交流的層次、促和的對手都是以台灣當局為唯一的對象，是以在願望上很容易落空。

其三「江八點」的設計名為「對台政策」，而內容實為「兩岸政策」或「統一政策」，個人以為「對台政策」顧名思義應該針對台灣的變局、台灣的需要、台灣人民的願意所設計的政策，換言之，對台政策是如何將大陸當局的善意、想法做到台灣，所以對台政策是冀望在台灣收效，有了此一效果，才有可能在兩岸政策和統一政策收到效果，所以統一政策必須對兩岸政策為先導，而兩岸政策又是對台政策為基礎，如果在政策邏輯沒有這個思考，則不論是兩岸政策或統一政策，便都是一個無根的政策。

其四「江八點」的設計在本質仍不脫離以國民黨為對象的政策思考，而欠缺直接對台灣人民為對象的政策思考，此二者的差異在國民黨與中共有著共同的近代中國的經驗，雖然兩黨的解釋不同，而台灣人民則只有台灣自身的歷史經驗，所以可能影響國民黨的政策，未必對台灣人民有效。面對台灣人民號召統一，必須以台灣人民為立場，特別注意在歷史上滿清政府與國民政府兩段兩岸統一時期的歷史經驗，以及在五○年代國民黨退守台灣時統治台灣的歷史經驗，才能真正掌握台灣民眾對中國統一的感覺，也才有可能提出面對台灣人民的政策號召。

基於以上的討論，個人以為近七年來的兩岸關係的內外發展以及國際結構均已出現重大的改變，特別是台灣內部執政者的變化以及美國執政者的變化，均已大大影響「江八點」的政策執行，大陸當局有必要依據形勢，制定新的政策綱領來推動兩岸關係，此一新的形勢包括了以下的思考。

其一，必須將兩岸關係的變化和發展放置在中共黨自身的轉型的政治改革的思考框架來考慮，換言之，中共黨自身的轉型變化與兩岸關係之間不是孤立、不相聯的事件，而是彼此互有關聯的事件，共黨自身的轉變必然帶動全大陸的政治轉變，此一轉變的風暴必將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

其二，必須思考台灣人民的自主性需求和政治統一的負面記憶：兩岸的統一不是只有政治上統一為唯一的關心，而必須同時關心到經濟的統一、文化的統一、知識的統一，如果同時思考到多元的統一層面，則我們立刻會發現到「一國兩制」的統一模式並不是在各個面向完全適用，因此對「一國兩制」的執著也就可以適度的開放，因此統一的工作就不會是一個單向大陸統一台灣的政治工作，有可能是雙向的、多向的尋求合作的政策，「合作」的結果是在那些範疇是大陸統一台灣，在那些範疇是台灣統一大陸，也就是自然而然交流的結果。換言之，將「政治統一」工作的優先順序擺回正常的位階，則推動各領域的合作便成為重要的、優先的工作。在各個面向和層面的合作中，就必然對浮現許多目前無法臆測的統一機會，面對台灣人民在政治上統一的不愉快的經驗，以及常態的選舉中培養出的自主性，必須開創性地提供其他領域合作來擴大統一經驗，開發統一的新經驗，才有可能重塑統一的記憶。

其三，必須思考和平統一的工作是中國歷史上的創舉，所以它會遭遇那樣、這樣的干預、困難和挫折，這是十分正常的，特別在全球化的今日，西方國家不配合中國統一，阻礙中國的統一，也是十分正常的現象。中國統一的工作也是中國特色的戰略建構中的一環，此一環節既是中國特色的綜合表現，又是中國特色得以彰顯的基礎環節，面對此一工作既需要綜覽全球的氣魄，又需要鉅細靡遺的納米(Nano)觀察，既需要把握堅持政治的原則，又必須開放政治原則，使之在不同領域有著不同的體現，既要承接歷史，又要開放創新，大膽嘗試，特別在政治的兩岸關係相互鬥爭之餘，大膽開放經濟的兩岸關係來提供競爭與互利，創意塑造知識的兩岸關係之間的合作與雙贏，應該是面向未來的兩岸關係的新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