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五十五周年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台灣正在舉行國會議員增補選選舉，中共與美國突然宣佈雙方將於七九年元旦正式建立邦交。台灣當局隨即宣佈中止一切競選活動，並查禁所有的黨外雜誌。

競選活動雖遭中止，但是黨外活動並未能中止。《八十年代》、《美麗島雜誌》、《鼓聲》、《春風》也相繼出刊。接著，又發生逮捕余登發的案件，黨外人士南北串連，聲勢日益壯大。終於九七年十二月人權日，在高雄發生警民衝突的「美麗島事件」，國民黨當局為鎮壓日益茁壯的民主運動，而大肆逮捕黨外人士。

在國民黨大肆逮捕黨外人士之際，八○年一月，我赴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在「美麗島事件」大審之時，又在該年二月二十八日，發生林義雄家中的慘案。

海外留學生自保釣運動後，因一九七六年中共「粉碎四人幫」，「文革」的殘暴和荒謬大白於世，保釣運動自此消沉，繼之而起的是聲援島內黨外運動的台獨運動。最老牌的台獨當屬台獨聯盟，還有日本的辜寬敏、王育德，「台獨左派」當屬後起之秀，有一份神秘兮兮的刊物叫《台灣年代》，流亡在美國的許信良則辦了一份《美麗島週報》，又和老牌的「台獨左派」史明相唱和。幾乎所有的刊物都在談發生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並且，在台灣留學生中流傳著兩本書，一是美國人柯喬治（G. Kerr）的《被出賣的台灣》，一是王育德的《台灣─苦悶的歷史》。

自七二年「台大民族主義座談會」之後，我特別關心台灣史研究，有關「二二八事件」，由於是台灣當局的禁忌，能看到的資料很少，官方的資料又難以令人信任，私家的回憶錄又多語焉不詳。

於是，在哈佛燕京圖書館裡，我開始盡量閱讀和搜集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資料和討論，但燕京圖書館的收藏也非常有限。另外，我極不同意柯喬治和王育德的觀點，並認為這二本書的流行將會產生不良的思想影響。所以，我還在燕京圖書館裡寫了一篇很長的書評─〈偏見不能代替歷史─評《台灣─苦悶的歷史》及《被出賣的台灣》〉。後來，我還看到有文章說，推銷這兩本書的台灣同鄉會內部也有人提出批判，不可能批判的接受王育德「皇民化」和柯喬治的帝國主義觀點。

我八一年初返台，台灣的黨外運動並沒有因「美麗島事件」而鎮壓下來，正好相反，延期到八○年底舉行的國會增補選，「美麗島事件」家屬和律師紛紛當選，朝野對立更形尖銳。楊國樞教授找我，《中國論壇》的學者們希望聯名對這個現象盡知識份子的責任，要站出來說幾句話，要我執筆代寫一篇文章。於是有〈以更高的民主解開「台獨」的問題糾結〉之作。

這篇文章有二個背景，一是我剛從美國返台，知道海外台獨一直在渲染「二二八事件」，另一是官方不斷渲染黨外運動的台獨色彩。為了要為黨外的台獨解套，也為了消除海外台獨的「二二八」議題。所以，我一面提出鄭成功、羅福星、「廣東台灣青年革命團」、「東港事件」都有台獨之性質，但並非反華的分離主義運動；另外，則提出要解決「二二八」問題。唯文申根據蘇新《憤怒的台灣》提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草山會議」，後經考證實為「太和行會議」之談。

接著我又發表了〈是歷史的還給歷史〉（〈新生代〉一九八二年十月號），釐清「二二八」與台獨的關係。八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又有國民黨立委吳梓有關「二二八」的書面質詢。何偉康兄創刊《中國風》，我又把搜集來的一些「二二八」史料略作整理發表了〈「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夢魘〉（一九八四年二月號）。

八四年暑假，我再次受邀赴哈佛大學和柏克萊大學訪問，路過東京第一次認識戴國燁教授，暢談有關台灣史研究的主體性，也談到「二二八事件」的問題。再到柏克萊，見到「美麗島事件」後滯美不得返台的陳鼓應教授，鼓應兄知我正在研究「二二八」，便拿了一些有關「二二八」的史料給我，其中有一份從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館影印出來的《台灣政治現狀報告書》，是一九四六年三月閩台通訊社出版的。這份報告書提供了我們光復初期，「二二八事件」發生前的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的背景。掌握了這份資料，才掌握了對「二二八事件」的社會科學的瞭解。

此外，在紐約發行，由葉芸芸主編的《台灣與世界》，從八三年開始連載梅村仁的《二二八史料舉隅》，後來我才知道「梅村仁」就是戴國輝教授。他一個人獨自在東京搜集了大量的「二二八」史料。

八四年暑假，到美國去了三個月回來，可謂「滿載而歸」。接著我就發表了一連串呼籲解決「二二八事件」歷史問題的文章，有〈走出「二二八事件」的歷史陰影〉、〈文學不是「拍馬屁」─為吳濁流《天花果》辨誤〉、〈陳儀與「二二八事件」〉─評《人民日報》訪陳文瑛〉、〈略論「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在台灣現代史的透視〉、〈歷史問題必須歷史解決─「二二八事件」四十週年論其與共產黨之關係〉、走出「二二八」的陰影─與日本記者談「二二八事件」〉。

八五年黨外立委江鵬堅時為《夏潮》的法律顧問人，找我起草有關「二二八」質詢稿，於該年二月二十七日提出，而有俞國華三月二十日的答覆。為聲援江鵬堅的質詢，我即在四月號《中華雜誌》發表〈略論「二二八事件」〉一文，反駁俞國華的答詢。有這麼一個回合也是促使我編《二二八真相》的動機。

有了江鵬堅和俞國華這麼一回合之後，為了要提供台灣社會得以討論「二二八」的材料，《夏潮論壇》的朋友也普遍認為要澄清黨外運動對「二二八」認識的混亂，有必要出版一本「二二八」的書，於是我即著手將搜集的「二二八」史料整理編輯，定名為《二二八真相》。這個書名記得還是「美麗島事件」剛出獄的王拓定的。我們明知這本書一定會被查禁，當時《夏潮論壇》的經費又不足，還要負擔《夏潮論壇》本身的出版，所以一切從簡，用的是最便宜的報紙紙張，並且，沒有註明任何出版資料，沒有出版社，沒有地址，沒有電話，沒有印刷所，沒有出版日期，沒有經銷處。

《二二八真相》出版後，果然遭查禁，但我們從來沒有收到查禁通知書，只有調查局人員來問我，知不知道有這本書，我只有裝不知道，我一生以司馬光自比，從不說謊，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謊話。

《二二八真相》查禁後，挪用《夏潮論壇》的經費血本無歸，後來，《夏潮論壇》發行人柯水源兄告訴我，他把《二二八真相》的紙型賣給了鄭南榕，才還掉了印刷費。聽說，鄭南榕也出了一版，但我一直沒看見過鄭南榕版。

八六年三月一日，江鵬堅再提出質詢，向行政院提出了五本書單，第四本即《二二八真相》，並註明「出版者不明」。

由於島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二二八」終於成為一個可以公開討論的議題，甚至於得到平反和補償。於是一時間台灣社會出現了許多「二二八專家」，在這些「二二八專家」的鼓躁下，從國民黨的「一言堂」到民進黨的「一言堂」，而不允許有任何知識學術的「二二八」研究，連行政院指派的二二八事件研究的學者，都受到不少困擾。因此，我不得不再發表〈是歷史的必須歸還歷史─「二二八事件」的表相與本質〉、〈檢討蔣介石的歷史問題〉、〈把「二二八」從政治還給學術〉。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產生了島內「省籍衝突」的表相，二十年前，推動解決「二二八」的歷史問題，是為了從本質上去消弭「省籍衝突」的表相。現在「二二八」平反了，但不意「省籍衝突」益烈，甚至於「二二八」變成了新「省籍衝突」的幫兇。是耶？非耶？但是歷史的還是必須回到歷史，所以，在此「二二八」五十五週年之際，補上江鵬堅當年的再質詢一篇，重版《二二八真相》，以了卻當年的這段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