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生肘腋：民族主義論戰突起(四)

因此在這幾篇反擊文章中，除了范良光可以正大光明談其文化民族主義的立論外，我們幾乎全部退到了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立場來自衛。

對我們而言，受到一九六○年代全世界左翼思潮的衝擊之後，當然自認已經超越孫中山。我們這些學生開始看到，第三世界落後與貧困的問題核心主要在於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出來的帝國主義（一個頗正統的左派觀點）。第三世界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就只會陷入被帝國主義國家侵凌剝削以致萬劫不復的境地，唯有另尋出路才能從此困境中脫出，而不論中國大陸或台灣都在這個問題意識裡。然而在當時左翼思想不能明說的條件下，三民主義確實成了必要的護身符。

我們以三民主義為護身符並非表示對它抱著虛假的態度，當時我們認為就政治光譜而言孫中山的晚年思想是相當左傾的，而後來的黨國背離了孫中山，只是頂著他的光環，將他擺在神龕上，所作所為卻是背道而馳。就是說我們只是認為三民主義不夠左，而非認為它不進步。而且面對台灣正逐步蛻變到資本主義體制，三民主義反而還有其進步意義。

於是黃道琳與謝史朗就以孫中山晚年的思想所隱含的豐富的左翼民族主義為立論基礎，反擊他們扣來的紅帽子。譬如黃道琳從大新作者舉出的南越拒絕美國強加的停戰安排的例子，引出「反帝國強權干涉的民族主義」，由此質疑說「既然作者首肯了南越人民的民族主義，那麼，當中國人民的領土被武力強權所侵佔（釣魚台事件），當中國人民的生存權利被經濟的強權所剝奪（飛歌事件），當中國人民的自由選擇權利被文化強權所控制（思想強姦），請問中國人民怎麼辦？答案很簡單、很沈痛：力行民族主義。」

總得說，我們的反擊受到了當時論述環境的極大限制，一方面黨國隨時準備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大刑來伺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也在親美的國府政權的型塑下成了一個「反共社會」，左派成了過街老鼠。因此我們在理論上不能明白說出左翼反對帝國主義的理論，只能以孫中山為護身符；也不能明目張膽地介紹社會主義，只能訴諸素樸的社會正義，來質疑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及其世界觀。

在這種限制下，我們搏命反擊時所用的言語不免激越貧乏而充滿修辭，甚至還不得不回扣對方各種帽子。而我們所呈現出來的雖然多是以民族主義為名的論爭，然而台灣在一九六○年代的西化/傳統之爭後，這是進而將問題意識提升到左右之爭的第一次。而且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會在此時拔刀相助，也是因為這個左翼力量裡頭有著反抗西方霸權的民族主義因素。

我們在十二月十八日這一天的激烈反應著實讓對方吃了一驚，穆谷因此又寫出一篇要分兩周才能登完的大文章來追殺，並且醫學院的《台大醫訊》也加入圍剿我們，於是展開了論戰的第二回合。下一周十二月廿五日的《大學新聞》與《台大醫訊》同時推出了如下追擊文章：穆谷：《戈登結上的一刀：真理的對質和爭論的解消》（大學新聞）星光：《談自由民族主義》（大學新聞）吹簫客：《也談民族主義》（台大醫訊）

穆谷的長文分兩次在十二月廿五日與元月一日登出，他除了更為盛氣凌人賣弄文才之外，又欺著我們有難言之隱的弱點，耍弄出一套萬無一失的反共邏輯來狠狠追擊。而其中最惡劣的莫過於把我們這些人劃成是屬於一個「用心路人皆知」的「×××訊」集團，好似在昭告天下「畢聯會訊」是一個陰謀集團。

星光的文章更不加掩飾，乾脆就將我們套了個「統戰民族主義」的紅帽子，說這種民族主義「往往宣染認同的重要性，有意避開社會制度的認同不談，在含混其詞中，企圖以籠統的一體歸屬感，遂其魚目混珠的目的」。最後還說「未來國家的現代化工業化才是我們全體人民應該努力以赴的目標」，一筆勾消保釣運動一年多來台大師生民主抗爭的努力成果，讓人搞不清楚他是反對派學生還是黨國中人。

《台大醫訊》的吹簫客則更是惡毒了，他如此逼問「當中共的統戰陰謀以民族主義做『羊頭』，在海外賣他的『狗肉』時…，我們要問，你們如何讓各位同胞相信你們所販賣的民族主義不是統戰陰謀的台灣版，不是有奶的毒娘？」

這一波以穆谷為主的新的攻擊有若腥風血雨，而且都是匿名，讓我們讀得毛骨悚然。但我們必須等到元月八日才能回應，因為原本兩周出刊一次的畢聯會訊碰上元旦而順延一周。對方除了主將穆谷之外，顯然也有不少能文打手，而我們這邊只能得到北劍的義助，情況委實孤立。不像「小市民心聲」所激起的幾乎是全校輿論的同仇敵愾，這次我們被扣紅帽子卻幾乎得不到任何聲援。

當初我們感同身受一躍而起，完全是自告奮勇之舉，並沒想到要驚動陳王兩位老師。座談會後陳鼓應立即陷入校方指控他污衊忠黨愛國學生的糾纏之中，無暇他顧。只有王曉波為了擺脫對方扣他「不反共」的紅帽子，不得不親自出馬，寫了一篇辯駁文章投到《大學新聞》，在民國六十二年元月一日刊出：王曉波：《愛國才能反共》（《大學新聞》）

王曉波除了指出胡主民與穆谷的兩篇文章「斷章取義，極盡曲解及『扣帽子』的能事」外，還是繼續站穩他三民主義的立場，試圖更理論性地來澄清帝國主義的性質、義和團意涵的多面性、三民主義的時代性等等，並聲言「從未閱讀和研究過共產主義理論的經典」，奮力抵擋對方丟來的紅帽子。

大學新聞的編者對登出這篇文章似乎不太情願，還在文前加了一段冗長的大字按語，聲稱大學新聞社的立場是「能為我們的人民我們的社會和我們的國家做毫不保留的熱烈而虔誠的奉獻」，或許是想彌補王曉波在他這篇文章裡所指出來的，胡穆兩人亂扣帽子的作法所引起的讀者對大新的不良印象。

我們當然不甘示弱，在學期結束前又組織了幾篇大小文章。我以《畢聯會訊》主編身份寫了《編者的幾點聲明》，抗議穆谷使用「×××訊」一詞的不當；俠客北劍再度出手；在畢聯會工作的阿焜則實在看不過去，寫了一篇反擊穆谷的文章，卻又拉史朗與我，由三個畢聯會幹部一起掛名；史朗的社論也加入戰局，而道琳的一篇則投到大學新聞。這些全部在元月八日刊出：

社論：《自由民主的真諦》（《畢聯會訊》）

北劍：《中國的良心在哪裡？一個文化民族主義者的控訴》（《畢聯會訊》）

黃道琳：《穆谷大刀與邏輯：民族主義的困境》（《大學新聞》）

張錦焜、鄭鴻生、謝史朗：《告我的同胞穆谷》（《畢聯會訊》）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