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母語的人」：追憶戴國煇教授逝世一週年

二○○二年一月三日，晚上打電話給師母，約好明天去出版社送稿，師母聲音略帶沙啞，不敢問師母好不好，想起去年此時，老師驟然倒下，就是在今天進了加護病房，從此不起，此於從來相信老師大病後已漸復愈的師母來說，是生命裡的大轉彎，說是人生重挫，亦不為過。

一年了，老師離去已然一年﹗

幾次前往新店山區探望師母，向來優雅的師母仍然一如往昔殷殷相問，從來的訪問都是溫暖相迎，不是一碗熱騰騰的紅豆湯，就是一壺沏好等待的熱茶，走時還會塞上個蛋糕、巧克力、仙貝等給我家兩小。而粗枝大葉的我也總是在離去時，才想到啊自己竟常是兩手空空而來，而且更該死的是，每次總是在上課、家務等諸事了結之後，夜幕已然低垂才來叨擾師母，而往往離去時，已是子夜。

造訪師母目的性其實也都很強，通常都為老師文集的編輯而來。

免不了要講起老師，講起老師生前上課、說話種種，然後是談老師所寫文章的觀點，一說說不完，真是說不完。常常離開師母家，還是老師的言語、聲音，走在黑黝黝的山路上，望著晶亮晶亮的星光，有著另外一種心情。老師身後，「半個共產黨」也罷，「統派同路人」也好，撻伐之語偶現。這些話對一個七○年代在海外就開始披荊斬棘，率先研究台灣史，甚至搶先找到一些珍貴史料的歷史學者是否公允？對一個七○年代就以「暫為原住民收集、整理史料，期望將來有原住民歷史學家，寫出屬於原住民的史觀」，這樣一個始終懷著漢人原罪與人道精神來研究整理霧社事件史料，帶著今日流行名詞所謂「本土情懷」的人，這樣的劃邊是否公允？

那種感覺很難說，常常車子開著開著，出了神，猛然又想起師母說起的，在日四十餘年的老師在一九九六年回到台灣後，是如何努力地學著「母語」（漢字、國語），他的書房貼滿漢語、日語、英語的詞彙對照表，努力研讀，最得意的是給師母看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寫好的中文文章，「我寫得不錯吧，」老師總是這樣向師母說。

也才想起老師上課時總常會介紹一些史學名著及外國暢銷書的中譯本，「我來看看有些話用中文怎麼說？」老師不是不讀原文，原來是在找一個對照組。

歷史對像戴老師這些經歷過離亂世代的人們，是否也應該有所虧欠？

南天書局的魏德文先生總常笑說，戴老師真正的中文程度只有小學五年級。戴老師在念高中以前，受的是日文教育，光復後讀建中才開始念漢文，但因時局混亂，台中農學院念完後就負笈東瀛，從此旅居海外四十餘年。老師晚年常說起他建中的學長張光直，「不能跟他比，人家能通北京話」。對辜振甫等能通京劇、說北京話的時代人物也有些說不出的情結。與同世代人相比，若稱戴老師是「失去母語的人」並不為過。而當這失去母語的人一旦歸根，很難相信要面臨的問題，還不僅是語言。在老師生前，偏就有這麼多人，常以現實「政治正確」的語言觀揣度，他們摹想老師在日四十年，用日文說話問候，該是親切一些吧。那些研究所的學生，或是後進的同行，往往在老師上完課後，就哇啦哇啦地以日文向老師問候起來，殊不知這樣的「招數」在老師看來總是怪異得很，老師也總是板著臉，以嚴肅的神色回應，這一方面當然是在老師面前，那樣的蹩腳日文實在羞煞人也，一方面「反對被殖民之人，沒事就以殖民語言說話」的老師，從來不認為有能力以殖民國的語言說話有何光榮。老師一生批判殖民者，要「曾被殖民過的人們」建立起主體性的思想，而且是要身體力行的，我總是這樣認為。

老師的忘年交杜繼平先生認為，戴老師與後殖民時代的代表人物薩伊德這種「出身在第三世界又具有高度精神主體的知識份子是一樣的，雖然地處帝國主義的中心國家，嫻熟中心國家的語言，甚至躋身主流地位，卻未匍匐於帝國主義的價值體系下，對之頂禮膜拜，反而利用出色的學術專業，站在本民族的立場，分別對美日帝國主義的意識型態與行徑提出嚴厲的批判……」，我覺杜先生的說法很清楚地點出老師一生的風格。

老師在日四十年，能以日語演講、寫文章，日文甚至比日本人還好，但老師終生未以此為傲，晚年甚至常以中文不夠好為憾。有次老師跟我談起台灣的語言問題，講起僅能以英語授課的印度籍教授，最羨慕的是同被殖民過的台灣，仍能夠以漢語上課，「至少您們在被殖民後，菁英溝通的語言仍是母語，」老師這樣引述那位印度籍教授的話。之於戴老師來說，從原鄉情感而出的「地方語」（閩南語）、便於大家溝通的「標準語」（國語）、被視為大同理想的「世界語」這三個層次語言分隔，是很清楚的，但台灣今日的世道，這些分隔總還是剪不斷、理還亂，老師在面對「後殖民」台灣的現實時，恐怕還是感慨居多啊。

老師生前常說，任何人出生在哪兒，是那個種族、省籍等都是命定的，不可能自己選擇，因此對於因不同血緣、省籍，甚或文化背景所產生的觀點歧異，老師總帶著同情的觀照，這也就是為什麼老師在日期間，左右各派不同意識形態的台籍人士都能成為老師東京家中的座上客。這樣一個在殖民母國日本居留過的人，不媚日、不仇日，每每以其寬廣的襟懷，時時觀照自身民族的立場，並且希望不同立場的人能打開心胸，以學理及社會科學的基礎，理性對話，對照今日意識形態彰顯，或藉此打出種種偽命題，假正義之名的張牙舞爪之徒，在風格上已是高下立判。先生之風，遠矣！

老師離世後，師母放棄了在日已卓然有成的中國料理教授事業，專心整理老師舊稿及藏書，偶爾還應出版社邀請，為李登輝情結下對老師莫名的栽贓，出來講幾句話。戴老師在日四十餘年的生涯，經師母對照著老師細心留下來的案歷、日記，一頁頁整理出數萬字的戴教授年譜，過去不大過問老師文章大業的師母，也像變魔術一樣，將老師過去未成書的舊稿、手稿，一篇篇找出。當一月初，師母拿出那以密密麻麻筆跡排列著包括老師生活譜系、著作目錄及世界大事的年譜出現時，眾人在默然間，卻同時感受到師母的毅力與不眠不休的付出。

「老戴有你這樣一個老婆，在地下也可以偷笑了，」初見年譜的剎那，台大哲學系王曉波教授說出了大家的心情。

戴師母身上，也是女性的我看到二十一世紀後，或許會愈來愈稀少的女性質素：單純、專情而執著，對老師的千萬情義，全化為繼承夫志的種種付出，「多情應笑我」，或僅因曾是牽手緣。

謹以此紀念戴國輝教授逝世一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