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前途的路線整合問題

台灣前途充滿了不確定因素，使島內企業家、青年學生、家庭主婦，乃至於軍隊和情治單位，惶惶然不知所為何事，其終極關懷始終搖擺動盪不安，於是企業家出走，青年嚮往大陸求學，神棍詐財騙色應運而起，失業困境始終難以突破，這些現象的本質，都是兩岸關係的路線分歧所致。各政黨為了權位，一直不敢面對現實說真話，主張甚多，可行性甚小，都想關起門來當「皇帝」，騙騙選票而已。

這種一廂情願的思維模式，就是所謂的「分裂性思考」（Schismogenic Thinking），把兩面相關的問題，一刀切成兩半，祇顧自己這一面的想法，而忽略與它共生的另一面的想法，結果未有不敗者。換言之，中共必須顧慮台灣的現實，台灣也必須顧慮中國大陸的現實，從兩岸整合的角度去思考解套，才有突破僵局的可能性。

筆者曾經在《海峽評論》第一二八期（二○○一年八月）發表《民眾對政府失去了信心：阿扁的「假大空」遲早會毀了台灣》，針對陳水扁的兩岸關係政策，其背後的理念：未來的「一個中國」論、中央與地方的安排論、併吞中華民國論、以及擱置主權爭議論等四個方面，一一駁斥其虛妄不實之處，最後論斷「一國兩制」在台灣民眾走投無路後，迷途知返，就能發現「一國兩制」就是維持現狀，為兩岸人民所能共同接受的最大公約數。

陳水扁及民進黨經常說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說法不是無知就屬有意欺民。香港、澳門回歸後，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但兩岸統一後，台灣與大陸都是中國的一部份，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大陸也不屬於中華民國的一部份，而是兩岸共議國號，共同商量出來的產物。

去年十月九日上午九時到十時卅分，中國統一聯盟組團到北京中南海會見江澤民先生，談話中，果然江主席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都可以Simplify（江主席原音）改稱「中國」。江主席這個說法留下很大的談判空間，沒有什麼誰消滅誰的問題。陳水扁否定「九二共識」，指責李遠哲等接受「九二共識」就是「出賣台灣」，可見陳水扁成為最高領導人後，雖然對兩岸關係政策有所調整，偏離建國黨人的期望，但始終毫無誠意從兩岸共同點：「都是中國人」的角度出發，來取得兩岸的最大公約數。

陳水扁及其同路人這種心態，毫無疑問地傳承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人自卑自憐的一面，而失去了中國人自立自強振興中華的另一面，因此面對中國文化、中國歷史，乃至於台灣四百年史，都是中華民族的異化，或自外於中華民族的游離份子，以為中華民族在現代化的建國運動過程中，另起爐灶，可以投機得逞，未免想像力豐富或不自量力的蠻幹，以拖待變，來享受「權力的滋味」。

事實正好相反。中國大陸除非日漸向下沉淪，陳水扁的以拖待變並非良好的策略。台灣經濟日漸依賴中國大陸已從李登輝時代「南向政策」的失敗得到充份證明。最近扁李支持的「台灣產業科技推動協會」強調走國際路線，不走「大陸」投資路線，又是新一波「戒急用忍」政策的借屍還魂。

民進黨的兩岸關係有投機搖擺的性格，在國際政治「一個中國」原則的框架下，既無法突破，又不願接受，可謂毫無前瞻性，又與中國歷史精神斷了根，不願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或認為自己是「類似中國人」（行政院長張俊雄語）剩下的祇是現實性、或現在式的時間觀念，那只是混日子的心態，如何「拚經濟」呢？

民進黨自己已陷入彷徨無依的迷惘，不如建國黨的基本教義派對台獨還有所歸依，因而心態較為穩定，雖然是烏托邦的理想，卻有畫餅充飢自慰的療效。然而，國民黨這個一百多年的政黨，在歷經憂患成為在野黨後，可憐一個以民族主義為起始點的本土政黨，竟然淪落到今天隨著李登輝在去年選舉時指責「聯共反台」，而跟著起舞喊出「反共保台」的路線方向，不僅被動地受李登輝拉扯，更見國民黨早已失去積極主動創造理論的思考能力。

國民黨智庫國安組召集人、陸委會前主委蘇起表示，國民黨一直以來路線都是站在中間，反共是反對共產制度，但並不反中國；而過去執政五十餘年，國民黨一直都是保衛台灣的。

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期，何嘗不是一直都是保衛中國大陸？自一八九四年興中會成立開始，國民黨也一直以收復台灣為奮鬥的目標，但保衛中國大陸的結果丟掉了中國大陸，為全民所唾棄；保衛台灣的結果，反而被民進黨趕下台。國民黨已成在野黨，在路線方向及人才引用兩方面仍不思自省，反應遲頓，老百姓哪有信心國民黨能保衛中華民國呢？弔詭的是，中華民國一路走來始終如一者，即一個中國原則憲政架構未變，為了這個一中原則，今天還要依靠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來保衛她的生存，以免中華民國變成台灣共和國。老百姓相信中共有保衛中華民國的能力，也不相信在野的國民黨有什麼能力呢！

國民黨自以為站在中共與台獨的中間，可以擋住中共保護台灣。殊不知，國民黨糊塗矣！自以為反對共產制度也反對馬列主義（KMT大陸事務部主任張榮恭的詮釋），「保台」即指不接受馬列主義和共產制度在台灣實施。我們祇覺得膚淺、幼稚、好笑。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了將近一百年，一代不如一代，老一代國民黨人還能知彼知己，年輕一代怎麼連今日中共早已走市場經濟的制度也不知道，還是故意裝聾作啞？去年七月中共提出「三個代表」理論，中共已表示代表全民利益而非無產階級利益，也不搞階級鬥爭，且中小企業家都可以入黨，他們都不實施共產制度了，國民黨還要擔心中共在台灣實施共產制度，豈不腦神經有問題？

國民黨自以為這樣的路線方向可以贏得台灣島內的民心，並且可以擋住李登輝「聯共反台」紅帽子的壓力，實在天真幼稚，低估了台灣人民的智商。

國民黨應當尊重自己的黨史，當年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政策，還把共產主義視為民主主義的共同理想，才有第一次國共合作帶來的北伐成功。後來國共雙方，又在一致抗日的民族主義基礎上，完成第二次合作。抗戰勝利，雙方又陷入內戰，然後又發生四十多年的冷戰。直到今天，兩岸中國人是統是獨爭論不休。

Samuel P. Huntington曾謂，美蘇冷戰格局下的國、共鬥爭其實祇是西方文明的內戰而已，一個追求資本主義路線，另一個追求共產主義路線。這兩條路線都來自於西方文明的內在矛盾，是工業社會所遺留下來的產物，所爭者主要是財產權的公有或私有的問題。這在當前所謂「知識經濟」時代，傳統公有或私有的所有權形式已經不合時宜且無效率，在後資本主義，也是後社會主義，必須重新創造所有權的形式。知識經濟時代發現「非對抗的物品」（Non-rival Good）如軟體、基因信息、食譜等具有「規模報酬遞增」的現象，沒有使用的排他性也沒有分配問題，愈多人使用與分享，其價值反而遞增。因此，市場交換與私有財產制雖是組織實體物質經濟的最好方式，卻非知識經濟最好的組織制度。

知識產品通常是聯合生產的，知識的創造往往非一人之功，團體的合作才是創新之本。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將鼓勵公有與私有的所有權混合，政治制度將以促進知識豐富、培養多元價值，與鼓勵實驗的文化為評判優劣質的標準。在這樣的新形勢下，爭論公有與私有的所有權問題已無多大意義，新時代的政治與經濟制度，必是超越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新樣式。國共鬥爭將近百年，都是工業社會時代所面對的矛盾問題，當社會形勢的發展已越過那個矛盾問題，而出現新的問題時，還在談老矛盾如「所有權的公有與私有」，「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等等問題，則不僅落後時代發展的趨勢，更見毫無創造力。國民黨面對新形勢，還在那裡談什麼不接受馬列主義和共產制度在台灣實施，真是不知今夕何夕，其思想之保守和反動，令人慨歎領導人尚未從失敗中吸取教訓。

當然，國民黨最近也有做得十分正確的事，那就是禁止黨員以個人身份入閣，以落實政黨政治理念，與推動責任政治，好好扮演反對黨。

陳水扁面對國民黨的禁令而作回應：「人才是不分黨派、沒有顏色的，人才要為國、為民所用。」這話固然說得好像很有道理，實際卻是蘊藏玄機，且言行不一。陳水扁及民進黨執政後，中鋼及若干銀行、政府執政部門不停的蠶食鯨吞綠化的結果，出現多少國家發展方向的大是大非問題，例如故宮的本土化、九二共識的賣台、國歌有聲無詞、護照更名、新聞局改標誌、漢語拼音的爭議、提拔本土軍事將領、研議修改五權憲法等等措施，相信真正所謂的人才，斷無對此大環境無動於衷之感。陳水扁誇稱人才無顏色，但用人才的政客卻有顏色的「分別心」，如果人才對此顏色之分別心毫無警覺，也不過是一蠢才罷了。

管理學上對此早有定論。一個良好的管理人才與一位卓越的管理人才，其區別並不在於專業技術，而在於他對自我的意識及其所處的環境系絡之警覺，這種知覺能力，祇有透過理論才能有效的反思。基於這樣的認知，筆者發現張學良的悲劇在於對自我的認知不足，對蔣介石的認知也不足；孫立人的悲劇則在於有軍事專業能力，但缺乏政治環境系絡的敏銳度。任何一位人才，不可能是「聽命辦事」或「奉命唯僅」的「機器人」，他必須反思到其所具備的專業能力是為誰效命？或為了什麼理想而服務的，否則他也不過是普通的人才，或事務性人才，真正大才者要像孔子所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那樣才算真正的大才。

現在的執政者不但與中國文化精神脫鉤，更無知於最新的管理觀念，講什麼人才無顏色，說白了，他們所要的是蠢才，是聽命辦事之才，而非「大臣之才」。吾人相信，真是大臣之才者，必須要有顏色，即對你的政治路線、理想和國家發展方向不能盲無所知，而糊里糊塗地效命或效忠。阿扁所要的人才，其實只是蠶才而已，而自己的性格也反應出沒原則，沒有常道，沒有方向，只要願與我阿扁合作者，都是人才，管他是不是「以道事君」，這就是今天台灣的亂源所在。

在野力量的團結與超越，就在於在野人士要有理論基礎，能夠提出一條爭取民心認同的政治路線，不僅能有效整合島內的民心 ，也能與中國大陸取得共識，更能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中屹立不搖，不能關起門來搞些「選舉語言」或「民粹語言」，卻走不出台灣，進不了大陸，連美國人都覺得可憐可悲的語言，還自鳴得意。

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民進黨已無方向感，國民黨是建立在民族主義本土基礎的政黨，還要在宣傳上被李登輝和民進黨人拉扯，不知超越前進，又怎能贏得親民黨的合作？當然，親民黨也別為了立法院四十六席而自以為壯大。迄今為止，還看不出該黨在理論上恢弘的氣度，和有創造力的遠見，沒有知識經濟時代超越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爭論的認知，仍停留在工業社會時代矛盾問題的漩渦中，未能自拔因應。

在野黨的團結與超越，必須與執政黨的路線有所區隔，道不同不相為謀，才能團結真有力，其關鍵就在於台灣前途的要害：兩岸關係到底是一個中國還是兩個中國？真正的人才對此不應糊塗，也不能糊塗，否則後世史家將品評這一代的人才祇不過是彫蟲小技的「小有才」未聞君子大道的盤盤「大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