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同心圓史觀」的自我封閉性

歷史教育是最富國家認同的意識形態的，其功能在於建立國民的文化方向和歷史意識，杜正勝創造的所謂「同心圓史觀」遂成為台灣當局革除國民黨執政下的「華夏中心主義」的文化和歷史教育之武器，並據此而步步實現台灣人「台灣中心主義」的文化歷史認同。

依「同心圓史觀」，歷史教育秉持「由近及遠、逐圈外推」之見，須先教同心圓中心的台灣史，再往外圈拓展而依次是中華民國史，再是中國史，最後則是世界各國史。

這種史觀和歷史教育觀，顯示台灣執政者的心靈混亂和邏輯不通。因為「同心圓」是地理空間結構，不是歷史時間脈絡；地理事實的屬性，依空間的擴延性而存在，歷史事實的屬性，則依時間的流動性而存在，兩者具有截然明確的範疇，不可也不能亂加相混，否則就不必畫分地理學和歷史學。

或謂史地兩者也不必然涇渭冰炭，故有所謂「地理中的歷史」和「歷史中的地理」。此話不錯，但「地理中的歷史」乃是意謂在地表空間結構中的時間流動向度，也就是大地上任何區域內的自然人文構造，需有充分的時間蘊積創化才會成形，俗語言「長安不是一天造成」，即是此意；「長安」是空間擴延性，「不是一天」則是時間流動性；歷史時間的流動脈絡使地理空間的擴延結構有以實現；沒有時間，就沒有空間；沒有歷史，就沒有地理。基於地理中歷史的重要參與，所以，對於區域空間的真正認識和深度瞭解，就必須考察區域空間的自然人文存在物之歷史源起和發展，這也就是何以認知台灣，除了數百年的漢人開發台灣史之外，必須追索數千年中華文化和歷史傳統的緣故。

「歷史中的地理」則是意謂在歷史脈絡中的空間向度，也就是任何階段的歷史時間中的自然人文內容，一定有也必須有區域空間提供的地理平台和環境要素，方才足以建構出歷史；譬如若非草原沙漠氣候的惡劣，經常逼使「匈奴南下牧馬」，則漢史中的「匈奴」將不致於成為主成分之一，因為地理環境的重大影響，北亞草原的遊牧民族匈奴乃「融入」華夏中原而與漢族共同創造了漢史。

總之，「流動性時間向度」的歷史和「擴延性空間向度」的地理，乃是相融相即統整而一卻又各有清楚分際的辯證存在。就地理學或歷史學的研究而言，巧妙掌握空間擴延和時間流動的相即相離之辯證關係，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畢竟有其學術領域之區分，前者以空間結構為基礎，而後者則以時間脈絡為基礎，其治學入路是應該避免混淆的。然則，地理教育和歷史教育的根本性質，也就很明白有所區別了；「同心圓」既是空間結構性的辭彙與觀念，應屬於地理教育的架構，既非歷史脈絡性的辭彙與觀念，就不可僵硬嵌鑲成歷史教育的架構。依時間流動所形成的脈絡性歷史事實，如果使用「同心圓」來機械幾何地框切割截，試問如大江巨河源流相續而不絕的流動脈絡之歷史，要怎樣來進行教學？譬如以漢族的台灣史而言，究竟是南明史重要抑或菲律賓史重要？究竟是遙遠的長白森林的女真族影響大還是近在咫尺的琉球群島的琉球族影響大？難道要捨南明史和女真族而就菲律賓史和琉球族？又譬如，由於荷蘭遠在西歐北海，既屬最外圈的「外國史」，然則，依「同心圓史觀」，講到十七世紀的台灣史，就不應提及荷蘭航海史，因為荷蘭所在的西歐距離台灣如是其遠！但是，具有清明理性心靈的史家都清楚，一旦論及十七世紀的台灣史，是一定要討論荷蘭甚至歐洲人的大航海商業資本主義殖民史的，然而，依照杜正勝的所謂「同心圓史觀」，卻絕不可觸及。這樣一來，台灣史家豈不自我精神分裂？

如果依照正常的歷史教育哲學，就應該老老實實地消解掉人為外在的、任意割裂時間脈絡而為政治服務的「同心圓」框架牢籠，回歸到以歷史脈絡為主體的理性論述；台灣史，以台灣區域為論史主體，順時間之流脈軸線，與台灣有關的重要史實整合其中，不論此史實之空間遠近或時間的長短，均統整匯歸而成為有機的總體史；中國史，以中國為論史主體，其統整匯歸之理亦同；世界史，以世界為論史主體，其統整匯歸之理亦同。

再者，台灣史和中國史都是歷代漢族（或中原民族）與各少數民族長期互動相融、創造累積的結果，也是中華文化所以能歷久彌新、傳襲至今的載體。漢人自明際陸續遷移來台定居，迄今已為台灣絕大多數人口；此所以四百年來，中華文化的大小傳統，得以透過台灣百姓的人生日用而具體實踐，非任何政權所能割裂抹殺。故中華文化之為台灣史的主體性，乃是台灣歷史的事實、軌轍，其客觀性，不因個人主觀好惡而有所改變。復次，由於中華文化本即是中國史的主體，「去中國」就是「去中華文化」，故因一時政治目的而捏造的所謂「去中國」的台灣史，是不能成立的。老實說，台灣史其實就是中國史巨江大河裡面的一個川流、一條水系，四百多年來，她參與到中國史的脈絡流動之中，成為不可分割且十分重要的成份。因此，就主體性而言，台灣史和中國史的倫理關係，其實是屬於脈絡流動的敷演關係，是通過時間之縱深而形成的同體共構的中華文化圈，用「同心圓」故意分隔割裂台灣和中國的歷史倫常，史德實甚有虧。

莫說「同心圓」觀念，在歷史教育的不適用；其在地理教育上，也十分失其效用。今日的地球，由於全球化效應，交通和通訊科技具有高度穿透力，真正受「同心圓」阻隔局限或框切割截的區域，已愈來愈少。全球化下的地球村，人們幾乎是同步學習吸收各地方、各尺度的資訊和知識的，換言之，我們的心靈能夠同步認識農村家鄉的田間土地公祠、伊拉克的戰爭、歐盟新憲法的制定以及北極冰山的加速溶化……等等全球事項。簡言之，連地理教育哲學都已瞭然空間結構的流動性、變易性、穿透性以及高度發達的「時空縮斂效應」，不再僵化使用「同心圓」的空間觀來推行地理教育，史學界何以還那般固陋守舊，不知與時俱進？

文化歷史從時間長煉中蘊蓄貫紐而下的「臍帶」，根本是割截不掉的，三國時代的魏蜀吳，固然是三個獨立政權，卻不會如此一心一意要「去華夏之道而傚尤夷狄之道」的。在中國史中，以漢族政權而言，沒有像在今天的台灣，以國家領導人以及史學大院士引領，如此中風狂走地在原本華夏的台灣，盲動地自我消滅華夏的文化歷史認同，而逼使台灣人民去認同夷狄。

中國大陸歷經馬列史毛異端之異化以及十年文革的浩劫，早已喪亡華夏本質很久，近年雖然意識到返本求源，但是考察過大陸的人們都明白，中國大陸毀喪其魂的病症，遠遠嚴重於台灣。與此相反，台灣雖小，傳統與現代思想卻已融通結合，成功地創造轉化了中華文化；台灣其實是全球華人圈中最能共融傳統與現代文化於一體的中華民族的活生生之生活世界，此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從來未曾用海峽割截神州與蓬萊本屬一體的文化歷史；執政者須清楚，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固然分裂對立，但在文化傳承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從來沒有割截過，台灣甚至是當代新儒家的中心；以儒家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和主體性而言，我們更可剛健地超越大陸，是當代中華民族的楷模，我們如何能想像孔孟老莊和李白杜甫一朝忽成外國人，若果台灣人以為儒之聖人和道之真人是外邦之產，則這樣的台灣人將是不孝子、逆子，是無心無肝之禽獸。台人！台人！速速甦醒，奈何狂棄台灣的華夏珍寶，而自我作賤甘於乞兒賤子之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