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光復史觀」與「終戰史觀」

一九九五年四月，呂秀蓮率團訪日，在《馬關條約》簽訂處的日本下關春帆樓，向日本右翼政權及右翼分子表達了極端舐痔諂媚日人的言論，她深深感激日本帝國殖民統治台灣，使台灣脫離了「落後腐敗的中國」，在日帝殖民主子的統治下獲得了「現代化」。呂氏也曾在澎湖慶祝荷蘭人據澎四百週年紀念，歌頌荷人「開啟台灣的海洋文化」。呂氏在表露這些作態自賤的言行時，除了使人全身起疙瘩之外，更令人毛骨聳然。

呂秀蓮歪曲台灣史、侮鄙台灣人來諂媚奉承荷日殖民帝國主義的言行，並非她一個人各別之孤例而已。其實早在李登輝執政起始直到陳水扁詐奪國政，號稱台灣人當家作主的台獨政權，就已逐年顯露出媚日的且作為日本看門犬的治台方向和本質。陳水扁早在擔任台北市長時期，已然利用職權而淡化「台灣光復節」，並將之異化為所謂「終戰紀念日」；至其選上總統，更變本加厲而將所謂「終戰紀念日」推行於全台；甚至透過執政之便以及文宣之利，在數年之內，試圖將「台灣光復節」的文化歷史意識，在台灣人民的心靈之中掃除盡淨。台獨的菁英階層，數年以來亦已運用電子、平面媒體污衊屈辱「台灣光復」乃是中國政權在台灣獨裁統治而捏造出來的神話，主張應該加以取消，並且喧嘩所謂「台灣地位未定論」。

經過一連串的政治文宣的洗腦，在學術圈以及教育層，台獨政權及其御用文人所鼓吹泡製的「終戰」意識和話語，已逐漸成為十分流行甚至深入膏肓的「詖辭、邪辭」。其實，台獨政權也利用國教和高教，而將「終戰史觀」灌注於教科書和教學之中，萬千青少年學子，其靈魂不免已漸受污染。

「終戰」一詞，是日本人或應該是日本右翼分子用來粉飾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殖民帝國慘敗而無條件投降的「遁辭」，與此有關的事實則是戰敗後的日本從來未曾向全亞洲以及全球受其軍國殖民主義之害的國家和人民致上任何歉意。深受日本殖民主義軍事侵略屠族的亞洲各民族絕對是以「日寇慘敗」、「日寇敗滅」等等用詞來說明這個史實，而絕不會附和日人所用的「終戰」之遁辭，他們也從來沒有遺忘昔年日寇是如何慘絕人寰地屠戮他們的父母兄弟姊妹。地球上如果存在這樣的民族，他可以在被殺戮戕賊數十年之久以後，竟然還以吮舐殖民帝國奴主之痔為榮，則實屬「被虐殺狂」的特殊族類，十分不幸也十分可鄙，台灣的台獨黨人，正是這樣在地球上唯一苟活存在著的「被虐殺狂」之特殊族類。

大約一二月前，民進黨宣傳部部長楊長鎮在《聯合報》的〈民意論壇〉投書，大肆宣揚「終戰史觀」來對付「光復史觀」，彼居然宣說日據台灣的很多台民，真心認同日本，對日本統治懷有眷戀之深情，認為自己屬於日本帝國之子民，因此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對於他們而言，如喪考妣，絕不承認「母國戰敗」，而只是「終戰」；且由於台灣重歸中國，實非他們所樂見，因此根本不承認這件史實謂之「光復」。楊氏主張應該尊重「史實」，所以十月二十五日不應依從中國渡海來台的「外來政權」的史觀說是「光復」，而應該追隨殖民台灣之母國日本的史觀說是「終戰」。

楊長鎮不是以個人的立場而是以民進黨宣傳部長的身份誇誇宣揚「終戰史觀」的，此證明了台獨分子是以集體意識來擁抱日本右翼帝國主義的對台史觀。「終戰史觀」在日本右翼日人口中說出，顯示的是日本軍國幽靈近年不斷地擴建軍備，勢必將於二十一世紀繼續為害世界；而「終戰史觀」出自台灣民進黨人之文宣，所顯示的則是殖民帝國宰制強姦之下，台獨分子吮吸皇民化漢奸余唾而自我作賤。「終戰史觀」豈是日據台灣的台灣人民的信念？一心一志標舉「終戰」而懷念日據種種買辦特權的，實乃以極少數仗恃日帝主子淫威而壓搾迫害大多數台灣人民的皇民化漢奸階級台人，楊氏竟將皇民化階級卑侍其舊主子的被虐待狂性質的變態懷戀，吹噓扭曲為日據台灣人民的心靈。

「終戰史觀」是日本帝國主義於戰敗之後的右翼史觀，它否認日本軍國殖民主義的一切侵略屠殺之滔天巨罪，它更為其匪寇行徑加以塗粉而修飾說是以武力驅逐在亞洲的白人殖民者，為東亞建立和平繁榮的新秩序，儼然好像是亞洲各地人民如久旱望雲雨似地，視日本帝國之入侵強佔有如中國古聖王商湯之弔民伐罪。在這樣的厚顏無恥的昏瞶橫暴之黑暗心態下，日本政客年年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南京大屠殺的彌天巨惡，修改歷史教科書粉飾侵略惡行為維護東亞秩序之「進出」義舉，拒絕為了發動二次世戰而向世人道歉，不願給予大量慰安婦心靈和物質上的良心補償，強行佔據釣魚台，暴力欺凌台灣漁民，凡此種種，均以「終戰史觀」將戰前的軍國殖民帝國意識與戰後在西太平洋來圍堵、削弱、滅亡中國之充當美國霸權鷹犬的極右翼現代帝國主義意識，緊密地連結為一體。

日本右翼政權的「終戰史觀」其實就是十九世紀以來，從來未嘗斷裂的美日帝國主義軸心體的反中滅華國際戰略的火山口，其熔漿一直通貫到這座反中滅華的戰略火山的心臟深處。

自從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並經江澤民到胡錦濤的更化改制，中國已經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的總體性國家形勢和內容上崛起，十九、二十世紀長達一百六十年飽受列強侵凌壓迫的積弱中國已經獅醒鷹揚，這個事實使十九世紀就已在西太平洋聯盟勾結的美日殖民帝國軸心體坐立難安，自布希好戰政權成立之後，日本極右翼意識形態的小泉政權，依靠這個四處點火的唯一霸權帝國，更以一連串的反中及侮亞的言行，突出了日本在亞洲作為帝國霸權主義的獵犬爪牙的角色。在此背景和結構下，「終戰史觀」遂為戰後毫不懺悔的日本之文化歷史意識形態主流。

台灣自顏思齊、鄭芝龍立寨結社於笨港以來，閩粵一帶的中國人就已移民來台，台灣早在明天啟年間（十七世紀初）就因中國移墾之民之足跡所至而正式邁入華夏民族的文明開拓史中，因而納入中國文化圈內。

明永歷十五年（1661），延平王鄭成功來台驅離荷人，中國的國家文物典章制度，在台灣正式建立，開啟了台灣的華夏文化本質。

鄭延平三代奉明正朔，其追隨者皆為義不帝清的狷介遺民型人物，特富浙東、南明以春秋大義嚴華夷之辨的抗拒型儒家精神，這個精神正是台灣的華夏性，任何人都無法加以抹煞。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灣納入清朝版圖，雖然以閩學朱子儒學為文化和思想系統，但道光年間駐台大吏鄧傳安新修鹿港文開書院，就已以南明來台遺老沈光文、徐孚遠、盧若騰、辜朝薦等人合祀朱夫子；同治十三年牡丹社事件而來台處置的船政大臣沈葆楨更在台南府城修建了延平郡王祠以馨香致敬於鄭成功。

在浙東南明的春秋儒學及守約持敬的朱子儒學雙元合一的儒家思想教化下，台灣人民的心靈已然深含了華夏之道，也就是「文武之政－孔孟之道」的基本性格，這個基本性格，於兩百多年的清代，透過書院、私塾、學堂、鸞堂等等設施而普溥浸透於民間社會。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台灣是華夏民族和華夏文明為主體的台灣。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日寇盜奪台灣，台民哭聲震天，誓與台灣共存亡，隨即展開了對抗日寇的武鬥、文鬥。台民抗日而成仁取義以及被慘殺者，不下六十萬人之多!知識菁英組織的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等等，則以文鬥方式亦依華夏嚴拒夷狄之道而對抗日寇，對日鬥爭並未區分地主或平民階級，亦無分於康梁系或孫文系，此華夏民族大義所充盈的文鬥永續健行，直至日本戰敗崩潰之後才告停止。

就是在這樣的文化主體意志和民族生存尊嚴上，台灣人民建立了台灣的「光復史觀」。再者，台灣的光復，也是神州大陸的父老同胞奮起長達八年的對日抗戰，在數千萬軍民的犧牲之下，以丹心碧血換取得來者，所以光復史觀乃是一條大橋正路，它將神州和蓬萊緊密結合而為中國之一體，是華夏堂堂正道。

台獨政權及其幫閒型知識分子，由於承襲著日本霸權下的「終戰史觀」，顯露了日據皇民化階級台人的買辦特權之復辟，其中以反中國去中國為其核心，彼等尾隨西太平洋的法西斯右翼霸權勢力，居心歹毒地極力醜惡化、妖魔化中國，說中國文化野蠻、黑暗、落後、封建；說中國人粗魯、骯髒、狡詐、愚蠢；說中國歷史只有戰爭、殺戮、鬥爭、欺騙等等；眼看中國和平崛起，則大肆歪曲誣陷中國是一個對外擴張、威脅鄰邦的霸權，在一連串的反中去中的終戰史觀中，他們透過了政治宣傳、謊言以及在教育界和學術界的鬼扯胡說，在台灣這塊華夏淨土中，灑下了皇民化三腳仔漢奸的臭水。

今天我們全體中國人紀念對日抗戰勝利一甲子，紀念對抗全球法西斯帝國主義勝利一甲子，也是紀念全體中國人打敗日寇而台灣光復一甲子，就必須正視華夏之正道的「光復史觀」，而對漢奸式「終戰史觀」，必須嚴正加以指斥廓清，必令這些亂臣賊子在中國人民面前俯首認罪，也唯有徹底掃除漢奸的「終戰史觀」，全體中國人才能真正力拒西太平洋上對中國虎視眈眈準備裂解中國而食之的美日霸權軸心體怪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