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抗戰中的積極作為

抗戰初起，由於國力軍力都遠不如日本侵略者，中華民國政府曾經寄望國際盟邦援助，尋求國際正義支援，可是都乏善可陳。外國軍事專家對中國抗戰前途多持悲觀看法，臆測最多只能堅持半年，日本軍方更大放「三月亡華」的狂言。然而中國最後還是獲得光榮的勝利，證明中華民族是不容輕侮，只要團結一致，堅持到底，就沒有打不敗的敵人，而致勝憑藉的關鍵，不外是鬥志與毅力。

中國國民黨失去執政權，讓台灣人煎熬挨過八年的苦日子，今年三月終於又取回執政權，無異是另一個型態的八年抗戰，差別只在於對像不同而已。國民黨應該好好珍惜人民的付託，千萬別再重蹈過去歷史的覆轍，艱苦贏得抗戰的勝利，卻在四年之後拱手把政權讓給在野的共黨。

抗戰勝利後，蔣中正委員長派特使與專機，赴延安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共商戰後國家復員與建設大計，兩位政黨領袖在重要場合分別留下握手言歡及舉杯互敬的歷史鏡頭，象徵國共二次攜手合作，才能擊敗日本強敵，證明團結才是克敵致勝的重要力量。展望兩岸未來，有一天也可以看見馬英九總統和對岸領導人把酒言歡的場面。紀念抗戰，應該記取的歷史教訓就是國力必須強大。當年中國實力夠強，日本便不敢貿然發動侵略戰爭。中日兩國都必須正確認識抗戰歷史，絕不容遺忘或歪曲。

一、為國家民族黨名可以取消

回顧抗戰歷史，國民黨是執政黨，為了國家前途，自應盡量摒除黨派私利。上海浴血抗戰後，政府實行長期抗戰，黨政軍機關充分配合，紛紛遷移至重慶大後方。漢口一度成為政軍中心，中共派駐由王明、周恩來、博古、鄧穎超組成的一個代表團。為了抗戰前途，蔣中正委員長與周恩來曾舉行一次重要會談，坦誠討論團結合作的問題。

民國27年2月10日上午，武漢的天氣陰冷。周恩來為了《掃蕩報》刊載批評共黨的文章，求見蔣委員長。兩人在武昌省府主席官邸進行一次談話，由秘書蕭自誠記錄，最引人矚目的話題，是關於黨派合併。蔣委員長鑒於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經驗，主動提議，希望國共融合，一致抗敵。蔣委員長說：

現在應設法使各黨各派併合起來，以便集中力量來應付當前關係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戰。因此，國民黨竭誠盼望各黨各派能夠合而為一，成立舉國一致的新黨。為此，具有光榮悠久歷史的「國民黨」名義亦可以取消。對於這個問題，我已經慎重考慮。我始終認定要對外戰勝，要革命成功，就只能有一個黨，一個團體。否則總難免疑忌摩擦。

周恩來不以為然，回應說：

兩黨合併為一黨，事實上有困難：一、國民黨有悠久光榮的歷史，如果合併，許多老同志恐不願拋棄他對於黨的歷史的尊榮。二、共產黨有他特殊的組織，一般黨員，另是一種經濟生活，如果勉強合成一黨，對於抗戰革命，並不見其有利。而且如果名義上合併，而實際上仍分界限，反是增加彼此間的摩擦，重蹈十年前的覆轍。我們認為與其兩黨合併，不如兩黨各仍其舊，確立一個兩黨共同遵守的綱領，大家一致奉行。如此公開聯合，似較為妥當。

蔣委員長明瞭共黨不願合併的盤算，還是表示可以詳加研究，從長討論。由這次會談，已可預見國共必走上衝突的結局。但更重大的意義，則是顯示蔣委員長開誠佈公的胸懷。

二、迅速調整黨內最高決策機構

抗戰是嚴重的國難，自應採取一切必要的非常措施。國民黨為因應抗戰需要，先後設立「國防最高會議」與「國防最高委員會」，取代原來扮演黨政橋樑的「中央政治會議」，成為戰時最高決策機構，提升決策效率。

國防最高會議，於民國26年8月成立。設主席、副主席各一人，蔣中正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出任主席，汪精衛則以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身份出任副主席。國防最高會議之會議分全體會議與常務委員會議兩種，全體會議不定期召開，常務委員會議原則上每星期舉行二次，遇有特殊議案可召集臨時會議。至28年1月改組為國防最高委員會止，共舉行全體委員會議8次、常務委員會議115次、臨時會議1次。蔣委員長固為主席，但因前線軍務倥傯，只主持全體委員會議，常務委員會議都由汪精衛副主席主持，有所決定再向蔣主席報告請示。汪精衛主持常會至27年12月14日第110次為止。

27年12月18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脫離重慶抗戰陣營，出走海外，與日本議和。國民黨派人勸解不成，次年1月開除其黨籍。加上，抗戰進入第二期，為因應新局面，國民黨召開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議另設立「國防最高委員會」，取代國防最高會議。國防最高委員會於28年2月7日成立，至36年4月23日結束，歷時8年又2個月。蔣中正總裁兼委員長，黨政軍高階首長都是委員。舉凡重要事項，必須經過最高委員會討論決定。

三、召開兩次全國代表大會

國民黨之有全國代表大會制度，始於民國13年，孫中山先生晚年親手建立者。歷次代表大會召集時機，就是為了制訂有利於時代發展的政策與具體可行方略，對於近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變化，均產生相當影響力。對日八年抗戰為關係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正義之戰，也是中國邁向現代化過程中，一個充滿悲壯感泣鬼神史詩的時代。國民黨肩負執政重責大任，為爭取最後勝利，先後舉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是抗戰初期，即27年4月在武昌舉行的第五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確立黨內總裁領導制；並制定《抗戰建國綱領》，實行一面抗戰，一面培養國力的方策。此外，還決定成立「國民參政會」，廣納民意，集中力量；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號召青年加入抗戰建國行列。這些重要決定，對抗戰建國的工作發揮效能。

二是抗戰末期，即34年5月在重慶舉行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歐戰已經結束，抗戰勝利曙光浮現，大會任務在策定戰後國家建設與實施憲政的基本方針，如：展現貫徹民主憲政的決心與行動，力求民生主義之實施，興辦黨營生產事業、鞏固黨的經濟基礎等。蔣中正總裁於閉會式中聲言：「抗戰八年所以沒有失敗，完全是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結果，此為八年來最重要之力量。此次大會，已奠定建國之基礎，建國的成功，就在今天。」

在六全大會中，謝東閔以台灣代表身份出席大會，國民黨有史以來的首例，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謝東閔表達六百萬台灣同胞歸宗祖國的心聲，籲請中央多關注台胞的願望。他又領銜提出三項議案，敦促中央正視台灣人民存在的價值。蔣中正總裁在會中特別召見謝東閔，多所期勉，並請他向台灣同胞轉達「台灣光復的日子快到了」的喜訊。果然三個月後，抗戰勝利，台灣隨之光復。

四、扭轉內部分裂的危機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等一批黨內菁英，因對抗戰失去信心，選擇走所謂的「和平道路」。民國27年12 月18日，汪精衛出走重慶，經近一年張羅，29年3月，南京「和平政權」已到誕生關頭。在蔣中正委員長指示下，國民黨分別通過「尊稱孫中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案」與組織台灣黨部案，作為反制。

（一）尊稱孫中山為國父案

尊稱孫中山為國父案，發起於民國28年11月國民黨舉行的五屆六中全會。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等12人連署提議，在抗戰艱苦階段，具有激勵民心、鼓舞士氣之特殊意義。大會並未進一步處理此一提案。29年3月21日上午，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常務委員會第143次會議，正式討論六中全會交下的林森等人的尊稱總理為中華民國國父提案。討論之前，秘書長葉楚傖說明：昨日總裁有電話查詢此案。奉總裁吩咐，特提出常會討論。全體出席委員一致起立，贊成通過。距28年11月提議，已歷時四個月。可見，蔣中正總裁的「電話查詢」與「吩咐」，是促成此案即時通過的關鍵。

蔣總裁關切此一提案進度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針對汪精衛在南京緊鑼密鼓籌建「和平政權」的舉動。當時，汪精衛招攬淪陷區各黨各派及在野人士召開「中央政治會議」，在日本人主導之下，通過成立政權的必要組織條例和法案，決定30日將以「還都」南京形式成立。汪派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之日，蔣總裁即致電秘書長葉楚傖，務於次日中常會上討論尊稱國父一案，含有反制機先與維繫正統地位的雙重作用。尊稱案經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後，中央執行委員會旋於3月28日函請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各省市一體遵行。

（二）組織台灣黨部

汪精衛政權於民國29年3月30日在南京登場。當天，蔣中正總裁即致函組織部長朱家驊等人，指示要對日本侵略加大打擊，贊助台灣與朝鮮的革命運動，以擾敵後方，削減其侵略勢力，希望負責約同在重慶的革命首領會商推動。朱家驊部長透過在軍委會政治部工作的台灣人劉啟光介紹，約見謝南光、宋斐如等人，瞭解台灣革命運動的現況。經多次會商，決定先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直屬台灣黨部籌備處」，劉啟光並介紹翁俊明參與籌備工作。

翁俊明是老同盟會員，革命資歷最深，為朱家驊所信任。民國30年2月，直屬台灣黨部籌備處在香港成立，翁俊明任籌備處主任，統領黨務。不過香港籌備處為時僅10個月，是年12月香港淪陷，籌備處先後遷至廣東曲江及江西泰和，32年3月，國民黨中央將籌備處升格為「直屬台灣黨部」，仍派翁俊明為主任委員，黨部再遷至福建漳州，以利開展對台灣工作。當黨部積極進行各項工作之際，翁俊明不幸被日本間諜毒害，於是年11月死亡。33年4月，黨部又遷至永安。抗戰勝利後，直屬台灣黨部改組為台灣省黨部。

國民黨台灣黨部，除了積極發展在日本佔領地區的地下組織、搜集日本情報、研究台灣歷史與情勢、布建台灣島內的反日力量等多項任務外，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指導「台灣革命同盟會」，團結台灣人力量，協助祖國抗戰，光復台灣。兩個機關之間雖有過摩擦，但光復台灣的目標是一致的，而且都發揮應有的功能。

五、締造輝煌的外交成就

抗戰建國，外交方面的輝煌成就，最為顯著耀眼。戰前的中國，是一個貧弱的半殖民地國家，歐美列強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租界及租借地、內河航運權等特權，中國的國家主權並不完整。這種狀況反而在抗戰期間發生巨大改變。以不平等條約為例。自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一百年間，中國在國際上一直處於不平等地位。民國以後，北洋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均曾致力廢除不平等條約，也都收回一些主權，但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標迄未達到。此一孫中山遺囑中諄諄告誡的奮鬥目標，到抗戰後期，終於實現了。民國32年1月，英美兩國分別宣佈取消在中國享有的特權，將另訂平等新約，其他各國隨後紛起傚尤。掙脫不平等條約百年桎梏的中國，終能與各國家處於平等地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抗戰使中國躋身強國之林，與英美蘇等大國並列。戰前，中國貧弱而且處於被支配地位，參與國際事務的機會被剝奪。抗戰後，由於中國抵抗侵略的優異表現，獲得舉世肯定。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不僅蔣中正委員長出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也參與國際重大事務。如民國31年出訪印度，會見甘地，試圖調解英國與印度之間的分歧；32年，蔣中正主席出席開羅會議，與羅斯福、丘吉爾商討世界反侵略戰爭等重大國際事務。抗戰勝利前夕，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創始國，對世界和平與安全肩負舉足輕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