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斐如:為台灣光復運動獻身一輩子的半山

林德政
(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51年,其間為光復台灣而努力不懈的台灣人不計其數,今特以一輩子關心台灣,熱愛台灣,最後又含冤失蹤,生死不明的宋斐如做為研究對象,用以介紹給國人。

一、辦《少年台灣》

1927年3月,宋斐如與台灣同鄉張我軍、洪炎秋、吳敦禮、陳清棟等人合作,創辦並主編《少年台灣》,在創刊號裡,他發表文章《敬神嗎?民族自殺!》,指出迷信之害,更指明日本統治台灣當局提倡敬神、拜神,是愚民政策,他指出「近年來,統治台灣的官吏,尤其是總督,竟然肯下賤輕駕,出拜城隍,上供媽祖,氣像一轉變,竟被傳為美談,因為御用新聞報紙善能替他們宣揚傳佈,因此民眾信仰神鬼的心理,愈深切,從而祀神祭鬼的病態,愈顯於危篤。殖民地官吏如此做,是為了使殖民地的社會平靜,甚至入於病態,使人民穩健如公豬,永遠愚若土塊,以任憑其本國人民宰割,搾取膏血,肉吃淨,血喝淨,進而咀嚼骨頭,然後其治績乃大顯著。台灣的統台官吏,往昔慘殺的手段用過了,恫嚇的手段也用過了,高壓的手段也用過了,近來的官吏改用拜神的手段,他們利用台灣民眾迷信的弱點,從而提倡之,加重之,以施行其政策,真是再妙不過,迷信中毒愈深,「一面聽天由命的懶惰性加倍增長,反抗精神也就磨滅以至於盡,一面懶惰成性,諸先進國的文物制度,就沒暇顧,結果跟不上潮流而落後,甘心安於現狀」,他說台灣官吏的拜神,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出於敬意,而是出於手段,是用以暗制三百六十餘萬台灣人民的死命的愚民政策,他大聲地呼籲:「腦筋頑固的老百姓以及土紳士們,若不早些醒悟,痛快改除一切的迷信,則淪為更苦慘的奴隸,變成刀下肉,民族自殺的終局,必可立待」。

1930年,他自北大經濟系畢業後,一方面在北平大學擔任助教,一方面創辦《新東方》雜誌,譯著《台灣民眾的悲哀》一書,並發表《「德化政策」下的台蕃暴動》一文,介紹台灣原住民英勇悲壯的「霧社事件」。文章中,宋斐如歷數日本統治當局之罪惡,他指出日本統治台灣,常以「一視同仁」、「醇化融合」「引誘善導」為口頭禪,對於生番則標榜「撫順」、「德化」,但是「一視同仁」、「醇化融合」的結果呢,台人冤聲佈於全島,革命之起屢有所聞,「撫順」、「德化」的結果,又有番人大暴動的發生,無論日本台灣統治當局如何掩飾,宋諷刺「霧社事件」是日人的「優良成績」,是會永遠留在關心被壓迫民族者的腦海裡。

二、參與組織台灣革命同盟會

1941年2月10日,宋斐如和李友邦、謝南光等人,在重慶共同組織了「台灣革命同盟會」,他擔任常委兼執委,「保衛祖國,光復台灣」是台灣革命同盟會的共同目標。台灣革命同盟會誕生後,宋斐如站在台灣「光復運動」的前鋒,為台灣光復運動努力不懈。

在台灣革命同盟會裡,宋斐如擔任的是執行委員和中央常務委員,1942年他聯合台灣同志向黨政軍當局呈請收復台灣,為擴大活動效果,他聯合東方文化協會、台灣義勇隊、世界反侵略會、戰時日本研究會、朝鮮義勇隊、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等二十二個團體,發起舉辦「台灣日」活動,由東方文化協會會長覃振(司法院副院長)擔任主席,致詞「痛憶台灣」,歷述過去隨國民政府故主席林森、中央委員張繼及林紹庭訪台的感想,在江山樓吟詩:「如此江山如此樓」,見江山之變化,悲泣得吃不下飯。宋斐如代表台灣革命同盟會報告「台灣的慘狀與祖國的責任」。吳鐵城(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秘書長)、孫科(立法院長)、馮玉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梁寒操(總政治部副部長)等人 相繼致詞,勉努力收復台灣。繼又編刊台灣光復運動特號,供各報採用,重慶七大報二小報均發表社論或專論,鼓吹收復台灣,歡迎台灣同胞內向,另外他還發起向國內外廣播,梁寒操以普通話廣播,林嘯鯤以台語廣播、青山和夫以日語廣播,吳茂蓀以英語廣播,引起重慶各界關心台灣問題,國民黨當局遂定每年的四月五日為「台灣日」。

在台灣的領土歸屬問題上,宋斐如以地理、歷史、人口三方面觀察,證明台灣是中國的領土,認為台灣始終是扺抗異族統治的堅強根據地,過去是明朝扺抗滿清的最後堡壘,當前則是瓦解日本帝國的一個強大據點,他說日本是以半封建的野蠻方式統治台灣的,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過的是非人的生活,日本領台,以總督專制統治,警察任意逮捕人民或毆打,經濟上,以蔗糖之生產為例,日本統治當局強佔人民土地,強定收購價格,極盡掠奪和剝削之能事,「台灣農民日益淪為半農奴」。教育上對台人施以奴化教育,又施以差別教育,日台人不能共學,他呼籲祖國大陸趕快完成收復台灣的設施,如正式成立省政府、省黨部、支團部,設置參議會及國民參政員,集中黨政軍及社會文化教育各界的台灣人才,以發揮更大的力量。

面對台灣革命團體分散的現象,宋斐如說明其形成的原因,他認為是因為地理阻隔造成的,因為地理因素,使得大家無法集中起來,並非政見的不同,他說明自台灣革命同盟會成立後,各黨派的意見已完全一致,同盟會是代表全台五百多萬同胞的一個總體,在未成立台灣省政府之前,它有政治機構的性質,在省參議會未成立之前,它應該是代表民意的機關,國民參政員可以由同盟會提出,以供政府圈定,台灣革命的目標非常單純,就是希望回到祖國溫暖的懷抱來,祖國黨政當局應熱誠接受這個要求,他強調收復台灣失地一事「不只是台灣人民的責任,而是全國同胞的共同責任」。他認為光復台灣是「民族革命」,同時也是「社會革命」。

宋斐如聯合韓國反日人士成立「日本朝鮮台灣反法西斯聯盟」,扺重慶後參與「中蘇友好協會」,擔任幹事,復刊《戰時日本》。1942年9月中國國民黨台灣黨部籌備處成立幹部訓練班於江西的泰和,招訓從事台灣革命的優秀青年,宋出任教育長,訓練課程為三個月,宋與受訓學員相處,除了講授政治課程外,特別親切地照顧他們,訓練班因為經費的關係,伙食很差,宋斐如每隔十天或一周,就自掏腰包,請學生吃炒米粉。

有關台灣如何收復的問題,宋斐如主張:收復台灣首先須自收攬台灣同胞人心下手,收攬台胞人心之妙,在於運用民族主義,祖國積極宣佈台灣人即中華民國國民,祖國已為收復台灣而苦心孤詣。其次爭取台胞內向,而此則必須先復活台胞的民族主義,過去祖國政府缺乏正確一致的台灣政策,致嚮往祖國之士,抱滿腔熱血而來,掃興垂頭而去,大都遭白眼與歧視,能堅持奮鬥到底立足者,千萬分之一而已,欲爭取台胞內向,需先打開國門,公開承認台灣人的國族關係,確定台灣人的政治地位。

抗戰期間,宋斐如又先後在中央訓練團的黨政訓練班和軍事委員會的戰地黨政委員會工作,他呈請中央黨政各機關,建立台灣省政府,設置台灣參政員。隨著戰爭形勢的明朗,經台灣各方人士之努力,國民政府收復台灣的方案逐漸具體化,1943年開羅會議宣言宣稱戰後東北四省、台灣澎湖應歸還中華民國,隔年4月17日,國民政府遂在中央設計局下設立「台灣調查委員會」,負責搜集、調查、編輯有關台灣問題的資料,也研究台灣意見及方案,蔣介石任命陳儀為主任委員,委員有王泉笙、丘念台、謝南光、李友邦、游彌堅等人,1945年1月宋斐如被聘任台灣調查委員會的專任專門委員,除此之外,他還兼任「台灣行政幹部訓練班」的導師。

在台灣調查委員會待了八個月後,亦即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投降,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中國懷抱,10月5日,宋斐如隨赴台接收的「前進指揮所」的人員,在重慶乘坐飛機返台,並被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派任為教育處副處長,處長是范壽康,與宋斐如同時返台的有黃朝琴、李萬居、游彌堅等人,自此宋斐如投入建設台灣的工作,致力於台灣的文化、教育的重建,直至二二八事件冤死為止。

三、戰後返台為台灣文化教育問題把脈

戰後台灣並未立刻回復「省」的建置,而是設立「行政長官公署」,論者每謂有如日治時代的總督府,宋斐如回到台灣,在陳儀底下就任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是戰後初期台灣行政長官公署高層官員中唯一的台灣籍人士。

當宋斐如剛下飛機,踏上離別二十四年的台灣時,他說了一句話:「我是回來為家鄉服務的,不是來做官的」,從他後來的表現看,他的的確確做到了。

回台後,面對台灣的建設,宋斐如主張:第一、政治上要確立民主政治,第二、經濟上要為多數國民幸福謀發展,不能像日本那樣肥大財閥。第三、社會性方面,應注重發揚優秀的民族精神。他一面當副處長,一面也兼課,1946年6月,他受聘為台灣省立法商學院專修科兼任教授。

身為教育處的副處長,他要面對的首要工作是教育,教育與文化息息相關,1946年1月7日,宋斐如在台北廣播電台透過廣播演講,講題是:「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在演講中,他說明台灣的文化原本是漢明正統,但受到日本統治五十年而起了變化,日本對台灣施以奴化教育及皇民化政策,台灣的文化內容變得非常複雜,既不是漢明的正統,也不是純粹日本式的文化,「在日本和服之內,還保留著一些漢裝」,但是祖國五十年來文化的進步,台灣沒有趕上,世界五十年來的進步,台灣也沒有吸收,加上日本統治者施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策略,種種原因,台灣的文化停滯了,衰落了,也走上了不純的歧路,關於當時的台灣教育,他認為台灣教育必須改造,至於如何改造呢?他說大前提就是「本質的改造,正統的接續,世界新文化的灌注」,其施行重點有三:

第一、教育六百萬台胞,變成主人翁,於此一則要台胞自發自覺,一則要靠文化界教育家的啟蒙指導和應擬。

第二、要使「歸宗」二字名符其實,教育台胞能辨別是非、真偽,使得擇其善者而學之,其不善者而棄之。

第三、應該培養台胞成為世界人,他以為台灣為島國,為日本統治者所限制、所壓抑,所以眼光常是短小近視的,只顧到一身或一家,即使眼光較遠大的人,視線仍不出台灣島外,很少考慮到全國、全世界、全人類的問題,或想到後世百年的大計,六百萬人不能團結,是受日本「盆栽文化」的影響,這點必須改造,必須改變,如何改造呢,宋斐如以為要以長江大河,五嶽長城的雄壯觀念,灌注給台胞,台胞也要勇於接受新潮流,新人生觀。

宋斐如對台灣文化「在日本和服之內,還保留著一些漢裝」的說法,大扺是中肯的,但是有關台灣跟不上祖國大陸五十年的說法,就可能是見仁見智的問題,未必正確,不一定大家都會同意,必須加以更深入的剖析,才能論辯清楚,但宋斐如如此看法,必有其認知的理由,應該是他在祖國大陸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緣故。1946年的7月間,宋斐如花了四個禮拜在中南部視察教育,他勉勵教育工作者要「栽培台胞成為中華民國的主人」。

四、以言論針砭時蔽:創辦人民導報

1945年12月,宋斐如與鄭明祿、蘇新等人籌辦《人民導報》,社址在今天台北市延平南路,鄭明祿為發行人,宋擔任社長,白克、蘇新先後擔任總編輯,總主筆是曾當過台北市建國中學校長的陳文彬。宋創辦報紙的目的是要協助政府傳達民情,倡導「台灣新文化運動」。

《人民導報》在1946年1月1日正式創刊,這距離宋斐如由大陸返台,不過是三個月還不到的時間,其緊迫和匆忙可見,但也看出他急於以言論輔佐台灣省政並針貶時蔽的用心,更看出宋斐如辦事的效率。不過,辦報需要資金,宋斐如沒有錢,明瞭他經濟情況的夥伴說他「囊空如洗」,資金是向民間籌措來的,其中藍敏是重要的提供人,報館所在地的二樓也是借來的,房子老舊,連印刷機也沒有,得委託五、六里遠的一家印刷廠代印,因是平版印刷,每天銷售一萬份的印製量,就已經忙得不可開交,報社上下,從社長到一般員工,都只支半薪,雖然全社上下員工都只支半薪,卻沒有人叫苦或懈怠,反而是精神抖擻,宋斐如每天到報社,總是笑容可掬,他是艱難刻苦的在辦報。

《人民導報》的創刊詞由宋斐如撰寫,他雄心勃勃地說到:「有人以為台灣的文化教育程度已經相當的高,但這也只是片面的觀察」,「台灣的物質文明或已建立了基礎,但是上層的精神文明卻還在荒蕪中」,「台灣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實施殖民地政策奴化教育的結果,充其量只完成了文化的畸形發展,台灣文化的正軌和合理的發展,還有待於此後的開拓」,「今日台灣的文化必須側重於啟蒙、發揚與溝通,我們有鑒於此,爰特創刊本報,用以啟發過去的閉塞,發揚固有的祖國文化,溝通國內外的消息與論說,宣揚政府法令,報導民間隱情,以期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台灣」,宋斐如並且鄭重宣示辦報的目標是:「本報願為台灣文化的掃雷艇、新文化的播種機,使台灣文化走入正軌」。

在宋斐如以及稍後曾接掌社務的王添燈主導下,《人民導報》是一份敢說直言的民間報紙,與另一位台籍菁英林茂生所主持的《民報》,都是當時台灣敢於揭露社會黑暗、抨擊時弊受矚目的報紙;宋斐如思想活潑而富創意,王添燈也是一個主張言論出版自由的人,因此《人民導報》始終堅守著「人民第一」的原則,積極為民謀福利。宋斐如常勉勵它的新聞同仁:「新聞從業者的耳朵要靈一點,要多報導民間不受注意的反應和要求」,由於揭發時蔽,刊登有關國共和談的敏感文章,引發行政長官陳儀不滿,陳儀親自找宋斐如談話,提出教育處副處長與《人民導報》社長,二者擇其一,最後宋斐如1946年5月8日被迫辭去社長職,由王添燈繼任社長職務,王比宋斐如大一歲,當時擔任台灣省茶業商業公會理事長、台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理事、台北市參議會參議員、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等職。

宋退出社長職務後,改任顧問,但因為《人民導報》經常批評陳儀政府之施政,最後連副處長一職亦被迫辭掉。除了來自陳儀的壓力,也受到其它方面的壓力,當時擔任台灣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的柯遠芬,以《人民導報》刊登某息峰多年的老人將到台,以此為軍事機密,叫報社派人去警備總部解釋,其實該老人指的是張學良,即西安事變後遭長期軟禁的少帥,其將到台的消息,當時上海各報均已刊登,大陸上人人皆知,算不得是新聞,更不是軍事機密,柯遠芬此舉,不過是表示軍統向宋斐如施壓與恐嚇而已。

《人民導報》不為軍政當局所喜的狀況,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 當時報社採用南京中央社的電訊,但國共兩黨已爆發內戰,中央社的電訊凡涉及中共軍隊者,一律稱為「匪軍」,但人民導報接到電訊後,均將之改稱「共軍」,於是幾乎天天闖禍,來自黨政軍方面的壓力也就愈來愈大,國民黨台灣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也盯上了《人民導報》,他以該報對於「東北問題」的立場,認定報社內有共黨份子,要控告,要求換掉總編輯蘇新,黨部執行委員丘念台叫其秘書林憲去找蘇新,轉告此事,請宋斐如與李翼中溝通,結果宋在報社言論上做了一些讓步,蘇新也在一段時間之後撤換了。

1946年9月,陳儀發表了一批人事調動,民政處副處長高良佐轉任專職,遺缺由高雄縣長謝東閔接任(兼公有土地清查團團長)。1947年2月中旬,陳儀接獲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電報,說根據司法院1932年的解釋,公務員不得兼任新聞紙的社長或發行人(參見《台灣新生報》)。在兩個選項當中,宋斐如決意棄官從報,繼續以刀筆來維護人民的權益。1947年2月19日,宋斐如終於被陳儀正式免除教育處副處長職,距離二二八事件爆發只有9天。宋斐如被免職的六天後,二二八事件爆發。

戰後,陳儀奉派來台擔任行政長官,台灣人民歡天喜地,可是,不到一個月光景,人們對於陳儀所帶來的政治、經濟政策都非常失望,而最大的失望莫過於台灣的人事。雖然官方一再賣力地解釋,人民就是無法接受,甚至到了1946年9月初,當外籍記者逼問陳儀為什麼九位處長當中沒有一位台灣人的時候,陳儀就曾經回答說「台灣人沒有資格」,事後,一名記者也抱怨說:「在九個處的十八位正副主管當中,只有一位台灣人。」(參見《密勒氏評論報》)十八位當中只有一位台灣人,指的就是當時的教育處副處長(兼教員甄選委員)宋斐如。

五、二二八事件中被捕失蹤

1947年2月28日,台灣歷史上不幸的「二二八事件」爆發了,事變期間,宋曾應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召見,另拜訪台北市大安區長,3月10日晚間與省議會秘書長連震東通電話,除此之外並未離開家裡半步,更沒有從事任何激烈抗爭,3月8日,在「國軍登陸」的傳言聲中,《人民導報》被封閉了,位於延平南路的報館也被查封。3月8日、9日時國軍從基隆、高雄登陸,3月9日國軍21師開入台北市,而宋斐如就在11日那一天下午,被6名身著便服人員的軍警到家中強行架走,一去不回,宋斐如從此失蹤, 成為首批被捕人士之一 。

3月2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台北成立,但宋斐如並未參加,為什麼二二八事件期間,既未參加,也沒有什麼具體反政府活動證據的宋斐如,會在事件中遭受逮捕殺害?當時民間有一個傳說,說宋斐如是台灣皇帝,王添燈是台灣宰相,有很多組織都以他們為首,這種傳說進到當時台灣軍政當局的耳裡,對宋斐如是不利的。

宋斐如被捕後,生死不明,其妻區嚴華抄下逮捕人員的車牌號碼02039及特別通行證號碼73,以此作證,分別向各重要單位陳情,索問宋斐如的下落,行政長官陳儀的答覆是,該等牌照所屬不明,而且宋斐如也不在「二二八事件」通緝名單之列,就這樣,把宋斐如的「失蹤」推得一乾二淨,最奇怪的是,官方從來沒有表示要去「尋找」宋斐如,好像這個人根本就不曾存在過一樣!根據事變當時擔任民政處長的週一鶚的回憶,宋斐如、林茂生被殺後,陳儀告訴周:「他們事先未請示,事後還要求補辦手續,真是無法無天」,陳儀指的「他們」,是軍統、中統,若依陳儀的說法,則宋斐如被逮捕、遇害,是軍統、中統的人做的。1947年5月16日,台灣省政府成立,改「處」為「廳」,新到任的省主席魏道明,任命謝東閔為教育廳副廳長,同時還兼省立師範學院院長。

宋斐如之妻區嚴華,到台灣後曾任職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政府法制室,二二八事件後,積極營救丈夫,但如上所述,均無結果,1949年9月因幫助前《人民導報》總主筆、建國中學校長陳文彬舉家逃往香港而被捕,1950年1月11日以參加共產黨,扣以「匪諜」的罪名,被槍決於台北市馬場町(今台北市萬華青年公園一帶地區),當時宋與區嚴華所生的兒子宋洪亮年僅5歲,頓成無父無母的孤兒,而其與原配所生的長子宋洪濤也不過是14、15歲的大孩子,從此無家可歸,輟學去當學徒,流落街頭與公園,有時夜晚睡火車車箱。

在宋斐如「失蹤」之後的頭兩三年內,有人傳說他被活埋在圓山,也有人傳說他被沉屍在海底,但都無法找他的遺體,至今六十年,依然杳無蹤影。

宋斐如為何被捕,這件事情一直要到1993年經過學界的研究,才得以知道原因,從檔案中發現原來早在1947年3月13日陳儀呈給蔣介石的「辦理人犯姓名調查表」中,陳儀羅列了二十名主犯名單,內即有宋斐如,罪名總共有兩條:「(一)陰謀叛亂首要,組織台灣民主聯盟。(二)利用報紙抨擊政府施政,竭力暴露政令弱點」。以此羅列的罪名看,真是莫須有到了極點,宋斐如他一個人何曾組織過什麼「台灣民主聯盟」?事實證明那是逮捕者自己捏造的,而光是「利用報紙抨擊政府施政,竭力暴露政令弱點」,也還不夠登上「陰謀叛亂首要」罪名的程度,毫無疑問,宋斐如被捕乃至被秘密殺害,完全是沒有法治,專制獨裁,毫無人性的做法,以宋之案件而言,這不折不扣是濫捕和濫殺,而一個愛國愛鄉的台籍菁英,就這麼樣的消失於二二八的慘案中,這是宋家的不幸,也是台灣的不幸,更是國家的不幸。

然則辦報真是宋斐如遭捕遭殺的致命因素嗎?與宋斐如熟識的藍敏,認為宋「被抓乃至失蹤,人民導報只是因素之一,遭人陷害的成份居多」,這確實是有可能,但是到底是誰陷害,則已經無從得知。

如果不是陳儀下令逮捕宋斐如,且陳儀對週一鶚說的話可以相信的話,則宋斐如的被捕乃至被秘密處死,應是陳儀口中的軍統或中統等特務所為,但身為行政長官的陳儀仍應負責任。

論者每謂陳儀為官並不貪污,說他的生活很簡單、樸素,每天早上七點就到辦公室,直到下午七點才回家。但陳儀優柔寡斷,他早年從日本士官學校第一名畢業後,當上孫傳芳的師長、軍長,而後北伐時反正,歸順了蔣介石,兩人且曾義結金蘭。他是政學系,作風講求穩健,所以來台灣之前,都先將台灣的情況查得很清楚。陳儀確實有他的長處,但是身為戰後台灣最高行政長官,對二二八事件既不能防範於先,又不能妥善處理於事件爆發之後,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對於宋斐如的死,陳儀都無法推脫責任。

六、結論

宋斐如與其妻區嚴華在三年內不幸相繼冤死後,生前好友陳文彬以「華姐志貞成白骨,斐兄英烈竟成屍」之句加以悼念。宋斐如的個性是耿直的,早年與宋斐如有過接觸而年長於宋的馮玉祥,如此評價宋斐如:「觀其發信找人一點,不免有閱歷尚淺之處,某既請准其又婉拒之,可以證明也」,馮又說道:「宋先生文字活而輕視人,而人似尚慎重」,馮玉祥眼中的宋斐如,是有一點傲骨的,為人是有讀書人的特質的,重要的是「慎重」,看得出馮對宋雖有一些批評,但基本上是肯定的。與宋斐如有共事經驗的藍敏,則是以接近欣賞的語詞肯定宋斐如,她說宋斐如「是一個個性瀟灑的人,氣質和大文學家相近,所以不在乎官場的形式,雖然是北大畢業,但絲毫沒有驕氣」,這是讚歎,但是氣質既然接近大文學家,是否容易被複雜的官場所排斥?

戰後初期曾在《人民導報》擔任記者工作,年紀輕於宋的吳克泰,肯定宋斐如,說他:「為人很好,思想進步,很想為故鄉人民出力,但他不願與其他半山同流合污,取悅於國民黨」。就宋返台後的言行看,宋斐如確實與其他半山表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