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壯的強國夢與台灣經驗

回顧歷史，1870年代時清政府已在台灣啟動現代化的洋務建設，架設府城至安平的台灣第一條電報線，並遠自英國購進開礦機器，創辦台灣第一座西式煤廠，1881年煤產高達5.3萬噸（即日產140公噸）。但1867-77 年間清軍在西北先後平定陝甘回亂與新疆獨立事件，戰事綿延十年。1876-79 年間，華北山西、陝西、河南、河北、山東等省大旱，死亡人數高達一千萬人以上，茫茫浩劫，慘酷至極。1894年日本發動侵華的甲午戰爭，殺人無數，並索賠2.3億兩白銀（當時清政府每年歲入僅0.89億兩白銀）。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火燒圓明園，復又索賠4.5億兩白銀〔注1〕，我國財政破產，國家建設與工業投資停滯。1911年國民革命推翻滿清王朝，中央解體，祖國漸陷於大規模內戰，接著日本全面侵略，八年抗戰使中國更陷於空前災難，續經三年內戰，1949年10月方告統一。

二十世紀上半世紀，1930年代時我國整個廣大的西北地區，可說仍處於民生凋敝，餓殍載道，饑民成群逃荒，苦力多嗜鴉片，丐童寒夜哀嚎的落後狀態，甚至有地方宗法豪強自擁武裝力量抗官，為國家政令所不及〔注2〕。西南地區亦然，1941年時雲南馬關縣內，「從縣境東端走到西端，看不到一條公路、一輛腳踏車、一具電話、一個籃球場、一張新聞紙（報紙）和一間診病室」，該縣後面的哀牢山村民，亦是一片赤貧〔注3〕。文明似只至沿海及大城市邊緣為止，廣大鄉村的苦難落後，不乏仍處於「近代前」社會，無警察、無郵政、無學校、無稅吏的狀態〔注4〕。中國共產黨主政共和國的1950年，其所面對的是歷經列強百年蹂躪，戰火摧殘，「一窮二白」的社會。當時中國無力自製手錶，更遑論汽車、船艦、飛機。此外，西北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特務貝賽克（Frank B. Bessac）和通曉哈薩克語與蒙古語並獲CIA交付三百盎司金條的美國駐我新疆迪化副領事特務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煽動主導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進行長達一年的分離武裝叛亂，社會則有現代政府政令不及之偏區宗法豪強私人武裝力量，淪陷區日本及其所扶植的汪偽政權與偽滿政權所遺之仇怨權力關係，國民黨政權在內地殘存勢力的破壞，及其在台以政權機器時時海空武裝突擊東南沿岸，甚至支援「藏獨」。

1950年代初，中國人力素質仍普遍低落，誠如毛澤東所言「識字的人只那麼一點點」〔注5〕，以當時戰功赫赫的「人民解放軍」為例，大部份的幹部戰士是文盲〔注6〕；相對台灣而言，內地當時的落後是難以想像。約十年前的1943年，日人在台灣徵召陸、海軍特別志願兵時，是依年齡、體位、學歷等條件，嚴格挑選青少年，將其送往陸、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訓練六個月，結業後方分發部隊當兵〔注7〕，該年台灣學齡兒童就學率已達71.3%（其中男童達80.9%）〔注8〕。

就相關統計數據而言，1950年時面積較台灣大266倍中國大陸的主要工業年產量，原油20萬噸、原煤0.43億噸、鋼61萬噸、發電量46億千瓦小時、水泥141萬噸〔注9〕。但1943年時，台灣水泥產量已達26.7萬噸、發電量11.9億千瓦小時〔注10〕。又例如台灣早在1930年代已完成農業綠色革命（本質是壓搾剝削），1938年時台灣稻作化學肥料施用量為38.9萬公噸〔注11〕，但十餘年後1950-52年的經濟恢復期，整個大陸所生產的農用化肥，平均每年僅2.7萬公噸〔注12〕。此外，1950年時涵蓋台灣全省的輸電網路、電話、公路、復線鐵路、港口等基礎建設，均已具規模，遠非內地各省可比，當時基隆與高雄兩港口可直接停泊兩萬噸以上的貨輪，遠勝上海或廣州〔注13〕。因此，1950年時內地可說完全不具備現代經濟發展的啟始條件。

從百年列強侵凌的血淚教訓，落後不但就要挨打，甚至還要遭瓜分與裂解。基於民族的核心利益，建立保衛民族生存的基本武裝力量，是共和國建國的歷史責任。故共和國開國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國防工業，也就是重工業，那是民族的唯一選擇。再者，亦因執政者「中國共產黨」的主體意識型態及當時的國際形勢，故在經濟發展策略上，選擇前蘇聯模式，即壓縮農業與輕工業的資源，投入重工業。1950年代，中國抓住世界一分為二的冷戰千載良機，斷然「一邊倒」地加入前蘇聯社會主義陣營與參加韓戰，取得前蘇聯的友誼與信任，於其願提供現代工業援助的關鍵數年，爭分奪秒地刻苦學習，成功建立起初步的現代重工業體系。此外，就是於1958-78的二十年間，傾舉國之力，發動了三次大躍進，分別是大躍進（1958-60）、文化大革命的自力更生躍進（1966-70）及其後引進外資機械裝備的洋躍進（1977-78），企圖以政治力量加速工業的發展，惟均以失敗告終。

1958年大躍進的結果，可說是一場「大災難」〔注14〕，文革十年1976年時大陸經濟再度瀕臨崩潰邊緣〔注15〕。究其原由，主要是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政策，使「一五時期（1953-57）」重工業投資在整個基本建設投資中的比例高達36.2%，「二五時期（1958-62）」更升至54.0%，且自此以後重工業投資比率均在50.0%上下〔注16〕。此一長期壓縮農業與輕工業以支援重工業的政策，雖然建立了保衛民族生存的基本武裝力量，但也付出了農業與輕工業相對長期停滯的代價。農業生產的停滯，又造成輕工業原材料短缺及輕工業許多行業的開工不足。此外，各項大型工程的上馬，都是資本技術密集的大型工廠，其對勞動力的需求極低，亦即相對於輕工業所提供的就業機會有限。失業的嚴重，甚至迫使文革時將數以千萬計的中學畢業生遣往農村安家落戶〔注17〕。此外，重集體忽個體的經濟制度，因其排斥市場機能，無法反映生產成本與市場供需。至於分配上提倡低工資平均主義的大鍋飯政策，則重挫群眾的生產積極性。

就歷史宏觀角度檢視那個時代，百年的極度積弱與慘遭蹂躪，使首次完成近代中國實質統一的共和國，以振興中國的使命感，強力政治動員與感召，帶領億萬中國人民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情、壯志與幹勁，建設新中國。1950-58年間，中國從「一窮二白」與戰爭破壞的慘狀中，「從無到有」地建立起初步的現代重工業體系，中國共產黨人使中國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水平，一下子躍升了半個世紀。然而，自國共內戰、完成統一、恢復經濟與初期現代重工業建設等一系列勝利，也使得「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注18〕。誠如中共第一代元老前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所云「把根本改變中國的貧困面貌看得太簡單太容易」〔注19〕，故二十年間進行三次大躍進，這在人類史上可說絕無僅有。

斯時，中國經由政治力量的強行介入，以揠苗助長的群眾運動方式，希望將極度貧困落後的經濟迅速現代化。雖然在總體經濟方面，不乏局部有成，例如事涉需國家力量投入之公共領域的大型水利工程、電力事業、鐵路公路建設、國防重工業等。但在個體經濟方面，因難以激發億萬群眾的生產熱情，故就整個國家而言，每次均以失敗告終。但於歷經退卻、調整與鞏固，當經濟開始復甦後，又再啟動新一輪的躍進，可說是屢敗屢戰，其結果自是整個國家經濟再度陷於絕境。尤其是文革動亂的「十年浩劫」〔注20〕，將經濟推近崩潰邊緣，導致人心思變。就在此時，一代偉人鄧小平復出。

1950-1979年間三十年的艱苦奮鬥，包括人類史上所從未有過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水平十年間成功跨躍半個世紀，及二十年間的三次大躍進。後者在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摸索掙扎前進，失敗再起，跌倒再起。昔日列強，是以海外殖民掠奪資源和發動戰爭勒索賠款的方式，累積資本〔注21〕。今日中國，則是三十年間，舉國緊衣縮食，以一代人低工資的苦行，累積國家資本。

歷經三十年的奮鬥，1980年時中國大陸方在工農各領域略奠下初步基礎。當時大陸已有兩百多萬台機床、年產煤碳超過六億噸、石油超過一億噸〔注22〕、電力增至3,006億千瓦小時、農用化肥增至1,232萬噸、鋼產達3,712萬噸〔注23〕。在工業質量方面，茲舉一、二實例，例如1961年開始能自制飛機使用的航空油料〔注24〕，1965年成功研製殲擊機發動機關鍵部件之空心高溫合金渦輪葉片〔注25〕，次年成功自製性能遠遠超過前蘇聯同類設備之大型光學儀器「跟蹤電影經緯儀」〔注26〕，1980年進一步成功研製精度質量與著名英國斯貝發動機葉片相當之高精無餘量空心導向發動機葉片〔注27〕；在人口素質方面，1965年時小學學齡兒童入學率已達84.7%、小學畢業生升初中之升學率達82.5%、1970年時初中畢業生升高中之升學率亦有38.6%、1980年時大學在校生已高達114.3萬人〔注28〕。教育的進步，為1980年代經濟發展，提供了所需識字的基層勞動人口與高階技術人力資源。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建置了近代中國強有力的中央、省、自治區、縣市之各級黨政行政體系、較全面完整的重工業體系、鐵公路交通體系、郵政體系、衛生體系與戶政地籍資料，中國大陸可說脫胎邁入初期近代社會。前述種種的起始條件，為上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提供了堅實基礎。

前三十年的奮鬥犧牲，中國不但從無到有地建立較全面規模宏大的現代重工業體系，並建立了基本的核武力量。試想，二十一世紀初伊斯蘭世界的強者伊拉克，僅是被懷疑欲發展核武，即遭西方美國的致命打擊，千萬人民喪生，家園殘破。至於東鄰驕橫不可一世的大和民族日本，即使對美俯首稱臣，亦步亦趨，但在美國的制約下，也不得擁有核武。故昔日「一窮二白」的中國，是在「絕對機密」的情況下，集舉國能力所及資源，發展核武事業，突破科技上的千萬道難關，一代科學菁英隱姓埋名奮鬥下完成的偉業。同時，在外交上則合縱連橫，遊走於兩大超強之間，避過西方美國與前蘇聯先後的重重意欲致命打擊，終於輕舟已過萬重山，建立民族自衛武裝力量。

此外，前三十年歷經拒敵於國門之外的韓戰與越戰，暫時解除了美國的威脅。珍寶島事件，全國動員的臨戰之勢，力抗北方，解除了前蘇聯的威脅。因此，前三十年反帝反蘇鬥爭及核武力量的建立，為中國換得自鴉片戰爭以來百年所無的三十年（1979-2009）經改和平機遇。「中美建交」的外交戰略佈局，則使中國突破西方世界的經濟封鎖，為三十年經改創造與西方經濟接軌的外部機遇。

1970年代，除了「中美建交」外，另一影響國運的大事，就是1973年4月毛澤東拍板鄧小平復出任副總理。中國共產黨的開國，一如前清盛世，不但猛將如雲，且無私謀國之國家領導人輩出，周恩來與鄧小平即是。

1975年1月5日，鄧小平出任軍委副主席兼解放軍總參謀長。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4月5日天安門前廣大群眾悼念周恩來，7日鄧小平遭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9月9日毛澤東逝世，10月6日華國鋒與元老葉劍英等聯手，一舉逮捕江青、王洪文、張春橋與姚文元「四人幫」，結束了「四人幫」亂政，從危難中挽救了國家，功不可沒。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在京閉幕，鄧小平再度復出工作。兩個星期後的8月6日，鄧小平就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果斷決定該年恢復高考〔注29〕，為民族復甦啟動生機。1978年12月18-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順利舉行，開啟了「小平維新」經濟改革的大時代。

1970年代台灣經濟欣欣向榮，取得相當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約較大陸領先二十年〔注30〕。斯時內地，在文革的政治掛帥下，對西方與台灣的經濟成就，幾乎視而未見。直至鄧小平復出，大陸方正視西方與台灣的經濟成就。1974年春，鄧小平接替周恩來成為中方與美國的主要對話人。斯時，美國與中方打交道的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就印象深刻地回憶稱，鄧小平不諱言中國落後，需要美國的技術與經濟合作，以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注31〕；1979年夏，中共「政治局委員」前國務院副總理余秋裡，首次承認大陸與台灣在經濟這場和平競賽中已居下風，承認「台灣經濟迅速發展，一般人民生活都比各省人民生活高幾倍」〔注32〕。

自此以後，中共內部漸理性開展探討台灣的經濟成就。例如在福建廈門設立「台灣經濟研究所」，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內設立「台灣研究所」，介紹企業有效管理方式的《台灣企業管理文集》亦可公開印行。《經濟管理》、《經濟日報》、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等經濟刊物，則常摘要轉載台灣報刊有關企業管理文章，甚至有刊物提出倣傚台灣的呼聲。1985年3月，《中國經濟問題》月刊並以「新竹科學園區」為例，建議中共仿照台灣作法，才能將「經濟特區」建成現代化的「窗口」〔注33〕。同年8月12日中共內部刊物《學習參考資料》，刊登以西德、台灣、瑞典、新加坡四個實例，說明社會主義面臨嚴重挑戰，稱「1952年的時候，我們大陸每人平均收入的美元，比台灣平均只少四元，相差不多，可是1980年，台灣人民收入達到2,278美元，我們大陸每人平均256美元，差不多相差九倍。同樣是搞了三十多年，這也是資本主義向我們提出的挑戰」〔注34〕。1986年12月，頗具權威的雜誌《經濟研究》，刊載討論經濟發展策略課題之文，其中就有文章讚揚台灣採取出口替代策略，「改變出口結構，擴大出口規模是實現經濟起步成功秘訣」〔注35〕（惟台灣經濟成功的真實原因，是日本殖民五十年所留下的巨大近代基礎建設，國府將人才、上海紡織產業和全國黃金等移往台灣，美國原創經濟規劃與大力援助十五年，及蔣氏父子與財經官員努力等的綜合因素）。

1985年7月，趙紫陽總理邀宴經濟學家鄒至莊博士（廣東），盼鄒君能邀幾名經濟學者為大陸經改提供建議；1986-89年間，鄒至莊、蔣碩傑（湖北）、顧應昌（江蘇）、費景漢（北京）、劉遵義（廣東潮州）等台灣頂尖經濟學者，應國務院「體制改革委員會／簡稱體改委」之邀，先後多次在香港、北京與「體改委」官員會談，就經濟制度改革、價格問題、通貨膨脹、物價控制、銀行改革、國營企業改革、房屋私有化、外匯改革、利率政策與金融改革等許多經濟課題提出建議，頗具成效〔注36〕。

1993年6月，朱鎔基副總理亦邀曾參與台灣早年經濟規劃發展的前台灣經濟部長與財政部長李國鼎（南京）訪問內地。期間，李國鼎在北京與江澤民主席相處整日，告以台灣早期農村發展經驗等事〔注37〕。朱鎔基亦在北京單獨約見李國鼎，並聽他暢談九十分鐘關於中國經濟改革的建議。據報導，事後證實朱鎔基全盤接受李國鼎的建議〔注38〕。2001年10月28日，李國鼎夫婦骨灰葬於南京，魂歸故里〔注39〕。

鄒至莊博士認為，台灣經濟發展成功的經驗，對大陸經改影響很大，增加推動經濟改革的信心，因為既然同文同種的台灣能經濟發展成功，大陸當然也能做到〔注40〕。大陸的經濟改革，可說曾部份吸取台灣的經驗。隨著經改的不斷深化，所碰到的經濟現象也愈加複雜，市場經濟機制下，新生問題層出不窮。就技術層面而言，例如控制通貨膨脹與金融改革等課題就至關重要，尤其是通貨膨脹，因為它牽動著群眾的切身利益，其形成因素又事涉複雜的經濟專業，廣大群眾難以理解。一旦發生急遽通貨膨脹，勢必引發強烈民怨，甚至造成重大社會事件（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通貨膨脹〔注41〕）。

昔日1948年8月至49年4月，國府在大陸濫發紙幣4,524倍，上海物價指數居然飛漲135,742倍〔注42〕，剎時間使得多少人傾家蕩產？多少人饑寒而亡？從而導致國府一夕崩盤，兵敗如山倒的悲慘教訓。蔣氏父子痛定思痛，於其治台期間，在經濟政策上極其重視防止通貨膨脹，台灣也因此累積了這方面的經驗；1985年初，大陸通貨膨脹急劇〔注43〕，當時內地自無處理市場經濟新生事物通貨膨脹的經驗。惟自1986年始，前述鄒至莊、蔣碩傑、顧應昌、費景漢等四名學者，曾於1970年代出任台灣「國際經濟合作委員會／簡稱經合會」的經濟顧問，參與策劃斯時台灣的經濟政策〔注44〕，尤其包括防止通貨膨脹事。他們以其處理台灣通貨膨脹的經驗，適時多次為大陸提供解決通貨膨脹的寶貴建議，協助母國經改渡過重重驚濤駭浪的通貨膨脹，貢獻良多〔注45〕。

此外，1993年，李國鼎對中共高層更提出了改變其觀念的極重要建議，改革公務員原有的低工資制，即大幅調增公務員工資，亦被採納，從而維持官員的身份和尊嚴，激勵其榮譽感與使命感，助益經改深遠。此外，李國鼎更為內地財政問題，向江澤民提供中央與地方財政收支劃分法的寶貴建言〔注46〕。1994、95兩年，朱鎔基總理以雷霆之勢，軟硬兼施地逐省協調，打破嚴峻的省市「諸侯經濟」割據態勢，成功推行中央與地方的分稅制，大幅改善中央財政收入〔注47〕，為持續的經濟改革，奠下穩固基礎。

1950年代，在美國專家的原創規劃下，國府實施符合當時台灣社會情勢的「進口替代」策略，發展進口替代品產業，例如紡織、肥料、水泥、化學品等進口替代品，尤其是撤退時自上海移入的整個紡織產業。1960年代，則實行以出口帶動經濟快速成長的「出口擴張」策略，使台灣的對外貿易持續大幅成長，外貿總額1960年時4.6億美元，1973年時增至82.8億美元〔注48〕。1970年代則從事規模龐大的十項建設，建設台灣。1980年代更前瞻性的規劃並推動電子資訊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為今日台灣的經濟奠基。

中國大陸的三十年（1979-2009）經改亦然，也是實行了符合當時社會情勢的經濟發展策略，鄧小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實事求是地推動經濟改革，例如放寬農業政策，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容許個體經濟，提出「辦好集體經濟，盡量發展個體經濟」的方針。改革價格制度，部份商品容許買賣雙方自由議價。改變經濟發展的優先次序，緊縮重工業，優先發展輕工業，並鼓勵興辦服務性行業〔注49〕。除辦好1979年設立的經濟特區〔注50〕外，並於1984年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台、青島、連雲港、南通、寧波、溫州、福州、廣州、湛江和北海等沿海十四個城市〔注51〕。

就整個大方向而言，大陸的經濟改革與台灣的經濟發展有下列四個共同之處：（1）經濟改革都是從農業部門出發。（2）對外開放鼓勵出口。（3）政府對於經濟的干預和計劃管理逐漸減少。（4）重視控制通貨膨脹〔注52〕。在工業發展策略上，無獨有偶，內地經改之初與台灣經濟發展初始亦同，即重視紡織業與輕工業，1979-81年間調整計劃的焦點集中在紡織業與輕工業〔注53〕，即在投資優先及原料電力供應上，由重工業向輕工業傾斜，1986年時輕、重工業總產值已大致相等〔注54〕。此外，大陸亦倣傚台灣重視外貿，從原來長期強調「自立更生」，轉為擴張輸出〔注55〕，並仿照台灣高雄及楠梓加工出口區，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的廈門，設立四個「經貿特區」，作為吸引外資及技術的窗口〔注56〕。

1980年代末，「經改」已推動十年，成效顯著，但經改不但是無任何中外前例可循，且是一巨大複雜的經濟社會變革。在此曠古未有的巨變中，固然有許多人是「經改」的受益者，惟無可諱言，亦不乏「經改」的非受益者。例如國營企業關閉所導致的數百萬失業工人。又例如在市場經濟追求效率與績效的壓力下，有人固然因有機會適應新環境並努力工作而增加工資或發家致富，惟亦有人倍感工作壓力而適應不易。1988年的高通貨膨脹，更是損及群眾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形成普遍的民怨；換言之，在經改的漫長過程中，在受益部份或受益氛圍尚未壓倒性的超過非受益部份，或者受益與非受益二者尚未達到平衡點之前，任何政治事件都可能引發社會風暴。再者，「經改」引進西方的資金與技術，但也滲入了西方的思潮，因為落後與先進、極貧與巨富的過度反差，所形成盲目崇美的意識型態。更何況還有虎視眈眈，伺機顛覆中國的西方列強，終於爆發了六四天安門風波。誠如鄧小平後來指出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注57〕。

2008年3月14日，西藏拉薩發生暴民打砸搶燒事件，西方主流媒體如美國的CNN、英國的BBC、德國的RTL等電視台，有志一同地以假照片與虛構栽贓的手法報導新聞，藉機抹黑中國，惟恐中國不亂，但被廣大中國網民即時揭發。網民從知識份子到高校學生，清楚地認識到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蓄意藉「藏獨」打擊中國。然而二十年前發生的六四風波，因當時中國綜合國力仍弱，無力抗拒西方顛覆。

話說1989年4月15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最初由大學生在天安門前為胡耀邦舉行悼念遊行與靜坐，在美國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旋即迅速形成以民主、自由與反貪為訴求的大規模學運，並擴及其它重要城市。

斯時，對西方而言，是弱化欣欣向榮中國的千載良機，美英特務平時在中國的布建，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適時串連活動，自是不在話下。但最大的災難，是美國以其巨大優勢的傳播媒體，惟恐中國不亂的煽風點火，CNN電視台更是乘機鼓動，挑撥造謠，無所不用其極，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滾動式播報天安門及其他城市學運，前後持續長達兩個月之久。當時，中國社會知識界相對於今日，遠處於貧窮封閉的狀態，學生年青，少不更事，對美國CNN等電視台與「美國之音」電台的居心叵測，造謠廣播，在盲目崇美的心態下，無力分辨美國用心。學生被抽像的自由民主口號所蠱惑，無視「經改」已取得的成就及其艱難性，無視中國最需要的是「穩定」與「紀律」，社會動盪失序解體，只會為民族帶來災難。尤其是激進的學生代表，不知是真的無知，還是在西方媒體操控下，利慾薰心，不願見好就收，即使國家頒布戒嚴令，亦不肯收手，使社會一步一步地走向動亂的崩潰邊緣；6月4日，中共中央採取果斷措施，平息暴亂。是時，隱藏在黑暗中的西方特務，終於暴露了其平日的布建工作績效，在美國中情局和英國、法國情報單位的「助力」下，有約二百名學運份子得以逃離大陸，其中15名是大陸所公佈的21名學運領袖〔注58〕。

即使網路發達，但限於地理隔閡，一般中國人（包括廣大網民）可能渾然不知，當3月14日發生拉薩事件，二十年前六四天安門前搞民主自由人權的王丹等17名民運份子，立即於六天後的20日，齊聚台灣台北市的台灣大學校友會館，對在拉薩遭毆傷與被殺害的無辜群眾，無隻言片語的哀慟之心，而是喪心病狂的聲援拉薩暴動，撕裂中國，其中美籍民運份子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楊建利（1990年代初即接受台灣間諜組織資助）甚至惡毒地揚言，在北京奧運前「會用一切的行動動搖中國的政權」〔注59〕。

六四風波後，面對西方強大壓力的嚴峻形勢，鄧小平適時提出穩定壓倒一切的論述，穩住大局。1992年初，87歲高齡的鄧小平搭乘專列，自北京奔向中國南方大地－－深圳與珠海，沿途發表不少諸如「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和「特區姓『社』不姓『資』」等著名講話。三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二天召開全體會議，認真學習了鄧小平的「南巡談話」，一致通過決議，支持鄧小平的言論和思想。鄧小平的「南巡談話」成為中國經改的「偉大行動指南」〔注60〕。

對許多海外華僑及港澳台同胞而言，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及這突如其來地推動中國新生，讓不少散居四海的華裔大亨深受激勵。經過幾個世代的苦候，這些海外遊子，原本以為再也等不到故土的強大。鄧小平登高一呼，散居各地的許多華裔大亨，情緒沸騰，立即以大筆資金回轉中國，投資中國，以實際行動回應，並多以超級投資案為主。這些大亨多年逾六十，兒時曾經住過中國，如今年華老大才衣錦還鄉，似乎只有大手筆投資方能彌補流逝的光陰〔注61〕，他們對祖國的鉅額投資實際行動，具體驗證了鄧小平的睿智及其經改的正確性。

西方政治學經典《君王論》稱「沒有比改革更困難了，因為改革者會使自己成為舊體制的敵人，而新體制的受益者卻心存觀望，這種觀望來自於對舊體制的畏懼，及對改革沒有信心。因為，人們在沒有看到令人信服的確實證據以前，是不會真正相信新生事物的」〔注62〕。

中國大陸的計劃經濟體系，歷經前三十年的建構，其意識型態與運作已非常嚴密與僵化。鄧小平推動經改之初，大體上並非自其舊體制內開展，而是透過各經濟部門新增部分，實施新政策和制度，這種方式稱為「增量改革」。由於此一溫和方式較少觸及舊有體制，不致遭受既得利益和保守派的激烈反對，使改革得以順利推動，同時維持了經濟運作的穩定。新制度不但激發群眾工作誘因，並激發強度競爭而提高效率，故其新增部分成長較快且具競爭力，使得舊體制所佔比例日漸減少。當經改進行一段時期後，舊體制已不再具重大影響時，然後再對舊體制改革，稱之「存量調整」。

1990年代中期，資源的限制使「增量改革」發揮的效果漸漸減弱，舊體制開始束縛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改革逐漸進入了「存量調整」階段，即深化對舊體制的轉型。以國有企業（簡稱國企）為例，雖然自1979年國企改革就開始進行，但一直未能大力處理冗員和破產退出市場的問題。當時國企佔有大部分產值，如果對國企大力改革，數量龐大的下崗工人和破產企業，必定造成社會動亂和經濟混亂。經改的辦法是開放非國有企業，按照比較利益法則進入競爭性的輕工業消費品市場，使非國有經濟迅速發展起來。從1978年至2002年，國有企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由77.6%大幅降至30%以下，國企的比重大幅降低後，經改才積極整頓國企冗員和破產問題。「九五計畫」期間，國有企業家數由87,905家降至53,489家〔注63〕。

中國大陸是社會主義陣營中，最先進行大規模經濟改革者，歷史上無前例可循，故改革的方向和路徑都是逐步自行探索出來。許多改革措施都是先在較小的範圍實施，即所謂的先行「試點」，如果發覺有問題或不完善的地方，即行修正，在取得成果後再逐步推廣到較大的範圍，最後方全面在全國推行。「深圳經濟特區」就是經典案例，深圳試點大膽探索，敢為天下先，為全國經改摸索並累積經驗。這種改革方式的優點是風險較小，讓經濟體有充分時間適應新的制度，成功機率較高。缺點是往往未能及時推出配套措施，新制度會與原來的舊制度發生衝突，但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深化，衝突的情況逐漸會改善。例如在推動價格改革期間，雙軌制的改革方式讓有權力者以官方低價取得產品後，再在市場上高價拋售取得暴利，引發貪污腐敗和「尋租現象」，不過隨著1990年代以後各種雙軌制陸續並軌，「尋租現象」已漸緩解〔注64〕，甚至解除。

此外，就廣義的「試點」而言，可說也包括台灣試點。1980年代的經濟大改革，是一無任何經驗可循的改革，問題千頭萬緒，鄧小平及其有志之士，依大陸當時的政經社會情勢，摸索前進。此時，同文同種的台灣地方經濟發展成功，在信心與經驗上，自當有某種的燈塔指標作用。趙紫陽與朱鎔基兩總理先後邀訪台灣學者官員獻策之舉，即為證明。在技術層面而言，除了台灣經濟發展策略外，尤其是有關通貨膨脹控制與中央地方分稅制的經驗，後者更是有助於建構國家經濟制度的稅制合理化與一體化。

1978年，面對「文革」後的政經嚴峻局勢，及繼續肯定「文革」的「兩個凡是」〔注65〕與「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論戰的關鍵時刻，鄧小平挺身旗幟鮮明地批評了「兩個凡是」，並堅決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注66〕。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順利召開。鄧小平在該會召開前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稱「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鄧小平並睿智地指出「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另並要求集中力量制定各種必要的法律，「國家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企業和個人等等之間的關係，也要用法律的形式來確定；它們之間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過法律來解決」〔注67〕。鄧小平上述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論述指引，使得「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思想、政治與組織等路線上的撥亂反正，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注68〕，使中國走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道路。

在接著的幾年，鄧小平除提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要發展生產力」，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注69〕等與時俱進的政治論述，另並諄諄告誡，稱「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們吃了很大的苦頭，造成很大的災難。現在要橫下心來，除了爆發大規模戰爭外，就要始終如一地，貫徹始終地搞這件事（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是爆發大規模戰爭，打仗以後也要繼續干，或著重新干」〔注70〕、「現在說我們窮還不夠，是太窮，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稱。所以，從去年（1979）起，我們就把工作著重點轉到了建設上。我們要把這條路線一直貫徹下去，決不動搖」〔注71〕，將抓經濟視為和平年代國家最核心的大事，要求「一心一意搞建設」〔注72〕。

國家領導人是希望的化身，必須擬定願景（vision），提出明確的國家目標，指引未來的國家方向，凝聚群眾願為共同願景努力奮鬥的信心〔注73〕。然而，願景的體現依賴政治論述。因此，政治論述可說是一個政治領袖的靈魂。鄧小平復出實施經改，以其大無畏的氣魄，提出一系列為振興中華之磊落雄偉的政治論述，表達了斯時群眾期盼改變貧窮落後的民族心聲，為經濟大改革提供信心，指引方向。但空有論述不足，還需有劍及履及的毅力與推動大規模經改的方法，鄧小平以其一生三起三落波瀾壯闊的政治聲望與睿智，平撫調和各派政治勢力，並以先「增量改革」再「存量調整」的方式，推行經改。也就是先將經濟的餅做大，對原有的餅暫予保存，改革增大的部份，待增大的部份漸大於或遠大於原有的經濟餅，此時受益者眾，則全面的經改，水到渠成。此外，鄧小平亦沿襲中共優良傳統，先行「試點」再「推廣」的方式，「摸著石頭過河」，將經改風險降至最低，終於成功推動此一規模空前劃時代經濟大改革的「小平維新」，功在當代中國，永為中國人民懷念。◆

〔注1〕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上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2年，pp.348:352:401.
〔注2〕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1983年台灣戒嚴時代，出版者不詳。
〔注3〕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0年9月11版，p.148.

〔注4〕汪彝定，《走過關鍵年代》，台北:商周文化公司，1991年10月，pp.27-30.

〔注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p.717.

〔注6〕《聶榮臻》編寫組，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12月，p.486.

〔注7〕a.台灣總督府編纂，曾培堂、山本壽賀子譯，台灣統治概要，台北：台灣總督府，1954年，pp.110-111.b.鄭麗玲，「不沈的航空母艦-台灣的軍事動員」，台灣風物，44（3）：63-65.

〔注8〕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台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台北：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12月，p.1241.

〔注9〕國家統計局編，1991年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pp.422-426.

〔注10〕張宗漢，光復前台灣之工業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5月，pp.166-171.

〔注11〕李登輝，《台灣農工部門之資本流動》，研叢（106）：73，原引自台灣省糧食局。

〔注12〕國家統計局編，「主要工業產品產量」，1991年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pp.425-426.

〔注13〕高希均、李誠主編，台灣經驗四十年，台北：天下文化，1991，p.207.見汪彝定，「貿易政策」。

〔注1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p.719.

〔注15〕鄭竹園，《中國大陸經濟三十年》，《中共經濟的診斷》，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p.17.見《華國鋒報告》，《北京週報》，1978年第10期，p.12.

〔注16〕國家統計局，《1992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2年，pp.149:158.

〔注17〕鄭竹園，《中共經濟發展策略總檢討》，《台灣模式與大陸現代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年8月，pp.79-116.

〔注1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p.725.

〔注19〕同〔注18〕，p.720.

〔注20〕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8月，pp.312:360.

〔注21〕黃宇仁，《近代中國的出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年4月，p.47.

〔注2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文選》（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p.120.

〔注23〕國家統計局編，《1991年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pp.422-426.

〔注24〕余瑋、吳志菲，《中國高端訪問》，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7年9月，pp.113-116.

〔注25〕同〔注24〕，pp.101-103.

〔注26〕同〔注24〕，pp.15-16.

〔注27〕同〔注24〕，pp.88-90.

〔注28〕國家統計局編，《1991年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1年8月，pp.692:701.

〔注29〕同〔注24〕，pp.166-170.

〔注30〕鄭竹園，《以台灣經驗作為重建大陸藍圖》，《台灣經驗與中國重建》，台北：聯經出版社，1989年5月，p.450.

〔注31〕傅建中《談判桌折衝樽俎 毛．周．鄧各領風騷》，《中國時報》，1999年3月18日，第14版。

〔注32〕同〔注30〕，p.457.見余秋裡《關於政治與經濟關係講話》，原文刊載於中共「國務院辦公廳秘書處」1979年9月4日編印之《學習資料》中。

〔注33〕同〔注30〕，pp.457-458. 該月刊系廈門大學「經濟研究所」出版。

〔注34〕同〔注30〕，pp.466-467.原見高放，《社會主義的挑戰》，原文刊載《紐約探索月刊》，1978年3月，pp.58-62.

〔注35〕同〔注30〕，p.467.見黃方毅，《再論中國對外經濟策略的選擇》，《經濟研究》月刊，北京，1986年12月，pp.26-27.

〔注36〕訪問者劉素芬、樊沁澕，《中國現代經濟學的播種者鄒至莊先生訪問紀錄》，台北：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7年10月，pp.63-79.

〔注37〕林文集等，《推動台灣經濟、科技奇跡的舵手－－李國鼎》，《工商時報》，2001年6月1日，4版。

〔注38〕林志成，《兩岸經改 都有他的影子》，《中國時報》，2001年6月1日，第3版。1998年7月，中國科技部部長朱麗蘭訪問台灣時還特別表示，朱鎔基交待一定要代為向李國鼎先生致謝。

〔注39〕方寒星，《少小離家老大回，李國鼎大陸行》，《聯合報》，2002年6月26日，第39版。

〔注40〕同〔注36〕，p.30.

〔注41〕同〔注36〕，p.71.

〔注42〕徐中約著，計秋楓等譯，《中國近代史》（下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p.648.

〔注43〕同〔注36〕，p.71.

〔注44〕同〔注36〕，pp.63-79.

〔注45〕同〔注36〕，pp.30:69-75.

〔注46〕同〔注38〕，第4版。

〔注47〕楊中美，《朱鎔基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8年3月，pp.175-183.

〔注48〕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 2001, Taipei: Council for Economic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ROC, June, 2001, p.212.

〔注49〕鄭竹園，《台灣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7月，pp.143-154.

〔注5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文選》（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pp.255：519.

〔注51〕同〔注50〕，pp.266：520.

〔注52〕同〔注36〕，pp.30-31.

〔注53〕鄭竹園，《中共經濟發展策略總檢討》，《台灣模式與大陸現代化》，台北：聯經，1986年，p.109.

〔注54〕同〔注30〕，p.459.見龔佼，《十年來我國工業發展概況》，《經濟管理》，北京，1986年12月，p.3.

〔注55〕同〔注30〕，p.459.見李揚，《淺談外向型經濟》，《經濟管理》，北京，1986年12月，pp.22-23.

〔注56〕同〔注30〕，p.458.見鄭竹園，《中共開放政策的經濟效果》，《台灣模式與大陸現代化》，pp.247-268.

〔注57〕鄧小平，《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講話》，1989年6月9日，《鄧小平文選》一卷本，香港：人民出版社與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7月，p.427.

〔注58〕朱建陵，《陳達鉦「黃雀行動」幕後功臣》，《中國時報》，2007年6月4日，第A13版.

〔注59〕a.《聯合報》，2008年3月21日，第A21版。

　　　　b.王綽生，「被捕兩年 楊建利遭判刑五年」，《中國時報》，2004年5月14日，第A12版。

〔注60〕Robert Lawrence Kuhn著，談崢、於江海譯，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上海：世紀譯文出版社，2005年2月第4 次印刷，pp.178-182.

〔注61〕Joe Studwell著、齊思賢譯，中國熱/The China Dream，時報文化，2002年，pp.90-98.

〔注62〕陳水扁，台灣之子，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年6月20日，112版，p.128.

〔注63〕李志強，「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與制度發展」，張五嶽主編，中國大陸研究，台北：新文京開發公司，pp.338-339.

〔注64〕同〔注63〕，p.339.

〔注65〕「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注66〕《了望》文章《真理標準大討論來龍去脈》，見http://news.hexun.com/2008-09-01/108490137.html Access:2008/9/6 pp.2-3.

〔注67〕同〔注57〕，pp.75-82.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

〔注68〕「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1978年）」，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697… Access:2008/9/5.

〔注69〕同〔注57〕，pp.263-26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1984年6月30日」。

〔注70〕同〔注57〕，p.13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具備四個前提1980年1月16日」。

〔注71〕同〔注57〕，p.176.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1980年4月-5月」。

〔注72〕同〔注57〕，p.244.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一心一意搞建設－1982年9月18日」。

〔注73〕胡忠信，新台灣新文化，台北：我識出版社，2005年11月，pp.212-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