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六點」重塑兩岸政治關係

一、形勢巨變喚新策：

自從中共的對台政策改採「和平統一」以來，為了明確其政策的基本原則和政策內涵，於是中共的領導人在適當的時機，就會因應兩岸關係不同時期的形勢，提出新的對台工作方針，於是就有了「葉九點」「鄧六條」「江八點」等說法，而每一個工作方針，都是指導中共的對台政策長期的方向和目標，去（2008）年台灣政局出現相對可喜的變化，兩岸「三通」基本已經完成，國際格局與中國國力都出現巨大改變，在此背景下，2008歲末，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的座談會上發表名為「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講話，獲得各界熱烈的迴響，俗稱「胡六點」，次日（2009年元旦）中共中央台辦主任王毅在參加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與全國台灣研究會舉辦的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週年研討會上指出，「胡的講話，是新形勢下指導對台工作的綱領性文件」。春節過後，北京召開全國對台工作會議，賈慶林在會中也有完全相同的說法，而且賈強調「對進一步做好對台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足見本文的份量和重要性，立足台灣有必要對之進行全面的分析，以下從形式、內容等方方面面進行分析。

二、承先啟後「胡六點」：

2008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為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週年，特別隆重而高規格地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大會，當時在京的常委全員參加。會上「人大」秘書長李建國、全國政協副主席林文漪、中台辦主任王毅、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主席劉凱先在紀念會上代表各界發言，之後胡錦濤才在會上發表「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講話，即俗稱的「胡六點」。此一講話各方都認為是北京對台政策的新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從發表的形式、規格來看也可以佐證：

第一是發表者的身份：1979年的《告台灣同胞書》是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比如說，在三十年前用的頭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是在中共政治運作中，「人大」雖是中國大陸憲法名定的「最高的權力機關」，但卻是在黨領導下的權力機關，在實際的運作中，特別在當年的時空情境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這個機構實質上是沒有任何權力的。一個在中國大陸沒有權力的機關來發表一個並不屬於他的職權範圍的「對台政策」，因為「對台政策」一直是黨務或軍務的工作，這就難怪當時蔣經國政府認為只是一種統戰性作法；而這次胡錦濤用的頭銜是「三位一體」，從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一直到中央軍委會=主席，這三個頭銜不僅象徵了中國大陸的最高權力，而且確實擁有最大的、實質的、可執行的權力。因此在我看來，這次的宣誓肯定是中國大陸對於兩岸「和平統一」政策所作的一個重要調整的宣示。

第二是發表的形式：1979年的《告台灣同胞書》是經由《人民日報》發佈消息的方式宣告，沒有任何的儀式來烘托其策略改變的重要意義，感覺上只是中美建交的一個配套的政策而已；而此次的宣示則是採取在中共政權的典禮儀式上相當隆重的方式，當天在京的常委全部參加，足見其慎重和重視的程度，也說明此一政策的重要性。

第三是當天的紀念會由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先是說明了「人大」在這三十年如何立足在「人大」的立場推動對台工作，推動國家統一；之後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林文漪也從大陸台胞的角度說明對國家早日統一的期待，以及大陸台胞對對台政策的推動和努力；特別的是大會還安排了全國學聯主席劉凱發言，他的發言集中在兩岸青年在兩岸統一，兩岸關係的發展上，過去的貢獻和未來努力的方向，特別希望兩岸青年在共同文化的哺育和薰陶下，對國家統一民族復興作出新的貢獻。此一安排似乎意味著北京已經認知到和平統一的長期性和艱鉅性，故而新的對台政策這樣的紀念方式代表上下一心，任務傳承的決心，與1979年的和平統一，列為八○年代三大任務大不相同。

三、和平發展築路徑：

（一）文章的結構：「胡六點」的主要目的在說明胡錦濤對台政策的核心價值「和平發展」，按此基調，全文共5,003字，其基本結構可以分為三大部份：首先是「和平發展」的對台政策如何出台？次為「和平發展」與「和平統一」的關係是什麼？以及推動「和平發展」的路徑和方法。前兩部份均以歷史發展和政策演變的方法敘述。這一部份對內的意義比較重；重點在說明對台政策的延續性和調整性，而後一部份是理解中共今後對台政策的重點。

（二）胡六點的重要意義：第一是和平發展的政治基礎，這是「胡六點」之中最為基礎的部份，在開宗明義就點出以往的中共領導人在公開談話中，從未提及統一的性質和意義議題，胡解釋兩岸「復歸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再造，而是結束政治對立。」上面的論述突出了：一是兩岸尚未統一的歷史過程和事實；二是由此一歷史過程決定了中國統一的性質。所以兩岸之間的鬥爭，在北京看來不是主權之爭，而是存在著主權代表之爭，所以兩岸是兩岸人民的共同家園，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法理事實也從未被破壞；三是承認當前的兩岸關係中存在著「政治對立」，如果兩岸中存在著政治對立，那麼所謂的「政治對立」具體表現為什麼？合理的邏輯推論應該是政治制度的對立，是政治實體的對立，是政權的對立，在此一邏輯之下，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共當局對兩岸的政治僵局似乎已經有了初步的構想性的安排。

第二是經貿關係的發展，胡提出兩岸可以為此簽定「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這是延續和壯大統一的基礎。

第三是文教交流與青年關係的發展：這是兩岸交流中中共當局首次將文教、青年交流提到如此重要的位階，應該說這也是胡錦濤對兩岸關係如何確保、鞏固和擴大反獨、防獨戰果的重要部署，此一部署代表反獨和防獨進入文化反獨，和青年反獨的階段，也是確保兩岸關係長期穩定和平發展的保證。

第四是交流工作的發展：胡承諾「將繼續推動國共兩黨交流對話，共同落實「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這是不忘記老朋友；然而在和平發展的政策取向下交流不僅是與執政黨的交流；同時也特別提出「只要民進黨改變『台獨』分裂立場，我們願意作出正面回應」，這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在公開的講話中，第一次明確地指名民進黨，直接對民進黨公開喊話，我們相信如果2009年台灣的經濟如能因為大陸的經濟而漸有起色的話，則胡的喊話有可能對民進黨或民進黨的某些人士產生統戰的效果。

第五是兩岸的外事關係的發展：這是新階段對台政策的重大議題，胡在台灣涉外事務的講話涉及兩個層面：一是台灣人民的層面，一是台灣公法人的層面；前者胡要求其駐外人員「加強聯繫，誠意協助」。後者胡表示理解與重視，而解決的方法先是「避免不必要的內耗」次則「協商和談判」，而協商的基礎是「一個中國，對立政治」，這些變化如果我們能夠細心的瞭解，應該說是有想像的空間，也有協商的空間。

第六是兩岸政治定位問題上，胡認為「兩岸可以就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政治關係展開務實探討」。這一點是更明確地回應了上述「政治對立」的狀態，而且這一個描述還有很重要的意義，就是對中共的幹部說明目前的政治安排，是「在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的必要安排，所以胡的講法等於是在教育內部幹部，也是在釋放給台灣的明確的政治信號。

第六在兩岸的軍事關係上：有關建立兩岸的軍事互信機制的呼籲，最早是在2004年的「517」聲明，不過在當時的情境之下，應該說是表現和平姿態的用意多於實際的可行性；如今胡的再次呼籲應該說已經從姿態的呼籲，轉向實踐的呼籲，所以在胡的呼籲中還特別提出「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足見中共當局在此一問題上已經有其規劃，如今的關鍵在台灣方面是否也有相似的準備。另外中共的呼籲中也相同「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此二者的關係是「結束兩岸敵對狀態」是「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政治定性，而「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則是「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的技術操作。按胡的說法，中共在此一議題的操作方式是：先從接觸交流做起，再到試探討論，再升為雙方對話；有了這些基礎才進入實質協商。

（三）最後胡錦濤還特別對港澳同胞和海外華人喊話，希望他們「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實現祖國和平統一作出新的貢獻。」這就顯示了中共對「一國兩制」的合理性，可行性是深具信心，所以港澳同胞在統一問題上是有發言權的。特別的是胡講話中，忽然提出「中國的統一，不會損害任何國家的利益，只會促進亞太地區和世界繁榮穩定」的說法，似乎是在為兩岸關係日後的發展先行消毒，以減少外國勢力的懷疑和干預，當然此一說法的效果很令人猜疑，但是具有伏筆在先的效果。

從胡的講話全文來看，應該說中共中央對目前抓住歷史機遇，來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已經有了一整套的想法和做法，關鍵是各部門和各地方仍須一段時間，才能領會、消化中央的精神，也才能真正將「和平統一」「和平發展」的關係聯繫起來，則「胡六點」就能發揮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和合發展脈相通：

從「胡六點」的規劃來看，胡的對台政策是建立在以下的三大論述之上：

第一是和平論述：中共在對台政策上最早的和平訴求是「和平解放」，到了鄧小平時期就提出了「和平統一」，而胡錦濤則提出「和平發展」；然而三個「和平」並不完全相同，在毛、周時代和鄧小平時代的「和平」基本上都是一種手段，一種工具，而毛、周時代的「和平」又負有濃厚的「統戰」意義，也就是說是一種「誘降」的作為；而鄧小平時代按鄧小平的說法，「四化」是統一和反霸的基礎，所以這個「和平」則是一種相對與軍事手段的另一種統一的途徑，是一種長期的道路；到了胡錦濤時期「和平」成為兩岸關係的目的，以學理的角度描述，則是中共當局所倡議的「和平」，愈來愈從理性工具而目的理性的過程。其中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大陸的涉台學者開始研究「和平」；按中國人民大學黃嘉樹的研究，他在香港《中國評論》12月號發表的《和平發展與大陸對台戰略的調整》乙文中指出，「和平的價值、地位與功能在對台戰略中更加重要，因為大陸一是將和平與中華復興的掛鉤，二是和平與發展的掛鉤，三是和平與中國的國際戰略的掛鉤」進一步把和平劃分為：「低度和平」、「中度和平」與「高度和平」；而當前台灣海峽現狀是「低度和平」，即不戰；「低度和平」是靠相關各方相互軍事威懾保障的和平，這一時期是雙方的和平只是某種軍事平衡下的結果，大家處在一種不能戰的相互威懾下的無戰狀態。而「中度和平」是一種不願用武的狀態，他認為這是「兩岸通過平等談判，簽訂和平協定或結束敵對狀態協定，或建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兩岸政黨交流機制、兩岸領導人會晤和磋商機制等，使兩岸的和平升級為靠制度或協定保障的狀態。」到了「高度和平」階段，就是兩岸邁向在共同利益保障下，根本不需要用武，是昇華到了和諧的和平。他還認為「兩岸和平路線圖」的程序是由「低度」往「高度」發展的過程。

其實如果從2008年的形勢變化來看，「和平論述」還不在於低度或中度的問題，而主要在北京當局的「和平論述」已經從主觀的期待和主觀的努力，進入兩岸共同期待和共同努力，換言之，2008年台灣的二次政黨輪替，才開啟兩岸進入可以操作「和平」的階段，有了這樣的可能性，兩岸關係才得以從有衝突、有戰爭威脅下的「無戰狀態」的和平，發展為有衝突、無戰爭威脅下的「無戰狀態」的和平；然而目前此一階段仍然十分脆弱，內有島內部份民眾的巨大疑慮，外有美日反華勢力的擔憂和破壞，中長期還有民進黨重新執政的陰影。而大陸內部也仍有視和平為統戰的強硬派。所以兩岸當局在現階段除了正常議題的談判與對話之外，還有必要進行「和平」議題和「和平」教育的對話，才能在兩岸關係中深化「和平」的價值和義涵，以確保現階段的兩岸關係中「和平」取代「統一」和「台獨」，為兩岸的「和平」不僅奠定利益的基礎，而且將和平「內化」為價值。

第二是合作論述：兩岸之間不論是兩岸的合作，或是兩岸在國際間的合作，以往都是李登輝和民進黨所最忌諱的，他們的邏輯是合作就會上「一中」原則的當，合作就是矮化台灣，所以兩岸之間只能對抗，2005年共產黨開始和台灣的泛藍政黨交流，並且與國民黨簽訂共同新聞稿，之後國共逐年召開國共論壇，創下大陸執政黨和台灣在野黨合作的先例，但是面對當時的民進黨執政，因此一切的合作協議都只是紙上談兵，表達良好的願景而已。直到台灣的二次政黨輪替實現，才真正開啟兩岸之間的合作，所以當前的合作已經從意願轉為現實，從朝與野的空談轉為執政者與執政者的合作。對兩岸關係而言，執政者與執政者的合作這是全新的經驗，透過合作中可以直接理解對方的想法和邏輯，對方的困難和禁忌，從而才可能體會對方的誠意和善意；推動兩岸的政治關係進入良性循環。所以在今年的國共論壇上，中共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開幕式發表演講時，就全面擴大和深化兩岸經濟交流合作提出了五點建議，主要包括：共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推動兩岸金融業合作取得實質進展；拓展兩岸產業合作的層次和領域；加快實現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及早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其後在12月26日傍晚，台灣「中國石油公司」在北京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簽署4項協議，雙方將在各方面擴大合作，在台灣海峽合作探勘石油。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雙方在經貿領域的合作必然是大幅提升，在春節之後的中央對台工作會議上，賈又強調了今後「要通過推動兩岸大交流、大合作，促進兩岸關係大發展，不斷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所以兩岸合作已經成為，去年「520」之後，兩岸關係中出現最為頻繁的辭彙。

第三是發展論述：中共「十七大」之後將兩岸關係導致「和平發展」的主題上，然而何謂「和平發展」？如何「和平發展」？我們以兩岸關係三十年的歷程來看，其實無論從量或是從質，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從未間斷過；甚至在李登輝鼓吹「特殊國與國」，以至民進黨掌權者大肆破壞兩岸關係之際，兩岸關係也是一樣在發展，特別是兩岸的經濟關係，更是如此。由此推論所謂之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除了推動兩岸經貿關係的正常化之外，應該還有其他的關係必須發展，而且從大陸的角度來看，兩岸的經濟關係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已經呈現一種自我運行的邏輯，反而是兩岸之間的其他部份才是北京當局在當前的戰略機遇期必須努力開創的部份，簡言之，兩岸的政治關係的發展，甚至可以說，這是「胡六點」的重中之重，從數量來看在六點之中佔了四項。在內容上涉及全方位的兩岸政治議題；首先是兩岸政治關係發展的基礎，此一基礎在以往都是以「一個中國」原則去概括，而胡六點則是第一次以重新定義「統一」的性質和意義的方法，點出現階段的兩岸的政治現實是兩岸「政治對立」，此一「對立」只要是「兩岸在事關維護一個中國框架這一原則問題上形成共同認知和一致立場，就有了構築政治互信的基石，什麼事情都好商量。」這就為新的世紀兩岸解決彼此爭執的「平等協商」作了「定性」。其次包括了與民進黨的接觸、涉外事務、兩岸政治關係的協商、軍事問題的交流、軍事互信機制、和平協議的探討等十分重要，也十分棘手的政治議題。換言之，在新的形勢下，中共中央希望將兩岸關係推上一個新的台階，以便徹底擺脫台獨的干擾；因此胡在他講話的最後才會提出「中國的統一，不會損害任何國家的利益，只會促進亞太地區和世界繁榮穩定，只會有利於中國人民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謂的「統一」是指兩岸「結束政治對立」，構建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

在「胡六點」發表之後，有不少人認為形勢發展的太快，認定胡總書記太心急了，希望「功成於己」，所以在全篇的講話中27次提出「統一」，這是最近的相關發言中十分少見的提法；另外一些人則認為兩岸的統一，如果只是「結束政治對立」，那不就只是現狀的合法化、常態化、長期化，果如此，那裡還有什麼「統一」可言。前者沒有注意到「統一」出現的位置，沒有從不同的分佈去解讀其中的深意；後者則是對「一國兩制」式的統一觀的誤解，「一國兩制」的「統一觀」是辯證的統一，從兩岸的角度看是邁向一國的統一，從一國的角度看是存在不對立而合作發展的兩岸，這樣的統一，既帶有傳統中同屬一國的便利，同時又保留彼此互不隸屬的自由性，這種把多元、差異納入一個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軌跡之中的「統一觀」，此種「統一觀」，以中華民族為本位思考統一，不完全以國家為本位思考統一，這可以是新的世紀裡，我們面臨的後現代社會看待事物，看待發展所必須具備的觀點；由此一角度來理解問題時，「胡六點」只是點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必由之途，並沒有心急求成的義涵；但也沒有放棄國家統一，民族振興的大目標，只是找到一條「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的新的「統一」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