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葛超智與「二二八事件」之謎(上)

1941年美國因為日本偷襲珍珠港而參戰，由於採行「重歐輕亞」作戰方針，必須仰賴中國於大陸戰場上「困住」日本百萬大軍，以便先對付德國軍事擴張，故美國對華政策始終系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考量，「援華政策」亦是此一思維之延續。美國參戰固然是反侵略而戰，但亦是為維護其國家利益而戰。二次大戰時美國國務院外交官員與軍方將士，無論在外交場合或在戰場，莫不奉此為圭臬，以愛國為名，為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犧牲奉獻。美國海軍上尉軍官葛超智（George H. Kerr）正是此類人物之代表。葛超智於戰前曾在台北教書三年，自1937年至1940年擔任台北州立第一中學（現在的建國中學）及台北高等學校（現在的台灣師範大學）英文教師，當時他亦服務於OSS（即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前身）。〔注1〕

1942年美軍於規劃攻台「堤道作戰」計畫時，除搜集各方情報作為軍事作戰用途外，另由所屬「台灣專家」編纂訓練手冊，用以訓練美軍人員及中國情報員。依美國軍方之構想，攻佔台灣後，美軍計劃長期駐守台灣，企圖以台灣為基地反攻中國大陸沿海及日本本土，於哥倫比亞大學海軍軍政學院設置一個特別研究中心，中心之下設有「台灣研究小組」（the Formosa Research Unit）以研究台灣政經情勢，同時積極培訓人員。葛超智最初負責情報分析工作，而後於「台灣研究小組」主編訓練手冊，參與將來駐台人員之訓練工作。

期間葛超智以「台灣專家」自居，基於美國國家利益考量，認為台灣必須控制在美國人手中，極力主張佔領台灣或戰後「托管」台灣。由於珍珠港事變後四小時，美國菲律賓空軍基地即遭受由台灣起飛的日本戰機攻擊，讓葛超智意識到台灣戰略位置的重要性，葛氏試圖說服美國政府佔領台灣，其所持理由聽來令人心驚：「台灣政策上這海島潛在上太重要了，……如此重要，不容我們輕易將台灣交給中國人控制。」〔注2〕為了讓美國能擁有台灣，葛超智排除一切讓台灣回歸中國之可能，強調蔣介石與中國黨政官員貪污無能，依靠中國人將無法保障美國在台利益，為避免美國遭到「帝國主義」罵名，葛氏認為最佳解決之道，是以「國際托管」的方式，將台灣納入美國掌控中。葛超智之主張實為十九世紀以來，美國帝國主義思想延續。自1853年起，即有美國水師提督培理（Mathew C. Perry，又譯伯裡）、駐寧波領事哈利斯（Townseud Harris）、駐華公使巴克（Peter Parker）等先後主張美國政府佔領台灣，或因國會不同意，或因建議未被採納，或因國務卿反對而未能付諸實施。〔注3〕葛超智主張「台灣不屬於中國所有」、「為美國利益著想」與「認為中國政府無力統治台灣」等論點，則深受曾協助日軍征台的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W. Le Gendre）影響。葛超智個人收藏中，存有《李仙得文書》微卷七卷，〔注4〕並有閱讀李仙得檔案筆記。〔注5〕對於李仙得之主張，應知之甚詳。然與李仙得主張相異之處，葛氏認為日本已無法維護美國利益，應由美國直接佔有台灣，日後其一再以維護美國利益為由，挑戰國務院政策，葛超智之作為，實與李仙得無異。

葛超智於1942年7月31日以《佔領與之後的台灣管理備忘錄》，就台灣問題向美國政府提出建言，建議攻台時最好能排除中國軍隊參與，由美國為主的盟軍獨力佔領台灣。〔注6〕重申為號召台灣人起義幫助盟軍，在符合聯合國戰略利益下，聯合國應承諾給予台灣人自治，經由暫時佔領與一段時間的政治教育過程後，以透過台灣住民「自決」（「Plebiscite」）方式，〔注7〕決定台灣自治或回歸中國。〔注8〕此即為日後所稱「托管論」之濫觴。「托管論」主要是以托管方式，戰後將台灣納入美國掌控中，所謂「台灣住民自決」、「台灣自治」等訴求，無非是用來掩飾其侵略本質的美麗托詞。當時美國軍方將領、專家學者，亦有部份人士支持「托管論」主張。

由於葛超智提出要求戰後定位「台灣地位」問題，造成軍方內部討論，繼而有《幸福》、《生活》、《時代》三大雜誌編輯，所擬之戰後和平方案，主張台灣由國際共管，以建立「一條橫越太平洋公路」，此計畫雖以國際安全為名，而其最終目的，仍是在捍衛美國自身安全與利益。但當消息見報，引發中國方面強烈不滿，由立法院長孫科發表文章，表明日本戰敗後應一併歸還台灣與中國東北，同時引發中國朝野聲言，維護完整領土主權的立場與決心。

中國開始疑懼美國對中國「領土」的野心，並積極向美方表明中國的立場，以預防及阻止美方作出枉顧中國領土主權、犧牲中國領土的和平方案。葛超智卻認為中國此舉是，由於美國對台灣大規模的調查結果，顯示出台灣的富庶，引發了國民黨對台灣的垂涎。在葛超智的眼中，中國政府只見利益，極為貪婪。然葛氏本人處處以此論點評斷中國，未嘗不是一種偏見所致。

1943年3月美國「國務次長」威爾斯主動向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表明，美國政府對於戰後中國領土處理的立場，主動提及台灣必須歸還中國，以拉攏中國繼續留在中國戰場對抗日軍。隨後在中國方面極力要求下，美國邀集中國與英國舉行「開羅會議」，最後中美雙方將「台灣必須歸還中國」形諸文字，作成《開羅宣言》。《開羅宣言》成為中美雙方對戰後台灣地位問題所達成的共識。

葛超智原想藉由公開討論，以說服美國「佔有」台灣，或「托管」台灣，未料問題提出後，美國軍方及民間紛紛提出各種主張，引起中國警覺而力爭，阻止台灣從中國分離，反而提早確定戰後台灣的歸屬，使得戰後台灣必須歸還中國。葛超智弄巧成拙。

儘管葛超智提出各種理由反駁《開羅宣言》，視《開羅宣言》僅是羅斯福一時承諾，又視台灣為「戰利品」不應由中國獲得。上述論點極力主張為維護美國利益必須將台灣納入美國掌控，藉否定《開羅宣言》價值，以推翻中國收回台灣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卻無法改變國務院將台灣歸還中國之決定。即使葛氏不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者，但其一切考量皆以美國利益為出發點，然並非所有人都認同其做法，故遭國務院同僚批評其為「帝國主義」者。攻佔台灣之「堤道作戰」計畫，最後以付出代價太高，遭軍方放棄，終使葛超智寄望美軍以實質佔領台灣，藉以改變國務院既定政策之期望落空。儘管事已成定局，他仍堅持「台灣地位未定」。

二次大戰後，日本投降，葛超智認為日本天皇是向聯軍投降，而非向中國投降，而台灣是「戰利品」，縱使美國放棄，也不應輕易地交給中國，最好由「聯軍」來接管，才符合美國的利益。葛超智堅持日本是向盟國投降，不是向中國投降。台灣仍為日本的管轄領土，其管轄權在國際和平條約簽訂之前，台灣地位依然「未定」，葛超智在戰後答覆國務院遠東事務官員諮詢時，仍以此論點抗拒國務院將台灣交還給中國，及美國承認中國對台灣擁有主權之決定。〔注9〕

葛超智抱怨，為此「錯誤」決策，致使麥克阿瑟讓中國人「佔據」台灣，國務院必須對此負責。葛超智否定《開羅宣言》效力，藉以否定中國「光復」台灣的合法性。對於台灣地位，戰後葛超智暫時接受現狀，但改稱在對日和約簽訂前「台灣地位未定」。

葛超智此後以「台灣地位未定」為前提，在台灣鼓動台灣人，將台灣交由美國或國際「托管」或逕行台灣「獨立」，此即由「台灣地位未定論」所衍生的「托管論」與「台灣獨立」發展。葛超智所宣揚之「台灣地位未定」論點，至今在台灣仍為部份主張「台灣獨立」者所援用。

戰後美國國務院遵照《開羅宣言》的內容，將台灣還給中國，1945年10月23日，葛超智隨同美軍顧問團抵台。葛氏並代表盟軍參加「台灣光復」典禮，非但否認中華民國光復台灣之事實，反而堅持其在正式和約簽訂之前，「台灣地位未定」之詭論。

1946年1月至4月美國戰略情報部，私下在台灣進行一場「民意測驗」，檢視這場「民意測驗」，其動機並不單純，事後更以台灣人歡迎美國統治作為結論，於國際媒體上大肆宣傳，其意圖甚為明顯，即在為美國「托管」台灣鋪路。然此次「民意測驗」，僅「訪問過三百多名台灣人」，〔注10〕所得之結論，究竟能代表多少民意？亦值得令人深思。雖然葛超智極力撇清與此事的關係，但蘇新卻指證歷歷，蘇新指出，葛超智私下在台灣糾集台灣士紳從事「台灣獨立」活動，同時丘念台亦暗指葛超智在台進行情報工作。對此類指控，葛超智於日後出版的Formosa Betrayed書中，並未提出反駁與澄清。

從葛超智否定中國「光復」台灣的合法性、主張「台灣地位未定」、刻意製造「民意測驗」輿論效果、糾集台灣士紳從事陰謀活動，一連串行動，恰可證明葛氏憑藉副領事身份之便，展開其原先「托管」台灣想法，意圖結合少數台灣人陰謀不軌。

葛超智對陳儀政府諸多批評，但面對飽受戰火摧殘的台灣、接收人員人數不足與政策規劃偏失等原因，使陳儀面臨施政困境，加上接收人員貪污、政策錯誤，使得問題層出不窮，弊端叢生。復加上軍隊為禍，中央政府陷於內戰無力救援台灣，益使問題形同雪上加霜。

葛超智有著高度的白種人優越感。因「澀谷事件」與「沈崇事件」引發台灣人向美國領事館示威活動，葛氏認為皆為陳儀政府與國民黨在幕後策動，甚至認為在台灣真正想要「反美」的人，其實為陳儀政府與國民黨，而非台灣人。按葛超智看法，台灣人心目中的美國，是一個友善、民主、進步、令人尊崇的國家，同時對台灣人而言，美國也扮演著一個全能救世主的角色。葛氏覺得美國讓台灣人民有所期待，期待美國會給予台灣一個美好的未來，此種期待對台灣人而言，即為允諾。透過台灣人的期待，美國的承諾，即使台灣無法脫離中國，讓美國托管台灣或許是條可行之路。

1947年中國大陸正瀕臨全面內戰邊緣，部分台灣人誤將危機當成轉機，藉機改變台灣的現狀。基於中國政局不穩，台灣人對前途看壞，對陳儀統治失望，「聯省自治」、「交由美國暫時托管」等主張分別被台灣人公開或私下提出來討論，希望能找出解決台灣困境的方案。

葛超智私下企圖透過由少數台籍領袖對以美國政府「請願」方式，促成美國「托管」台灣的目的。「二二八事件」事發前，他以「台灣地位未定」為由鼓吹「托管論」，當少數台籍領袖期待的體制內改革希望落空，在失望之餘，開始尋求由美國介入的可能性，在葛超智協助下進行向美國政府請願行動，為避免赤裸裸的接受「托管論」遭受非議，藉口「暫時」由美國或聯合國托管數年，以達成政治改革的目標。葛超智一方面鼓動少數台籍領袖以「請願書」方式，向美方表達願意接受「托管」的意願，另一方面透過領事館報告，企圖說服國務院接受台灣人的請願要求。隨著「托管」主張部分經由國際媒體披露，遭受大陸各界輿論聲討撻伐。少數台籍領袖中有人開始寄望於蔣委員長撤換陳儀，有人則寄望於行憲後台灣實行自治，以解決台灣的困境。陳儀執政下，終於爆發「二二八事件」。一件查緝私煙傷人事件，引發全省暴動，台籍菁英則藉機要求自治。由於台籍領袖擔心遭到中國軍隊報復，因此暗中不斷向美國駐台領事館求援，受限於駐華大使館訓令領事館人員禁止介入事件，美國駐台領事明白地表示不願過問台灣問題，國務院亦堅持「台灣是中國的」之主張，皆令葛超智難以介入整起事件。由於葛超智個人對台灣人的獨特情感，與對陳儀政府官員之憎惡，使其在紀錄整起「二二八事件」時立場偏向台灣人。

對於這場暴動，葛超智之紀錄與當時情況並不相符，暴動初起，暴徒打死官員並縱火焚燒倉庫時，他並未譴責台灣人暴行，反而將此行為合理化，認為被打、打死的人罪有應得，身為事件的觀察者，因自身情感的投射，致使其看法產生偏頗。整起事件發展到最後，只見葛氏滿篇訴說外省籍軍隊如何濫殺無辜，對於事發時本省人逞兇作惡之行徑則輕輕帶過，似有為事件中台籍暴徒脫罪之嫌，甚至將「二二八事件」美化成1776年美國先民爭取獨立過程之重演。對於國軍二十一師登陸後的戡亂行動，則斥之為屠殺暴行，葛氏當時在台之見聞，日後更成為主張台獨人士，作為譴責國民黨政府治台窳政之「鐵證」。

「二二八事件」事發之初，葛超智認為有機可乘，但礙於國務院訓令、大使館與領事約束，令葛超智在面對台灣人尋求幫助時，顯得無能為力。當事件隨著衝突升高，少數台灣人更進一步將原先「托管」台灣之請求，改為台灣「獨立」，並且寄望美國介入。葛氏於事件前協助台灣人向美國政府請願，3月3日葛氏更不惜與領事攤牌，打破大使館禁令送出台灣人的《致馬歇爾將軍之陳情書》，內容強調台灣人有意訴請美國幫助，尋求在主權正式移交中國之前，台灣由聯合國介入管理。

建議唯一解決之道，為美國立即介入，或代表聯合國介入，以避免台灣人民遭國軍屠殺，強調「台灣地位未定」，台灣仍屬日本法律主權地位之情況下，由美國向南京交涉或由聯合國直接干預。葛氏冀望以「台灣地位未定」作為美國干預之藉口，經由「托管」方式以解決台灣困境。證據顯示整起台灣人「托管」事件葛超智介入甚深，甚至可說台灣人請願行動系葛氏於幕後指導，少數台籍領袖簽名響應，亦可視為葛氏在台大力鼓吹「托管論」之成果。即便如此，葛氏之呼籲，最後仍未獲美國政府支持。

葛超智於1947年3月10日直接交由會鐸上校送交南京大使館之《中國在台灣政府的幾種解決方案》報告中，最能清楚顯示葛超智之真實面目。繼國軍登陸台灣兩天之後，眼見台灣人大勢已去，葛氏一改先前之態度，為維持美國「島鏈」防線完整與防止東亞失序，為防止台灣軍事鎮壓所引發的經濟崩潰，造成共產主義蔓延，站在美國利益考量，葛氏建議美國應繼續支持蔣介石政權，撤換陳儀由文人取代，依照台人要求進行全面政治改革。就在國軍登陸兩天之內，由先前鼓勵各方台灣人，爭取自主、自治、托管、獨立，轉為支持蔣介石在台灣成立一個有效的政府，葛超智所持的立場與態度丕變。【待續】
<br> 〔注1〕台北二二八紀念館於官方網站，http://228.culture.gov.tw/web228/ about03_02.asp上網檢視日期：2006年8月13日。

〔注2〕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20.譯文見柯喬治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前衛出版社，2002年4月），頁48。

〔注3〕南方朔，《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台北：四季出版社，1981年12月），頁85。

〔注4〕鄭純宜，《被出賣的台灣：葛超智（George H. Kerr）文物展綜覽：從世界史的角度反省二二八事件》，（台北：二二八紀念館，1999年4月），頁29。

〔注5〕朱浤源，〈葛超智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台北：台北二二八紀念館，2008年3月），頁459。

〔注6〕蘇瑤崇，〈托管論與二二八事件〉，《現代學術研究專刊》，頁130。

〔注7〕「Plebiscite」一詞，為「主權公投」之意，與「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不同。此葛超智與蘇瑤崇所謂之住民「自決」，實指「主權公投」（Plebiscite）而非「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 of Nations）。

〔注8〕蘇瑤崇，〈托管論與二二八事件〉，《現代學術研究專刊》，頁131。

〔注9〕George H. Kerr, Formosa Betrayed, p.145.譯文見柯喬治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頁157。

〔注10〕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2月），頁1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