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與「民主」概念的重新審視

九十年前，「五四」運動的啟蒙思想先驅提出要將西方的賽（科學）先生和德（民主）先生請到中國來，並且在華夏大地掀起了一場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為了實現「科學」與「民主」的願景，好幾代的有識之士和知識分子為之奮鬥不息。九十年過去了，「科學」和「民主」有沒有在中華大地上生根、開花、結果？筆者認為有必要從大歷史的角度、結合現實對它進行重新審視。

由「科學」到「科學發展觀」

首先，讓我們來考察「五四」運動的思想先驅是怎樣理解「科學」概念的。最早將「科學」概念較準確地介紹給中國人者，當屬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陳在解釋「科學」這一概念時說：「科學者何？吾人對於事物之概念，綜合客觀之現象，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以科學說明真理，事事求諸證實。」（陳獨秀：《敬告青年》，《獨秀文存》卷一）科學是用來揭示客觀真理的，科學的本質就是求真，即是什麼就說什麼，也就是通常說的「實事求是」。陳獨秀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始人和第一任總書記，他將「科學」的精神概括為「實事求是」，被後來的共產黨人奉為圭臬。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努力，中國共產黨人不但牢牢掌握了政權，「科學」在中國的發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64年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1970年人造衛星也上了天。在「兩彈一星」的科學成就基礎上，2003年10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首次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概念。歷經四年的醞釀，特別是其間大陸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以及「神舟升空」、「嫦娥奔月」和即將完成的「誇父追日」等太空技術開發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在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終於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將翻開其新的歷史的一頁，同時也引起西方中國問題專家的高度重視。

然而，何謂「科學發展觀」？胡錦濤為什麼會在此時此刻提出「科學發展觀」？

所謂「科學發展觀」，按胡錦濤的說法，即是：「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胡錦濤強調它是與「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

胡錦濤在提出「科學發展觀」的同時，強調它與「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傳承關係。而「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價值，按官方的解釋，即「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也就是推崇科學精神。至於「三個代表」（即「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其核心價值即是「與時俱進」的精神。胡錦濤強調「科學發展觀」是繼承「鄧小平理論」的「實事求是」精神，又結合了「三個代表」的「與時俱進」思想的科學理論。是「從新世紀新階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全局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在詮釋其「科學發展觀」時，只強調它與「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的傳承關係，並沒有提及「毛澤東思想」。眾所周知，所謂「毛澤東思想」，其核心價值和精神，即是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它與胡錦濤強調要建立「和諧社會」的「科學發展觀」是不協調的，就現階段中國社會發展現狀而論，也是不合時宜、不「實事求是」的，因而是不科學的。嚴格說來，「鄧小平理論」中強調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本身就構成對「毛澤東思想」中「以階級鬥爭為綱」路線的根本否定。至於「三個代表」思想中強調「與時俱進」的思想，則是對「毛澤東思想」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的一種修正。而「科學發展觀」則是在「實事求是」精神和「與時俱進」思想的基礎上，從新世紀新階段為中國的全面發展（胡稱「黨國事業」）提出新的藍圖（胡稱「重大戰略思想」）。

概括地說，由「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科學發展觀」，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人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修正自己的路線方針和調整自己的發展戰略的思想脈絡。正是這種「與時俱進」的修正和調整，才使中國共產黨的「黨國體制」得以沿續和加強，使其「黨國事業」得以鞏固和發展。

「科學發展觀」的學理基礎

「科學發展觀」強調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和可持續地發展社會經濟，其所依據的學理基礎，應該是源自近現代以來形成的「科學理性」。這種「科學理性」注意到在近現代世界各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的歷史表象背後隱藏著比「血」與「火」的階級鬥爭更為根本的原因，即科學技術不平衡發展的競爭原理。這一原理隨著世界近現代進程的不斷深化而日益顯現出其關鍵性。根據科學家的研究報告表明，作為人類生存的資源（有效能量）在地球上是有限的，它只會減少，不會增多。在科學技術高度發展的今天，人類總是以不同的方式進行著資源的交換，任何一個國家所擁有的資源都不可能以封閉形式獨自壟斷。科學技術以不同的方式打破國界，使地球上的有限資源成為全人類所共有。因此，誰掌握了先進的科學技術，誰就愈有能力將全人類所共有的資源據為己有。科學技術的發展，使這種有限資源的分配產生了極大的不平衡。科學技術發達的國家，佔據人類有限資源的大部分；科學技術落後的國家，由於無法在有限資源爭奪戰中取勝而日趨落後貧窮。這就是近代以來人類社會開始邁向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一種「鐵」的規律，它比階級鬥爭、社會制度更為根本。

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的人迅速佔有財富成為有產者，國家之間亦然。為了在資源爭奪戰中取勝，都在努力地改善自己的社會機制、發展本國的科學技術水準。運用了最新的科學技術，同時引進競爭機制也即是順應了在「科學理性」指導下的「生存競爭」規律的國家，往往較先發展為發達的現代化國家。否則便相反成為落後的不發達國家。當今世界實即是在更高的「生存競爭」形式上進行的一場民族戰爭。因為發達國家依靠科技競爭的形式，得到了以往用發動戰爭和殖民主義等「生存競爭」方式所沒有得到的資源。這也是當今世界經濟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緣由。發達國家要求世界各國必須在「科學理性」的原則上進行「公平」競爭，試圖對不發達國家中的「非理性」成分進行改造，如拒絕改造，則有可能被命名為非理性的「流氓國家」，甚至不惜用戰爭加以消滅。這種在爭奪地球有限資源過程中「科學理性」與「非理性」的衝突，便是導致當前地區性、甚至世界性動亂的根源。因此，為了在爭奪地球有限資源中取勝或避免衝突，發展中國家必須依據「科學理性」急起直追，發展自己的科學技術水準，提升自身和本民族的生存競爭能力。隨著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深化，科學技術在「生存競爭」中愈來愈顯現其重要性。掌握了先進科學技術就意味著佔有了生存資源，當今世界不甘落後的國家只有承認這一事實，積極跟上世界文明發展的潮流，吸收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才能抗衡先進國家的科技競爭而免於沉淪。而「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正是為了追隨世界文明發展的潮流，積極爭取進入「科學理性」主導下的世界競爭行列的表現。

「民主」在台灣的實驗

其次，讓我們來考察中國知識界對民主政治的看法。民主政治是否適合中國？在知識界最少也有半個多世紀的爭論。但時下知識界普遍的共識一致認為，民主只是一種政治方式，它的實質內容就是多數決定，然後由全體公民行使公共權力。從一般意義上說來，多數決定比較個人專斷獨裁，其可靠性和正確性的係數要大得多，因為個人的認識總是有局限的。不過，也不完全排除這樣的情況，即有時真理偏偏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多數決定卻產生了多錯。如果出現這種情況，那麼民眾便可以按照民主政治的程序將以前的錯誤加以否定。正因為民主政治有這種不斷調整和修正錯誤的功能，所以人們認為它比專制獨裁要優越得多，在目前還沒有更好的政治方式的情況下，民主政治還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政制。但是，民主政治的功能的落實必須靠強有力的法律制度保證，而法律制度首先又必須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得以任何藉口加以剝奪。也就是說，民主政治必須接受法定的公民基本人權的制裁。民主決定如果侵害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如言論自由、選舉權等法定人權），那麼，民主決定便須重新檢討，這就叫做公民基本權利對民主決定產生的制衡作用。因此，一個國家如果不具備健全的法制，即公民的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那麼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因為公民是通過法律程序對民主政治實行監督的，民主政治如果失去了法律的監督，則無法否定多數決定的錯誤性，而修正錯誤的功能也隨之失敗。

如果說，「科學」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大陸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那麼，「民主」則在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找到了它的試驗場。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自一九八七年蔣經國宣佈廢除戒嚴法、開放黨禁報禁以來，中間經歷了一九九六年的總統民選、二○○○年的政黨輪替這二個階段，每一階段都使台灣的民主化進程不斷向前推進。可是，民進黨的陳水扁政權在執政的八年中，利用台灣島內特殊的政治生態環境，大打族群牌，操弄民粹主義，以便利用手中的權柄上下其手，獲取巨額政治暴利。結果使其家族成為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巨貪。對於這位曾任總統的巨貪能否繩之以法，在在考驗國民黨的馬英九執政團隊的智慧、能力和台灣的民主成熟程度。從鞏固民主成果、加強法治的角度出發，台灣新政府毅然按法律程序將陳水扁羈押審訊，起訴求刑，實踐了總統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民主法治原則，這是馬英九上任以來做的一件震撼島內外和讓世人刮目相看的大快人心事。民主化的進程是否剛健平直，端賴法治精神是否能落實並將其制度化，否則一切都是空談。馬英九政權如按法律程序將陳水扁繩之以法送進監獄，則意味著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將邁向成熟和完型階段。

陳水扁由當選總統到淪為階下囚的過程，雖然使大陸民眾看到了台灣的民主進程在一步一步地深化。但是，八年的經濟沉淪，亂象環生，也使大陸民眾看到民主的進步並不等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換言之，民主政治與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如前所述，民主只是一種政治方式，它的實質內容就是多數決定，然後由全體公民行使公共權力，而民主的功能則在於它能夠不斷調整和修正錯誤。至於要達到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還必須在民主政治的背後尋找更根本的原因。換言之，國家要發展，在民主政治的背面，還存在著更根本的因素和動力，這種因素和動力，在現代西方政治學的術語中叫做「Manpower」，意指有組織地動員和使用社會人力資源。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歸根結柢是要靠合理使用「Manpower」，即有組織地動員和使用社會人力資源。歐美等西方民主國家通過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的議會民主的政治方式組織和使用「Manpower」，以便達到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而中國大陸則通過中央集權和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方式組織和使用「Manpower」，同樣也可達到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誠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好就好在它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

平心而論，中國大陸在鄧小平理論指引下實行改革開放三十年，之所以能在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顯著成效，特別是「兩彈一星」、 「嫦娥奔月」等高科技發展方面的成就，很大程度是依靠中央集權這種有效地組織和使用社會人力資源的政治方式。當然，前提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在大方向上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至於西方民主國家的三權分立的議會民主政治方式，對於現階段的大陸民眾來說，恐怕還屬「心嚮往之」的一種理想。即使將其移植於時下的中國社會，也未必就能達到發展生產力和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因為中國大陸的社會結構和國情與西方民主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同樣是中國人社會，台灣可實行的政治方式（如民主政治），大陸未必能實行；相反，大陸能做到的（如「兩彈一星」、「嫦娥奔月」等需要靠集中力量才能辦到的大事），台灣未必能辦到。

根據以上的分析，筆者預計，未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社會將會朝向不同的方面發展，各自尋求適合自己的社會和國勢民情的政治方式。台灣的政治民主可作為大陸的參考借鏡，但相信不會倣傚實行。因此，台灣民主對大陸的影響非常有限，原因是它不可能有效地組織和動員社會人力資源。

綜上所述，由「五四」先知倡議迎請「賽」先生和「德」先生，到近年來大陸提出「科學發展觀」和台灣民主化進程漸趨完型，中國人經歷近九十年的努力，終於實現了「嫦娥奔月」的夢想，也有了「總統民選」的經驗。科學在大陸落戶，民主在台灣生根，兩岸同胞共同締造了中國人的歷史榮光，這未嘗不是一件值得慶幸的大事。僅以此文獻給「五四」運動的思想先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