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英九「遙祭黃帝陵」看中國生存實質

「華」字連接海峽兩岸中國人

將清明節定為「民族掃墓節」的馬英九總統親自到台北圓山忠烈祠主持遙祭黃帝陵典禮，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在幾乎同一時間出席陝西省黃陵縣黃帝陵前舉行的「己丑年清明公祭軒轅黃帝」儀式，表現出海峽兩岸、整個中華民族「慎終追遠」的情懷。中央日報網路報的社評說：「兩岸人民原本就同為炎黃子孫，血脈相連，文化同源，雖然在上個世紀的國共內戰後，造成兩岸的分治現實，但是台灣海峽並沒有阻隔兩岸人民血濃於水的親情，也無法切斷連結兩岸人民心靈的中華文化。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是連接兩岸人民的臍帶，更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和平橋樑。」

1903年，魯迅剛到日本，進了仙台醫學院，剪掉辮子，照著鏡子看到自己與滿清傳統割裂的形象，寫了《自題小像》：「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他用了西方文學典故「Cupid』s arrow」（希臘愛神丘比特之箭）來形容自己人在海外、心在祖國的情懷，又把黃帝軒轅當作中國人祖先的標誌。過了五年（1908年），「國父」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在日本東京遙祭黃陵，流亡國外的愛國志士通過這一活動來加固與祖國的精神紐帶。此後，不但受孫中山靈感沐浴的國民黨政府重視黃陵祭祀，有1935年中國國民黨派中央執監委張繼、邵元衝去陝西「致祭於中華民族始祖黃帝軒轅氏之靈」之舉，而且共產黨領導的陝西蘇維埃政權也於1937年派林祖涵代表蘇區人民祭黃陵，並宣讀蘇區主席毛澤東、抗日紅軍總司令朱德所撰祭文：「赫赫始祖，吾華肇造；胄衍祀綿，岳峨河浩。……」誰會想到這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毛澤東的文筆呢?!

歷史學家追溯到「百日維新」領袖康有為指出中國「以天下自居，只有朝號而無國號」的混亂現象，提出「中華國」的倡議，後來才有孫中山的革命同志章太炎為「中華民國」正名。從此這個「華」字就把當代的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和黃帝的象徵符號連接起來，又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者實際上是同一意義）連接起來。今天，這一連接又因為國民黨的台灣總統馬英九在台北主持遙祭黃帝陵典禮和中國陝西省政府在黃帝陵舉行黃帝公祭又有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參加而更深一層了。

「炎黃子孫」反映中華民族的多元性

凡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在具有可靠歷史文獻以前都有影響大、感染強的神話，學術上稱為「口頭文學」（oral literature）。中國的「黃帝」神話和印度的「羅摩」神話似乎處於同一檔次。羅摩出自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耶那》(Ramayana)，變成印度古代的國王與現代的神。他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歷史人物是無法證實的，這是因為印度既缺乏古代歷史記載，考古工作也不繁榮（主要由於印度火化的傳統）。中國的黃帝（又作「皇帝」）也是從口頭文學中傳下來的，可是中國有三千多年的歷史記載，考古工作也繁榮（因為有古墓可以發掘），因此黃帝在中國的歷史價值信任程度超過印度的羅摩。但是從嚴格的科學角度來看，我們今天掌握的有關黃帝的生平與墓址的信息也不是那麼可靠的。

《河圖帝紀通》說：「軒轅，主雷雨之神也」；《河圖稽命征》說：「黃帝以雷精起」。這大概是最早的樸實傳說，後來不斷加油添醋、越傳越「真」，不但傳出「發明」蠶絲的夫人嫘祖，還把中國所有的機制都追溯到黃帝，這顯然是非科學、非歷史的做法。我們都是所謂「炎黃子孫」，「炎帝」和「黃帝」之間既有「同母異父兄弟」的說法，而這一說法又和兩帝、特別是黃帝與炎帝的兒子蚩尤之間的著名大戰同出於一處信息來源。如果真有「炎帝」和「黃帝」的話，最大的可能性是他們分別代表了兩個彼此爭奪上風的敵對部落，很難扯上親屬關係。如果真是這樣，「炎黃子孫」這個集體名稱就反映出中華民族的多源性了。

筆者祖籍湖南茶陵，是「炎帝」的故鄉，有「炎帝陵」，「茶陵」又叫「茶王城」，「炎帝」就是「茶王」，「茶王」就是「神農」，傳說是他「嘗百草」而發現茶葉的。從這一傳統來看，「黃帝」在北，屬於黃河流域的傳說；「炎帝」在南，屬於長江流域的傳說。還有更廣的牽連，《史記》說：「神農氏，姜姓也」。著名民族學專家周錫銀說，「姜」和「羌」本是一個字，神農氏是羌族，夏朝的創始人「大禹」出生於「石紐」，地址是「今四川省阿壩藏羌族自治州的理縣」，也是羌族。（參見周錫銀、劉志榮合著：《羌族》，1993年，北京：民族出版社）中國文化曾經有所謂「夷夏之辨」。羌族是「夷」，那大禹就是「夷」，卻是「華夏」第一個可靠朝代「夏朝」的創始人，中華民族多源就更無疑問了！

「泛喜馬拉雅地區人類搖籃」

中華民族的發源地究竟在哪兒？要說得遠一點，我認為是在喜馬拉雅山的東北麓。1932年在尼泊爾西部臘瑪（Rama）村發現人類祖先「臘瑪古猿」（Ramapithecus）的化石以後，中國考古發掘不斷提高我們對人類進化演變的認識。全世界發現「臘瑪古猿」化石最多的雲南省不斷有新的考古發現，使我們知道比「臘瑪古猿」更接近人類的、生活在800萬年前的「祿豐古猿」。更重要的是：元謀縣既是生活在400萬年前的「元謀古猿」的故鄉，也是生活在170萬年前的「元謀猿人」的故鄉。還有離元謀不遠的四川萬縣又發現生活在200萬年前的「巫山猿人」。在印度中部「Madhya Pradesh」（中央邦）的侯尚格巴德（Hoshangabad）也發現了生活在180萬年前的猿人化石。這「臘瑪古猿」、「祿豐古猿」、「元謀古猿」、「巫山猿人」、「侯尚格巴德猿人」和「元謀猿人」勾畫出一個「泛喜馬拉雅地區人類搖籃」的輪廓。這是反駁人類起源於非洲的最強論證。

大禹的故鄉四川和東邊「神農／炎帝」的故鄉湖南都是「泛喜馬拉雅地區人類搖籃」繁衍出來的富饒之地。湖南是世界「大米文化」的發祥地。四川是絲綢的故鄉，有「蠶叢」的傳說，古「蜀」字畫的是吐絲的蠶。重慶發掘的三千多年前廣漢三星堆遺址中不但有大量可能是從印度進口的齒貝，還有鳥神的雕像，很可能是現在保存的世界上最早的印度神話金翅鳥的偶像。我們知道，古印度是用齒貝當作貨幣的，那就是說，三千多年前四川地區已經和印度有了貿易來往，四川是向印度出口了什麼貨物而得到印度貨幣的呢？當然是絲綢了。

大約四千年前大禹到黃河流域去「治水」，他疏通河道，成為中國灌溉農業的先鋒人物，又受到舜的禪讓為王，後來被推崇為夏朝的創始人，從此開始了以中原為基地的中華文化。這中華文化是與河水灌溉農業的成長分不開的。這又使我們注意到中國的一種奇特現象。中國和歐洲同在歐亞大陸兩端，境內都有密佈的河流。歐洲著名的多瑙河、第聶伯河、頓河、萊茵河等都是不同國家爭水、爭地、征戰不已的見證者。世界十大河流都是國際河流，唯有第三大河長江、第六或第七大河黃河例外（這兩條河似乎一開始就為中國專設，從來沒有任何國家要求分享），這是為甚麼呢？原因很簡單，古代住在長江、黃河的不同部落、民族作出決定讓這兩河流域發展灌溉農業，共同繁榮的五湖四海式的「天下」。換句話說，中國是地球上唯一的、由生態環境動力形成的「泛兩河（黃河與長江）流域灌溉農業共同生存繁榮國家」，不但兩河流域本地的人民創造了這「一個中國」，外來民族也紛至沓來共享中國的相對經濟繁榮、社會穩定與文化發達。普林斯頓大學經濟歷史學家麥迪遜(Angus Maddison)統計：從公元50至960年，中國人口是全球的六分之一，從1280至1700年上升到四分之一，1820年更是全球三分之一，1995年是全球五分之一。

驅動中國歷史發展的向心力

我們把中國和歐洲對比就立刻看到中國的特殊性與先進性。第一點，歐洲是集小國的大成，從古代到20世紀上半葉始終沉浸在烽火與硝煙之中，更是發起兩次世界大戰的禍首。相比之下，中國和諧穩定，數千年來是一個大同「天下」，現在更是一統江山、重振雄威、蒸蒸日上的新興大國——一個中國抵幾十個歐洲國家。

第二點，歷史上驅動歐洲發展的是離心力，驅動中國發展的是向心力，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人才覺悟過來，想捨棄離心力而採納向心力。可是由於長期的分崩離析，現在無法產生一個中心，在多中心的形勢下，歐盟始終無法達到像中國這樣大一統、全國一盤棋的理想局面。

歐洲歷史發展的動力是從中心向外擴張、爭奪歐洲霸權與海外勢力範圍。歐洲內部不同強權中心（羅馬、馬德里、巴黎、柏林等）在不同時期試圖統一歐洲而不成功，但歐洲列強卻曾經成功地瓜分全球勢力範圍。中國一直與從一個中心不斷向外擴張的發展背道而馳。中國的政治中心也不知換了多少地方，這是因為中國歷代政治是個太陽系模式——眾星圍繞光芒四射的、太陽式的強大統治中心進行公轉。過去中國政治的「太陽」是「天子」和他所在的統治基地「京師」。由於「天子」不斷更換家族（外來和本地家族輪流坐莊），「京師」就不斷遷移。

這樣看來，中國歷史發展的動力來自四面八方，共同維持「一個中國」的局面。中國政治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也是有矛盾、衝突、戰爭、動亂的，但和歐洲的戰爭與動亂性質不同。歐洲千餘年來受到「反羅馬一體化」（anti-Romanism）旋律的支配，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推行的是中國式的「羅馬一體化」（Romanism），反對地方割據。全世界都有農民起義，別國的農民起義都旨在地方獨立，獨有中國的農民起義軍提出「打天下」的口號——在本地勝利以後並不滿足，而是向「京師」進軍，直到奪取統治中心為止。

宇宙式的、著眼於「天下／海內」的中華文化從來沒有甚麼「民族」或「種族」的概念，這是孫中山在民族主義的講演中嚴厲批評的。孫中山是看到印度「聖雄」甘地能把全印度人民團結起來（而中國人卻只講家族團結、不講民族團結）而批評中國人的，但他對「民族」或「種族」這一西方的概念說不出個所以然。後來蔣中正著《中國之命運》，想要彌補孫中山的理論缺陷，說了一大堆「民族」、「宗族」、「宗支」的話，越具體就越抽像。西方「人類學」對「民族」或「種族」的定義一定要包含「primordial affinity」（原始親屬關係），比方說，源自某個地理、血親等的識別，如「高加索人」、「日耳曼人」、「蒙古人」等。我們今天講的「中華民族」是不符合這一定義的，「漢族」也不符合這一定義。那是在五胡亂華時代，中原的本地人（原來是漢朝的臣民）就叫「漢人」，外來人就叫「胡人」。後來這些胡人都「漢化」，都變成「漢人」。中國人不喜歡「雜種」這個名字，其實中國歷史上最盛時代唐朝，統治家族就是「雜種」。總而言之，中國人的識別是宇宙式的，今天所有以漢字、漢語為母語的都是「漢人」，也都是「中國人」，又都是「炎黃子孫」。台灣除了高山族等少數民族外，都是世世代代以漢字、漢語為母語的「中國人」，陳水扁搞「去中國化」無法成功，關鍵就在這兒。馬英九能夠掌握「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是連接兩岸人民的臍帶」這一基本規律，就會得到廣泛的擁護。

中國永遠尋求自我完善

中國的生存實質究竟怎麼樣，可以用十六個字來概括：五湖四海、一個中心、眾志成城、大同世界。「五湖四海」前面已經講得多了，再和印度比較一下。世界上四大古文明（埃及、巴比倫、中國、印度），只有中國和印度延續不斷。印度幾千年來是一個文明照耀下有成百個國家，直到1950年以後才變成統一的「文明國」。中國卻是從秦始皇帝開始就是一個「文明國」，這樣一個兩千多年的「文明國」就是因為它堅持了「一個中心」的原則。漢高祖的智囊、勸他「詩書治國」的陸賈描寫說：「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詩經‧民勞》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代有所謂「侯、甸、綏、要、荒」這五個「服」，是按文明發達的不同程度圍繞中國統治中心劃五個「同心圈」（concentric circles），「侯服」是統治菁英圈，「荒服」是文明空白地帶。西方學者誤以為這是等級式的「中國中心論」，其實它是屬於「地緣文明範式」而不屬於「地緣政治範式」的。

中國生存中的「一個中心」大有必要，不然中國早就四分五裂了。前面已經談到，是人類六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把中國這樣一個能讓億萬人「共享」的「一個中國」建立起來，這億萬人「共享」的強大願望又要容納億萬「人往高處走」的個人要求，兩者形成矛盾的統一。使這樣一個宇宙式的國家正常運作只能採取「一個中心」的、太陽系模式的集權制度，西方歷史學家稱它為「開明專政」（enlightened despotism）。在一般正常的「治世」，平民擁護缺點眾多的政府，政府實在太壞就「起義」推翻它，另起爐灶。人民永遠希望政府完美，政府永遠無法滿足人民願望，中國永遠尋求自我完善。

正是這樣「一個中國」才能「眾志成城」。最近美國出版的一本由馬裡蘭大學兩位經濟學家、印裔顧普多(Anil Gupta)和華裔「王海燕」（譯音）合著的新書《正確看待中國和印度：認清符合全球利益的世界增長最快經濟的槓桿作用》(Getting China and India Right： Strategies for Leveraging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ies for Global Advantage)，要求《財富》首千名大公司都看到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文明國」）是「巨型增長」（mega growth）的「巨型市場」（mega market），認為它們將來的前途在於和中印24億能工巧匠合作與競爭相結合，不然就會被淘汰。我看這是一針見血的忠告。

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來看，中國生存實質必然會使全球承認、讚賞、團結、合作，把世界引導到「大同世界」的方向去。顧普多和「王海燕」新書的出現，更證明我前面說的「五湖四海、一個中心、眾志成城、大同世界」這十六個字不但具有強大的生存力，而且是一種步伐越來越加快的進化趨勢。我不知道台灣的統治菁英同意不同意這種說法。如果同意的話，台灣應該怎麼辦呢？單是遙祭黃陵是不夠的，台灣越是把自己和中國的生存實質隔離就越有被邊緣化的危險。最後一個問題：台灣能不能借助外國軍事力量而逃出「一個中國」的太陽系呢？我看是很難的。萬一真的逃出了，變成流星，再掉到哪個星球上變成隕石，那就更糟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