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民主禁忌到民主白皮書

一、民主禁忌：

1989年上半年中國大陸發生了一場長期的，從初春到初夏的政治動亂，所謂政治動亂不僅僅是當時的社會菁英和政治菁英的對抗，同時也夾雜著中共統治官僚集團間的權力和路線的鬥爭，在保守派以「426社論」把當時剛剛發生的學生抗議，定性為反黨的「動亂」，社論說「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這就已經決定將這一場鬥爭的各方推向極致，也決定了保守派最終將以社會菁英與學生結合群眾運動為工具，向改革派攤牌，逼改革派表態，由於當時許多參與運動的社會菁英就是改革的支持者，故而對改革派而言，只能對抗到底。對學生和菁英而言，如果不能洗刷反黨的「動亂」分子的定性，則他們的人生就沒有任何前途可言，鬥爭的「極至化」，注定了鬥爭的悲劇結局，特別是改革派在中共黨內鬥爭失敗之後，形成了社會菁英與保守派的直接鬥爭，這一場並不對稱的鬥爭，而弱者之所以不能理性退卻，應該與後來的外力介入有關，其結果就必然以國家暴力終結。

由於「天安門事件」之後，鄧小平就說「西方世界確實希望中國動亂。不但希望中國動亂，也希望蘇聯、東歐都亂。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

果然在這一年末歐洲又相繼發生「蘇東波」的巨變，使得中共當局對移植西式民主的政治改革，更有戒心，因此「政治改革」「民主」都成為大陸所禁忌的話題，也成為北京政權的軟肋，既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進行政治改革，又不能完全無視世界潮流和人民需要不進行政治改革。

在事件之後，鄧小平多次強調改革必須持續進行，這一年的9月4日鄧小平告訴幾個中央負責同志說：認真地真正地把改革開放搞下去。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希望。之後他又和李政道說「總之，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國一定要發展，改革開放一定要繼續，生產力要以適當的速度持續增長，人民生活要在生產發展基礎上一步步改善。」到了1992年鄧小平更以南巡講話，掀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高潮，不過這一段時間鄧小平的改革主要是側重在經濟改革，中共的「十四大」在政治改革部份只說：「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目標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絕不是搞西方的多黨制和議會制。」但是何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沒有人說得清楚，換言之，北京當局的作法是：一方面將民主特殊化，另一方面又把民主口號化。

總的來說，這一段時間內，在中共中央沒有人敢於碰觸政治改革或民主的議題。但是中共並不是封閉的國家，九○年代以後中國開放的速度和幅度都有加快的趨勢，在此形勢下中共的政治勢必作出回應，否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無法推行，所以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政治改革仍是不可迴避的議題。

二、民主白皮書的辯護：

到了1997年中共的「十五大」對民主的處理就出現明顯的變化，「十五大」的政治報告中，在闡述政治政革時和「十三大」的政治報告相似設立了專章，即「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開始就說：「要求我們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中共的「十六大」在政治報告中，也專設「政治建設和政治體制改革」乙節，開始就說：「必須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

這就清楚地點出了中國所實行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朝著社會主義民主的目標邁進，那麼何謂「社會主義民主」呢？在「十六大」之後的三年，2005年10月中共國務院出版《中國民主建設白皮書》，全面說明了現階段中共所實行的「社會主義民主」，及其實踐的邏輯，足見中共對待民主的議題，已經有了若干的變化。

首先、是在價值上肯定了「民主」：白皮書說：「民主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

這就意謂著中共政權已經同意在人類的政治生活中，存在著抽像的「民主」價值，這就不是只從「階級」的角度去認識「民主」，這一個變化對堅持社會主義的中共政權而言，是一個涉及本質的調整，它代表了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之間，存在著可以比較的共通標準。

其次、是在實踐民主的原因上，中共堅持內因論：白皮書說「各國的民主是由內部生成的，而不是由外力強加的。」所謂「內生的」代表了民主制度的選擇有自己的邏輯，選擇何種民主，如何實踐民主，其道路也有自己的邏輯，實現民主的速度、進程都有自己的規律，自主地決定，外人無需干預。

其三、民主的內含上，白皮書列舉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民族自治、城鄉基層民主、人權保障、黨內民主、政府民主、司法民主八個民主內容，從制度面來看，西方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憲政原則、政黨政治、民主選舉也都具備，然而體現西方民主的主要精神和中共強調的民主則大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西方民主強調在個人主義的權利意識的基礎上，以自由競爭來建立政權統治的合法性，而中共的民主強調全體主義的基礎上，以路徑依賴的形成過程才是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來源，所以民主政治必須保障人民有序的參與決策、監督；另一個明顯的差異是西方民主在對權力和權力者的警覺和不信任，所以在制度上，規劃了分權和制衡的設計；而中共的民主是基於「黨」是階級的先鋒隊和全民利益的代表者，所以在制度上，強調合作、協商和民主管理；強調執政者本身的民本意識。

其四、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獨特性：白皮書在歸納出在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在實棧道路中，認為中國民主有自己獨特的經驗，「世界上並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適用的和絕對的民主模式。」除上段所提出的差異之外，中國民主特別說明民族自治，黨內民主、政府民主、司法民主等都是西方民主理論中不曾提及的；當然西方民主強調的宗教自由、新聞自由，白皮書則隻字未提。不過最後白皮書還是提出一個普遍的衡量民主的標準，白皮書說：「衡量一種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關鍵要看最廣大人民的意願是否得到了充分反映，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是否得到了充分實現，最廣大人民的合法權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障。」

「十七大」的政治報告專設「堅定不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乙節，開始就說：「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黨始終不渝的奮鬥目標。」

由是觀之，北京當局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對民主的認知確是出現了兩個重要的變化：第一是從階級的民主觀逐步向普世的民主觀調整，由於此一觀點的調整是在「三個代表」提出之後，所以這樣的調整不是一時即興之作，而是對馬克思理論的調整；第二從社會主義民主的口號化到建構社會主義民主的內涵，而且在民主內含的建構上，從內因論的角度切入，以制度依賴理論作為論述的依據，也比以往空泛的階級否定更具有理論邏輯性；第三以對「民主」的追求來看，《中國民主建設白皮書》的出現，其實也代表中共政權從強調「民主」的特色觀，已經向「民主」道路的特色觀修正，換言之，從本質的差異向方法的差異修正。

三、經濟民主向行政民主的邁進：

《中國民主建設白皮書》代表了中共官方對自己的政治選擇和民主邏輯的辯解，然而政策的辯護不等於學理的辯護，前者的重點主要在闡述成績，並不能深入路徑政策的背後，去探討路徑政策發生的原因，從而也就難以整理出一套通則，進而與西方的民主理論進行對話。於是也很引起討論的必要性。

事實上，從內生論來看，站在中共官方的立場其民主化的路徑，可以分成兩大階段：第一階段從中共統治的合法性路徑來討論時，其主要的論據有二：一是建立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民族主義的要求是內除封建，外抗強權，追求國家、民族的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北京政權至今仍十分強調此一論點，另一個部份是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所以要由共產黨長期領導，這是理論上比較薄弱，因為統治的合法性不是來自血統，所以必須定期接受檢驗，中共即堅持黨的領導，中共不得不以合理性來救合法性之窮；這一部份也就構成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路徑依賴。

第二階段從中國社會主義民主的路徑依賴來討論時，其實踐的過程是從經濟民主入手，進而進入行政民主的階段，再進入政治民主的階段；七○年代末，按中共自己的說法，是經濟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在此情況下，經濟議題迫在眉睫，不改革，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危機立即浮現；所以經濟改革成為執政的唯一選擇，而經濟改革的自我規律，逼使中共不得不放鬆對經濟的管理，開放經濟民主，這個歷程一直從八○年代發展迄今，先是放寬對個體經濟的管束，到區隔出商品經濟，再則實行政企分開，確立企業的獨立功能，九○年代肯定市場經濟，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更是快速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之中，逐步接軌，最終有可能創造社會主義自由經濟的發展模式。

在經濟民主化的過程中，中共的行政管理模式顯然出現不能適應，甚至制約經濟發展的現象，所以行政改革也就在經濟改革之後，不可迴避的改革，八○年代中共政權就啟動了法制建設，政企分開的改革，廢除幹部終身制等朝行政現代化的目標修正；九○年代以後，中共又不得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進行行政的調整，主要集中在機構精簡，裁汰冗員，建立公務員選用等制度，著重政府的工作效率，著重法制管理，當然這些改革都是長期的推動。

另外隨著市場經濟的推行，官員的操守、品德、守法成為主要的矛盾集中所在，到了新的世紀，上述的矛盾並未紓解，中共的行政改革又強化了幹部選用的公開、透明及參與，黨務、政務、社務的公關，強調決策過程民主，胡錦濤上台之後，提出加強執政能力、科學發展觀等運動，都是著眼在行政民主的改革，此種改革就是內生需求的民主改革，這樣的改革才能持久，也才能逐步見效。

如果中共民主改革的邏輯確實是依循經濟民主而行政民主的道路，則未來政治民主的需求必然浮現，屆時人民會要求政權的參與、法律的參與、意識型態的參與，這就進入到類似西方的制度，然而由於中共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建立在「集體主義」「平等」價值之上，與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是建立在「個人主義」「自由」價值之上，所以最終雙方在形式上的相似，掩蓋不了本質的差別。故而雖然中共已經承認「民主」，是人類共同的追求，溫家寶甚至承認其為「普世價值」，但兩者之間仍須進行對話，以便建立共識。

四、民主共識的建立

如果我們希望找一套政治標準，來比較不同國家的不同制度，那就必須尋求在多元之間，建立共識的方法。我們借用哲學界對問題的思考，試圖在兩種民主之間建立共識，賴賢忠在《共識與共識理論危機的當代論爭》乙文中，提出共識是建立在認知的歧異之上，在理論的邏輯次序上，認知的歧異優先於共識，共識是為了替社會衝突尋求較好的解決方式。

共識是互為主體性的、在各個主體之間的，共識指參與者都接受的互為主體性的具約束力的認知。 共識是開放給批判的。共識和生活世界是互補概念，此中，生活世界對於溝通的表達而言具有某種先驗的地位。

這就提醒我們在尋求共識之前，必須尊重和理解歧異；同時尋求共識的目的只在於「尋求較好的解決方式」，而非消除歧異、消滅歧異；有了共識，此一共識也是開放的、可以修訂的。我們如果引用到民主共識的建立，此一過程也十分有意義，而且可以傚法，從論著學術刊物的論辯開始，到真正的交鋒，逐步以供將來評估之用。

五、結論：

今年是天安門事件二十週年，從海外到島內都只注意儀式，而忘記了本質的東西，因此也就不能真正從民主去觀察變化，他們有立場，有意識型態地去謾罵和詛咒，二十年來沒有變化，因而看不到別人的變化，以非民主的心態倡言民主；本文認為必須回歸本質才能真正進行有助益的問題討論。特別撰文志之。

（2009/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