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政權的期中評量：領導與決策

光陰似箭，催人「忙」，這句話用來描述馬政權的執政情境最為傳神和貼切；馬英九總統傳給他姊姊馬以南女士的電子信函中，充分顯露了這樣的情境與感受。不管怎麼說，馬政權的執政也將近二年，磨合期的暖身照理應該已足夠了，基於「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的精神，作為「永遠反對黨」的知識份子，為了人民福祉及社會安全，總要提一提「馬政權的期中評量」；然而，忠言總是逆耳的，馬英九「總統」是不是能當一回事，我們就不能強求了。

一、目前兩岸關係的改善還不能成為政績

平心而論，從台灣社會整體及人民福祉的角度來說，馬政權這二年的執政基本上仍是乏善可陳；或許它會很不服氣地認定，兩岸關係的重大改善應該是顯著的政績。其實，目前兩岸關係的改善情況還不能稱為政績，一來和解是當前國際的趨勢，只要不逆勢作為，將能夠「無為」而治，其政績的感受是來自阿扁相對性的「逆勢作為」而來；說白了，馬政權只是「同意」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今天這個形勢，它又做了什麼「令人民感動」的政策作為呢？連基本的「談判」，不管是分配型模式或是合作型模式，都沒有做過，充其量只不過是「相互參訪」而已，互相送送禮、吃吃湯圓、擺擺場面罷了。難怪，很多台灣人民才會猜疑：「國、共兩黨到底在搞什麼暗盤？怎麼都沒有「談判」？國民黨會不會在送禮時，順勢也把台灣送了？」於是乎，大陸方面越表達「善意」，就越讓台灣人民不放心；君不見抗議又開始激盪乎？這是大陸當局無法理解的，總認為台灣人民不識好歹，如此一來，兩岸的誤解又將醞釀，對未來的發展終究不是好事；就算勉強統一了，對中國而言，也不見得是好事。

其次，當前似乎已是大幅度改善的兩岸關係，對極少數的「財團」或「台商」較之前確有很大的好處，但是對於台灣廣大群眾的「庶民經濟」根本還沒有正面的感受：試問就業機會增加了嗎？國民所得提升了嗎？通貨膨脹減緩了嗎？社會安全有得到進一步保障嗎？這些都不是政府提供數據說了算，而是要能每個人的親自體驗才算！這二年兩岸關係改善後，貧富懸殊的差距反而更為擴大，多數民眾想求「一瓦避雨」都很難，而豪宅價位卻節節飆升；人民就是人民，他們那會深一層去分析，這到底是不是兩岸關係搞的鬼。然而，大陸的對台政策當然也不會替馬政權考慮這些因素，雙方只是硬著干，以為只要兩岸領導人互信夠，一切就和諧歡樂、統一在望；現實恐怕沒有想像那麼順利吧！兩岸關係終究還是內政的延伸。

二、兩岸關係終究還是內政的延伸

關於台灣這二年的內政問題，朝野政治依然是紛紛擾擾不得平息，這種景象如無法改善，早晚將導致台灣社會的「共業」，更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無法以政策理性建構政治共生的空間，進而確立其執政效能。或許，馬政權又會歸責於在野黨的杯葛及意外的危機不斷；事實上，民主政治的在野黨本來就是以杯葛的態度來競爭的，歐巴馬的健保政策不是也遭到杯葛嗎？更何況國民黨在立法院的席次高達四分之三，如此再歸責在野黨的反對，就顯得太無能了；至於危機，本來有危機才有轉機，也才能創造利基，譬如明治天皇轉化西方帝國主義的入侵，順利將日本建造成現代化國家。人類文明不就是靠著處理危機的動力而進化的嗎？關鍵是能不能在當代的風險社會情境中做有效的危機管理。以下就分項加以探討。

馬政府在面對八八水災的危機事件中，不僅缺乏「危機管理」的正確概念，而且也沒有建構隨時可啟動的「危機管理機制」；在完全沒有「情境規劃」下，面對危機只顯得一片慌亂，抓不到重點和頭緒。本來嘛！在多少時間內要下多少雨量，這是「上帝」或「老天爺」決定的，就算總統也管不到。當然，氣象局也管不到；氣象局只能根據科學儀器的數據，把實情報告出來，有時天氣變化太快，儀器反應也有其局限性，氣象局局長下台也不會有助於預測能力的提升。倒是「危機管理機制」的建構及「情境規劃」應該是人可以掌握的，而卻被疏忽了：到底雨下到多少，應該由地方政府處理、如何處理（要有具體應變的計畫）；下到多少需要請求中央支援，多少必須由軍方馳援，多少又應該請求國際奧援，這些都應該有一定的標準及程序規定，如此就可以根據應變計畫，由相關權責機關審定及授權執行，不必再事事請示。到目前為止，對危機的應變還是只靠人的督促及死板的法條規範，而不是建構機能性的體制，終究會陷入「效力疲乏」，而且資源將過度浪費。

其次，面對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問題，馬政權不能理解那是全球化造成的衝擊，卻猛往「擴大內需」去思考，反而導致資金流失、政府財政困頓；增加了外勞的工作機會，卻無助於降低失業率。更糟糕的是，為了表面數字，竟然不是依照市場機能，而採取直接補貼工資的方式，結果是讓失業者流動循環，民怨更高。或許有人會提出，美國解決失業的方案也有採取補貼的方式，但由於美國的經濟機能是全球佈局，企業容易將其融入及轉化，更重要的是，美國的求職者比較習慣於全球流動的就業市場。馬政府如果想真正解決台灣失業率的問題，一方面必須設法在全球體系內創造和爭取就業機會，另一方面要同時教育求職者體認全球化的趨勢，工作機會不會再固著於特定的地域，並且也需要透過教育改造以提升他們的競爭力。在就業機會的創造上，兩岸與其相互排擠、競爭，不如共同合作，一致面對全球化，創造更大的雙贏。

第三是關於健保改革的問題。本來，健保體制的不保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卻要由全民擔負完全的責任，顯然有失公允。事實上，健保體製麵臨破產，其根本原因很大程度是經營不善。然而，健保是年年虧損，但健保局員工卻年年領高薪加高額度獎金，單就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看出其經營是如何的不善。或許健保局員工會說他們也很辛苦，總有苦勞吧！他們應該要建立一個觀念，現代化的經營需要「功勞」，而不需要「苦勞」；「苦勞」沒有價值，也沒有意義。楊志良提出的健保改革方案，只是短視地要大家攤錢，並沒有提出經營管理的配套方案，更重要的是，應該評估其方案對問題解決的有效性。一旦缺錢就要大家攤錢的政策，誰不會？衛生署署長也太好做了吧！雖然我不欣賞哭哭啼啼或激動怒罵的方式，不過，楊志良能夠為了理念不符，毅然下台，似乎也不失讀書人風格；沒想到，最後這種脆弱的風骨還是經不起馬英九的慰留，實在令人失望。

第四則討論警察取締檳榔西施的問題，此事件一旦處理不當，對社會將產生嚴重的後遺症。檳榔西施的問題早已是大家所共知的違序現象；台灣的社會價值觀再怎麼被扭曲，大家心理總還有一把最基本的良知尺吧！警察對這種違序現象的取締本來就是行政該有的作為，一旦執法遭致侵害，那麼毫無疑義的就是「妨害公務」；這個問題已跳升到法律的位階。當然，警察或許採取的手段過當，是否違反法律的「妥當性」、「必要性」或「比例原則」，從人民的立場來說，這也是法律問題。既然雙方的行為都已牽涉到法律，那麼就應交由司法單位依法定程序進行裁決；行政不應介入、干預司法，一旦介入就是違憲，違反憲法所規定的「法官應獨立行使職權」。這就好像尼克森的水門案（違反隱私權的保障）以及克林頓的性醜聞案（違反三權分立準則，試圖以行政權干預司法調查），所違反的是憲法，而不是法律；總統有刑事免責權。既然已是法律問題，身為首席部長的內政部長又怎能「指指點點」呢？內政部長一說話，你說將來法官要怎麼判呢？再從行政倫理來看，一位基層員警的執法，其功過評定都要由部長來發言，那麼警政署長、警察局局長、分局長還能做什麼呢？國家分官設職所為何來？整個文官倫理將蕩然；這是什麼領導模式？另外，部長對此事件的評論，萬一有偏頗，以後那一個警察還敢有作為；行政一旦不作為，社會還有安全可言嗎？

三、ECFA政策評議

最後也來談談ECFA；這可是馬政權的重頭戲喔！基本上，在人類普世覺醒下，和解、合作已是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尤其在經濟的領域。當世界各國都積極推動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時，ECFA當然應該簽，但其主要的關鍵是簽什麼內容、如何簽。

經濟層面上，以目前兩岸的經濟形勢而言，ECFA真的能夠創造雙贏嗎？這是令人存疑的。這是馬政府聽了某些自由經濟學者的意見；他們只是認為只要簽了協定，不管內容是什麼，都會雙方受益，所以到目前為止，他們根本不在意內容是什麼，更不會知道內容應該是什麼。

至於「為什麼要簽ECFA？」他們也只是認定自由市場只要擴大規模，就能提升效率，大家都能賺錢。他們提出這樣的主張，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根本想不出其他辦法，只能靠這樣的機會，簡單的說，就是毛澤東所批判的「機會主義者」。顯然，他們忽略了，這個理論的基本前提是「自由市場」，沒有這個前提，其結論即不能成立。姑且不去討論大陸市場的自由化程度，就連台灣市場的自由化都有問題，由於市場規模小，專買、專賣的情形很普遍，只要在台灣做過生意的人，都能體會。如此二個自由化程度不高的市場整合在一起，會產生雙贏嗎？萬一雙輸，兩岸關係要怎麼發展下去？

這些人的認知是，只要把馬英九應付好，就能「好官我自為之」，從來就想逃避問題，只想把希望寄托在「最簡單而不需費力」的辦法上；他們總是認為台灣的一切經濟問題可以完全依賴市場的運作及中共的支持解決。如果真能如此，那麼歐盟的擴大豈不是一切完美？怎麼會跑出一個希臘危機呢？德國當年就算完全統一了，經濟仍在很長一段時間處於困境。其理何在？

ECFA要真正有利於雙方，必須坐下來仔細研究雙方經濟體制如何互補、合作，包括產業結構、交易網路、資金取得與配置、科技研發、資源取得及市場分配等。如果雙方是功能重疊、彼此排斥、資源浪費、雙方產品的市場排擠，且一切都沒先做好分工協議，講好利益如何分享，那麼合作就無法建立互信，關係也不能穩定而久遠。只有做好一切準備，並進行有效的溝通，對兩岸的統一才會有真正的幫助，否則ECFA一簽，恐怕未見其利，先受其害，對兩岸的統一是揠苗助長。

事到如今，只能面對既成事實。不管怎麼說，ECFA的簽署對台灣還是有政治意義的。基本上，台灣人民對簽署ECFA的態度可分為二大類別：期待和猜疑。以目前的情況而言，抱有期待的群體加上同時有期待又存有猜疑的群體，其比率是逐漸上升中，但絕不會突破65%。真正全力支持者是在大陸投資的大企業及台商，可是比率並不高，約5%不到，另外則是與執政政府及國民黨有利益關係的產、官、商、學界，以及支持統派的人士。

中間抱持期待又猜疑的廣大群眾，其態度是：目前先姑且期待，主要是要看簽了以後，會不會立即得到生活的改善，但是這些人大部分又不太有耐性，不可能等太久。很不幸的是，經濟運作的反應需要一定的時間，恐怕不在這些人的耐性容許範圍之內。如果這批人轉向猜疑，那麼反對方立即翻轉，成為65%。這當中，我必須先提出說明：期待方的65%，是處於觀望態度的狀態，而一旦猜疑群體翻轉為65%，這些人可就是激情的，情勢很難控制。這就是為什麼我個人主張ECFA簽署的時機應選在2011年年中，其主要原因是要保2012年馬英九的勝選。但是，短視的國民黨卻積極想保五都選舉，因為他們輸怕了。最最關鍵的問題是，ECFA簽署的政治效應只能有一次。國民黨這種叢林求生的短視方式，不符合它的政黨特質，也許民進黨還可以，因為民進黨終究是草莽出身。儘管馬英九表明了他的決策不以2012年的勝選為考量，但如果轉而以五都勝選為考量的話，那麼豈不是更為短視？根據當代的共生思維，後現代民主政治的運作應該是「爭千秋」的智慧與「爭當前」的知識共生的時代。從具體的政策學來說，在整體政策過程中，政策規劃必須超越選舉考量，應該以國家整體發展為主軸，而政策執行則應以選舉為考量，即以人民生活的機能需求為導向。

四、後現代社會的領導機能

管理者總是數著一顆蘋果裡有多少個種子，而領導者必須洞察出一個種子將會產出多少顆蘋果。

從領導的哲學與機能來看，隨著社會的進化，人與人、人與社群、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相應地改變，再加上科技的功能，加速了各層次各層面的組織型態及關係網絡的轉移；領導權的結構及網絡型態都在改變。

傳統的領導只需要在意建構良好的自我形象，讓該形象，在精神層面及物質層面，與追隨者的期望和需求相契合。現代化的領導，由於面對的挑戰已不可同日而語，相當複雜及嚴厲，稍縱即敗，因而總是需要帶領一群菁英，共同為理想一起奮鬥；隨著民主化及全球化時代的來臨，領導逐漸機能化，必須帶領一個組織機制的運作，而在後現代社會的衝擊下，其領導的組織機制將由缺乏彈性的理性機制轉移到量子型態的有機機制，領導的內涵也由監督、控制、管理轉換到「全人」的人性領導。

作為一個國家領導人所要運轉的是一個國家大機器，不管怎麼說，總需要一個有效的「動能傳輸機制」，就有如一部汽車中從方向盤到齒輪箱的「動力傳送機制」；這個傳輸機制就是領導人運轉國家機器的「領導團隊」，不管是政策的規劃、執行與評估的機能運作，都有賴於「領導團隊」的運作。所謂「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也」，國家治理的良窳將決定於團隊的主動性，包括分析情勢、前瞻未來、掌握趨勢、下情上達、提供建議及評估、替代性矯正方案的規劃及啟動……等。然而，「領導團隊」的屬性及運作方式完全決定於領導人的認知：領導人的執政意識及其延伸出來的精神力。如果領導人的執政意識是為了人民福祉、承「天」所托、為人民賣命的話，那麼他的「領導團隊」也應該有此意識，精神上是基於理想、為民賣命，實質上是為領導者賣命；如此一來，領導人形象又算得了什麼呢？問題是，你的「領導團隊」憑什麼要為你賣命呢？這就是歷來成功的領導者為什麼都要「禮賢下士」的原因。相對來說，如果領導者的執政意識認定一旦成功取得政權，而政治又是掌握強力分配的資源，他的「領導團隊」是來與他分享資源的；那麼，「領導團隊」的組成就可以揮之即來、棄之即去，而「領導團隊」的成員也在潛意識裡認定自己是來分享資源的，只要把你服侍好，資源自然得享，怎麼可能替你賣命？

人都是在失敗中汲取教訓而成長，這就是老祖先說的「失敗乃成功之母」；太過安逸，絕不可能培育能力。馬政權的第一期期中評量確實成績不理想，事實就是事實，也不必逃避，只要針對失敗的經驗與教訓，更加努力，學期總成績還是很有希望得出令人感動的好政績；同時也要讓人民抱著肯定的希望，期盼著下一期又會比這一期更好。馬英九先生！不管人民當前的困苦是從那裡來，拯斯民於水火吧！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