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記》與《使琉球記》

本人從事清朝沈復所著《浮生六記》研究，已經有好些年了，有幸從研究所得，確定今本《浮生六記》中的第五記《中山記歷》、第六記《養生記逍》，是後人從眾多資料中，集錄拼湊而成的偽作，時間不早於民國十九年（1930）。我也將研究所得結論寫成《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歷、養生記逍－－考異》一書，於2007年9月在台灣出版。出版之後，還透過管道奉寄了一本給研究《浮生六記》的前輩專家陳毓羆先生，希望能得到方家指正。後來有緣遇到陳先生的女婿，據他轉述陳先生對拙著尚表許可。

2008年7月，得悉大陸有彭令其人，找到清朝錢泳手抄的《記事珠》，其中有部分記載「冊封琉球國記略」，並兩次直接提及沈復之名，而且說沈復是跟隨齊鯤、費錫章正副使於嘉慶十三年前往琉球，冊封琉球國王的。在進一步研究之後，撰文證明這一抄稿有關冊封琉球國記略的內容，應該就是錢泳根據沈復原本《浮生六記》中的《海國記》（《中山記歷》的前身）抄錄而成的。並且向大陸文化部推薦該書應收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中，以祈得到最好的保護。後來更進而向溫家寶先生陳情。事件經媒體披露後，引來各方關注。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員鄭海麟教授於《海峽評論》2010年1月號發表了《沈復〈浮生六記．海國記〉與李鼎元〈使琉球記〉之比較》一文，其中有些論點跟本人的看法有差異，所以，本人撰文申述辯析，發表於大陸中國文學網站裡。而鄭先生於《海峽評論》四月號裡，撰文《就沈復〈海國記〉答蔡根祥教授》來答辯。文中指責我「輕率」地下結論說：「王爾敏教授以偽作真，鄭海麟教授引誤論真」。

鄭教授前後兩篇文章都強調他的主張有二：

（一）從國際法來看，沈復《浮生六記．海國記》屬私人筆記，不具有官方文獻價值，在論述釣魚台屬中國領土時，不應過分誇大該抄本的價值。這是稍具國際法常識的人都不會反對的。

（二）《海國記》述釣魚台事，從文字上看，很可能參考過李鼎元的《使琉球記》。而李鼎元是清朝派遣的冊封琉球中山王的副使，其所撰《使琉球記》，（從論證釣魚台屬中國領土的角度）其價值自然高於沈復所撰的私人筆記。

對於鄭教授所說的第一點，我自認沒有甚麼國際法常識，而我也並不反對這一點。我在媒體中也強調沒有論及「釣魚台」的問題。而歷來記載釣魚台的官方文書已經不少，而民間的記載（指沈復的《海國記》）卻是鳳毛麟角，而且不受官方的影響下寫成的，這才是《海國記》的價值所在。

問題在第二點。雖然鄭教授認為他自己重點不在討論《浮生六記．中山記歷》、《海國記》的真偽，誠然；我也沒有就這一點來指論鄭教授的文章。然而，鄭教授卻引證了相關的論述來證明自己的論點，這就不能只用「非關重點」一句話來撇清的，讀者可能因此而被誤導。鄭教授一月號的前文說：

「比較沈復《冊封琉球國記略》與李鼎元《使琉球記》，可知前者是從後者脫胎而來，並作簡略縮寫，故稱『記略』。至於沈復『隱隱見姑米山，入琉球界矣』一語，則顯然是從陳侃《使琉球錄》中『見姑米山，乃屬琉球者』演變而來。可知沈復『記略』是以李鼎元《使琉球記》為底本。」

鄭教授是專家，前文中也引用過齊鯤、費錫章的《續琉球國記略》一書，那不知為何就一口咬定「可知沈復『記略』是以李鼎元《使琉球記》為底本」呢？要知道去琉球的海道基本相似，所見也大致相同，所以，應該比較他們所記的「異」為主，「同」反而是其次的。

就我所看到的資料，抄稿《冊封琉球國記略》中所記載的文字，就形式上而言，的確比較像李鼎元的《使琉球記》，因為李記是日記式的散文體，而沈復《海國記》也是散文雜記體之故。而就內容而論，抄稿《海國記》則與齊鯤、費錫章的《續琉球國記略》更接近、更相似，因為沈復就是跟隨齊、費前往琉球的。所以，鄭教授如果說「就報上所載《海國記》有關釣魚台周邊情形的記述，與李鼎元的《使琉球記》的文字頗為接近」，這我是不會反對的，因為眾多使錄都很相似、接近，當然也可以說跟陳侃、汪楫、徐葆光、周煌等所記相似；「姑米山」是琉球國西邊的邊界，很多使錄都有相同的說明呢！若果因此而就咬定「可知沈復『記略』是以李鼎元《使琉球記》為底本」，我是不敢苟同，要為沈復辯護而大力反對的。

其次，鄭教授在前文的「附記」裡，引述原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王爾敏教授的看法說：

「沈復為蘇州人，於嘉慶七年（1802年）隨其同鄉司韞玉（狀元及第）來京師，作為司的幕僚，與京師士大夫交接，並曾閱讀過李鼎元撰《使琉球記》，所撰《浮生六記》中有《中山歷記》一卷，完全抄自李鼎元《使琉球記》，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觀察和想像編寫而成。內有「琉球觀海圖」一幅，可證沈復確曾到過琉球。……所見之《中山歷記》記述，沈復自謂曾跟隨冊封琉球正使趙文楷、副使李鼎元前往琉球。」

根據這段文字所言，可知王爾敏教授所論述的《中山記歷》，是指今本《浮生六記》的第五記《中山記歷》。今本的《中山記歷》已經證明是偽作的，台灣的陳幅員、楊仲揆諸先生，大陸的陳毓羆先生都有深刻的研究，作者也就是站在他們的研究基礎上，才能更上一層，得到更全面的定讞。而王教授仍然說沈復曾閱讀過李鼎元的《使琉球記》，並以為沈復所撰《浮生六記》中的《中山歷記》一卷，完全抄自李鼎元《使琉球記》，再加上自己的一些觀察和想像編寫而成，這分明是不知道今本的《中山記歷》乃偽作。除非王教授能證明今本《中山記歷》是真正沈復原作，否則，我說王教授「以偽作真」，難道不對嗎？如果王教授本意不是如此，而是因為鄭教授的引述而致使讀者產生誤解，那本人願意在此向王爾敏教授說聲「抱歉」。

鄭教授引述了王爾敏教授的說法，然後跟著作了說明，謂：

「以上王教授的指教，證實了我前述有關沈著參考過李鼎元《使琉球記》的推斷。」

這一推斷，卻真的背離了學術上的邏輯原則。要知道王爾敏教授說的是今本的《中山記歷》，是抄襲自李鼎元《使琉球記》的偽作，不是沈復的原作；而錢泳抄稿中的《冊封琉球國記略》，卻是來自沈復《浮生六記．中山記歷》初稿－－《海國記》，兩者根本就是不同的材料；鄭教授卻要用前者來推論，以證實錢泳抄稿中的沈復《海國記》（即《冊封琉球國記略》）也是參考過李鼎元的《使琉球記》，這不是「引誤論真」麼？而且這在思維上明顯是不合理的。這或者不是鄭教授論述的「重點」，所以，鄭教授寫在「附記」裡，但這卻是學術上的嚴重問題；所以，本人不辭唐突，冒昧陳言。

鄭教授說我「在回應拙文上述兩點判斷時，並沒有作出正面回答，而是採取避重就輕，捨本逐末的方式，將問題轉移至拙文並未涉及的《海國記》的真偽問題論辯」，因之感到「遺憾」。說實在的，我本來就是要論其「輕」與「末」的部分；如果鄭教授能在「輕」、「末」上更加精確的話，那文章的說服力不就更充分了嗎！如果認為這「輕」與「末」真的不重要，那就當我說的是馬耳東風好了。

鄭教授在四月號的文章後，又「附記」一段文字，說「王爾敏教授寄贈有關沈復《浮生六記》的研究資料，內有王教授撰《文家與史家對於〈浮生六記〉之不同解悟》論文，及沈復《浮生六記》大陸和台灣出版的多種版本」。筆者無緣看到王教授的大作，不知是否有相關的辯析言談，而所列的《浮生六記》研究資料，就是不見拙著《浮生六記後二記－－中山記歷、養生記逍－－考異》，或者是因為拙著不堪入法眼罷。

鄭教授四月號第二文後，還有「又及」一段，更正了一月號文中「附記」的「司韞玉」是「石韞玉」之誤（這可能是語音上的誤會，ㄕ、ㄙ之差），連這小小的錯誤都能鄭重訂正，這實在是學術求真的最佳典範。不過，該「附記」還有一處錯誤，就是「沈復為蘇州人，於嘉慶七年（1802年）隨其同鄉司（石）韞玉（狀元及第）來京師，作為司（石）的幕僚，與京師士大夫交接」，其中「嘉慶七年」是錯的。考之《浮生六記》裡所記載，嘉慶七年時，沈復、芸娘年四十，人在揚州賃屋居住，何來「來京師，作為石韞玉的幕僚，與京師士大夫交接」呢？沈復至北京，是在嘉慶十二年（1807）的事，見《浪遊記快》末段，後經推薦以幕客身份參與赴琉球冊封使團的；那時候，芸娘已經去世四年了，沈復孑然一身到北京，再前往琉球的。以王爾敏教授的專業，應該不會弄錯的，所以，我想可能是鄭教授聽錯了，將「1807年」寫成「嘉慶七年」罷。鄭教授手裡有俞平伯先生的《浮生六記年表》，裡面應該說得很清楚，敬請參考。這雖然也是「就輕」、「逐末」的事，對鄭教授而言，或許不無小補。

聽說沈復《海國記》將會以新版《浮生六記》的面貌出版，到時請鄭教授再對比一下，看究竟《海國記》跟李鼎元《使琉球記》到底有多接近、相似？筆者願洗耳恭聽。◆

訂正

海峽評論編輯執事先生大鑒：

本人日前投稿貴刊物，承蒙大刊接受刊登於五月號「回應」中，十分榮幸。稿費也收到了，有點兒意外的驚喜；於此特致函深表謝意。唯刊登論文裡，對本人之職銜稱呼有小瑕，願作一訂正。文中稱本人職銜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教授 ），而事實上本人是：高雄師範大學 經學研究所教授。「經學」是「四書五經」的「經典」的「經」學，不是經濟學的簡稱。本「經學研究所」亦是全台灣，甚至全華人世界的唯一之「經學」研究所。希望將來再有緣投稿，能避免同樣錯誤。專此奉達，順頌

平安

蔡根祥 拜手 2010年5月8日